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年
法兰克人择都巴黎
“我认为，克洛维开启了法兰西历史。他被法兰克部落推选为王，并为他们冠以法兰西之名。在克洛维之前，我们都一直处于高卢罗马和高卢的史前时期。克洛维是第一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国王，而我觉得这便是他开启法兰西历史的关键所在。”夏尔·戴高乐如此说道。他在话语中有意识地继承了“法兰西历史”的共和主义者传统，并意欲将之与他的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根据19世纪德意志学者的研究，戴高乐可能会吃惊地发现，在这一时期，法兰克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部落”，它拥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体系。凭借这套体系，法兰克人可以在部落内部自由选举国王，并由此诞生了法兰西民族：法兰克人的语言属日耳曼语系，因此他们也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此时，法兰克人的政权尚未建成，但他们的日耳曼传统，自尚未信教时期起就已得到传播。德意志学者希望通过研究来证明法兰克人的特殊命运。
然而，想要描绘这样一个拥有自己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法兰克“部落”是很困难的。直至公元3世纪下半叶，“法兰克人”这一称呼才出现在拉丁语作家的作品中。在公元4世纪，法兰克人与撒克逊人结成同盟，并以对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攻击行为著称。然而，与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相比，这支蛮族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了。因此，法兰克人大概是在公元406年冬季爆发的骚乱中来到了高卢，而这一事件却未能引起编年史作者们的注意。到达高卢后，法兰克国王成为雇佣兵的长官，他们并不忠诚，效力于不同的罗马帝国选帝侯。
正是在第二贝尔吉卡行省，一个位于斯海尔德河与索姆河之间的罗马行省，法兰克人与他们的国王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481年，法兰克人在图尔奈举行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的葬礼，葬礼极尽铺张奢华之事。1653年，人们偶然发现希尔德里克之墓，墓中摆放着大量的随葬品和钱币。近期的考古发掘表明，在这场葬礼上举行了壮观的宗教仪式，并献祭了约20匹马。墓穴的上方还建造了一座直径为20米的坟冢。葬礼的种种安排布置，与过去半个多世纪蛮族的传统做法并无相似之处。自5世纪30年代起，法兰克首领的墓中便伴有大量以武器为主的陪葬品，显示出法兰克部族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部族，并通过发展特殊的葬礼仪式来保障部族的社会认同。然而，在先前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些与希尔德里克的葬礼同样规格的葬礼都十分铺张，葬礼中所用到的物品的产地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扩展到整片地区：这显示了墓主拥有高于战士的权力，也显示了一个独裁统治的形成。
这位新晋的、与国王无异的杰出显贵为了宣扬自己的统治，创造出许多宗教仪式：虽然它们与旧有的宗教仪式并无不同之处，但这并不能磨灭它们的创新性和不稳定性。根据主教图尔的格列高利的描绘，王权通过先王诸子间的权力分配，就此转移到墨洛温家族的手中。格列高利在公元573年至594年间撰写了《法兰克人史》，书中描绘了法兰克人的风土人情。因此，王权是在克洛维逝世后才发生了转移。克洛维只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他在位之时还有许多其他的法兰克王。克洛维继位后，逐步扫清其他部落的法兰克王，这一点也显现出，克洛维家族当时还并未统一法兰克部族。克洛维对法兰克人的王权统治及其诸子对王位的瓜分，都并非是旧有的传统，但这也显示出，在这样一个创造性的时期，社会准则也是在飞速改变的。
希尔德里克葬礼上的那些新仪式，在30年后他儿子的葬礼上就已被弃之不用了。克洛维的葬礼不再有坟冢，也不再以马作为祭品！他被葬在建于巴黎的圣使徒教堂，就位于今圣日内维耶山之上。克洛维葬礼的形式与君士坦丁大帝的葬礼相同，后者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一座同时献给使徒彼得和保罗的教堂，他与其继任者就埋葬在这座教堂中。克洛维之墓尚未被发掘出来，里面大概埋葬着大量的奢侈品。但该墓的赫赫声名，主要来源于这座帝王级规格的教堂及其相邻的圣日内维耶之墓。
