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变

张平^[1]

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2020年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向实现现代化迈进，到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现在的高收入组计算，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将突破中等收入上限，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中国在2028年前后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再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35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预计人均GDP突破4万美元，成为现代化强国。^[2]在经济转型的这一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给我们指出了经济发展路径，更给出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矛盾、新发展理念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式方法，并强调了发展体系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命题，中国经济增长也将从物质供给转向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发展路径的转向已经是必然的选择，然而转折是艰难的。高速增长意味着“规模收益递增”、经济的“正反馈机制”自我强化，而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路径，经济走向均衡，意味着“规模收益递减”，经济的正反馈机制减弱，此时，需要构造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才能打破对原有增长路径的依赖，转向新的发展方向和实现新的发展理念。本文依据S形增长路径模型预测未来的增长，从实证角度分析路径转变的条件和经验事实，提出适应增长路径转变的模型构造，引入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以克服增长路径锁定，从而通过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演化，实现中国增长路径转变，迈向现代化。

一、中国长期S形增长路径

（一）增长研究范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一直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命题。长期经济增长遵循着S形路径，并呈现阶段性演进的特征。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的阶段性变化会引起增长动力结构、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等发生阶段性变化。^[3]国际经验表明，由于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低成本要素累积的不可持续，一国在从工业化到城市化、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过程中，会出现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的挑战。^[4]

S形增长路径涵盖了两个方面的拓展。第一个拓展是构造一个依赖时间的增长模型。该模型具有至少两期的阶段性特征：一期是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发展阶段，它受制于阶段性极限；另一期是“规模收益递减”的发展阶段。当经济发展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能否依靠创新等新要素推动经济走向内生增长是不确定的，经济发展过程仍要受到资源、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约束，所以它需要一套新的发展模式。第二个拓展是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增长模型。在S形生产函数中，除了资本、劳动要素积累，还增加了新的规模递增要素，即把社会、制度、创意、人力资本等新因素纳入生产函数，并将单一的经济增长目标转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社会福利目标，修补了新古典增长范式中的简化。

在主流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增长的经典模型主要有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其中，新古典增长模型是一个单调的要素积累增长模型，不包括阶段性，也不包含任何非经济要素，外生变量为技术进步和人口。内生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内生为技术进步，作为持续推动增长的因素。增长模型中也没有破坏自然资源、引起气候变暖的成本项目，没有两极化分裂社会的代价因素，把人类社会、意识形态、自然资源等高度复杂化过程简化为要素积累的增长模型，是永远增长的永动机模型，适合于无限制开采物质的工业化生产阶段。用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基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阶段，则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经济增长过程做极其简化的经济学抽象分析对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它难以涵盖经济真实发展的多阶段特征和阶段转换的特性，而且过度简化了非经济性因素，成为一个孤立的系统，与将现实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类真实活动也越来越不相关。这些问题引发经济学家积极进行探索，试图从多方面给予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一直将经济生产方式与阶级产生相联结，形成了丰富的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发展机制分析，并划分了历史发展的大阶段，指导了实践。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经济学者都在不断探索经济与伦理、社会等人类活动变量的互动联结的理论逻辑。^[5]阿马蒂亚·森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两个根源：一是由“边际革命”开创的经济学的“工程学”根源；二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6]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浩如烟海，出现了经济“嵌入”社会等理论，以及在心理活动的基础上拓展出的行为经济学等。经济行为与人类社会、意识、道德、政治、法律等活动的互动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基准。

对经济增长多阶段性的探讨，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范式。他将经济增长划分为不同阶段，以此为基础，分别讨论了每个阶段的“增长基本方程式”“非经济因素”“增长阶段与极限”，并归纳了各个阶段的经济起飞、成熟技术、大众消费等。^[7]亚洲金融危机后，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再次将增长阶段研究推到了重要位置。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8]对增长的阶段性的讨论本质上隐含了阶段性断点的可能性和演化分叉的可能性，这也是人类社会多样性特征的一个产物。

