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蒙昧走向文明：述说汉字的演变之路
从传说中走来的美丽汉字语言文字是思想的酒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由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并流传至今，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在世界文字大家庭中，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还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可以说，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
汉字是美丽的语言文字之一。无论是结构的匀称规则，还是形象的简约奇特；无论是读音的音韵旋律，还是字义的丰富深奥，汉字给人的美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字都无与伦比的。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对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地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要学习汉字，首要的问题是弄明白汉字从哪里来，即要解决汉字的起源问题。汉字是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它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以后，才发展为完整的文字体系的。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对甲骨文的发现，历代学者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汉字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又是什么时候完成自己的体系的？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人能有个结论性的说法。
关于汉字的起源，从古至今流传着很多介于传说和事实之间的说法，虽都不能正确解释汉字的起源，却也留给后人不少有益的启示，促使人们思考、探索。
仓颉造字
相传，在我国陕西关中有个叫仓颉的人，他生有四只眼睛，披着长发，留着长须，身穿兽皮，手里经常拿着一支笔。他的头形很奇特，头顶高高地隆起，像个畸形的头陀，显得聪颖过人。仓颉经常骑着毛驴，跋山涉水，跨州过郡，去了解民间风俗习惯，收集民间流行的语言符号。他把收集来的资料写在芦苇的叶子上，装在口袋里，让毛驴驮着。后来，毛驴走到今陕西省岐山县就累死了。仓颉带着这批资料，就在岐山县住下来。他不断地观察天象，观察山水风雨演变的现象，辨识鸟兽各式各样的脚印，或野兽、车辆经过后留下的痕迹，分清和区别各种纹理的异同，并开始创造文字。
仓颉造出文字后，感动了神灵，神灵从天上投下粮食，夜里的神鬼也惊吓得哭起来了。不久，仓颉受命担任统一文字和领导文字改革的专职官员。他又作为黄帝的史官，记载史事，部族的重大档案也都由仓颉掌管。
以上传说，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里记述得最为全面：“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达之迹（指鸟兽行走留下的痕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对于仓颉造字这一传说，历代学者普遍认为：“仓颉有可能是黄帝部族中极有影响力的巫师之类的人物。而上古时期，巫师、史官是由一个人担任的，仓颉在这方面作出过贡献，这样容易让人们把从事搜集整理文字工作的人误以为是汉字的创造者。”对古文字颇有研究的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引自鲁迅《门外文谈》）
“洛书”与“河图”
在汉字起源的众多说法中，“洛书”“河图”的神话传说不可忽视。相传在很久以前，大禹治水时，有条黄龙在洛水中摇动着尾巴在前面引路，疏通了水道。还有一只玄黑色的大龟，背部扛着青泥，跟随在黄龙后面，遇到洼地就放下青泥垫平，又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加高，那些垫得特别高的地方就成了名山，特别低的地方就成了大川。那只大龟背部还排列着1～9的数字序列，大禹从中悟透秘密，制定了包括五行思想在内的《洪范九畴》，并按照这个排列的次序，划分天下为九州。因负书之龟出自洛水，故该图被称为洛书。
大禹在黄河边观察水情变化时，从河中出现一个白脸鱼身的人，自称是河精，捧给大禹一块光滑的石头。大禹仔细研究，才知是一幅河图。这幅河图提供了治水中运用的地理和水文方面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是以图的形式描绘出来的。
河图、洛书最有名的出处来自于《易传·系辞》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并据此认为八卦就是根据这两幅图来的。伏羲氏也据此画出了八卦，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符号。
文字产生以前，有个过渡阶段，那就是伏羲氏用来表示世界上客观事物的八卦符号，因此八卦符号是创造汉字的来源之一。八卦符号代表了八种自然现象。它运用的基本符号是“－”（代表阳）、“--”（代表阴）。八卦中：
其中任意两卦相叠合，就可以得出八八六十四卦，从而也就提示了宇宙万物的演变。八卦符号与后来的文字有相似的地方，比如用乾表示水的形象和甲骨文、金文、小篆里“水”的字形是一致的，但是八卦和文字没有直接联系。
