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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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00年
包含或剔除高卢的希腊

我们并不高兴地认为这是一场希腊殖民的奇遇。相反,公元前600年马赛的建立,需要我们以广阔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即应当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历史是一部联系与冲突的历史。希腊殖民者绝不是要同化高卢,而是要在业已存在的海洋网络中建立一个中转站。

公元前约600年,一艘来自福西亚的船只停靠在罗讷河口附近。这艘船自驶离爱奥尼亚海岸,即现今的土耳其之后,经过漫长的航行,终于抵达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和安达卢西亚。这些希腊海员由西默斯和普罗提斯两位船长指挥。他们要去拜见塞古比斯部落国王纳努斯,因为他们想要在他的这片国土上建造一座城市。据公元2世纪末的古罗马史学家查士丁[1]描述,国王十分热情地接见了他们:“适逢当日,国王正在为他的女儿吉普提斯筹备婚礼。按照该地习俗,国王将把女儿嫁给她在宴席间选中的夫婿。所有求婚者都受邀参加舞会,国王也邀请他的希腊客人一同参加。少女亮相后,她的父亲让她把水送给她心仪的男子。这时,吉普提斯没有理会别人,而是转身走向希腊人,并把水递给普罗提斯。普罗提斯就此由客人变成国王的乘龙快婿,从他的岳父手里接下这个地方,并在此建立城市。”

故事很美好:希腊探险者们平稳地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人达成和解。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后成为法国的领土。在这个轻快的故事中,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仍然十分野蛮的凯尔特人随即接受了希腊人的领导:“在这些福西亚人的影响下,高卢人的性子变得温和,他们得到教化,学着过上更加平和的生活。他们耕种土地,并用城墙将城市包围起来。他们习惯了在律法而非武力的统治下生活,习惯了修剪葡萄藤,也习惯了种植油橄榄树。人们与事物的进步都十分显著,好似高卢并非被迫接受了希腊,而是主动来到希腊。”〔《腓利庇卡鲁姆简史》(Abrégé des histoires philippiques),第43章,3〕在法国成立之前,高卢因希腊殖民者的统治而得以繁荣昌盛。希腊人给当时仍半开化的人民传授知识,使他们在城市化层面(城墙)和政治层面(律法)都过上了城市生活。同时,希腊人也将地中海盛产的三种作物(谷物、葡萄和油橄榄)引入这片荒地。

在19世纪,吉普提斯和普罗提斯的婚礼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它喻示着希腊文化就此移植到高卢:描绘二人婚礼的画作挂在马赛交易所(约1860年)的显眼处,装点庆祝马赛建城2500周年(约1899年)的海报,甚至还被刻在1943年官方发行的纪念章上。1987年,马瑟-巴纽码头迎来一张桌子,桌上刻有献给这对恋人的题词。制作桌子的大理石直接取自希腊——历史并非如此,但这种说辞却被希腊旅游局利用起来!

的确,这个故事太过欢快了,我们必须要掀起故事的面纱,才能更加清楚地审视这个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查士丁在特洛古斯·庞培(Trogue Pompée)身上汲取了大量的灵感。后者是一名来自韦松拉罗迈讷的凯尔特人,在公元前1世纪末用希腊语创作故事。在这个希腊文明与凯尔特文明的交替时期,故事的情节安排反映出作者在两种文明之间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点,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这个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地点都与事实不符。故事遵循的是众多希腊建城神话的套路,在这些神话中,好客的当地百姓将土地拱手让给新至之人,就像他们让出利比亚的昔兰尼,以及西西里岛的墨伽拉希布利亚那样。我们又如何能够相信这样的故事呢?

