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下一个要素，下一个产业

长期以来，在社会生活中，文化和经济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有着各自的话语系统和运作方式。然而，一如不同的产业的边界在模糊，其内容在融合一样，文化和经济也在融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在融合。在经济学人看来，这种融合是文化日益成为生产要素使然，是现代产业演进使然。和文化学人主要强调文化的精神价值、道德教化作用不同，经济学人已经看到，人类社会已经从产品的时代、服务的时代，开始步入文化的时代。从本源上说，这是人们的物质性需求，包括产品和服务两个方面的物质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后，精神性需求上升到重要位置的结果。能够满足精神性需求的要素和产业，是文化要素和文化产业。然而，如果试图对文化要素、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理论解释，那么，如此简单的逻辑分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首先要对文化和文化产业做出界定，并根据理论实证的方法，提出两者间关系的假说，然后通过建模和经验实证，对假说进行验证。今天，我主要讲前面两个问题，即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界定，以及经过理论实证得到的三个假说。

一、问题的缘起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主要增长源泉的“索洛剩余”包括庞杂的内容，文化要素也位于其中。韦伯从宗教角度，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而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森岛通夫遵循韦伯的思路，研究了儒教对日本经济成功增长的作用。德龙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在经验上证实了韦伯和森岛通夫的观点。邹恒甫则为韦伯的命题建立了数学模型，分析了宗教所代表的文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刘易斯曾经指出，在经济增长的三个直接原因中，首要的就是经济主体的态度、价值观和制度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因素。显然，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化要素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随着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并由附属型产业转变为依赖型独立产业，再转变为知识和智力密集型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已经并将继续显现两个相关的典型化事实：一是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流程化导致的经济活动报酬递增，会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二是知识和智力密集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不断提高，具体体现为经济产出的无重化，即“经济价值正在不断非物质化”，这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文化产业的增长而实现的。现在侧重谈上述的第二个典型化事实。为此，我们在把握服务业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探讨文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探讨文化产业的性质及其增长效应，这样既能深化对增长过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能启发服务业结构变迁条件下的增长政策思考，进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及评述

费孝通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生产、生活的工具，这是器物层次；二是组织层次，即这个社会怎样把个人组织起来，让一个个单独的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在一个社会里面共同生活，以及他们之间怎样互动，这包含很多内容，比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三是价值观念的层次，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他认为，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构成“文化”的完整含义。我们则把文化概念限定在费孝通定义的第三层次上，并且具体地界定为“惯例”和“信仰”，前者是世代相传下来的、规则的、可以预测的公众行为方式，后者是一套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这符合一般性的认识。因为文化通常特指精神层次的因素，它与物质资料和组织存在明显的区别。文化植根于公众和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文化对人的心理或思维是不自觉的影响，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引导、惩戒等多种方式，得以从一代人相当完整地传递到下一代，除非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一般是相当稳定的。为了检验基于文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在一个相当狭义的范围内给文化下定义，便于人们辨析文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

与文化—储蓄率—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的逻辑线索不同，韦伯、森岛通夫、德龙、邹恒甫、刘易斯和诺斯等人的分析，着重于文化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这更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因为各种要素只有通过经济主体的行为，才能导致经济增长，并且，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决定了经济主体的节俭、冒险、创新等行为。所以，按文化—经济主体行为—经济增长的逻辑线索，可能更易于理解文化的作用。

与增长相关的主体包括个人或家庭、企业、政府、学校和研究机构等，不论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性的、竞争性的，抑或是合作性的，都是在某种文化的作用下逐渐演化和成长的，并在不同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企业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行为主体，通过探讨文化要素对企业行为、进而对增长的影响，为认识文化对增长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文化产业被认为是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文化产业的界定与文化的理论定义并不严格对应。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大致包括文化艺术、音乐唱片、出版、影视、传媒、网络服务等。不久，英国提出“创意产业”概念，并定义为源于个人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而形成的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新加坡将创意产业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艺术与文化，包括摄影、表演及视觉艺术、艺术品与古董买卖、手工艺品；第二类是设计，包括软件设计、广告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平面产品及服装设计；第三类是媒体，包括出版、广播、数字媒体、电影。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及相关产业界定为：向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包括了六大类产业活动。