在增长模型中加入自然环境冲击实际上就是加入成本项。大自然作为复杂系统，在不断遭到破坏后，会产生“涌现”^[9]的宏观现象，如全球性的气候灾害、污染、瘟疫等冲击，从而根本性地改变增长的技术和演进路径。工业化以来，以刺激消费、增加物质消耗为基准的GDP增长模式不断受到温室效应的挑战，自然灾害损失、污染和疫情等冲击的规模和频率都不断加大，已经构成了增长的损失（成本）项。古典式的自然开采—加工污染—过度消费的工业化生产与生活模式需要重新定义，转向可持续增长模式。^[10]2020年的疫情冲击，直接造成全球经济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把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2%调低到-3%，^[11]自然冲击带来的全球经济直接损失不断加大。气候经济学被全球接受，气候、环境、排放、循环经济等被列入全球气候协定，并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国，减少大气污染、降低排放、循环利用物质已经开启了中国新的生产方式。日本提倡“氢社会”，欧洲的“新工业革命”利用存量进行物质循环，而非新开采物质，逐步进入绿色平衡发展的状态，按物质测量，其GDP增长约为零。学者、大众、政府精英都重新讨论通过消耗物质提高GDP是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目标？在跨越小康或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精神享受是不是“精神收入”，能否被核算？总之，在自然成本冲击下，重新设置人类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模式得到广泛讨论。

增长路径转变是经济增长路径逐步逼近阶段性极限的特征表述。路径转变是一个过程，属必然趋势。路径转变的方向则含有多种可能性，如经济学、组织学中讨论的“路径依赖”。导致路径没有成功地转换到更高的增长路径而陷入增长困境中，可称为“增长的陷阱”。

中国增长路径的阶段性极限特征表现在多方面：

（1）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和市场全面开放，要素价格完成了国际市场定价，基于市场规模扩张和隐蔽资源（要素）重新定价推动的规模收益递增效应减弱。

（2）人口红利推动的劳动力供给比较优势逐步消失，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口负债。

（3）随着本国技术水平接近全球技术前沿边界，技术模仿收益下降，技术创新和开发的不确定性增强。

（4）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后发国家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化部门，从农村到城市的结构再配置效率递减。

（5）自然成本约束明显加强，可持续发展成为增长的要求。

（6）基于城市发展的社会等非经济因素推动经济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

结合增长路径转变的上述特征，探索新的增长模型和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要促进发展模式转变，推动增长路径转变，其最大的特征就是通过加入非经济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从而引导经济增长转向新的路径。

（二）S形增长模型和2021—2050年的预测

S形增长模型本质上就是将基于资本、劳动等经济要素积累的生产函数扩展成一条因时而变的增长路径。^[12]利用贝叶斯参数估计法得出的模型和1978—2019年的数据，我们重新估计了中国长期增长曲线（见图1），^[13]从中可得到参数估计值α的均值为0.00412，95%的置信区间为（0.00398，0.0042），a的均值为86.1516，95%的置信区间为（83.9856，89.4521）；b的均值为0.0892，95%的置信区间为（0.0827，0.09176），收敛于α=0.00412，可得到k=242.72，α=86.1516，b=0.0892，得出我国人均GDP的S形增长函数为：

1978—2019年实际人均GDP与模拟人均GDP的预测误差项为e2=7.4159，曲线见图1，计算出的拐点为2033年，即我国人均GDP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再转入稳定增长期；2034年以后我国人均GDP增长将进入平稳发展期。

根据模型的预测值，以我国2019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为基数，由于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只按名义增长3.5%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7∶1计算GDP增速，而后年份的预测我们假定汇率为7，做了三个阶段的通胀率假设：2021—2033年通胀水平保持2%，2030—2040年通胀降低到1.5%，2041—2050年通胀降低到1%。按模型预测的人均GDP计算（见表1），到203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万美元，到2050年人均GDP达到4.1万美元，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到205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从现在的赶超速度逐步向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收敛，因此决定经济实力和财富水平的关键不是速度而是一国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汇率升值则是一国经济、政治与社会多方面和谐稳定在货币信用上的反映。就此而言，降低经济增速的波动，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才是新发展阶段的根本。

