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年
一般无二的罗马人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文献中，高卢至少有一个地方与其他部族不同：他们被称作高卢罗马人，而其他行省并未使用这一叫法。我们的高卢人难道比潘诺尼亚人、叙利亚人和布列塔尼人更像罗马人吗？不同部族有着不同的名称，同样，他们对艺术、文化和信仰的称呼也各不相同。高卢是罗马的“长女”吗？但其他行省却拥有更多的罗马公民（非洲、亚洲），且这些行省的显贵进入元老院（西班牙人）与军队（色雷斯人）的人数与高卢显贵至少是持平的，这就使得这一叫法更加奇怪。这一名称是一个史实，还是后来人们的得意创举？当我们查阅术语的定义时发现，其他部族以及其他罗马行省的人民都没有相应的名称。而凑巧的是，在现留存的唯一一篇皇帝发表的演说，也就是克劳狄一世发表的那篇演说中，清晰地描绘了高卢显贵们成为罗马公民的过程，并且这篇演说被刻在16世纪出土于里昂的青铜板上。这是否是历史助了高卢人一臂之力，好让他们摆脱无名臣民的身份呢？
因为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称呼是否带有优越性。那些对这一名称的构建，例如1833年罗贝尔词典出版社的《历史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中使用的术语——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830年阿尔西斯·德·科蒙的著作中被提到，都想要描绘这样的景象：“高卢人”显然是野蛮的，并构成了法国人的祖先，他们与帝国的臣民（异邦人）并无不同之处。“罗马人”，指的是那些已经获得公民身份的高卢人，他们不再谈起他们的出身，也不再以此为傲。而“高卢罗马人”这一称呼，使得他们想起了自己荣耀的出身（维钦托利），同时也想起了自己对新世界的成功融入。
然而，高卢人与其他部族一样都是罗马人，不论是在那件影响了帝国的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而这一事件也同样影响了世界。公元212年，这一事件的影响范围自（大）布列塔尼[1]北部一直延伸到撒哈拉沙漠及底格里斯河河岸。这一年，卡拉卡拉皇帝赋予罗马帝国全体居民（只有一小撮蛮族除外）以平等的公民身份。但是，古代作家丝毫没有提及这一革命性的举措。只有与该举措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指出，皇帝的这一举措定是不怀好意的：“他让帝国所有的居民都成为公民。表面上皇帝给了他们荣誉，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方式增加帝国的收入，因为这些居民若作为外族人，是无需缴纳大部分税款的。”〔出自《罗马史》（Histoire romaine），第78卷，第9页〕大部分作家都只是单纯地对这一政策进行影射。但幸运的是，一卷埃及纸草书卷（P.Giessen 40）将这份诏书的部分留存了下来，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也为这项举措提供了其他动机：通过壮大信徒的队伍来“感恩那些不死之神”，准确地说是罗马之神。有一种讽喻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明了这个动机，“人们联合起来……共同承担他们背负的义务”。这也是为了能使“所有人民能一同走向胜利”。在文章中断前，皇帝预估道：“（这份诏书）将使罗马（人民）更有尊严：（它证实了人民的尊严），其他人民也能拥有他们过去不曾拥有的（与罗马人）同等的尊严。”将所有人民都团结在罗马帝国的天神与军队周围，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出于对财政状况的担忧。
但实际上，卡拉卡拉真正的动机却无关紧要了：他是出于怜悯，还是因为忧心罗马的荣誉，抑或是出于填补国库的需要？这些动机都是可能存在的。比起研究动机，更为有趣的是分析这项举措的影响范围，研究这项举措对于受惠民众的精神、意识形态以及自我意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简单地说，在公元212年之前，罗马帝国的自由人分为两种：罗马公民和异邦人（不包括鲜为人知且人数较少的蛮族）。自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0年-公元前88年）之后，意大利居民的后代就与罗马公民享有了同等待遇。罗马公民同时还包括那些出身行省、以不同方式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人（及其后代）。由罗马元老院或皇帝（自奥古斯都起）对个人授予公民身份，对被保护人来说是最罕见也最尊荣的，例如希律（Hérode）变成盖乌斯·尤利乌斯·希罗德斯（Caius Iulius Herodes）。这样的公民身份都是为行省中的大显贵保留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希腊、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城中的公民法官都成了罗马公民。但是，成为公民的不仅只有显贵们，还有“罗马殖民地”的居民。虽然从一开始，这些殖民移民者就是公民，帝国把从当地人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交到他们手上。自公元2世纪起，这些城市就成为“殖民地”，城中所有的自由人都成为罗马公民。解放奴隶同样可以增加公民的数量：这些被解放的奴隶的孩子成了公民。还要算上效力于罗马军队辅助部队的士兵：这些士兵在复员后都成了公民。然而，这些士兵有很多是从帝国中罗马化程度较低的族群征召而来的，包括色雷斯人、日耳曼人以及西北部的西班牙人。在这样的政策下，罗马公民的数量快速增长，但各行省公民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却很大：高卢（特别是在那旁高卢行省）、西班牙、非洲和爱琴海盆地的公民比例，要高于叙利亚、阿拉伯和埃及。帝国的另一部分居民是异邦人，即帝国的臣民。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当地团体的公民，而对于当地的团体，西方称之为城市，而希腊地区则称之为城邦。他们在团体中拥有权利，但不缴纳部分罗马公民需缴纳的税款，例如上缴遗产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5%）。