关于汉字起源的八卦说，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的意见是很中肯的：“八卦的起源，既是巫者用算筹排列出来的方式，用来做事物的象征，就和文字无关，而且巫术的盛行，恐怕就在殷时，文字久已发生，所以八卦的卦画，绝不是文字所取代的。”
结绳记事
在汉字起源的传说中，“结绳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说法。所谓“结绳”，是用在绳子上打结的办法帮助人们记忆的一种方法，人们以此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务，大大小小的绳结表示不同的意思。因此有人认为文字就是从大大小小的绳结发展而来的。下列两则小故事，有助于我们对“结绳说”的理解。
鲁迅在《门外杂谈》里讲到“字”是怎样来的时写道：“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会忘记时，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鲁迅的家乡是浙江绍兴，在浙东一带农民请别人代办一件事情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请对方不要忘记。
2004年4月11日下午4时32分，河南省新密市的郑煤集团超化矿突发透水事故，12名矿工和技术人员被困井下。经过多方紧急营救，4月16日9时30分，12个人全部获救。被困的矿工最后成功获救，就是因为他们用矿灯绳打结向矿外传递信息。他们打了两个绳结：一个绳结完整没有破坏，表示“1”；一个绳结分成两个头，表示“2”，合起来表示他们12个人还在一起。大水把矿灯绳冲出来后，井下救援人员看到这个打着绳结的矿灯绳，并没有简单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灯绳，而是朝井下人员想要表达的意思理解，从而信心倍增，加快了掘进的进度。
关于结绳记事，《周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中则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虽然没有明确说文字的起源与结绳有关，但确实告诉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结绳记事的漫长时期。但结绳和文字毕竟是两回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生相袭的，即结绳不可能直接发展成为文字。结绳只能帮助记忆或者作为表示某种简单事务的标记，不能用来表达感情、交流思想，不能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因此，结绳同文字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与结绳说性质相近的还有契刻说，契刻说也是帮助记忆、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从古代文献记述和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在创造文字以前所存在的刻木记事现象分析，契刻的目的多数是“刻其数”以备忘，有契约、凭证的性质。但契刻只能记载一些较为简单的信息，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需要。随着人们传递和记载的信息复杂程度的加深，最终被图画和文字取代。
书画同源说
在有关汉字起源的几种说法中，“书画同源说”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书画同源，就是说汉字起源于图画。汉字是为了记录汉语而出现的手段。一种可以用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和给予信息的人想到同样的内容，写实性的图画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据说，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大臣曾国藩的部将鲍超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在某地，围城的太平军将领是陈玉成，外号叫“四眼狗”。鲍超是一个十足的大老粗，只认识他自己的姓，慌忙中他画了一张画叫人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打开一看，只见纸中间画了一个圆圈，圈里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鲍”字，圈外画了四只狗。曾国藩看完以后，大吃一惊，知道他的部下鲍超让“四眼狗”陈玉成包围了，立即下令派兵去解围。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字起源于图画的道理。
汉字的起源和图画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从带有文字性质的图画转变为早期的象形文字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用来传递信息的图画只能识别，而无法读出声音，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同语言建立对应的关系，那么这时它还只是图画。只有当它和语言结合起来，变得可识可读，并且它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这时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文字。
