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年
阿莱西亚或战败的意义
“世界的命运，在奥索瓦山的这个旱坡附近尘埃落定。曾有近40万人在如今这片静谧的沃土和山岗上会战……。都是因为古罗马想要开化高卢才引发了这场战争。”身为皇帝和研究尤利乌斯·恺撒的历史学家，拿破仑三世用了一个经过斟酌的夸张手法，大加颂扬高卢人在阿莱西亚的光辉战败所具有的全局意义。但考虑到当时参战的军队数量，这场光辉战败未必真的存在：6万名古罗马士兵在阿莱西亚城脚下的洛梅平原（la plaine des Laumes）中了埋伏，他们如何能够击溃维钦托利麾下的8万名士兵，以及在侧翼增援的近20万名其他部族的高卢士兵呢？令人感到惊讶和讽刺的是，拿破仑一世是少数几位强调这场战役的不真实性和误导性的战略家之一，他认为这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恺撒或他的高卢盟友所虚构出来的故事。但拿破仑一世侄子的命运却将这场战争神话化了。
拿破仑三世渴望成为法国人的“神圣尤利乌斯”，但在他的著作《恺撒的生平》（Histoire de Jules César）出版仅5年后，他就于1870年9月被围困在色当，被迫扮演维钦托利的角色。命运卓绝的讽刺和欧洲历史的悲剧性手段将征服者的角色颠倒过来，并使这一角色开始有了一个假想的轮回。这种轮回直至1940年的“覆灭”[1]之前，都可以在法德之间的抗争中得到印证。
在描绘法国高卢起源的浪漫主义题材中，往往会将时间与场景相结合。迄今150年来，这种写作方式营造了一场具有神话价值的幻景。阿利斯圣兰的居民区地处莫尔旺高原阴坡、中央高原的最高处，而中央高原已成为法国盛产建设者的地理重心。阿利斯圣兰的居民区成了法兰西历史的发祥地。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自1861年起，人们在阿利斯进行了大量对恺撒遗体的发掘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由法德两国学者共同组成的发掘团队承担起这项发掘工作。
但是，围绕具体位置的争论却从未停歇，由此引发了另一场无休止的阿莱西亚“战争”：在弗兰克·费朗（Franck Ferrand）的支持下，学者们于2014年挑起了一场论战。阴谋论认为，这场战争就是一场“昭然若揭的骗局”。在阴谋论的描绘中，这场战争本就不可能存在，而阿莱西亚更是一个不宜作为战场的山岗。那么，人们为何会庆祝这样一个奠基性的权力战败呢？在19世纪的法国，人们为何要通过探寻法国融入古罗马版图的意图，来设想民族的起源呢？如果我们相信考古学知识，也同样相信恺撒在他那本著名的《高卢战记》（Commentaires sur la guerre des Gaules）中，固封在“战胜者视角”下所说的那些酸话，那我们还能躲得开这场阿莱西亚战役中的想象和叙事陷阱吗？
首先，我们要探讨这个神话的核心及功能的组成部分：神话由一个不符合逻辑的场景和一些著名人物组成。这样的神话流传了很长时间。阿梅代·蒂埃里（Amédée Thierry）在他于1828年出版的书中，提到了那个被遗忘的维钦托利。在1899年出版的书中，卡米耶·朱利昂（Camille Jullian）将维钦托利描绘成一个历史人物。但在此之前，高卢英雄们都只以他们在军中的头衔和绰号为名，即称他们为“最高元帅”（米什莱也是如此做的）。让-保罗·德穆勒戏称，全副武装的维钦托利向恺撒投降，这和在军用卡车里的萨达姆·侯赛因向乔治·布什投降一样不现实。如果阿莱西亚之战失利6年后，即公元前46年，维钦托利果真在罗马沦为恺撒的战俘，那他可能死得和那位伊拉克独裁者一样凄惨。雕塑家的作品——包括埃梅·米莱（Aimé Millet）的作品和拿破仑三世于1865年向阿利斯提供的一尊雕像，和历史画画家的作品——利昂内尔·鲁瓦耶（Lionel Royer）作于1899年，都十分具有感染力，有效地确立了一种固有的记忆。在这种记忆中，维钦托利自愿将武器放在恺撒脚边，象征着他牺牲自己“天降伟人”的命运，并为确保族人灵魂的得救而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神话的效用。继克里斯蒂安·古迪诺（Christian Goudineau）之后，让-路易·布吕诺（Jean-Louis Brunaux）也同样认为，这次投降事件不过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罢了。所有后来研究恺撒的《高卢战记》的学者们——普鲁塔克（Plutarque）、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e de Sicile）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n）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恺撒希望将维钦托利描绘成一个气势汹汹、举世无双的战术家，那么以他那简明的行文风格，是不可能对这次投降事件进行描绘的。文章标题采用无人称被动态：Vercingetorix deditur——维钦托利被投降，或者说“有人将维钦托利交了出去”——这种表达方模糊了维钦托利战败时的具体情况。维钦托利是被谁交出去的呢？历史上并无记载。
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我们只能依靠《高卢战记》对整个事件进行构想，其中包括作为恺撒曾经的人质和拥戴者，维钦托利可能是恺撒罗马反对者的同盟，甚至是其间接参与者。在《高卢战记》的第七卷中，维钦托利于公元前53年年末突然叛变。这一事件实际上跟古罗马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危机不无关系。借由克拉苏在叙利亚的逝世，元老院将庞培任命为独裁官，而这一任命直接威胁到恺撒扩张的野心。烧向阿莱西亚的战火同时也是共和制度危机向外扩大的过程，这回应了正在形成的罗马地中海的地缘政治理论。公元前59年，前三巨头[2]结成“永久同盟”，但恺撒和庞培后来却为了征服一个尚未得名的帝国而斗得你死我活。
