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
罗马元老院里的高卢人
一些特殊的证据对少数历史事件进行了阐释，使它们犹如黑暗中的光束，让我们得以透过一些人、一些事的特殊际遇，看到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公元48年秋，罗马元老院的这一事件正在酝酿之时，正值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日耳曼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Germanicus），即克劳狄一世在位（41-54）。该事件标志着一个交织着众多关键因素且又意味深长的历史时刻。
史实的确立离不开两篇产生了极大反响的文章。其中一篇的作者为拉丁历史学家塔西佗（58-120）。在《编年史》（Annales）第十一卷中，塔西佗详细地描绘了一个在公元48年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事。这一年，里昂高卢行省的显贵提出进入元老院，并在元老院中占有席位的请求。在拉丁语，此项权利被称为：ius adipiscendorum in Vrbe honorum。虽享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他们的这项请求仍遭到罗马元老院的拒绝。此后，阿基坦高卢行省、里昂高卢行省、比利时高卢行省的显贵代表团来到罗马。塔西佗对他们的到来进行了描述。克劳狄一世召见代表团，并发表深受代表团认可的演讲。在克劳狄一世演讲前，议会折衷地决定，将这份光荣的权利独许给埃杜依人。后者是里昂高卢行省的一个大部族，因长期与罗马人交好，可称得上是罗马人的兄弟。
第二篇文章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标题不止一个。1528年，人们偶然在里昂的红十字山（la Croix-Rousse）的山岗上发现了这篇文章。古时，为表对罗马及其统治者的崇拜之情，三大高卢部族在此地共同修建了一座神庙。在一块重约220千克的烫金青铜板上，有一句精心刻制的拉丁语铭文。这段残缺的铭文誊写了近一半克劳狄一世那段深受高卢人喜爱的讲话。塔西佗也找到这段讲话，并将其誊写于书中。这段著名的铭文被称为“克劳狄青铜板”（table claudienne），竖立在神庙附近。在这片地区，曾经的大祭司及其家眷习惯根据他们的光辉事迹，修建雕像和纪念碑。尽管在铭刻之前经过修改，但这段在元老院的讲话仍旧再现了这位皇帝富有活力的口才，而只有这种口才流传到了今天。作为世代相传的文献和当地人民自豪感的来源，近代以来，这些青铜板一直悬挂在市政厅，后于里昂的博物馆展出。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发生于公元48年的事件。该事件是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一环，后者始于一个世纪之前，始于公元前52年，恺撒在维钦托利于阿莱西亚投降后，吞并高卢之时。要想理清这两个时间节点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代的概念是个不错的分析手段。
去元老院请愿的高卢人皆为成年男性。在他们的城市里，这些高卢人都是得到官方认可、生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显贵。高卢成为一片在法律和文化层面罗马化了的土地，而这些高卢人作为阿莱西亚参战士兵的孙子和曾孙，成了这一进程的主要参与者。在高卢罗马化的进程中，最能体现罗马特色的，是按照地中海和罗马地区标准修建的城市和建筑物——神庙、广场和观看演出的场地。高卢的罗马化体现在这些由罗马人领导修建的建筑上，但也同样能体现在其他方面。这些新城，或刚刚建立，或经过翻新，都常以君主的名字命名，例如利勒博讷是以朱利亚博纳（Juliobona）命名的，图尔是以恺撒丘（Caesarodunum），而欧坦则是以奥古斯都丘（Augustodunum）命名的，等等。那些最为忠诚的显贵，他们名字的顺序与君主相同，例如盖乌斯·尤利乌斯就是取了恺撒和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的名字，并在后面加上一个个人的别名。这种著名的三名法（拉丁语tria nomina），表现出当时的君主会赐予个人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作为其杰出贡献的奖赏。在众多例子中，我们就以一位埃杜依祭司的名字为例。这位祭司为三大高卢部族的神庙举行落成仪式，他名叫：盖乌斯·尤利乌斯·维尔孔达利都努斯（Caius Julius Vercondaridubnus）。在克劳狄一世开始授予个人与集体以公民身份之时，罗马帝国的行省中遍地都是名叫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Tiberius Claudius）的公民。