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年
东方基督教的长女？
“我们的东方弟兄那永恒的信仰唤起了西方基督徒的虔诚之心，正如他们对高卢的第一批基督教徒所作的那样。”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菲利普·巴尔巴兰在他近期出版的作品前言中如此写道。这部作品描绘了公元177年殉教士的故事，暗讽了伊斯兰圣战的残暴行径。第一批基督教徒在高卢，乃至除罗马之外的整个西方都十分著名。这批人实际上就是公元177年的里昂殉道士，其中一部分人来自小亚细亚。红衣主教巴尔巴兰同样也提到了一个最初由欧内斯特·勒南提出的理论。欧内斯特·勒南认为，基督教团体有着众多信徒和蓬勃的生命力，并被圣保罗在亚细亚发扬光大。而第一个里昂教会就是基督教团体的传教女。这些发生于公元177年的事件之所以能够被广为人知，就是因为一封里昂和维埃纳教会致亚细亚和弗里吉亚教会的信。公元4世纪初，作为东方基督教的神父之一，该撒利亚（位于巴勒斯坦）的尤西比乌在他所著的《教会史》（Histoire ecclésiastique）中，引用这封以希腊语写成的信件，并或对其进行改写。《教会史》首次描绘了人类的救赎史。这份仅存的资料表明，首批里昂基督徒可以娴熟地使用希腊语。同时，里昂的大主教始终都是高卢的首席主教。作为研究古代教会的伟大史学家，杜谢恩主教（Mgr Duchesne）则坚信里昂自公元2世纪起便拥有某种霸权地位。
但是，何以解释公元177年里昂这批基督教殉教士的出现呢？里昂当时是高卢河流与道路的重要枢纽，吸引了大量商人，尤其是东方商人。东方商人也同样聚集在位于那旁高卢行省内的马赛、纳博讷和阿尔勒等地。那旁高卢行省位于地中海沿岸，自公元1世纪起，因其高度的罗马化，老普林尼[1]就将此地与意大利相提并论。里昂不属于这片早已归顺罗马的土地，但却是一座汇集多种族群的先锋城市。在富维耶山西面的山岗上，坐落着公元前43年，为安置罗马士兵而建立的卢格杜努姆殖民地中心：在那旁高卢行省境外，这里是唯一一处生活着罗马公民的地方，后成为里昂高卢行省的首府。富维耶山南部，在罗讷河与索恩河交汇处的附近，有一片面积广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区，它被人们称为“货物集散地”（canabae）。富维耶山东部，在红十字山的山坡上有一处聚居点，那座由三大高卢部族共同建造的神庙就坐落在此：这是一座供奉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崇敬之情。来自里昂、阿基坦和比利时行省中60座城市的代表每年都会在此地相聚。里昂基督教团体形成一个新的群体，这一群体向外传播，甚至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高卢地区。这个早期教派已经进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也因此蒙受了一些损失。并且，该教派尚未形成如公元4世纪、公元5世纪的基督教帝国那般严密的管理组织。
人们因为这些殉教士，特别是那些最顽强勇敢的殉教士，才知晓了公元177年的里昂基督教派。在文章的大部分篇幅中，该撒利亚的尤西比乌列出这48名殉教士的名单，这些人的姓名都在后世的拉丁语文章中得到考证，并于19世纪被刻在里昂的圣-波提纽斯地牢中。然而，这48个名字也并非准确无误，尤其是因为，尤西比乌写下这个名单所依赖的，是在这些事件发生100多年后，一个驳斥亚洲异端基督教派的论证。身份能够得到证实的，只有在那封著名的信中所提及的10位最有声望的殉教士。在这10位殉教士中，有5人来自亚细亚行省。可以确认的是，其中有帕加马的阿塔罗斯，一位以家产资助里昂基督教派的罗马公民，以及亚历山大，一位定居高卢多年的弗里吉亚医生。其中3个希腊人名也十分惹人注意，即阿尔西比亚德斯、比布利斯（一位女性）和波提纽斯。另外，还需加上维提乌斯·埃帕加提乌斯（Vettius Épagathus），他是一位显要的罗马公民，而他的先祖却是一位获得自由的东方奴隶。另5名殉教士是高卢人，包括教会执事维耶纳·桑克特乌斯（Vienne Sanctus）和马图卢斯（Maturus），以及奴隶布朗蒂娜（Blandine）和蓬提库斯（Ponticus）。蓬提库斯15岁，是布朗蒂娜的弟弟。我们曾认为布朗蒂娜是一个东方人，来自遥远的亚美尼亚，可后来证实，她的名字出现在高卢的许多铭文中！她的传统形象是一位少女，但她实际上是一位成年女性。再看看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波提纽斯。他是一位90多岁高龄的主教，即该教派的神职人员。这个教派的等级制度当时尚不森严。他的名字指向了他可能来自亚细亚地区，但根据其继任者，即《驳异端》（Contre les hérésies）的作者爱任纽的活动轨迹，我们重新构建了波提纽斯的活动路径。爱任纽来自亚细亚行省，他师承士每拿教会的波利卡普，并在旅居罗马后定居里昂。与传说不同的是，爱任纽并不是殉教士之一，他只是为罗马主教埃留提利乌斯带去了里昂基督徒的信件。这些殉教士的东方出身足以说明，里昂教派与亚细亚各教派之间是有所往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联系十分紧密。此外，里昂的基督教徒遵循的是罗马的习俗，例如对复活节日期的选定等等。