二、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中的经验事实与模式演进

我们预测2033年为经济增长转折点，转折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预测时点，这个过程是一组经验事实推动的转折过程。我们就这一转折过程的经验事实进行梳理，并配合发展模式的变与不变予以讨论，从而理解转折过程中不可改变的趋势和传统模式锁定的冲突与调整。

（一）经济增长转变中的经验事实

在中国经济转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相关事实，都在揭示规模收益递增过程的转变。

1. 结构性减速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推动的规模递增的经济赶超阶段结束。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从“结构性加速”转到“结构性减速”。^[14]工业化是中国赶超式增长的第一大结构性动力，2011年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40%以上，个别年份会低些，但很快就会恢复；而2011年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系统性下降，到2019年下降到30%。“结构性加速”是指资源从低效率的传统产业部门配置到高效率的现代化工业部门，通过结构性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完成工业化后，由于服务业的规模效率低于工业部门，所以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开始加速后，经济增长因服务业比重上升逐步减缓，这与发达国家经历的增长历程和趋势相一致。经济结构服务化是路径转向的最重要标志。

2.全球化市场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结束

在经济赶超阶段，中国通过比较优势，用出口拓展全球市场，到2015年时出口份额达到全球出口份额的14%，而后略有下降；到2019年时，为13%左右，出口份额占全球出口份额已达到极限，出口带动的全球市场扩展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趋势结束。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018年的0.85%，出口带动效应下降，出口导向的经济扩张结束，逐步进入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

3.空间聚集的规模收益特征预计到2030年前后消失

中国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60%，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推动了城市化的投资、私人住房购买和城市化建设产业的发展。到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70%后，人口城市化速度主要依循城乡人口自然增长，城市规模聚集度逐步稳定，为人口空间聚集而大幅度投资的城市建设周期也基本结束，城市化加速增长路径转向平稳增长路径。

4.人口红利到2012年时已结束

人口红利，即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中国赶超路径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以农业为主导的后发国家来说，人口过多是一种负担，会导致其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只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化进程中，而且参与国际化分工体系，才能化负担为红利。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到2012年见顶，随后逐步缓慢回落，人口老龄化加快。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到2031年达到14.6亿的顶峰，随后人口增长转变为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增长率下降，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比接近20%。

5.中国的资本形成增长速度逐步下降

资本形成来自一国的储蓄，包括国内投资和净出口，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下降到了1%，因此中国储蓄现在主要来自国内储蓄的增长。从现有情况看，储蓄增长率与收入增长率保持正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增长减速，收入增长也将减缓，进而导致储蓄增长减缓。同时，居民、企业、政府负债增长加速，按国家金融实验室公布的2020年资产负债表，2020年第一季度居民负债占GDP的比重为57.7%，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为161.1%，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为40.5%。^[15]净储蓄水平在持续下降，资本形成增长逐步减速。

6.中国汇率重估带来的GDP高速增长到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后结束

1994年，中国实现汇率并轨，从1美元兑5.8元贬值为8.7元，中国从此开创了持续出口盈余的历史。随着中国贸易占全球份额的提高，汇率调整带来的出口效应得到第一次修正。2005年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持续到2015年，中国GDP按美元计算的超高速增长，包含了名义GDP的高速增长和汇率升值。汇率升值导致的大量国际资金涌入中国，以及持续贸易盈余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增多，使得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每年物价上涨将中国名义GDP增长率推高为两位数，加上每年汇率升值约3%，使得中国以美元计价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与美国GDP接近。可以说，汇率升值带来了中国的超高速赶超和巨大的财富效应。2015年8月11日，中国再次推行汇率改革，汇率按市场原则定价；2016年10月，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体系；2017年后人民币双向波动；直到2020年稳定在7上下，形成比较均衡的汇率体系。但基于汇率升值带来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已经结束。汇率定价透明化后，中国资源（要素）价格也逐步与国际定价接轨，隐性的资源（要素）重估结束。

此外，中国2015年加入《巴黎协定》，强调了中国减排的国际责任，自然环境约束成为新的成本。

上述基本事实预示着阶段性发展逐步走向极限，转折已经不可避免。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未来15年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增长速度将向发达国家收敛，规模收益将逐步走向递减。