关于汉字起源的各种传说，概如上述，这些虽然都不能正确解释汉字起源，却留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这就是：“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引自《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字的创造者，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历时五千年的字体演变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汉字从出现至今，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尽管汉字在形体上、读音上或字义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在性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甲骨文：殷商时代的流行体
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人们在占卜和祷告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符号和标记。用以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说起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些趣闻。
相传一百多年前，河南安阳小屯的一位村民患了疥疮，浑身瘙痒，久治不愈。一日，他在村头河沿耕种之时，疥疮发作，痛痒难忍，情急之下，他随手捡起一块散落的龟甲，碾碎涂抹在身上，居然奇痒即止，仔细一看，疮脓也被龟甲粉末吸干了。他随即将河边的龟甲、兽骨都捡回家，如法炮制，几次之后顽症竟然治愈。这一奇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说这是龙骨显灵，此后，这些不起眼的龟甲、兽骨便以龙骨之名入药。
1899年深秋，一位名叫王懿荣的京城官员身患疟疾，药方中需要龙骨这味中药，在验看药物之时，他发现龙骨上有人工刻痕。在此之前也有不少人发现龙骨上有奇特的符号，但大多认为是龙骨的奇异，都未深究。而王懿荣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对文字颇有研究。他大量收购药铺中的龙骨，经仔细识别研究，确认这些刻痕就是商代使用的文字。因这些文字刻于甲骨上，因此被称为“甲骨文”，而王懿荣亦被称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是用金属刀在龟甲、兽骨上刻写，通行于殷商时代的文字。主要特点是：笔形为细瘦的线条，拐弯多是方笔，外形参差不齐，大小不一。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个。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对勇敢正直的龙夫妇，感情非常好。他们共生下9个儿子，但这9个儿子外貌都不像龙，性格、脾气、爱好也不大相同。其中第7个儿子叫饕餮，它的外形像老虎，威风凛凛，很有生气，喜欢同别人打官司，仇恨恶势力。饕餮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得太多，最后被撑死，因此它是贪欲的象征。商周时期，青铜器已经被大量使用。人们将这个有头无身的贪食怪兽的形象铸在青铜器上，这种青铜器上的花纹就叫饕餮纹，亦称兽面纹，是西周早期的钟鼎彝器的常见饰纹。
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金文的主要特点是：笔画丰满粗肥，外形比甲骨文方正、匀称，异体字也较多。
金文是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的，与甲骨文十分相近。商周金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吉祥、勉励和庆功的话。金文的出现，对文字的完善和改革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为汉字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篆书：体现画圆功夫的字体
相传，北宋书法家章友直擅长写篆书，当时无人能及。有一次，章友直被召到京师。听说章友直来了，有几位翰林院的篆字待诏（官名）去见他。这些篆字待诏都是术有专攻，虽早已听说章友直的大名，可耳听为虚，还不太相信。
这些篆字待诏就说：“您的绝妙技艺我们很早就知道了，愿意当面领教领教您的笔法。”章友直让人用数张小纸粘成两张大纸，他提起笔饱蘸墨汁，在一张大纸上纵横各画十九画，成为一张围棋盘；又在另一张纸上画了十个圆圈，成为一个箭靶。那笔道的粗细疏密全都一样，丝毫不差。几位篆字待诏一看，心悦诚服，惊叹不已。
那些篆字待诏为何对章友直的技艺惊叹不已？这是因为篆书讲究横平竖直，多半为圆或圆形的笔画，需有善于画圆的功夫，章友直正是通过画圈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篆书技巧。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大篆通常以籀（zhòu）文、石鼓文等为代表。狭义的大篆指籀文而言，一般认为这是秦统一六国以前的文字。大篆较之金文，只是作了某些省减或改变，笔画更加线条化，形体更加匀称。
秦始皇灭六国后，为统一文字，采取了“书同文”的措施，改大篆为小篆。
小篆与以前字体相比，具有如下特点：线条圆匀，笔画粗细大体一致；字体结构趋于定型，大大减少了异体；文字的图画意味减弱，字成长方形，奠定了汉字方块的基础。从甲骨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从秦朝小隶程邈而来