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忠诚的力量就此将新晋公民和他们的恩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新晋公民面对的是朱利亚-克劳狄王朝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克劳狄一世。此时克劳狄一世已经掌权7年，他是由禁卫军拥戴上台的，他原本并没有资格穿上皇袍。克劳狄一世之所以能够继承王位，是因为在公元37年，他的侄子卡利古拉选择置提比略于死地。公元47年，克劳狄一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他隆重地重新启用监察官这一共和时期的官职，该官职自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被废止。克劳狄一世之所以实行这一举措，是因为他想要进行一次居民人口普查，而适逢这一时期，帝国刚刚于公元43年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并征服了布列塔尼。最后，如果说塞涅卡讥讽地将克劳狄一世称为“高卢人”，不仅是因为后者与高卢有着一些个人的联系，也是因为克劳狄一世是于公元前10年在里昂出生的，而当时，他父亲德鲁苏斯（Drusus），即奥古斯都的女婿、未来皇帝提比略的兄弟，曾在那座三大高卢部族共同建造的神庙中祝圣。我们不应误解这位常被古代作家们嘲弄的君主：克劳狄一世其实是一位审慎的、德位相配的君主。他创立了一个高效、有条理的中央政府，将行政机构分门别类。此外，他终其一生都怀揣着丰富的学识和广博的开放精神：他在元老院所作的讲话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演讲中，他列举了大量事例，证明罗马一直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因为一开始，罗马就是由萨宾人和伊特拉斯坎人这些异族国王统治的。罗慕路斯不也曾展露过这种无尽的智慧吗？在一天之内，他先是将对手视为敌人，尔后又视其为公民。因维护请愿者的利益，克劳狄一世不再只是皇帝和“第一公民”（princeps），而是在所有人的面前，也成为高卢人的守护神。
接着，我们需要对当时元老院议员的身份进行确认。这一时期，600名“元老”（patres）大多都是来自在150年前就定居于意大利的家族，但内战的纷扰已经令最古老的平民和贵族家族都销声匿迹了。也有许多父老来自行省中的名门望族，这些行省的罗马化程度都是最高的，例如倍提卡西班牙行省（西班牙南部）和那旁高卢行省（法国南部）。在治理帝国的过程中，君主的主要政府班子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形成了保守派。公元48年，为了阻止可能威胁他们利益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他们试图唤起一种扎根于罗马人脑海中的恐惧感，即著名的“对高卢的恐惧”（metus Gallicus）。这种恐惧感始于公元前390年，布伦努斯手下的凯尔特人洗劫罗马之时。
这个历史事件充分说明，今天的法国人，与近2000年前曾在此生活的高卢人并无相似之处。这个历史事件也反映出如今的法国，与2000年前的法国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一事件又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其加以理解。首先，在公元48年的这一事件发生之后，高卢人进入罗马元老院，随后，他们又提出进入议会的请求。这次请愿引发来自行省的高卢人与元老院议员之间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的背后，也展现出人口与土地向罗马帝国融合的部分复杂机制，同时隐约透露出这一特殊的政治结构所具有的功能。
通过这个具体事例，我们得以在帝国的融合机制中，衡量出权利和个人关系的力量。在罗马征服高卢一个世纪之后，罗马皇帝倚靠的是一张坚实的同盟网络，皇帝奖励给他们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一身份使他们获得多项政治权和公民权，确立了他们在故乡的霸权地位。而在上层阶级，帝国的统一依靠的则是百姓在三大高卢部族建于里昂的神庙中，对罗马以其君主献上的崇敬之情。每年的8月1日，高卢人民的代表就会选出一名大祭司，由他负责主持宗教庆典和竞技比赛。同时，大祭司也负责将已通过表决的法令传达给君主，包括请愿、荣誉，以及对帝国行政官员在管理上的控诉。议会有权与元老院和君主进行对话，其角色完全是政治性的。如果在公元48年，罗马元老院没有听取高卢代表的请求，这一缺口存在的时间也并不长，并最终使得几位高卢显贵进入元老院，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阿基坦的尤利乌斯·文德克斯（Julius Vindex），他是公元68年抗击尼禄起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安东尼·奥斯坦（Antony Hostein）
附注：52 av. J.-C., 212, 882, 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