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9年
非洲敲响了法兰克王国的大门
此地区名为鲁西诺（Ruscino）。这是一座距大海两个小时脚程的山丘，位于鲁西荣（Roussillon，该词是“Ruscino”的变体）境内。你们居住的地方有许多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遗迹。在警戒期间，你们将劳作使用的工具藏起来，因为铁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如果敌人肯饶你们一命，你们就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不知道你们的身份，也不知道你们在这里都做了什么。你们在等待着，犹如一个孤独的哨兵，以守卫之姿在世界尽头的护墙上监视着蛮族。你们可曾害怕，可曾屈服？如果等待是一种毒药，那什么是它的解药呢？
在鲁西诺，人们发现了几枚由统治者下令轧制的钱币，上面刻着维察（Wittiza）和阿吉拉（Akhila）等异邦的名字。但在首都托莱多，却不再有新王登基。有的国王被撒拉逊人打败了，有的则被他们杀害了。你们生活在行省之中，但这个行省的地位却不再微不足道。你们生活在佩皮尼昂郊外，但你们并不知道佩皮尼昂，因为它并不存在（我指的是它尚不存在）。这时是公元719年，该年份是格列高利历上的年份（因为必须要在这段飘摇不定的历史中找到一个定点，以起到分界线的作用）。统治这片疆土的是西哥特人，至少这片疆土上的显贵们都是西哥特人。而你们，则拥有着武器和充满北欧风情的华服。如果这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如果你们没有在那段坑坑洼洼、满是深深的车辙印的多美亚大道（Via Domitia）上抢劫一位商人，你们就极有可能操着一口你们高祖辈的日耳曼方言，抑或是一口晚期拉丁语中的某种方言，带着浓浓的德意志口音，听上去像是法语，又像是加泰罗尼亚语。你们信仰基督教（这是有可能的，尽管我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即信仰圣三一理论（我指的是天主教）。因为你们定居在高卢及西班牙之时，就成为一批安分守己的侵略者和一支高度罗马化的蛮族。你们驱逐了旧时的异教阿里乌斯派（而你们则成为主流）。你们开始憎恨犹太人，因为你们认为他们曾帮助撒拉逊人夺下了非洲。
现在来谈谈非洲。这是一个有着从阿拉伯东部传来的虔诚信仰、修整过门牙的柏柏尔人和深色皮肤的非洲，也是一个7年前在经过海格力斯之柱[1]之后，充斥着叫喊和赤裸的非洲。这样的一个非洲，终结了西哥特王在托莱多的统治，夺取了潘普洛纳和萨拉戈萨，并将西班牙像骆驼的膀胱那样装得满满的。在海角上，你们看到一支非洲军队途径此地，前往纳博讷劫掠。如果你们没有因愤怒和恐惧颤抖得太厉害，你们就会想到，这里的人曾经恐惧的是你们，为了在罗马帝国内安家，将帝国像树干一样劈成两半的是你们。可讽刺的是，也是你们想要咒骂现在的蛮族，将他们刻画成凶残的敌人，而将自己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古董商们将鲁西诺的遗址翻了个底朝天，考古学家们也在此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建立了各部族占领此地的年代顺序。这一顺序并不完整，好比一份我们不知道缺了多少，也不知道缺了哪些内容的手稿。各部族对此地的占领始于青铜时代末期，接着便是铁器时代。这里曾建有规模庞大的高卢村落，但并非仅仅是“高卢”村落，因为依据双耳尖底瓮上的铭文以及铅板上的文字来看，此地的居民还有伊比利亚人。这里的居民从事贸易（数百枚来自各地的钱币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因而被逐渐拉丁化。他们在此地大获成功，以致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他们所在的乡镇获赐建立一个广场，而在当时，只有罗马殖民地才有权修建广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大理石板，石板上刻有献给朱利亚-克劳狄王朝成员的题词。然而，好运在1世纪末之前就已远离鲁西诺。研究者发现，留下这些钱币的人很少来到此地。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鲁西诺先是遭到拆毁，后又得到重建。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研究者没有发现当时人类的居住形式，这可能是由于风化作用以及近代土壤的消蚀作用造成的。在当地有许多地窖，这些地窖后被当作垃圾场和藏物处。还有一些刻着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西哥特王名字的金币。就是在这里，当瞭望水手正焦虑不安地立在海角的岩石边上时，有人在此丢弃了数十个（我们找到43个）金属小印章，上边刻着一句阿拉伯语“Maghnûm tayyib/qusima bi-Arbûnah”，意思是“共有的纳博讷合法战利品”。在劫掠纳博讷后，这支队伍在鲁西诺山丘上停下来分赃，这次短暂的过境只留下一个极易消逝的痕迹，那便是他们在匆忙间开封的铅制印章。至少，这是一种假设，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假设，但这一假设已经离事实不太远了。