相传，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小官，曾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了云阳狱中。他在狱中度日如年，心想：何不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求赦免罪过？
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于速写，仍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速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
于是，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存精，经过加工整理，十年后，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又易于辨认的3000个隶字来。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兴，不仅免了程邈的罪，还让他出来做官，提升为御史。由于程邈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
在汉字发展史上，人们把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字形结构变化的一大飞跃，是古今汉字的一个分水岭。与篆书相比，隶书的变化有：删除烦冗，使笔画进一步简化，有助于辨识和书写；实现了汉字笔画化，即把小篆不规则的圆转弧形的线条变成了平直方折的笔画；摆脱了汉字象形的特点，使汉字成为符号化的方块字，奠定了近两千年来文字的基本形体。
一般又将“隶变”的特点归纳为形变、省变、讹变三种。形变，指字体的结构基本不变，但发生了从小篆的线条形状到隶书笔画形状的变化；省变，指在形变的同时，对小篆的繁复字体到隶书字体的简化；讹变，指隶书的字形较之小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楷书：一种可作模范的字体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是可做模范榜样的意思。楷书由隶书发展而来，始于汉末，盛行于魏晋时期。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相传，汉代上郡（今陕西榆林）人王次仲，从小倾心于认字，志向不一般。皇帝无意中发现了王次仲改造的简易实用的楷书，认为王次仲是个奇才，要召见他。可是召见了三次，却不见王次仲前来。
王次仲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日夜不停地研究汉字和数术，专心致志，根本没有考虑皇帝的召见。皇帝却对此大怒，认为王次仲对自己大不敬，就下令用囚车把他押到京城。在押送的路上，王次仲的头颅突然滚落在地，变成一只大鸟，振动着翅膀直往远处高飞而去。飞远时，两只翅膀掉落在一座山上，因此这座山的两个山峰就被后人叫做大翅峰和小翅峰。押送王次仲的官吏，把掉下的两只翅膀进献给了皇帝。
王次仲作楷书的神话传说，不管它如何离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始作楷书的人，并且为变隶书为楷书作出过一定的贡献。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个楷书书法家。
楷书与隶书的基本结构相同，但在形体和笔画方面存在着区别：隶书成“八”字扁方形，楷书成“永”字长方形；隶书笔画有波磔，楷书笔画平稳、尖细，或停顿回旋，或带硬钩；楷书字体更趋于简便、固定、明确，且易认、易写。基于上述特点，故而成为官定字体，自流行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约有19年的历史。
草书：最简练、随意的字体
相传，有个姓杨名叫永鸣的人，想吃黄杏，曾在当地四处寻找，也没买到，于是写信给他的岳父，请求代买。
杨永鸣自认为能写一手草书，写起信来随意着笔，字迹潦草，岳父收到信后，只见上面写的是：请代买“否”和“汤水鸡”。
老汉到处打听，没见到卖“否”和“汤水鸡”的，感到很失望。后来，他仔细辨认，忽然想到，可能是让他买“杏”，“汤水鸡”只不过是女婿杨永鸣的姓名。于是老汉买了几斤黄杏，又复信一封，托人带走了。复信的内容是：
贤婿来信要买否，急得老汉满街走。
买了一筐小黄杏，不知是否不是否？
姓名变成汤水鸡，画虎不成反类狗。
以上当然是滥用草书的一个笑话。草书是创自汉初，由隶书草化、简化、连笔快书而成的字体。草书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三种。章草仍保留着隶书的波磔，笔画的界限比较清楚，布局也较匀称。今草是楷书的快写体，它一笔到底，字字相连。狂草兴于唐代，在今草的基础上任意增减笔画，恣意连写，没有规律。草书把方块字的结构和笔画高度简化，以达到快写的目的。
草书的特点也正是它的弱点。由于草书难学难认，于是逐渐失去了其实用价值，而仅仅作为汉字特有的一种书法艺术而存在。
行书：把王羲之推上书圣宝座
行书在汉末是伴随着楷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书体，相传是后汉桓、灵帝时一位书法家刘德升所创，西晋时期的卫恒在《四体书势》里讲：“魏初有钟（繇）、胡（昭）两家，为行书法，具学于刘德升。”可惜刘德升没有留下墨迹。
行书是介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它不像草书那样难写难认，又不像楷书那样严谨端庄。所以古人说它“非真非草”。它的特点是运用了一定草法，部分简化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笔形，草化了楷书的结构。总之它比楷书流动、率意、潇洒，又比草书易认好写。
