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

张斌 邹静娴^[1]

一、中国经济保持在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

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广泛担心。备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会不会丧失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非常具有挑战性，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禀赋等方面都能给出不同角度的判断和解释。然而迄今为止，理论层面还难以对经济赶超国家的经历做出令人信服的、普遍的、一致性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国际比较方法在类似问题研究中广受关注。采用国际比较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据是高收入经济体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有众多的规律性变化。^[2]

刘世锦等学者基于国际经验，较早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会出现台阶性下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高收入经济体的成长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都会经历类似的经济增速台阶式下降。^[3]埃肯格林等人基于国际经验研究也有类似发现。^[4]林毅夫基于东亚经济体的赶超经验，用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水平增速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经济未来10年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速。^[5]人均收入提高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侧面，众多的结构指标变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其他侧面。人均收入提高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这些经济结构的变化轨迹在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当中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比如下文提到的超过一定收入门槛值以后经济活动从制造到服务的转移、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崛起、消费占比的下降等。大量的经济结构转型文献指出了高收入经济体所经历的类似的经济结构转型变化事实，以及背后的原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6]这些经济成长进程中普遍的、规律性的结构转型事实和背后的理论分析是下文进行国际对比的依据。

本文将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化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化做出对比。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本文进行国际比较的对象除了人均收入，还包括比较完整的结构性指标。这些对比较单纯的收入水平对比而言，除了能够丰富人均收入变化背后更丰富的经济事实和依据，更重要的好处在于发现经济成长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或者说经济发展的短板，对理解和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都会有其发展的特色和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些产业结构比较的规律性更突出，而更细致的产业结构在国家之间有更丰富的多样性，^[7]所以结构比较的研究结论需要非常谨慎。我们这里比较的重点是那些有较强规律性的结构指标。

我们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经济在2010—2012年跨过了工业化高峰期，此后经济活动正在从制造向服务转移。中国跨过工业化高峰期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和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一致。第二，工业化高峰期过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取得更快发展。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共同显示制造业升级总体态势良好。消费、投资和出口更加平衡，其中消费占比上升，投资占比缓慢下降，出口增速显著放缓。这些变化轨迹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高度一致。第三，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主要短板从产业角度看是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与私人服务占比过低；从支出角度看可能存在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

上述发现说明，中国不存在过早地去工业化，中国经济保持在迈向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从产业和支出两个角度观察到的经济发展短板背后有着共同的原因：政府的政策着力点过度强调通过项目建设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关配套改革、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投入和改革措施不到位，以及对部分服务业过度管制。

二、从制造到服务

绝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都会经历经济活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赫伦多尔夫等人关于经济结构转型的综述性文章细致地描述了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事实。^[8]他们的观察样本涵盖了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9]从中得出了制造业份额随着收入增长而变化的驼峰形轨迹。当一个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8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10]时，该经济体的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实际增加值份额（剔除价格影响）、就业人数份额、工作时间份额等多种口径的份额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而与此同时，服务业上述相应份额开始上升。服务业份额的增加，不仅来自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也来自服务业相对真实供给数量的上升。

布埃拉和卡博斯基^[11]基于包括所有发达国家的31个样本，^[12]得到了类似的发现，即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的驼峰形变化轨迹。他们以72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算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格）作为门槛值，以此为界限分别做了两组回归。他们发现当人均收入低于门槛值时，收入增加1%使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上升0.11%，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高0.07%；人均收入高于门槛值时，收入增加1%使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下降0.13%，服务业增加值份额提高0.20%。

从时间上看，二战后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次序如下：美国（1950）、加拿大（1957）、英国（1960）、法国（1965）、德国（1969）、日本（1970）、澳大利亚（1970）、西班牙（1972）、意大利（1976）、中国台湾（1986）、韩国（1992），进入结构转型期的收入临界点在7400~12000国际元之间，多数集中在9000国际元左右，工业增加值份额峰值处于34%~53%之间，多数在40%左右，城市经济体中国香港最低34%，德国最高53%。

从人均收入角度看，中国跨过了从制造到服务转型的收入门槛。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使用与上述文献中一致的人均GDP度量口径，即1990年国际元。作为参照，我们还同时列出了人均GDP的名义值（美元）。其中，以1990年国际元为计价单位的人均GDP来自麦迪森项目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数据更新至2010年，2011—2016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不变价人均GDP增速推算得到。人均GDP的名义值（美元）来自国家统计局，汇率采用当年年末汇率。按照1990年国际元口径计算，中国2010年人均GDP为8032国际元，达到国际经验中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临界值，2016年人均GDP为12130国际元。