我们并不高兴地认为这是一场希腊殖民的奇遇,相反,公元前600年马赛的建立,需要我们以广阔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即应当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历史是一部联系与冲突的历史。马赛面向大海建立,而来往这片海域的并非只有福西亚海员:公元前约600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也经常来到罗讷河三角洲,可能有塞浦路斯人和罗德人,而伊特拉斯坎人和腓尼基人来往得尤其频繁。后来甚至有了将马赛的建立归功于推罗居民的传统!马赛的建立丝毫没有动摇此地的竞争性商贸网络: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该区域仍是一个多样混杂的贸易场所。不论是否是希腊人,人们都可以来此兜售商品,没有人会被驱逐。在附近海域,尤其是在波克罗勒岛附近,我们发现一些沉船。船中载有同等数量的希腊陶瓷(分别来自科林斯、拉科尼亚和爱奥尼亚)、伊特拉斯坎陶瓷和福西亚陶瓷。在数十年间,马赛可能进一步成为一个广阔的“恩波里翁”(希腊语emporion,意思是“市场”),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贸易场所,一座合乎传统标准的希腊之城。

然而,这种共存状态也存在着冲突。在出海时,福西亚人往往乘坐的是由50多名桨手划动的战舰,而不是商人用以运输的大肚子船。实际上,他们已倾向于将海上劫掠视为延续贸易的另一种方式!在公元6世纪中叶,福西亚人为躲避小亚细亚的波斯人,在科西嘉岛建立阿拉利亚镇之后,这种冲突演变为海上战争。尽管希腊人最终战胜伊特拉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盟军,但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而在陆地上,马赛人与原本居住在那里的百姓之间也并非风平浪静:自公元前6世纪起,为了让马赛人免受外敌的攻击,马赛四周都建起高高的城墙。在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波描绘了马赛人与伊比利亚人、塞利内斯人和吕底亚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斯特拉波《地理学》(Géographie),第4章,1.6〕。在殖民地形成的初期,这些冲突成为研究殖民地生活的关键资料。

尽管查士丁不愿承认,但这一嫁接的过程其实十分漫长,并且起初,希腊人的影响在城墙之外十分有限。因受到来自各方的威胁,加之那片布满石子的土地毫无吸引力,马赛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斩断了与故土的联系,“比起陆地,马萨里亚人更加依赖大海。他们利用了航海的自然势加”(《地理学》,第4章,1.6)。这种城市与内陆的分离状态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代的中期:坐落于马赛北部的埃斯塔克山脉(l'Estaque),在公元前150年之后才真正融入城市之中。与此同时,那座距市中心仅数公里的克洛什堡(l'oppidum de la Cloche),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仍保留着当地的特色。同样,在约一个世纪之后,马赛与内陆之间的贸易才有所发展,两地间才形成大量的贸易往来。直到公元6世纪末,罗讷河才成为一条重要的商贸干线,将希腊人和凯尔特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福西亚人建立马赛,并不是为了要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更不是为了要教化他们,而是为了在已有的跨地中海海航线上建立一个据点。根据种种推测,在马赛建立时,福西亚人实际上已经在西班牙设立了多个贸易点。马萨里亚(即如今的马赛)远非希腊人在远东的前方阵地,而只是这张已有商贸网络中的一环。希腊人建立马赛,是为了确保来自科尔努阿伊的锡器和炼自内华达山脉的白银能够顺利运往小亚细亚。

在繁忙的商业贸易中,也发生了制度与宗教的重要迁移。据斯特拉波描述(《地理学》,第4章,1.4),移居到马赛的福西亚人在卫城上修建了一座神庙,神庙以位于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大神庙作为参照。他们在向西起航之前曾在该神庙做过停留。在这座神庙的不远处,他们仿照一个源自米利都,并为所有爱奥尼亚人所熟知的崇拜对象,修建了一座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此外,这座新城遵行的是“爱奥尼亚法律”,该法律在城里以布告的形式公布,传播了地中海两岸共有的政治文化。通过马赛,我们勾勒出一张强大的爱奥尼亚网络,该网络与在此地存在已久的伊特拉斯坎人和福西亚-迦太基人的商贸圈形成竞争关系。马赛的建立还远不是高卢希腊化的第一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地中海内部网状联系的加强,而这种联系是强烈且不平等的。

樊尚·阿祖莱(Vincent Azoulay)

附注:52 av. J.-C., 719, 1347, 1446, 1923


[1] 查士丁(Justin),全名马库斯·优尼亚努斯·尤斯蒂努斯(意大利语:Marcus Junianus Justinus),是公元3世纪时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