经济增长的行为主体是企业，增长过程则表现为产业部门的扩展和升级、调整和整合，以及产业结构的演化。只有在企业和产业层次上，才能把握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机制。此外，某种新产业的形成和扩展，对经济体系会产生扩散效应和结构（分工）效应，由此影响经济增长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次较大的技术应用和新产业形成时期，经济增长率会高于长期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会波动。具体到这里的分析，文化产业的扩展、升级和整合也会影响增长率，只是需要一个理论框架解释其中的机制。

三、文化要素的增长效应

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惯例和信仰，文化是一种传统，一种集体性意识，一种决定经济、社会活动的外生因素。尽管它会随着自然、经济、社会的变迁而逐步演进，但文化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一种文化的内核是难以变化的，否则就不会有千百年之后的华夏文化、欧美文化、中东文化等不同区域文化类型，甚至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区域，也会形成局部差异的次级文化类型，如中国的吴越文化、湘楚文化、客家文化等。因此，把文化作为外生要素，探讨它对增长的影响，而不考虑文化本身的演进，也不考虑增长对文化的反馈作用，并不意味着文化演进和经济增长对文化的反馈作用不存在或不重要，而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

经济增长的传统分析是探讨不同要素的贡献，以及均衡增长路径的存在。近来的研究侧重技术内生化和不同国家增长率的趋同或趋异，但较少涉及增长主体及其作用，即使考虑相关主体，也是假定其偏好、动机和行为给定，其作用也仅仅是一种象征，并不起实际作用。这种缺少企业行为及作用的增长分析，就像没有主角的剧本，终究存在很大的缺憾。

熊彼特把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作为增长的最终动力。他认为，企业家创新导致的“创造性破坏”，形成企业产生、成长，以及被新企业替代这样的动态过程，打破经济的循环流转，实现持续增长。舒尔茨指出，经济增长理论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忽略了增长过程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二是忽略了企业家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作贡献的价值。他认为，当这种不均衡出现时，就存在着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以取得收益的机会，那些了解这个机会存在，并能抓住机会的人就是企业家。鲍莫尔也对企业家行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一个经济体系中的企业家资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性的价值创造活动，从而促进增长，也可以用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从而对增长产生破坏性作用，所以，企业家与增长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企业家资源在两种用途中如何配置。鲍莫尔分析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发现这些经济体令人羡慕的增长纪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新，而使得创新规模较大的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的压力迫使企业把产品和市场创新作为最重要的竞争手段。纳尔逊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处理为生产函数曲线的移动，过于简单，无法使人了解这种移动的原因，把这种未经解释的生产函数曲线移动作为增长的最终原因，实际上是用假设来代替解释。他分析了决定企业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他认为，企业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转换器，而是一个“社会体系”，这一体系对其成员的激励作用有高有低，也影响着管理决策的执行方式，影响着如何识别和评价可供选择的方案，由此决定不同企业的效率差异。

经济学通常把企业作为“黑箱”，较少考虑其内部的关系，科斯的早期研究经过许多经济学家的发展之后，情况有所改变，但仍然没有对增长的研究产生影响，没有在企业生产率决定与总生产率水平决定之间建立逻辑联系。上述研究显示，理解企业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可能是把握总体生产率的基础；理解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和扩散，可能是把握宏观技术进步的关键。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命题：企业层次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以及生产率水平，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企业或企业家的行为是否会受文化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首先，只能从企业层次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推断出经济体系总体的一般技术水平和生产率，而不能反向推断。其次，企业层次的生产率无疑取决于自然资源状况、市场需求状况、基本的经营支持条件等，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企业内部的核心能力，正是这种核心能力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和压力等条件得以保证。最后，这种核心能力是什么，至今仍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是专有性技术，有人认为是管理，也有人把它概括为企业资源或企业知识。而且，这种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分割性。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对企业核心能力的界定，在不同层次上都是有道理的，但企业家能力是最关键的，正是在这里，文化要素凸显出它的作用。