但是，为什么这个在人种和社会层面都十分混杂的团体，会于公元177年发生殉教事件呢？显然，这一事件不是由那道在公元3世纪中期才颁布的皇帝法令[2]引起的。最初的迫害是在两个背景下发生的。其一是一些严重的灾祸，例如公元64年，罗马城在尼禄的治理下发生大火：基督徒们被当作嫌犯处决，他们受到处决同样也是因为他们拒绝进行异教徒的赎罪仪式。另一个背景则是一些对基督徒具有宗教动机的告发行为，尤其针对的是基督徒没有表现崇拜皇帝的行为。大约在公元112年，图拉真示意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的省长小普林尼，只有在检举合乎规范时，才能逮捕基督徒。遵照罗马的司法程序，这种检举是不匿名的。公元177年正处于马古斯·奥列里乌斯的统治时期，他是一名卓越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在著作《沉思录》（Pensées）中，他指责基督徒寻求殉教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顽强和戏剧性。人们不应将这种成体系的迫害归在他的身上，也更不应该归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皇帝身上。然而，尤西比乌却认为，在马古斯·奥列里乌斯统治期间，“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皇帝再次十分残暴地迫害我们……，随后这种迫害演变为城中百姓的攻击行为”。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亚细亚地区，发生了对基督徒名副其实的大屠杀。要想分析这些屠杀，就需明白在当时，人们总是会利用灾祸的发生去选出一些宗教替罪羔羊，例如在一场严重的“鼠疫”（其实是天花）首次大规模侵袭多瑙河边境地区之时。
对里昂基督徒的迫害始于一次大屠杀：在大屠杀后，基督徒们就被禁止出入公共场所，例如广场和浴室。人们对基督徒嘲笑谩骂、拳脚相加、趁火打劫、扔掷石子，还让基督徒沦为阶下囚。在卢格杜努姆广场，基督徒们受到步兵大队的军官及公民法官的就地审问。里昂人来自四面八方，同时他们又都遵循着崇拜皇帝的准则：人们认为，基督徒们在里昂难以为继，因为他们都有着第一个特点，而却顽强地抗拒着第二个特点。他们被囚禁起来，等待着面对里昂省长的审判，而后者独有判处他们死刑的权力。维提乌斯·埃帕加提乌斯公开承认他的基督教信仰，但却因为他的社会地位而没有被立刻处决。这引发了一次在整座城市范围内对基督徒的围捕，此次围捕与图拉真的旨意相反，但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为对公共秩序的担忧：省长的做法与公元64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相似。在被囚禁后，基督徒就受到拷打，桑克特乌斯承受的拷打尤为严酷：当执刑者把烧白了的青铜刀片烫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仍回答道：“我是个基督徒！”比布利斯先前背弃过她的信仰，而在拷打之下又再次拾回信仰。与此同时，其他弃教者还是被投入大牢，这同样背离了图拉真的旨意。老主教波提纽斯在受刑后，死在他的单人囚室里。用刑的第一阶段以囚禁和拷打为主，为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到了第二阶段，最顽固的基督徒被送入野兽之口，承受着一种漫无边际的痛苦。这种惩罚是在圆形露天竞技场进行的，竞技场靠近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自8月1日开始庆祝的节日往往都伴随着竞技比赛。桑克特乌斯、马图卢斯、亚历山大、布朗蒂娜和蓬提库斯在忍受了鞭子的抽打、野兽的撕咬以及烧红的铁凳之后，还是被斩首了（只有蓬提库斯在被拷打的时候就死了）。在传统形象中，布朗蒂娜面对的是一头狮子，但根据尤西比乌的描述，她被装在兜网里扔给一头公牛，这才是她所承受的刑罚。罗马公民阿塔罗斯的案子被省长呈报给帝国的管理机构，后者判处阿塔罗斯死刑，作为对不肯背弃信仰者的惩罚。由于其身负先驱者的身份，阿塔罗斯又被扔给野兽，但承认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公民一般都是直接被斩首的。殉教士的遗体最后被露天示众6天，然后扔给狗群撕咬，最后在焚烧后被扔进罗讷河中：在罗马，人们认为没有墓地的死者皆为大恶之人。
对里昂殉教士的崇拜之情，首次形成了一个将法国视为“教会长女”的传统。这一形象的形成不仅是因为里昂殉教士与早期东方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他们是西方的早期见证者。
樊尚·皮埃什（Vincent Puech）
附注：397, 1308, 1572, 1685, 1858, 1954
[1] 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世称老普林尼（与其养子小普林尼相区别），古代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代表作《自然史》。——译者注
[2] 从3世纪开始，帝国内部自由民间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消失，原先适用于不同法律主体的公民法和万民法之间的区别也失去实际意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