842年-843年
当语言不能建立王国之时
公元842年的《斯特拉斯堡誓言》与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二者皆为法国与德国的“民族”遗产，自19世纪起，就被学者们加以研究和阐释，并成为授课内容。也就是说，二者都或多或少地被视为定义身份的尺度，而这种身份是建立在说着罗曼语的假想“民族”（“法兰西民族”），与操日耳曼语的假想“民族”（“德意志民族”）的二元对立之上。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术语来表述这种身份，除非将民族主义者的种种惯常说法投射到这段历史之上，但这样做不仅有违事实，也同样有损两个事件中的参与者、见证者与讲述者的意识与思想。这两个事件的重要性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斯特拉斯堡誓言》是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出名应当归功于该事件的一位叙述者与参与者，因为他以精确的语言将该事件记录下来。而誓言所使用的语言也十分精确，与一贯的拉丁公文相比，是一次极大的创新。而《凡尔登条约》，并未遗失帝国统一的记忆，它首次以不同的语言进行了地理上的划分。
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再次发扬了法兰克人根深蒂固的家族传统，他们寻回曾被剥夺的、兄弟间为了继承更多遗产而斗争的乐趣，如同他们的先祖墨洛温王室那般。他们的领地可称为“王国”（regna），这些王国融入比查理曼留下的基督教帝国更加广阔的地域之中，但这之中多少有些虚构的成分。查理曼所留下的基督教帝国，囊括十分混杂的地区、民族和语言：语言上包括凯尔特方言、日耳曼方言（古英语、莱茵法兰克方言、中部法兰克方言、撒克逊语、阿勒曼尼语、图林根语、伦巴第语……）、罗曼法语（庇卡底语、香槟方言、诺曼底方言……）、奥克语（利穆赞语、加斯科语、朗格多克语、普罗旺斯方言、加泰罗尼亚语）；地域上包括低地语区、可能存在的岛状希腊语区（位于意大利）以及阿拉伯语区。各领地被不断切分，领主们也不断地从一座宫殿搬到另一座宫殿，但这种切分并不会以持续的、有意义的方式增加语系的数量，且语系已经得到了切分（罗曼语/日耳曼语）。如果说加洛林家族的谱系合法性是这个权力的象征枢纽的根基，那么物质的联系就将这一合法性具体化了。所有联合的军事力量依靠的都是统一的政府公文和宗教信仰，而这二者都离不开对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即拉丁语的掌握。虔诚者路易与他的儿子，包括他的诸多儿子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最后引发了流血的战争（公元841年的丰特奈之战）。很显然，所有的记载都证明了这些主要参与者在不断地进行着谈判，甚至主教也会到场并主持谈判。也就是说，他们在交战的同时也会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休战或协议。这些谈判虽极易破裂，但仍要求双方都使用一种能有效沟通的语言，一种至少能让最高级别的参与者听懂的语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842年2月14日，《斯特拉斯堡誓言》得以发表，这一时期，为对抗他们的兄长洛泰尔（Lothaire，即虔诚者路易的长子，理应掌握着帝国的大权），查理（Charles，即虔诚者路易的小儿子，后被称为秃头查理）与路易（后被称为“日耳曼人”）联合在一起。当时，丕平二世将大军撤到路易所统治的阿基坦境内。这一事件的叙述者尼塔尔（Nithard）是王室成员之一，学富五车的他有幸作为许多条约的起草者进入历史之中。他为我们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盛典，并留下两位君王及其军队宣誓内容的副本。
