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7年
来自中欧的高卢守护神
公元4世纪是确立基督教义与发展圣礼的重要时期。公元313年，信仰自由为教会创造了和平的局面。随后在公元380年，狄奥多西颁布的法令使得尼西亚基督教占了上风。这些举措让这次殉教没有流一滴血。在高卢亦是如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基督教就开始意味着对社会大众的关切、主教的威望以及高尚的德行。告解神父、苦行者、朝圣者……以及圣徒传记作者的时代到来了。
公元约380年，上帝牵着一位年轻女子的手，带她周游世界。这里的世界，指的是从加利西亚到西班牙西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域。埃吉丽亚，或称爱捷丽，她的出身曾多有争议，而如今我们倾向于这位年轻的高卢女子来自于加利西亚。但她的出身其实无关紧要。埃吉丽亚的游记（19世纪末，人们在位于阿雷佐的一座图书馆中发现了这部没有署名的游记残卷）首先讲述了东方的修道生活，并对圣地进行描绘。其中有一篇以通俗拉丁语写成的文章，可能是由埃吉丽亚在旅途中碰到的一些友善的苦行者写成的。残卷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她不同的游历旅程，有时我们将这次游历称为朝圣。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我们跟随着埃吉丽亚到了加利利、耶路撒冷的撒玛利亚和底比斯……我们看到她攀登圣山——西奈山，在那里，修道士们带她凝望满是圣地的美景。埃吉丽亚接着又来到北边的乐土巴勒斯坦。随后，埃吉丽亚折回耶路撒冷，显然，她在去往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在这里找寻到礼拜仪式的具体做法。最终，埃吉丽亚来到位于埃德萨的神庙。埃德萨是亚伯拉罕的城市，即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尚勒乌尔法。如今这座城市主要居住着库尔德人和逊尼派阿拉伯人，成为土耳其政府、“达伊沙”（Daech）圣战徒以及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爆发频繁冲突的后方地带。埃吉丽亚的游历到哈兰便终止了，随后她返程向西，到达昂蒂奥什和君士坦丁堡。残卷的第二部分，讲述了耶路撒冷的礼拜仪式和圣事的具体做法。这就是我们对这位年轻女子所了解的全部内容，我们不知道这部游记是写给谁的，可能是她的“姊妹”，可能是修女，也可能只是她的亲戚。甚至，将这部无名之作归之于埃吉丽亚也都仅仅是一个假设。之所以认为埃吉丽亚是这部游记的作者，是因为公元7世纪，一位名叫瓦勒里乌斯的修道士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描绘了位于西班牙北部西哥特人聚集地的别尔索山脉，以及一位圣洁的女子所具有的种种美德，而这位女子东方之旅的路线与这本游记的旅程恰好吻合。可以说在圣经史和有关犹太基督教的地理学中，这些被遗忘的朝圣与圣马丁的故事并不相干。圣马丁，作为高卢基督徒的守护神之一和法兰克王朝的重要守护者，2016年（这一年是圣马丁诞辰1700周年），他的名字在人名地名研究、地形学研究以及法国的宗教场所中随处可见。
但是，马丁是一位外乡人。他出生于潘诺尼亚，准确地说是萨沃里亚，也就是今匈牙利境内的松博特海伊。当时，几乎所有的高卢主教都是元老院的成员，而马丁打破了这一传统，他在教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些主教原本对这位“新人”毫无信心，因为他们压根儿瞧不上他那卑贱的出身和粗野的举止。不过，苦行的愿望萦绕在马丁的心头：作为一位不信教的军官之子，他15岁时便加入军队。据苏尔比基乌斯·西弗勒斯（Suplice Sévère）所述，马丁就是在这里，因他的谦虚和悲悯而引人关注的。正因怀着这样的感情，他才会在一个隆冬，同一位在亚眠城外行乞的穷人分享他的士兵短披风。在梦中，马丁看到基督披着一半的短披风在劝说着自己，因此，他在18岁的时候自请受洗。两年后，他离开皇家军队，成为一名基督战士。首先，他来到普瓦捷的西莱尔（Hilaire）那里，因为西莱尔的教育惠及整个高卢。马丁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西莱尔的赞许下，他回到他那些尚未信教的亲人身边。根据圣徒传记作者的描述，在这段通向伊利里亚的漫长旅程中，马丁战胜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匪徒，也驱走了魔鬼的幻象。在回到亲人身边后，马丁劝服他的母亲及几位近亲皈依了基督教，但他无力与家乡深入人心的阿里乌斯教派教义相抗衡，最终马丁被打败，并被驱逐。在到达意大利之后，马丁在米兰的一位苦行者那里落脚，但他又一次受到迫害。在罗马稍作休息后，马丁回到高卢，在那里他受到“最殷勤”的款待。正是在这一时期，马丁在普瓦捷附近的利居热建起高卢第一座修道院。很久之后，马丁又在图尔上游地区的马尔穆捷建起一座新的修道院，公元371年，尽管他在信徒们的呼声下接任了图尔主教一职，但他终其一生都对这座修道院十分眷恋。