公元212年实行的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坚定的一体化政策的延续。塔西佗提到，克劳狄一世在那篇著名的里昂讲话中指出，罗马的力量来源于其融合战败者的能力：“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善于征战，但他们的覆灭不正是因为他们固执地将战败者划为异邦人吗？”（塔西佗，《编年史》，第11章，第23-25页）事实上，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演讲稿的官方版本中，但它完全符合此次演讲的精神实质。罗马对于公民身份的慷慨就反衬出希腊的吝啬。但这种对比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假象，因为雅典和斯巴达的公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利（检察官的选举、法律的投票和审判权），而这些权利对于罗马公民，自共和国末期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镜花水月，而在帝国时期就压根不存在。持续向曾经的战败者提供公民身份，这无疑是卡拉卡拉做出的选择，但这一举措并没有在帝国内产生很大的反响。人们对不断产生的大量新晋公民都习以为常了。并且，公民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剥夺原有公民的权利：只有罗马和意大利才会进行小麦的分配，这两地的人民不论高低贵贱，在同盟者战争后都成为公民。
然而，从未有一个帝国实行过如公元212年法令的政策。此项法令甚至与其他帝国所实行的惯例截然相反。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多种族群并存的基础之上的，各族群遵循他们各自的法律，由帝国中的少部分族群或教派领导，这些人掌控了帝国内的所有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因此，帝国仅仅是“民族”的叠加（例如奥斯曼帝国），各“民族”相对自治，这也是皇帝所希望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没有经历这一阶段，因为行省与民族并不相干。即便是高卢也和其他行省一样，拥有通行的语言和共同的信仰。但对于他们来说，从属于罗马更像是出于一种爱国情怀，而不是为了要构建一个在文化上统一的民族。相反，帝国的罗马公民，即掌握权利的那少部分人，不仅仅来自特定的人种或宗教群体，也同样来自帝国内的所有族群。因此，帝国的各阶层、各族群中都开始了一体化进程。
在公元212年法令的实行下，不论是用拉丁语还是用希腊语，所有自由人都可以自称是“罗马人”（拉丁语Romanus，希腊语Rhomaios）。与其他行省中的居民一样，那些原本不是罗马人的高卢人如今也获得了公民身份，并在法律上与其他行省的罗马人享有同等地位。然而，当日耳曼人入侵之时，这支北方人种成为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新主，形成了两支贵族群体，即日耳曼新贵族以及罗马旧贵族。其中罗马旧贵族遵循的是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文化，但他们同样也承载着“罗马”的文化。绝妙的一体化政策建立了罗马帝国，在高卢和其他行省都收效显著，尽管后来的历史文献都极力想要将高卢从这个法律统一、文化多样的整体中区别开来。
卡拉卡拉在公元212年推行的法令，或许在其无心的情况下，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打下基础。帝国内公民身份的普及，使得阿文提诺贵族、高卢商人、法尤姆农民、色雷斯士兵、雅典演说家、巴尔米拉沙漠旅人和里夫牧人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在进行了语言的相对统一，即政府强制民众只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之后，帝国内人人都拥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人人都能夸耀自己享有共同的归属：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帝国中，高卢的面积比其他行省要大一些。卡拉卡拉开启了罗马人口覆盖帝国疆土的进程，虽然未曾因此而孕育出民族国家，但历史学家依旧认为此项举措十分具有现代性。
莫里斯·萨特（Maurice Sartre）
附注：48, 451, 800, 1804, 1927, 1965, 1974
[1] 大布列塔尼即英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