行书到王羲之手中，将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最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光照千古的南派行书艺术，成为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王羲之的行书，在他本人各体之中也应排在首位。其中，《兰亭集序》为王羲之行书最突出的代表，被历代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和其好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祓楔”之会，饮酒赋诗，各情抒怀，汇为《褉帖》。王羲之为本诗集写了序文，即《兰亭集序》。此帖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在用笔上有藏有露，侧笔取势，遒劲有力，自然精妙。结体上变化多姿，匠心独运，文中20多个“之”字，7个“不”字，虽重复出现，却无雷同。传说，唐太宗特别喜欢《兰亭集序》，为了得到这本字帖的真迹，派人到处寻找，得到后如获至宝，珍爱无比，甚至在死后还一再嘱咐后人把这本真迹殉葬。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集序》字帖都是别人临摹的。
行书近楷而不拘，近草而不放，虽有连笔，但各自独立；比楷书书写快，比草书易于辨认。正因如此，1000多年来，行书已成为人们日常普遍使用的一种字体。
综上所述，汉字从甲骨文到金文、篆书等形体的演变有以下规律：
第一，笔画线条化。笔画有一个形成过程。从甲骨文到篆书的古文字阶段，笔画逐渐形成直笔和圆转两种。隶变以后逐渐形成笔画匀称、线条统一的楷体字的笔画系统。
第二，字形符号化。汉字历史上曾经有过六书，把字形和字义联系起来，以便于分析和理解汉字的读音和意义。每个组成部分都有其由来和理据性。通过分析可以找出字形演变的来龙去脉，从而发现意义的根据。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这种理据性逐渐被破坏和丧失。最大的一次字形系统演变是从篆书到隶书的“隶变”，从根本上打破了古代汉字的理据性。
第三，结构规范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汉字逐渐由不规范变得整齐规范、大小一致、造型美观。
“六书”与汉字构形
古代汉字的构造方法，一般指“六书”而言，六书中的“书”不是书本或者书写的意思，而是指文字。
六书一词出于《周礼》：“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日九数。”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没加以阐释。首次说出六书内容的，是东汉班固承袭西汉末刘歆《七略》而作的《汉书·艺文志》，他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对六书解释最详尽的是东汉学者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把六书的名目和次第修正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后代学者研究和诠释六书，在次序上主要是采用班固的说法，在称呼上采用许慎的说法。
六书不是预先制定的据以造字的原则，而是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总结出来的条例。这些条例的作用不完全一致。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在《六书论》中说过：“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意思是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和假借是用字法，后世学者多采用这种说法。
“六书”所说的六种造字方法，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补充，而又各有各的特点和作用，它们是一个系统，不能把它们分裂、孤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等同、并列起来。
画出来的象形字
北宋时，王安石和他的朋友王吉甫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有时也巧对谜语。一天，王安石对王吉甫说：“我昨夜睡不着，作了一条字谜：‘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你猜是什么字？”王吉甫也是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一听便知谜底是一“日”字。可他不直接回答，也作了一则关于“日”字的谜语去解王安石的谜底：“东海有一鱼，无头又无尾，更除脊梁骨，便是这个谜。”王安石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猜中了。”原来他们打的谜语的谜底都是“日”。
故事中“画时圆，写时方”的“日”字就是象形字，“日”像太阳之形，无论哪种字体的“日”字中均有一短横，学者们认为这一短横指太阳发光的黑子。从“日”字的构形，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太阳的观察十分细致，研究颇深。
象形就是描摹实物形状的造字方法，许慎对此的解释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汉字里象形字不多。《说文解字》里象形字只有364个。汉代以后，1000多年来只造了“伞、凹、凸”等少数象形字，现在已不再用这种方法造字了。象形字为数不多，却是汉字造字的基础，后来的合体字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象形字构成的。
古老的象形字是一种表形的文字。“象物之形”，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且不说抽象的意义无形可象，就是具体的东西，也不是都可以“象形”出来的。用这种方法构造汉字没法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汉字由表形向表意发展，于是指事字和会意字应运而生。