需要指出的是，增长路径转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有其内在的逻辑，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三大规律。

第一，符合人类需求定律。经济学中的恩格尔定律、心理学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大量事实与理论都已经证明了需求定律，即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物质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精神需求不断上升，与之匹配的就是服务业占GDP比重持续上升。^[16]

第二，符合广义人力资本消费和创新效率补偿的规律。精神需求的提高，必须有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提高，从而提升人的创新能力，形成创新效率补偿，否则该循环就不能持续。^[17]

第三，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规律。人们的收入与福利水平超过小康阈值后，经济体逐步进入均衡增长阶段，人们面临的经济约束逐步减弱，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中心议题，大量的非经济因素成为现代化体系构建的新基础。

（二）转型方向、路径依赖与模式变革

2020—2035年，中国将从小康社会步入现代化国家，这是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最重要阶段。首先，经济规模收益递增消失，经济增长放缓，单一的GDP增长目标的激励作用减弱，增长路径需要转变；其次，与原有高速增长相伴的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即增长模式中的宏观激励导向需要转变，只有重新确立激励目标及相关结构（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生产结构、利益格局等）和动力机制（正反馈机制）的转变，才能改变路径锁定状态。

中国从经济赶超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模式，从单一物质增长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激励目标。在未来的基本经济增长模型中，一方面，要融入更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新要素，将创意、人力资本、知识与数据等变量加入创新变量组中；另一方面，要在基本增长模型中加入非经济要素，比如绿色作为可持续变量加入，共享作为包容性变量加入。而在经济因素外，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制度性治理变量，同样是重要的新变量，也要纳入增长模型体系中。高质量增长模型的要素组合要远远多于传统的增长模型，而被解释变量也不仅仅是GDP，而是包含了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社会福利目标函数。

增长路径的转变和模式变革的根本是打破路径依赖。由于增长的“规模收益递增”接近尾声，可用的正向经济绩效激励或可分享的利益越来越少，既得利益者会展开存量博弈，强化增长的路径依赖，固化既有增长模式下的利益格局。博弈的第一种方式是透支未来，增加负债，试图延续“规模收益递增”；第二种方式是保证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强占弱势群体的分配份额，加大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更多的干预、管制等损害市场机制，设租寻租，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降低制度效率。

为了打破路径依赖和利益格局固化，在微观层面要围绕着降低交易成本，不断吸收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的新要素，积极推动和深化市场配置资源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在宏观层面，要尽快构建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的改革，以矫正政府干预资源的行为，积极改变增长路径的导向、激励目标和增加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参与，从而消除路径依赖对新增长资源的消耗，为转型创造有利的宏观导向。

三、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体制和政府治理机制

路径转变需构造新的目标、激励和资源分配机制，将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发展模式，推动建立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看，积极深化和推进基于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激活新的生产要素，使其融入创新增长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过程，而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的转型是现阶段转型的核心任务。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发展阶段，宏观资源配置体制和国家治理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1993年以来，工业化的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体系经过了27年的实践，需要基于新发展模式进行重新设定和积极调整，新发展模式的最突出特征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政府的宏观资源配置从促进生产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从GDP单一经济绩效指标转向包含“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福利目标。为此，需要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体系，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政府治理体制和相关激励导向，推动社会参与共同构建社会、意识形态、法律等非经济因素作为支持转型的正反馈因素。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的改革有利于厘清政府、国企的边界，硬化地方政府的约束，明确政府以公共服务为本的激励目标，并通过政府体制的转型，积极推动国企转型。

宏观资源配置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一方面，要提高国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建立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的新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保障中国经济跨入高收入和高质量的平稳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现代化目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将文化、政治、法律、社会等积极的转型因素平稳地与经济转型协调一致，通过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推动经济体系进入创新、均衡的增长路径。从全球增长的一般规律看，只要名义GDP增长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均值增长（3%），保持汇率稳定，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就会不断收敛，成功跨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总而言之，保持“稳中求进”，在宏观稳定的同时，进行适应发展阶段的体制改革，激励国家向高质量现代化国家转型。