传统并非是研究事件的发展，而是对其加以粉饰。《高卢战记》的前七卷就是在精心地粉饰事实。书中提到：恺撒每年都会干涉高卢事务，公元前58年亦是如此，因为埃杜依人在比布拉克特召开“议会”，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罗马的保护，以抵御周边部族的侵袭，而这些周边部族有时也会自称是“罗马的朋友”：公元前59年，阿里奥维斯都斯与他手下的“日耳曼人”就如此自居。这些部族与罗马的结盟，实际上是为了增强自己征战的实力。通过建立制度和进行贸易，罗马平定并控制了这片大部分都已归降的土地。而在某一时期，该“议会”将部分权力交托给维钦托利，因此，这个“议会”不就是一个罗马间接行使权力的工具吗？
“高卢”大地上遍布着60多个城邦。与其说是“这个”高卢，倒不如说是“这些”高卢，在被罗马征服之前，都为了捍卫自由而进行了殊死抵抗。这些城邦在向罗马投降时是完全自由的。
维钦托利在阿莱西亚战役后缴械投降的画面，使得这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对于过去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刻板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这场光荣而注定的战败证明了历史和历史的“意义”。人们对于阿莱西亚的狂热崇拜成了对这场荣耀之败的昭示。这次败北因此成为一连串败仗的开端——民族历史以一种奇异的魅力将它们记录下来——从普瓦捷到阿金库尔，从帕维亚到滑铁卢，从色当到巴黎，从特拉法尔加到奠边府。维钦托利成了一个光荣的败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共和主义者（在俗教徒）。他为法国的墨洛温王朝填上“受洗”日期。在必要之时，他也能预示维希政府的附敌行为。人们不再会想起，维钦托利（有时）也是一个胜利者。
1942年8月30日是法国老兵协会（La Légion française des combattants et des volontaires de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人们在哲哥维（Gergovie）建起一个大理石衣冠冢，所用大理石来自法国的各乡镇和法兰西“帝国”。一位参议员再次提起维钦托利的这场注定的牺牲。作为将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叔叔，这位参议员使用的字眼与6年前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和它的军队》（La France et son armée）中所使用的字眼相同。在法国史中，这次战争的失败比胜利更重要：它奠定了民族的联合。
在使用上，在道德与年代学的“意义”上，阿莱西亚和这个流传的历史传说是可以通用的。比起古代语境，在19世纪下半叶的语境中，把握阿莱西亚的“历史”时刻变得更加困难。在某种意义上，阿莱西亚的故事说明，打从国际力量的特征开始与“日渐式微”的高卢特征竞争之时，法国与外界就存在着某种联系。需要再次注意的是，拿破仑三世通过一条奇特的、违背史实的弯路，从这篇尚未完稿的神话和这场败仗的意义中汲取教训：“恺撒的战败使得罗马的统治长期停滞不前……。高卢人沉醉在胜利之中，而他们本应依靠他们所有追寻太阳的族人建立起一个国家；他们本应涌向意大利；这片照耀着百姓的阳光之地，本来会被高卢人给毁了……。我们尊重维钦托利的声名，但我们不能为他的失败感到惋惜……。别忘了，因为罗马军的胜利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文明：我们的制度、习俗、语言，这一切都是因为罗马军征服了高卢。”但一切都是无法确知的。如果维钦托利赢得战争，他会不会希望被罗马接纳，同他当时实际上那样成为一个部分“罗马化”，甚至全盘“罗马化”的将军呢？
崇尚这场败仗的深层含义是：将这段无从下笔的高卢史前史（因为没有史料）用于描绘一位天命所归的野蛮人，一个“高卢-罗马”的结合体。故事对高卢人的人种进行捏造，从而抹煞这些“法兰克人”的日耳曼血统和高贵的出身。
这场合乎道德准则的“罗马化”，不就是政论家口中彼时“全球化”的同义词吗？因为在这个阿莱西亚的故事中，唯一没有被粉饰的，便是高卢人对于罗马化的自愿性。这一过程历经了好几个世纪，在突尼斯到西班牙的这片地中海地区缓慢地进行着。阿莱西亚提供了一幅被罗马“殖民”的高卢图景，与19世纪帝国的海外殖民地遥相呼应，从而更好地隐瞒高卢的过程“罗马化”其实十分漫长：在公元前4世纪末，布伦努斯的“散兵游勇”们传奇般地攻占罗马，而高卢也开始罗马化的进程。
在300年间的联系与互动下，从波河到莱茵河，从内高卢（公元前222年）到外高卢（公元前121年），都发生了罗马化。罗马化首先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后反映在文化和宗教层面。阿莱西亚，这座数十年前为赫拉克勒斯所建造的神庙，不正是对两位统帅进行神判的理想场所吗？在这里，考古学家惊人地发现了6枚希腊-罗马钱币。钱币上轧有下巴光洁的阿波罗神像，下面还有维钦托利的头像。钱币仿照马其顿腓力二世时期的钱币样式。用过神奇药水的奥勃利，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蓄发的高卢人形象。
扬·波坦（Yann Potin）
附注：48, 212, 1357, 1420, 1763, 1815, 1871, 1882, 1940, 1965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从1940年5月10日开始进攻法国、比利时、荷兰等低地国家。——译者注
[2] “三巨头”是罗马三位历史人物的统称，分为罗马前三头同盟（恺撒、庞培、克拉苏）和罗马后三头同盟（马克·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