用符号表义的指事字
明代李汝珍的《镜花缘》第九十三回谈到“众才女尽欢结酒令”，其中有关于古人造字的方法：
春辉道：我说一个甘字，好像木匠用的刨子。
施艳春道：我说一个且字，像个神主牌。
褚月芳道：我说一个非字，好像篦子。
女武儿道：我说母字，好像书吏帽子。
书香道：我说山字，像个笔架。
秀英道：我说酉字，像个风箱。
小春道：我说伞字，就像一把伞。
红叶道：我说册字，像一座栅栏。
紫芝道：我说一个出字，像两个笔架。
尹红萸道：我说皿字，像一顶纱帽。
印巧文道：我说乙字，像一条蛇。
柳瑞春道：我也说个一字，像一条扁担。
这则酒令说到的且、非、母、山、酉、伞、册、出、皿、乙等都是象形字，“一”和“甘”为指事字。许慎说：“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视而可识”是一看就能识别它是什么事物，“察而见意”就是仔细考察才会发现这个字的含义。通俗地讲，指事字就是利用象征性符号来表示意义的造字法。有些指事字是象形字加象征性符号。例如表示树根的“本”，表示树梢的“末”，表示刀锋的“刃”等。“刃”字甲骨文是在一个“刀”的象形字上，在表示刀的刃口的地方加上一个点，指出这里是刀刃；酒令中说到的“甘”字本义为甜，在甲骨文中，“甘”字外形似口，中间一横表示衔着的甜美事物，这一横就是指示符号。
指事字和象形字不同。象形字是一个独体实物的形象；指事字是在独体实物形象（象形字）上加指事符号，或者是纯梓的抽象符号。指事字的特点是“指点”，表意没有象形字那么明显，一般可以单独画出来；指事字所表示的东西是抽象的，或者虽不抽象，却是局部的，不便单独表示出来。用简单的符号表示抽象的、复杂的、不能象形的意义，终究是比较困难的，于是会意字应运而生。
两字并一字的会意字
从前，有一户人家，院子中央种了一棵桂花树，每当桂花盛开之时，香气四溢，沁人心脾。一天，儿子放学回家后，看到父亲正挥动斧头，准备将桂花树砍倒。儿子大惊，急忙上前制止，问父亲为何砍树？
父亲放下手中的斧子，叹息道：“这院子四四方方的，中间长着这么一棵树，看上去好像一个‘困’字、我怕不吉利，所以准备将它砍掉。”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笑道：“父亲，照您的说法，如果您将这棵桂花树砍掉，此院中就只有人了，那不又成了一个囚犯的‘囚’字，岂不是更不吉利吗？”
儿子的回答，驱散了父亲心头的疑云，父亲一边收斧子，一边对儿子说：“你讲得有道理，任何事都要靠人去做，与字有什么关系呢？”随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屋里去了。
故事中讲到的“困”和“囚”字为会意字，会意是指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以表示一种新的含义的造字方法。以上文为例，从“困”字可知种植在庭院中的树木，由于受到空间和范围的限制，不能自由生长，因而会意为“围困”“受困”中的“困”字。“囚”字则是由人在围墙中引申出来的。
会意是为了补救象形和指事的局限而创造出来的造字方法。和象形、指事相比，会意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它可以表示很多抽象的意义；第二，它的造字功能强。《说文解字》收会意字1167个，比象形字、指事字多得多。直到现在，人们还用会意的方法创造简体汉字或方言字，例如“灶、尘、国、孬”等。
会意突破了象形和指事的某些局限。可是它本身的局限性也很大，第一，它所表示的意义是含混、不确定、不准确的。例如：“莫”是日在草中，表示“日暮”，怎么就不可以理解为“日出东方”？“休”表示“人在树旁休息”，怎么就不可以理解为“人在树旁劳动”？第二，代词和虚词没法会意，很多抽象意义也没法会意。
“形”“声”结合的形声字
“文革”时期，盛行“外行领导”，某人不学无术，靠造反起家混到某大报主编的位置，开大会作报告时，常常犯把“墨西哥”错念成“黑西哥”之类的错误。惹得听众大笑，这个主编反倒生气地说：“墨也是黑的，有什么可笑的！”
这真应了我国那句俗语：“秀才识字认半边。”
“秀才识字认半边”，主要是对形声字说的。许慎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事为名，指用与事物相关的字来造字，表示新的意义，这是就形而言。取譬相成，指取读音相近的字表示新的读音，这是就声而言。可见，形声字是一种形旁和声旁并用的造字方法。例如“一唱一和”的“和”，“口”是形旁，表示“和”是口的动作；“禾”是声旁，表示“和”的读音。
纯表意的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是形声字的造字素材：形旁的来源主要是象形字，如“口、心、衣”等；声旁的来源主要是象形字（如“禾”）、指事字（如“刃”）和会意字（如“旦”）。后起的形声字也有用原来的形声字做声旁的，例如“影”字的声旁“景”，本身就是个形声字，“日”是形旁，“京”是声旁。
形声字有两大优点：第一，它有表声成分；第二，它的造字方法简单。选择一个同音或近音字作声旁，再配上一个合适的形旁，就可以造出一个新字来。而且，同一个声旁加不同的形旁、同一个形旁加不同的声旁，就是不同的字。
派生出来的转注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语言是发展变化的。一个词，读音变化了，或者各地方音不同，为了在字形上反映这种变化或不同，因而给本字加注或改换声符，这就是转注。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给转注下的定义是：“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建类一首”是说，转注出来的字和本字属于同一个部首；“同意相授”是说，转注字和本字意义相同，又可互作解释。
相传，在清朝晚期，有一个童生虽有才华，但因家境贫困无钱打通关节，年近不惑仍然没有考中，被人嘲笑。