你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一个世纪后，鲁西诺被再次攻占，成为加洛林王朝一块伯爵领地的首府，人们在此建起一座城堡：蛮族的入侵渗透及填补世界的裂缝已经结束了，朗格多克人也不再处于一种荒唐的中间状态。从此以后，一条界限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个山口，将两个帝国、法兰克人与撒拉逊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划分开来，甚至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也将法国与非洲划分开来。这次在鲁西诺的停留，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处于中间地带，而在这些印记的微妙和不确定性中，则清晰地展现了当时的地理位置顺序。这些印记在这里并到一起，犹如相互贯穿的运动一般。而我们仍对此次停留的结局不得而知。
当然，这次停留也可能发生于其他时期、其他地点（但记忆的所在就是事件发生的日期）。我们也许该谈谈另一场入侵，人们在记忆中一直保留着它，就好似保留一件珍贵的圣物，因为这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但在鲁西诺事件发生40年之后，普瓦捷事件并没有如课本中的民族故事那般精准地描绘史实，它陷入事件的幻想之中：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普瓦捷，而是发生在图尔，抑或是两地之间的某个地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发生地一无所知）。这场战争，与前后发生的其他数十场有输有赢的战争并无不同之处。我感到很抱歉，赋予这场普瓦捷之战以史诗之感的，并不是一位宫相的英勇，尽管他周围甚至都没有骑着大驴的男爵环绕。这场冲突留下的印记，在敌方的史诗中得到了重建和讲述。在史诗中，这股浪潮并没有征服叙利亚、波斯、埃及、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的非洲以及西哥特王国统治时期的西班牙，而是到普瓦图就戛然而止。这种说法可靠吗？很有可能确有其事，我们或许可以谈论法拉科西内图姆（Fraxinetum）——即弗雷内（Freinet），此地恰好位于摩尔高原（le massif des Maures）之上，悬于圣特罗佩海湾上空。他们不久之前还是一帮悍匪，栖于鹰巢之上，以掠夺为生，其活动范围从整个普罗旺斯地区，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区及莱茵河上游流域。但当这些悍匪年迈之时，他们归顺了科尔多瓦哈里发，他们还会为了即时的利益而毫不迟疑地冒险吗？抑或应将他们的隐蔽之所视为一块有人类居住且受到管理的土地、一个商行或一块殖民地，甚至像伊斯兰教文明中其他的萨赫勒地带那样，是一个位于法兰克王国沿海边境的小国家呢？
实际上，民族故事也许需要修正这次相遇的框架，因为两方异邦人的相会并不总是对抗，也并不只有冲突。在鲁西诺的见证下，这支阿拉伯-柏柏尔人分遣队先是劫掠了纳博讷，后又在此定居近50年，直到新的敌人，即法兰克人夺下了城市。后者让我们相信，是法兰克人让这座城市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城中的埃米尔[2]、政府、驻军及其家眷都是纳博讷人。纳博讷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都会在每星期五下午去做祈祷。尼姆的情况与纳博讷相同，但在尼姆，伊斯兰教的传播仅仅持续了一代人。政府对穆斯林进行安置，并监视着他们的宗教仪式。正如在安达卢西亚，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母亲将她身为穆斯林教徒的丈夫或儿子安葬在公墓之中。在构建我们想象或实际存在的系谱时，我们将这座墓以及对邻里的善意驱逐出我们的记忆，不过如今在一个无关紧要的终曲里，又将它视为一个不寻常的预兆。然而，我们无法在这片公墓中找到它的位置，抑或说，我们无法辨认出它。
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福韦勒（François-Xavier Fauvelle）
附注：212, 1143, 1270, 1446, 1863, 1931, 1940
[1] 海格力斯之柱（les colonnes d'Hercule）是在西方经典中，形容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边耸立海岬的短语。随着腓尼基的商船队驶出海格力斯之柱，他们陆陆续续在加的斯以外，在今日摩洛哥海岸，陆续发现一些毛里塔利亚人的殖民地。——译者注
[2] 埃米尔（émir），又译“艾米尔”，旧译“异密”，是伊斯兰国家对王公贵族、酋长或地方长官的称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