马丁被誉为西方修道生活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基督教爱德的永恒化身，同时也是乡间福音传教以及修道士与主教在高卢城市基本活动的象征。这些形象贯穿在西方的圣徒传记和肖像之中，这应当归功于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几篇拉丁文著作：马丁的门徒苏尔比基乌斯·西弗勒斯所著的《圣马丁的一生》（Vie de saint Martin），该书成为首部高卢基督徒传记，同时也成为法兰克圣徒传记的奠基之作；两首由佩里格的保兰（Paulin de Périgueux）与韦南斯·福蒂纳（Venance Fortunat）创作的诗歌《圣马丁的生平》（Vies de saint Martin）；以及由图尔的格列高利所著的《法兰克人史》（Histoire
des Francs）。他声称圣马丁奇迹般地治愈了自己。公元573年，他接任图尔的主教一职。格列高利创作这部历史著作就是为了颂扬马丁的形象。这部著作使得图尔的这位圣主教成为第一位建立教派的主教。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行动，是在其于公元397年11月11日下葬之后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也是他所激发的馈赠之行和他那无分贵贱的慷慨庇护。在建设基督教社会和重建高卢城市的过程中，法兰克人民对于马丁的记忆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在去往普瓦捷的沿途，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以及图尔基督教堂所拥有的生机与活力，使得这片圣地自公元6世纪起，就占有了比图尔古城的百年古堡更加重要的地位。
图尔的格列高利这种“以马丁为主旨”的写作方法，他与统治奥斯特拉西亚的家族成员间的联系，以及他对马丁的长期崇拜，无一不反映出马丁的这些形象对于墨洛温王朝的重要性。自公元507年武耶战争（la bataille de Vouillé）爆发后，人们对于马丁的记忆实际上就一直与法兰克王朝的基督教化相伴。在战争期间，克洛维一世为高卢带来“圣袍”，并且战胜了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二世。而在这之后，公元511年，奥尔良主教会议就将去往图尔的朝圣改为去往高卢的朝圣。王权与教会之间的和睦最终在马丁“圣袍”庆典中体现出来——这件圣袍，准确地说是一件棺罩——后成为墨洛温王朝统治者藏品中最珍贵的圣物。在公元七八世纪，法兰克王朝的君主对马丁的信仰变得愈发虔诚，丕平身边的教会人员就证实了这一点。公元约770年，一些“管理小教堂的神父”（capellani）被派作看守那件著名的“圣袍”，“圣袍”被保留在墨洛温王朝君主的祈祷室中，君主们会对着这件“圣袍”起誓。献给圣马丁的教堂数量大大增多，例如在公元753年圣卜尼法斯致教皇斯蒂芬二世（Étienne II）的信中提到，同时期，在法兰克人攻占乌得勒支之后，城中就建起众多圣马丁教堂——这显示出对这位图尔主教的崇拜已经成为法兰克王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加洛林王朝实行的精神政策则加深了对圣马丁的崇拜。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查理曼大帝在亚琛，即今德国境内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建立了一座私人“小教堂”，并在此表达对马丁的“圣袍”的敬意。可以说，对马丁的崇拜不仅仅存在于法国的历史中，至少在罗贝尔伯爵的后嗣独享这一信仰之前是这样的。罗贝尔伯爵的后嗣建立了“卡佩”王朝，该王朝的直系和旁支在公元987至1848年间一直统治着法国。“卡佩”这一名称与王朝的建立者大雨果有关。大雨果曾是图尔圣马丁主教团的在俗神父。如果说，夏巴纳的阿德玛（Adémar de Chabannes）于1030年前后就首次称大雨果为“长袍国王”的话，那么要等到12世纪，英国编年史作者拉乌尔·德·迪塞（Raoul de Dicet）才首次使用“卡佩王朝”这一称呼来界定法兰克王朝的这段统治时期。“卡佩家族的法兰克人”这一叫法因马丁的“短披肩”（capa）而得名。这位来自潘诺尼亚的图尔老主教的声名如今已经传遍世界（马丁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守护神！）。马丁的形象将虔诚的信仰与法兰克王朝的王权融合在一起，对这一形象的推广首先包含着某种野心，它影响了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的欧洲及其边境地带，也影响了克罗地亚王国历史上的佛兰德斯地区。这种统一文化与政权的梦想，在中世纪法兰克王朝的文学作品、信仰与疆土中，反映出一份多样的、与当代欧洲截然相反的记忆。
斯特凡纳·吉奥安尼（Stéphane Gioanni）
附注：177, 910, 1137, 1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