这年，童生的准备尤为充分，又抱着侥幸心理去应试。主考大人见他仍不死心，于是出了个上联，加以奚落：
上钩为老，下钩为考，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
童生觉得主考大人有失礼教，欺人太甚，当即属对，以抒怨愤：
二人成天，一人成大，天大人情，人情大如天。
上联中的考、老反复交替使用，论其字形和本义，互为转注。这是因为在古代，“老”字与“考”字是同一个字。“老”字甲骨文的写法像长发、屈背老人扶杖的样子，后来读音有了变化，为了反映这种变化，成为“考”。先有“老”，后有“考”，“考”是“老”的转注字，是从“老”分化、派生出来的。“老、考”同属“老”部，意义相同，可以互相注释，声音相近，这就是转注的条件。
同其音借其义的假借字
现在，如果有人说起“东”的原意是口袋，西的原意是鸟入巢息止，听的人也许感到很新奇，因为这样的解释与“东”“西”两字的通常用法相差很远。但是，从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解释是很正常的，这是“东”“西”两字的本义，而“东”“西”做方位词则是假借义。
汉字是由象形、象意的文字发展起来的。有的外物有形象可以描绘，有的意思可以利用图像和笔画来表现，可是有很多代表某些事物的概念不能用象形、象意的方式随时造出文字来表现，于是就假借已有的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表，这种跟借用的字的形义完全不合的字就称为假借字。许慎给假借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本无其字，指某种事物已经产生，但没有字来记录它；依声托事，指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例如“请柬”的“柬”，它是“简”的假借字。简，竹简，古人将字写在竹简上，所以把请帖称为“简”，但偏偏不写“简”，而要写另一个同音字“柬”，成了习惯，谁要是写成“简”，反成别字了。
假借是说借用已有的文字表示语言中同音而不同义的词。由于假借字的字形与借用它的词的词义没有任何关系，使汉字出现了以声表意的倾向。它与形声字的出现，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汉字由表意向标声的方向发展。
汉字的现代化之路
从古到今的汉字简化运动汉字经历过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等字形演变，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简化。正如钱玄同所说的：“从甲骨、彝器、《说文解字》以来，时时发现笔画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画减省。殷周之古体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章草），汉草减为普唐之草（今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书，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的‘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最显著的减省笔画。而篆与篆，隶与隶，草与草，简体与简体，其中尚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体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
简体字的大量流行是在唐宋以后，这时期，由于民间文学盛行，刻印技术进步，书籍出版大量增多，简体字也就在民间广为流行。出版于1930年的刘复、李家瑞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谱》一书中就收集了1600多个简体俗字，反映了八九百年间的简体字发展的情况，但这期间的简体字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只有在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曾经给简体字以合法地位。
把简体字作为正统文字（正体字）来用的主张，是到了清末才有人提出来。晚清末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皆主张文字拼音化。1906年，教育家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五四”运动之后，一批知识分子痛感于汉字的“三多五难”：字数多，笔画多，读音多，因而就难认、难读、难写、难记、难用，不利于启蒙大众，文字改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都倡导简化字。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1935年春，上海文化界发起大规模汉字简化运动，称为“手头字运动”，意即一般人怎么写，书就怎么印，使得文字比较容易写、容易认。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这套方案后来因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对，于第1936年2月通令收回。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简体字运动停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字改革工作，于1954年12月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为负责研究和推行文字改革的专门机构。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篇文章其实是为新中国文字改革划定了大框架，他对汉字改革的阐述是比较科学和符合实际的。