从增加值份额看，中国已经跨过工业化高峰期^[13]，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根据世界银行WDI（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在过去30年间，现价工业增加值^[14]占全部现价增加值的份额峰值出现在2006年，达到47.5%，此后开始持续下降，2016年下降至39.8%。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不变价工业增加值份额在2010年达到高点42.7%，此后缓慢下降，2015年下降至40.1%。现价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从1980年的39.8%逐步降至1999年的31.3%，此后近20年间基本稳定在31%左右。对服务业而言，不论是现价还是不变价，其份额都在持续上升。

从就业份额看，中国已经跨过工业化高峰期，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中国缺少较长时间序列的制造业就业份额数据。目前能够获得的相关就业数据包括：过去30年的第二产业^[15]就业份额，2006年以来的城镇制造业就业份额，2008年以来的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以及过去30年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第二产业就业份额的高点是2012年的30.3%，此后开始下降；城镇制造业就业份额相对稳定，自发布统计数据以来一直在28%~29%之间；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自2008年发布以来呈持续下降趋势，即从2008年的37.2%下降至2014年的31.3%；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在过去30年中持续上升，2008年以来上升势头加快，1985—2007年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平均每年增加0.7个百分点，2008—2014年平均每年增加1.2个百分点。从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2012年。

基于以上收入、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等多方面的数据，中国经济在2010—2012年度过了工业化高峰期。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变化轨迹和水平值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高度一致。主要的差距在于第一产业就业份额高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见图1）。

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崛起

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出现更快的增长，只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才会更快增长。布埃拉和卡博斯基观察到，美国经济从1950年开始转型至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60%提高到80%，增加了20个百分点，其中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份额增长了25个百分点，低技术水平的服务业份额下降。^[16]他们对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是依据该行业雇佣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其他高收入国家也有类似经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芬兰、瑞典、荷兰13个经济体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较多使用人力资本的行业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政府服务等行业无论是增加值占比还是就业占比都在持续上升；较少使用人力资本的行业是贸易、餐饮和酒店，运输、仓储、交通和信息增加值占比则是下降或者持平（见图2）。

对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文献中主要依据的是行业中受过较高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的占比。^[17]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行业“大专及以上占比”和“本科及以上占比”（2017年），我们可以量化各行业的人力资本情况。以“大专及以上占比”来衡量人力资本程度，分行业来看，我国服务业人力资本密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教育（78.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74.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3.7%），金融业（73.2%），卫生和社会工作（70.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49.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8.6%），房地产业（42.1%），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5.9%），批发和零售业（24.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2.9%），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9.9%），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7.5%），住宿和餐饮业（13.3%）。可以看到，随着行业人力资本密集度的下降，行业增速大致呈现下降趋势（见图3）。并且，人力资本密集度最末的5个行业也恰恰是行业增速最末的5个行业。2011—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平均增速最快的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以上行业平均增速超过15%；接下来是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这些行业平均增速均超过10.4%的GDP名义增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和餐饮的平均增速均低于10.4%的GDP名义增速。行业间的差异表现说明，工业化高峰期以后的人力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较GDP增速有更高的增长，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稍高或者低于GDP增速，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相似。与其他人力资本密集行业相比，同样需要较多人力资本投入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

国际比较当中，我们使用格罗宁根大学提供的包含33个国家的1950—2013年的长时间序列数据库。这一数据库最大的优势在于给出了长时间（1950—2013年）、分部门的增加值和就业数据，其中属于服务业的包含贸易、餐饮和酒店，运输、仓储和通信，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政府服务^[18]，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19]中国公开发布的服务业分类与上述分类有显著区别，不能做到一一对应，我们将中国数据重新分类合并后，^[20]与其进行比较。

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在各大类服务业就业的占比都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这与此前看到的中国整体服务业就业占比偏低的现象一致。与高收入国家类似阶段相比，服务业就业当中的贸易、餐饮和酒店及政府服务就业占比差距最大。增加值占比方面，比较突出的差别是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服务占比偏低，二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