首先，文化要素决定了企业家的选择机制。假定一个人在就业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雇员，一是创业者，作为经济人的考虑当然是综合成本—收益来权衡。如果他的习惯或信念偏向于个人成功和承担风险，他会选择成为创业者；反之，则会选择雇员。林毅夫关于中国“李约瑟之谜”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经济处于“高水平均衡陷阱”，而没有发生技术革命，与中国文化形成的激励结构有关。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阶层看作人们在社会中不断向上爬的最终目标，最有才华的人自然被吸引到这一工作中去。这样，必然限制从事科学研究、实业经营方面的资源。哈里森的研究也显示，由于拉丁美洲文化中有一种反企业家精神和反节俭因素，这种文化压抑了企业家本能，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其次，文化要素决定了企业内部管理者的选择机制，进而影响总体生产率。与人有生命一样，企业也有相应的生命周期，很少有一家企业能够长期存在。当然，正常技术变化、产业调整导致的老企业退出、新企业进入，恰恰是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经营持续和业务规模扩展，一定是基于企业层次生产率的提高，这对总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要保证这一点，关键就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管理人员的选择机制和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文化要素在这方面具有相当的影响。如果一种文化倾向把最有经营能力的人挑选出来，并安排在适当的管理岗位上，企业生产率会得到提升，从而也有较高的总体增长率。有专家根据对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共732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管理者的选择机制不同，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首先，管理经验和水平与反映企业绩效的多项指标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绩效指标包括生产率、利润率、销售规模和企业存活率等。其次，管理经验显示了明显的跨国差异，美国企业的平均管理水平高于欧洲国家的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弱、家族拥有且长子继承的企业，管理水平通常较低。最后，研究也发现，欧洲企业面对较弱的产品竞争市场，企业生产率水平低于美国，同时，英国和法国企业由于受诺曼法规和家庭财产继承传统的影响，从而较多的是长子继承，它们的生产率也低于德国。

最后，文化要素也会影响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以及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影响企业生产率，这方面有大量关于日、美企业以及日、欧企业的比较研究，尽管结论不同，甚至互相矛盾，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关系呈现不同的特征，相应地对企业生产率差异具有部分解释力。

为此，我们得到假说一：文化通过对企业家职业选择、管理者选择和企业内及企业间关系的影响，决定了企业生产率，进而影响社会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

四、文化产业的增长效应

增长分析的传统是总量分析，所以，对结构因素一般不加以考虑，从而导致具体产业的增长效应自然不会进入增长理论的范畴。然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增长部门分析法，则强调增长过程的不均衡性，因为经济增长来自技术进步，它对增长的作用一定体现在应用中，即技术进步必然体现为某一部门的产品创新、流程创新或工艺创新、组织创新，所以，增长必然是由这些技术应用部门的增长拉动的，并通过这类部门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带动更多部门的增长，进而形成增长过程。这类最先应用技术的部门就是某个时期的主导部门，原有主导部门潜力逐渐减小，增长就会减速，这时出现另外的新技术应用部门，增长的主导部门就发生变化，继续新一轮增长，现实的增长就是在主导部门形成和替换中实现的。增长的总量分析是主流，而增长的部门分析方法影响较小，但并不意味着后一种方法有错，而是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这两种分析思路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

增长过程中的部门结构变化，除了扩散效应之外，还有分工效应，即经济活动过程的分工越来越深化，分工深化导致的报酬递增收益，只要大于分工深化导致的交易成本增加，分工过程就会继续，一直持续到报酬递增收益等于增加的交易成本，达到均衡分工水平。并且，在分工深化的过程中，经济主体也会同时寻求提高交易效率的技术，节约交易成本，所以，在一定范围内，结构变化导致的分工过程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强化作用。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其规模迅速扩大，它在现代经济中能否作为主导部门，产生上述扩散和分工效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首先，文化产业的范围广泛，具有强大的扩散效应。按照我国的分类，文化产业包括核心层、相关层和外围层，有数十个子产业，从产业链看，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例如，一个创意的题材，可以形成电影、电视剧、动画、漫画、形象产品、音乐、舞台剧、纸质出版物等大量衍生产品。文化产业还会带动相关设备制造、设计、研发等后向部门发展，也会为前向推广、知识产权交易等提供条件。其次，文化产业的最大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提供精神产品，除了给产品或服务购买者提供娱乐、休闲等直接经济效用外，还具有不同程度的教育效用，从而具有附带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常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教育和培训，需要相应的投入成本，但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溢出效应，相当于无成本的投资。因此，文化产业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最后，文化产业中除了创意部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以人文资源为基础的旅游和相关产业开发，这类产业的主要投入是历史形成的人文形象和符号，其边际成本为零，环境成本也为零，它的扩展和整合对增长的效应无疑是很大的。