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之前，文字改革工作已经在进行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曾于1950年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经过征求意见后，于1951年拟出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常用简体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经多次讨论、修改，于1954年底拟定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草案，后又于1955年2月2日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将草案全文发表。随后，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至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
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这就是今天中国内地的用字标准。此后，汉字简化表经过几次修订。但是，1977年12月《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及推行没过多久，即被通知停止使用以致被废止，原因在于进一步的简化，引起普遍的非议，并暴露出汉字简化的很多弊病。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作出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
轰轰烈烈的汉语拼音运动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这是一种传统的注音方式，也是中国古代对汉字字音结构的分析。第一个字为反切上字，表示被切字的声母；第二个字为反切下字，表示韵母和读音。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5年，于1918年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1920～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最终确定采用拉丁字母式的。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
汉字紧跟时代的节拍
20世纪50年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虽然周恩来曾明确表示该方案“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但是后来近30年的汉字改革工作中，汉字必须走拼音化道路的观念占了上风，认为汉字的前途是走向拼音化。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讨论并贯彻了中央提出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关于汉字的前途，方针和任务中没有再重申拼音化的道路。同时又重申了周恩来的话“现在还不能作出结论”。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人类快速进入信息化时代，汉字的前途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1979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西方专家公开对我国科学家钱伟长说：“汉字将影响你们的现代化。因为今后计算机是社会的信息机构，而你们的文字是无法进入计算机的。”并预言：“你们的文字应当改为拼音文字，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你们。”其实，这番话真实地反应了汉字在信息时代前夕的困境，就连国内的一些专家也惊叹：计算机时代来到了！
钱伟长教授回国后，马上四处奔波，成立了“中文信息学会”。计算机汉字输入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就取得了重大突破。当年预言“你们文字进入计算机要靠我们”的西方人，如今却购买了中国发明的汉字输入编码的专利。
在计算机信息输入上，汉字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优势。像英文这样的拉丁化文字，是采用全息输入的方法（按字符逐个输入），只能靠熟练程度来提高速度。汉字通过音码、形码、义码几个途径的结合，采用非全息编码输入的方法，计算机的智能化又使中文输入由单个汉字输入进入了词语输入的新阶段。同样内容的英汉对照短文，汉字161个，英文字符（字母）778个。汉字以每分钟203.3个的速度输入，输入一个汉字平均击键1.5～2.5次，161个汉字击键371次，用了48秒。英文以每分钟500键的速度输入，778个字符击键778次，用了1分30秒，汉字比英文快了近一倍。
有报道说：联合国5种文字的官方文件中最薄的一本一定是汉语。与任何拼音制文字相比，汉字所占空间要小得多。汉字的这一优势，除了能大量节约纸张，提高印刷速度，降低发行成本，简化图书管理和使用外，最可贵的是可以节约亿万读者的大量精力和时间，据统计，同样的内容，英文本比汉文本至少多一倍以上。
香港语文协会名誉会长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的信息化，使汉字从苍老变得年轻，从仿徨走向辉煌，从而使汉字具有无比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