兰斯的雷米主教（Remi de Reims）在公元481年后不久致克洛维的贺信，证实了希尔德里克当时的统治范围。信中，雷米主教恭贺克洛维继承了大统，疆土范围延伸至第二贝尔吉卡行省。此时，法兰克国王甚至已取代西罗马帝国皇帝，成为这片疆土的统治者，这一点，从国王之徽在公元476年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就可见一斑。至此，这两股势力共同统治着这片土地。克洛维与他的军队在公元486年大挫罗马统帅锡亚格里乌斯之后，又接连打了胜仗，将统治范围一直扩展到卢瓦河及毗邻的西哥特王国与勃艮第王国边境。但在这样的军事扩张下，仍有许多城市的执政者是高卢罗马贵族。在尼西亚主教会议（le concile de Nicée，325年）召开后，主教作为使徒的继任者，成为基督教会的领导人，由教士和公民共同选举产生。但实际上，主教职位被转交给贵族，但后者因帝国政权的快速更替而愈发远离中央权力，因而，这些主教掌握了对城市的统治权。
面对克洛维及其法兰克军队，主教们代表所有公民显贵出席了这场会议。这两股势力并不一定要拥有同一种信仰：当雷米主教给克洛维致去贺信时，后者尚未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表明，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两方合作的先决条件。然而，蛮族国王们却固执地不肯皈依天主教。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异教，信奉古老的圣三一理论（la Trinité），但该教派却无力与天主教及其优秀的神学家抗衡。克洛维对天主教的皈依，因其发生时间的相对超前，及其形成了稳固的同盟关系而成为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克洛维在公元496至508年间接受洗礼。他皈依的时间比公元589年西哥特诸王的皈依提前约一个世纪，这为克洛维在公元507年打赢武耶战争，从而征服西哥特王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511年，克洛维在奥尔良召开主教会议，会议共有32位主教出席，其中还包括来自王国新征服的阿基坦地区的主教，显示出国王与基督教会的广泛同盟关系。但这种同盟关系仍有破裂之可能。
事实上，皈依天主教不一定就能获得主教的支持。勃艮第王之子西吉斯蒙德在公元508年之前就放弃信仰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转而皈依天主教，并于公元516年继承王位。因此，国王并没有出席王国主教来年在埃帕奥尼（Épaone）召开的会议。几年后，因西吉斯蒙德违反了亲族的禁令，主教们开除了他的教籍，由此引发了内乱。而在公元523年至534年间，这场内乱也为克洛维诸子征服勃艮第王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克洛维的受洗，亦非是奥尔良主教会议的召开，而是在会议召开后的数年间，克洛维诸子与主教们维持同盟关系，而在奥尔良，规律性召开的主教会议则成为这种同盟关系的象征：第五次主教会议于公元549年召开。这一时期，各地的显贵不断地联合在一起，而自公元572年起，内战则将法兰克王国的疆土重新进行了划分。
克洛维开启了对这片疆土的王权统治，他依靠的是与法兰克军人显贵，以及与刚征服不久的邻国内高卢罗马公民的同盟关系，且这些同盟关系都十分稳固，这也与王国持续征服他地息息相关。这一稳固的同盟关系，使得克洛维诸子得以安然度过公元533年至554年间因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en）试图收复西罗马帝国失地而引发的动乱，并完成了朝代的更替。
克洛维的创新之处同样在于，他开拓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土，疆土自第二贝尔吉卡行省起，一直延伸到卢瓦河南部和比利牛斯山区。这片大西洋沿岸的疆土——直至公元537年收复普罗旺斯后才到达地中海地区——与旧时罗马帝国的权力毫不相干，亦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公元508年，克洛维选择定都巴黎，而非其他诸如特里尔、图尔等更有声望的城市。这一决定，在王权尚未安定之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并且在这一时期，在王国的周边地区也不存在任何权力中心。然而，克洛维下葬于巴黎，为这座城市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克洛维大概是因为圣女日内维耶才选择葬在巴黎的。圣女日内维耶出身于一个最为显赫的高卢罗马贵族家庭。公元451年，面对匈人的来犯，她为了守卫巴黎而放弃自己虔心的归隐，并于10年后，在法兰克人侵袭之时，再次为了巴黎而战。她于公元约502年下葬，而克洛维则选择长眠于她的身旁，直至最后的审判来临之时。
克洛维逝世50多年后，他的孙子们瓜分了王国的统治权，但巴黎却作为王朝的象征被完整地保留下来。随后，巴黎成为一座中心城市。在这片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大面积土地上，巴黎成为新政权的首都，而我们将该政权称为纽斯特利亚（Neustrie）、西法兰克王国或法国。
马加莉·库梅尔（Magali Coumert）
附注：1215, 1357, 1682, 1882, 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