（一）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的转变与发展阶段相关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国宏观管理框架改革列出了11项阶段性评估：（1）从外部需求转向国内需求；（2）从投资转向消费；（3）从工业转向服务业；（4）在资源分配上，从国家导向转向市场和私人部门推动；（5）从过高的企业债务转向可持续的杠杆水平；（6）从财政债务上升（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转向可持续的财政；（7）从金融部门自由化转向改善治理；（8）从增加要素投入转向提高生产率和鼓励创新；（9）从不平等的增长转向更包容的增长；（10）从高污染转向绿色增长，可持续利用能源；（11）从旧式的、间歇性的政府公告，转向及时、清晰易懂的沟通。^[18]这些评估指出了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的方向。

中国政府始终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从2012年以来提出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制定两步走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确立新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把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目标和步骤清清楚楚地摆放在全国及全世界人民眼前。中国发展路径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方向明确后，需要改变政府治理形态和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才能推动资源配置向正确的方向转型。

（二）政府治理和公共财政体系改革

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的就是财政体系。中国已经通过了“税收法定原则”，在国家治理层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纳税规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特别是在户籍改革后，城市居民转化为城市纳税公民，公民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被纳入人大立法体系中，公民通过参与政府公共财政收支体系的决策与监督过程，逐步形成现代政府治理与公共财政体系。政府软预算约束、公共服务与纳税不匹配、公共决策与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对财政体系进行调整与改革。

调整政府治理最好就是从财政入手：一方面，改革基于工业化建构的财政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建立规范的政府治理体系，将公民纳入国家治理过程，通过立法、公共决策与监督参与等方式完善政府治理，建立起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体系架构。从财政改革看，首先要重新建立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税收体系。这种重新匹配，不仅仅表现在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数字匹配上，更应该体现在城市居民享受服务与纳税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匹配上，否则会导致财税体制缺少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和合理性。

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方向应概括为以下几点：

（1）从流转税为主导的税收体制，转向以直接税和间接税为双支柱的混合型体制，从单一针对企业法人征税转向对自然人和法人共同征税，逐步形成纳税责任与享受公共福利相匹配的格局。

（2）增加地方消费增值税，并将其作为地方的主税种。要从流转税征收环节入手，从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征收增值税，即从生产环节继续向企业征税，税率应该继续下降到9%，降低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从消费环节开征价外消费型增值税，税率从1%起逐步提高，征收的税收归地方，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提高对人的服务质量，聚集人流消费，从中获得税收收入。

（3）强化政府预算和负债硬约束。这需要立法层面和政府监督层面的改革。当然这一改革也需要做债务的技术型处理，因为大量地方债务是为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累积而成的，属于中央与地方收支不匹配的产物，需要矫正。

（4）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力匹配。按服务范围与效率等原则进行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合理划分，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已经无法回避了。中央与地方事权匹配磨合多年已经有很多技术性讨论，但事权改革一直没有落实，“上面请客，下面买单”，买单的钱要靠地方政府负债和卖地来筹集，这是不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财税改革的重点，这方面有中国历史上积累的经验，也有大量国际经验可依循，因此是决心问题，而非技术难度问题。^[19]

（5）包容性和绿色发展，以及未来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都在挑战当前财政体系的收支状况和运转效率，在构建新的财政体系时，需要将其纳入并予以考量。^[20]

（三）货币供给体系改革

宏观资源配置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一国的货币供给方式。一国经济如果走内需激励，则货币发行多与国家信用挂钩，以国债为资产作为货币供给的基础；如果走外需激励，多以外汇资产作为货币供给的基础，这样可以稳定汇率，有利于出口。中国1994年开始汇率改革，逐步走向了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货币供给从主权信用转向了基于外汇资产的货币发行，稳定了汇率，促进了出口。