四、制造业升级

世界上最发达的制造业都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虽然总体上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增长放缓甚至是负增长，但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并未停步。制造业依然是推进生产率进步的重要源泉，依然对其他部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正面溢出效应。没有一个能够反映制造业升级状况的综合指标。下文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生产过程、产业和产品等多个维度观察，得到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状况的方向性判断。

（一）投入环节：研发投入和专利

魏尚进、谢专和张晓波整理了中国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数据并进行了国际比较。^[21]产业升级需要国家或企业在研发上大量投资。中国1991年研发投资占GDP的比例是0.7%。201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超过OECD国家的中位数，到2012年则超过了OECD国家的均值（2012年是1.88%）。截至2014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另一个度量创新投入的指标是研发人员的比例。中国1996年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是443人。当时中国的研发人员比例和巴西（420人/百万人）大体相当，高于印度（153人/百万人），低于俄罗斯（3796人/百万人）。美国、日本和韩国每百万人口的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3122、4947和2211人。中国2014年的研发人员比例上升至每百万人口1113人。除了全社会的总体研发情况，如果单看制造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也是增长十分迅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制造业细分的31个子行业在2006—2016年制造业行业研发人员投入和经费增速上分别达到年均16.0%和26.4%，并且研发经费增速在2006—2013年始终高于20%。

产业升级离不开创新，专利是衡量创新的重要维度。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从1995年的8万件上升到2014年的230多万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中国于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接收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类。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发明专利，其授权数量在所有专利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2014年的18%。2005年，授权给外国申请人的专利占比超过20%，而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7%。这说明2005年以来，自主创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能够说明，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专利增长同样很快。中国企业申请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量从1995年的62件增长到2014年的7236件。1995—2005年的年均增长率是21%，2005—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8%。

（二）生产环节：中间投入品使用、产业集中度

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提出提高效率的重要源泉是专业化和更细密的分工。钱纳里等人结合众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指出，“工业化期间，尤为重要的是中间投入品的变化，中间品在生产中的使用增加，表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产业联系的复杂程度都在提高。这种发展趋势是工业化的确定性特征之一”。^[22]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提升是专业化分工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标志。

中国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在持续提升。基于投入产出表^[23]可以计算出制造业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占该行业产出的比例。各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是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工业部门中间投入品占比上升的进程并未因此打断，工业部门的专业化细分还在继续。加总的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在总产出的占比从2004年的0.735上升到2014年的0.783。

低效率企业淘汰，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背后可能是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在发挥作用，但也可能是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结果。对此，本文认为前者应该是主因，原因如下：第一，由图5可见，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是趋势性的变化，并非短期现象，并且加速提升阶段发生在2000年前后，当时并不存在明显的大规模行政干预。第二，一系列研究企业TFP（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发现，2000—2010年，中国企业行业集中度上升背后的主因是效率改善。例如，李玉红等人通过2000—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发现，由企业优胜劣汰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中国TFP提高和行业集中度上升的重要因素。^[24]此外，毛其淋和盛斌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企业退出的具体机制，他们发现退出企业生产率不仅在当年低于存续企业，而且在退出前若干年就表现出相对低效，这一现象被作者称为退出企业的“死亡阴影”，表明这些企业是因为自身效率低下而退出市场，而非外生因素。^[25]同时，作者还发现存在显著的市场选择效应，这一效应一方面会促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另一方面有助于新企业在进入市场后通过“干中学”迅速提高生产率。这些研究都表明，市场筛选机制是决定企业进入、退出和行业集中度向高效企业聚集的主因。

市场竞争带来优胜劣汰，更高效率企业占据更高市场份额，同时也带来了行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中国工业部门面临需求增速放缓和严重的优胜劣汰压力，大量低效率企业被淘汰，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华泰证券的报告（2017）以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口径计算了CRn指数^[26]，对比2016年和2010年，一级行业中极高寡占型行业数量由6个增加到9个，低集中寡占型行业数量由10个增加到15个。^[27]采掘、纺织、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中的大量企业被淘汰。