我们对会议召开的地点和与会人员不得而知。参与会议的应当是两位君主及其最核心的拥护者，参会人数约有数十人（或几百人？）。在这场会议召开之时，各语区的地理分布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地理分布的核心表明，拥有较少拥护者的路易是日耳曼语区的领袖，而更加幸运的查理则是罗曼语区的领袖。在叙述中，尼塔尔先是精心抄录了这两位兄弟在宣誓前在会议上发表的两段演讲。这两段演讲简洁（口述大概在5分钟以内）而又坚定。两位君主都使用双语演讲，并精心地将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在向自己领地的诸侯宣誓时，路易说的是日耳曼语，而查理则说的是罗曼语。随后，两位君主互换语言，向对方阵营的诸侯宣誓：路易以罗曼语起誓，而查理则以日耳曼语起誓。最后，双方所有人都以自己的语言起誓。在加洛林时期的拉丁语中，两个形容词的意思十分明确：“theudisca”意指“人民的语言，即法兰克语区”，而“romana”则意味着“罗马的语言，即拉丁语区”。在这些名称的背后是两种语言的本义。誓言的拼写极力地中和了方言过强的地域性。在拼写中，德语语言学家辨认出莱茵法兰克语，罗曼语言学家则没有辨认出拉丁语，而是辨认出罗曼语，但他们都对其中的奥依语方言感到十分困惑。并且所有人都在公文先后顺序的权利这一问题上产生了疑问：罗曼语和日耳曼语应当哪个在先？
下文是集体宣誓的内容，首先是查理一方进行宣誓，随后是路易这一方。根据书写内容，一位传令官（为什么不是尼塔尔本人呢？）逐句高声诵读，各方的拥护者（诸侯）则齐声重复：
“如果路易遵守他对他弟弟查理的誓言，而我的领主查理却没有遵守这些条款，若我也好，其他人也好，都不能使查理回心转意，我不会帮助他对抗路易。”
（除了有一些名称上的对调，法兰克语版的誓言内容与此相同。）
加洛林王朝的法令汇编集很早就收录和改编了这两段誓言的全文。这两段高声宣读的誓言，在法学家的口述下，传遍帝国的各个角落，而誓言的调停人，则在802年开辟了一个忠实的战场。事实上，通常此类文件中简短的分句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拉丁语：拼写并未掩盖口语的真实结构，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发音（拉丁语版的誓言）。但斯特拉斯堡的誓言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尼塔尔，这位才华横溢的誓言作者，力图同等对待这两种语言，以日耳曼口语与罗曼口语书写了誓言，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誓言清楚地展现出加洛林时期官方拉丁口语的发音方式。在这个口语变化的阶段，罗曼语，也许还有奥依语，都并不是单一的——长久以来，一部分书面语比拉丁语更加拉丁化了，但这种语言起到特殊的作用，因为罗曼语成了“lingua romana rustica”的口语，即“未接受过教育之人所使用拉丁语”。显然，这份庄严的、以两种口语写成的公文，给了上层方言以足够的权利。
这一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早期“法国的法语”以及“德国的德语”的存在。路易被称为“日耳曼人”是欠妥的：他在阿基坦出生，并在那里长大。直到在战争中，他才偶然得到一块日耳曼语区的领地（一份荣誉，或一块领地）。而他的敌手查理，则出生于法兰克福，并在斯特拉斯堡长大。当时资料中提到，弗朗西亚（Francia）是一小块罗曼语区，中间还包括着许多日耳曼语区。虽然在加洛林王朝，参与统治的有君主、在俗显贵、教会显贵以及修道士，但他们却无需担心语言甚至地域的界限问题。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以及身份最为显赫的臣子都掌握至少两种语言：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法兰克语（一种方言），并且水平不一地精通着“拉丁语”。而对于拉丁语，现代口语和古代的标准口语有许多妥协之处。总之，“法国”与“德国”此时尚未诞生，我们应当透过与现代划分截然不同的文化与思维的滤光镜来对其进行思考。
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是否率先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呢？在尼塔尔过人的洞察力之下，我们得以观察到当时三大主要王国的轮廓：通过切分，路易得到东边的日耳曼语区，查理得到西部的罗曼语区，而洛泰尔则分得自弗里斯（Frise）到伦巴第的这一片横穿东西的土地。洛泰尔所分得的土地，忠实地反映出语言与政治的不相干性，因为在新建立的“洛泰林吉亚”中，人们在北部使用弗里斯语（一种日耳曼方言），而在南部则使用意大利的罗曼语。在这些基于其他标准之上的划分（以及历史的种种偶然）过去很久之后，欧洲才被划分成一个个泾渭分明且冲突不断的语言国家。
米歇尔·巴尼亚尔（Michel Banniard）
附注：511, 800, 1105, 1539, 1883, 1919,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