2013年外汇占款达到顶点后，随着2015年汇率改革，外汇占款显著下降，导致央行缩表。2016年，央行依靠“其他金融机构借款项目”——以其他金融机构的国债等抵押物发行的各类短期、中期借贷便利等，大幅度创造资产，新的资产带来的货币创造占比已经逐步弥补了外汇占款下降带来的缺口。通过不断降准提高货币乘数，以扩张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供给。以外汇占款做抵押的货币发行模式是明显的小国模型，类似于货币局制度，可稳定钉住汇率，有利于出口导向，并推动出口—货币供给的良性循环，形成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货币供给体系。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已逐步结束，汇率按市场定价，货币发行的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当前以银行债券做抵押进行再贷款的方式属于过渡模式，应逐步转向以公债为资产的大国信用模型体系，国债作为新的资产来源将逐步进入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作为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指引才是未来大国选择的方向。因此，向基于国债的货币供给体系转型时不我待。这种转型一方面可为中国长期发展筹资；另一方面也可改变依赖外汇占款的货币发行格局，有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推进以国债利率为基准替代基于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为基准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改革。中国没有快速转向大国货币发行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软预算约束，财政收支体系存在很多不规范现象。政府治理现代化是货币供给体系转向大国模式的前提。^[21]

（四）政府资源配置体系改革

中国赶超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即“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推动招商引资和工业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都与工业化高度相关，相关部委也与地方政府相配合，形成了一组激励相容的中央、地方大力发展工业化的纵向资源配置体系，取得了突出的赶超效率。但工业化见顶后，产能过剩、过度污染和负债等问题逐渐暴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针对这些方面的改革举措之一。

政府资源配置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转向激励竞争和创新的“创造环境”式的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产业政策是功能性干预工具，旨在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和创新创造的环境，因此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往往致力于对小企业的扶持，多集中于改善环境、降低风险等方面，而不是直接采用补贴的方式。增长路径转变后，创新和就业都需要中小企业的大发展，产业政策重点也从干预产业发展转到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小企业发展创造条件，在改善基础设施、金融设施、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加大投入。

政府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也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要从立法层面推动放松行政化管制，特别是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降低科教文卫体的行政管制，让市场配置资源满足大众的需求，促进服务的升级，满足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提高监管水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质量，迎接规则层面的治理参与，并与国际规则对接，探索中国屹立于世界的相互融合之道。^[22]

（五）构建社会等非经济因素的正反馈机制

鉴于现阶段的宏观资源配置仍然囿于传统工业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状况的出现，这有悖于增长路径转变的阶段性要求。从经济阶段转换的要求看，必须着眼于建设新的宏观资源配置体系：第一，发展目标已经从以物质生产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因此，生产供给导向的宏观管理体系要转向消费导向的宏观管理体系。在这一转向的背景下，提高居民收入份额和人力资本回报率，强化消费跨期效率补偿，成为宏观资源配置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发展机制已经从低成本—规模扩张的单一效率标准转向基于多样性—风险分散的经济韧性标准，从而形成效率—韧性较为均衡的宏观资源配置体制。第三，激励方式已经从工业化的产业干预转向竞争政策，特别是将服务部门从管制和低效率中释放出来，以部分市场供给的方式促进服务业升级，强化创新的市场激励。第四，发展战略逐渐从出口导向调整为“大国模型”，以内需为主，提升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地位，增厚出口附加价值。

为了推动增长路径转型，宏观资源配置需要适应性转变，归根结底要坚持两条：第一，要逐步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构建基于城市化发展的资源配置体制，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两套体制并轨，完成协调、监管、配置、激励信号的一致性，实现主体目标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转变到服务以人为中心的内需发展；第二，重构国家发展目标，从单一的GDP绩效标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国家福利目标，其中除了包容性、可持续的经济效率目标，还要将政治、文化、社会、绿色等非经济因素纳入国家福利目标体系。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绿色“五位一体”的新国家福利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组非经济类因素参与转型过程，构造正反馈机制，推动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国内涉及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例如刘世锦等在《陷阱还是高墙？》中提出：“以促进社会成员最大范围、最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括为：扩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的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23]“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其转型的核心是要发展出“知识中产阶级”。知识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参与转型，形成“正反馈”的群体理论。^[24]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构造这种正反馈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目标、路径方向和机制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