（三）产品环节：出口产品复杂度、出口增加值率

出口是反映国家制造业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面镜子。从出口数据透视制造业产品生产能力有多个维度，比如出口复杂度^[28]、高新产品出口占比等。根据张斌、王雅琦、邹静娴的测算，以出口复杂度衡量，中国2000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14643美元，2014年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为24014美元。^[29][30]2010年以后，中国的出口产品复杂度仍保持持续提升。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占比自2000—2005年快速提升以后，一直保持在29%的相对稳定水平。近十多年来，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种类也没有大的变化，出口额前五位的大类产品基本不变。这是否意味着出口产品没有升级呢？基于大类的出口产品不能准确衡量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变化。比如，同样出口一部手机，中国以前60%以上的零部件从国外进口，现在只有不到20%的零部件从国外进口，从出口产品角度看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制造业厂商的生产能力却有巨大进步，而这些进步没有办法从产品分类和出口复杂度这样的指标中体现出来。

张斌、王雅琦、邹静娴基于生产链和出口增加值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持续上升。结果显示，2000—2014年，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率从69.1%上升到84.3%，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率从56.3%上升到77.9%，一般贸易出口增加率从85.8%上升到88.9%。^[31]可以看到，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上涨幅度高于一般贸易，这也与黄永明和张文洁的发现一致。黄永明和张文洁在研究中利用1996—2006年HS-10位编码商品贸易数据度量了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发现1996—2006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步改善，但加工贸易类出口产品复杂度进步快于非加工类，且国内投资的加工贸易产品为最主要的推动力。^[32]除了国内投资作用，推动出口品质量升级的另一重要力量则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例如，李坤望和王有鑫利用1999—2007年的产品层面贸易数据研究发现，FDI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外商投资占比较高行业有明显的产品升级拉动作用。^[33]此外，通过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分解发现，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34]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这与大类产品出口层面上的观察相一致，仅从出口产品种类上看不到近年来的中国制造业出口有明显升级，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把研发和技术进步的力量主要放在了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产品上。

五、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平衡

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推进先降后升。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消费占比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35]保持趋势性下降，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开始持续回升。日本的消费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战后工业化重建时期的76%下降至70年代初工业化高峰期的60%，此后开始持续回升；中国台湾的消费占比从50年代初期的90%下降至80年代中后期工业化高峰期的61%，此后开始持续回升；韩国的消费占比从60年代初期的99%下降至80年代后期工业化高峰期的58%，此后开始持续回升。造成消费率上升的并非私人部门消费，而主要来自政府消费。

随着中国经济迈过工业化高峰期，消费占比开始回升。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下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1%下降至2010年工业化高峰期的48.5%，此后开始持续回升，2016年上升至53.6%。中国大陆的消费占比变化随着工业化阶段推进先降后升的轨迹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历类似，但是中国的消费占比水平显著低于上述经济体，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相比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

私人消费占比水平仍偏低。最终消费包括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二者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近十多年来一直分别稳定在74%和26%左右。中国政府的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14%，从国际比较视角看，与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接近，低于日本和欧元区；居民部分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39%，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50%以上的占比。朱天和张军认为，官方数据一是显著低估了居民居住消费，主要是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二是没有涵盖公司账户覆盖的私人消费；三是更主要的，即住户调查中高收入人均代表性不足，低估了全体居民的收入和消费，^[36]经过作者的调整后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中国与类似发展阶段经济体相比不存在消费率过低。

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推进先升后降。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高峰期持续上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开始下降。日本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战后工业化重建时期的19%上升至70年代初工业化高峰期的36%，此后开始持续下降；中国台湾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50年代初期的11%上升至80年代初期的30%，此后开始持续下降；韩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比从60年代初期的11%上升至90年代初的39%，此后开始持续下降。中国大陆的固定资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与上述经济体的经验类似：固定资本形成占比80年代初为30%，此后不断抬升，2010年达到45%的峰值，此后停止上升步伐开始缓慢下降，目前仍停留在较高水平。

固定资本形成构成当中，设备投资占据较高比重。从日本经验看，设备投资占比一直处于60%~70%的高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呈波浪式下降走势；房地产投资在全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持续上升，高点达到25%，此后在20%上下波动；政府投资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台阶式上升，高点也曾超过20%。从中国台湾经验看，政府投资在固定资产形成中的占比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40%~60%的高位上下波动，90年代以后开始大幅下跌至20%，与之对应的是民营设备投资占比从30%大幅上升至50%；民营建筑工程投资占比相对稳定，一直在20%~30%之间。从韩国经验看，设备和无形资产投资在全部资本形成中的占比在40%~50%之间波动，住宅投资占比在10%~20%之间波动，政府投资占比在15%左右。

中国官方没有发布资本形成的详细分类数据，只能观察到比较详细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从构成上看，中国建筑安装投资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很高，2005—2008年为61%，2008年以后逐渐上升到70%。与其相对应，设备和其他投资（包括无形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39%下降到目前的30%。考虑到建筑安装投资中涵盖了较多的土地购置费用，且很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观察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可能高估了建筑安装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也因而会低估设备和其他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占比。作为参考，设备和其他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2005年以来持续上升，目前达到57%。

工业投资占比下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投资占比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工业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自2008年以后从36.3%下降到33.6%；建筑和房地产投资占比近十多年来一直在25%左右小幅波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自2011年后从22.3%上升到25.8%。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包括三类：（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包括市政设施管理、供水设施管理、公交设施管理、园林设施管理、环卫设施管理等）在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占比最大，2016年达到37.3%。从增速变化来看，2013年以来第一类和第二类持续下降，第三类的增速高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且没有持续下降，2016年，第一、二、三类的增速分别达到12%、10%和23%。农林牧渔、科教文卫以及其他（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投资占比较低，2010年以来保持持续上升走势。

出口增速放缓，出口市场份额增速对出口增长贡献下降。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全球出口市场增速，这主要来自全球需求增长以及全球贸易一体化程度提高；另一部分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速。2000—2016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15.4%，其中8.4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市场份额增长的贡献，7个百分点来自全球出口市场增长。近十多年来，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在持续收窄。出口市场份额增长放慢会直接带来出口增速放慢。2009—2016年，由出口市场份额增长带来的出口平均增速为5.2%，远低于2000—2008年危机前平均12.5%的水平。

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速下降与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和高收入经济体以往的经验基本一致。基于1948—2013年17个发达国家的分析，出口市场份额随人均收入增长主要呈现出驼峰形变化轨迹。主要发达经济体到达出口市场份额峰值的收入临界点在7800~20000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90年不变价），多数集中在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中国过去15年的出口市场份额增速持续下降做趋势外推，中国大概在2020年前后的市场份额接近零增长，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达到峰值，届时的收入水平大概在14500国际元。这与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基本吻合。

六、经济发展的短板

基于以上观察，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产业角度看，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偏高，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第二，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偏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占比偏高；第三，官方口径下的私人消费占比过低，投资占比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这些差异很可能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最突出的结构性短板。

三次产业的就业数据以常住人口为口径，采取抽样调查方式得到。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可能部分来自统计原因：一是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从事二、三产业兼职，但是被统计为第一产业就业；二是部分建筑业劳动人口在抽样调查时间待在农村，被统计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三是16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均被统计为劳动人口，大量年长的劳动人口留在农村并被统计为第一产业就业，实际劳动时间和劳动投入并不高。

与二、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城市化率。截至2016年，中国官方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为57.4%。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众多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都达到了70%以上。中国在工业化高峰期以后城市化率仍在持续攀升，即便如此，城市化率也大大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较低的城市化率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偏低形成了对应。政府服务占比偏低同样与较低的城市化率有关。比较而言，城市较农村会提供更多的政府服务，较低的城市化率与政府服务占比较低形成了对应。

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相比，中国较低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较低的政府服务附加值占比和较低的城市化率，以及较高的投资率主要来自政府“重发展、轻服务”的职能定位以及相关改革措施不到位。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公共资源投入更加看重当地GDP和税收增长，^[37]这密切关系到地方官员升迁和官员集团福利。^[38]在这个激励机制导向下，政府更看重建设项目，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投资占比过高以及投资当中建筑安装类投资过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可以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比如医疗、教育当中的很多服务受制于过度管制政策不能充分发展。^[39]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充分，再加上土地、户籍等政策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对于众多农村人口只能是个暂时的工作地点，而不能长久地安定生活。这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率偏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偏低，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占比过低，这些统计数据背后的现实映射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安居在城市，不能享受城市配套公共服务。

七、推进政府职能改革

经济增长过程存在增长的烦恼，也存在对未来增长形成瓶颈的真正问题。通过比较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变化轨迹可以看到，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增速放缓、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更快发展、消费占比上升、出口增速下降等现象都是走向更高收入阶段的规律性现象，这些现象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高度一致。

中国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真正差距在于中国较低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较低的政府服务附加值占比和较低的城市化率，以及较高的投资率。弥补差距，政府需要逐步推进“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职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把工作重心从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从发展到服务”的政府职能改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只有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和问责，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激励机制；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信息和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