由此，我们得到假说二：随着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和需求结构的进化，文化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之一，通过扩散效应和分工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五、未来经济增长的典型化趋势

增长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另一种是演化论方法。动态一般均衡分析侧重于增长均衡路径的存在性，以及技术因素内生—外生性处理，但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这种分析的结论并不符合长期增长过程的典型化事实，特别是发达国家早期从马尔萨斯陷阱向持续增长的转换，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增长绩效的巨大差异。其次，它完全忽视了增长的复杂过程及其微观基础，无法揭示技术进步的具体机制。实际上，增长是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它由不同企业竞争行为导致的经济结构变迁所推动，是一种非均衡的过程，而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恰恰忽视了这种过程。演化论方法虽然不很成熟，但对增长非均衡过程的方向和速度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补充了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首先，演化论方法强调增长是一个选择过程。企业的创新、模仿、扩散这三种类型的行为，导致其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在企业之间的互动，形成不同的增长速率和生存状态，市场选择使得增长速率高的企业生存下来并获得更多资源，增长速率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被淘汰，从而形成不同企业分布的变化，由此引致结构变化，这就是增长的现实过程。可见，宏观增长是对微观多样性进行市场协调的产物，尽管我们总是在宏观层次上衡量增长，但只能将增长理解为微观驱动的现象，这样既把握了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也确定了技术创新的主体。

其次，演化论方法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是增长的初始动力。但这里的竞争概念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中的竞争概念。后者的完全竞争理论基于完全市场、价格接受者和自由进出思想，将竞争视为一种均衡状态；前者把竞争理解为对抗，基于企业多样性事实再添加垄断因素，定义为熊彼特式竞争，即竞争的驱动力不是价格调整而是创新。正是追求生存、适应和成长的竞赛，使得企业不断创新，使技术更迭进一步加速。

最后，演化论方法把企业创新行为与市场协调及信念和制度背景联系起来。创新包括现有企业实施的，或者新进入企业进行的，哪些创新会在市场上成功，并得到模仿或扩散，只有通过市场选择才能确定，创新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直接取决于它们运用于一般用途的范围以及扩散程度。扩散程度则取决于市场对相互竞争的创新进行协调的方式。上述的创新及其市场协调，也是与广泛的信念和制度背景相适应的，这些信念和制度决定了创新的速率和方向，同时，技术创新及其增长作为快变量，迟早会影响信念和制度这类慢变量，所以，技术、经济与属于文化范畴的信念、制度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共生演化的关系。

长期增长过程清楚地显示出由农业部门主导，经历工业部门主导，向服务部门主导的结构变迁。相应地，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大致经历了土地、资本、技术、智力资本的转换，创新从工业部门主导阶段开始，其重要性逐渐增强，熊彼特归纳的创新内容包括产品、工艺、市场、资源和组织等方面，均与工业部门主导阶段相适应；而服务部门主导阶段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创意，如构思、设计、程序等，特别是现代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创新，其物质形态的成分越来越少，更多地表现为思想或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未来的发展趋势逐渐与服务业、智力资本、创意相联系，而这些方面均与文化因素和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共生关系。

生物学和生态学中的“共生”，是描述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物种间关系及其与环境关系的概念。共生过程是不同单元的一种自组织过程和共同进化过程，合作协同、相互适应、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共同进化是共生现象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服务经济发展趋势及其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我们把经济和文化的共生演进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正如工业革命后，基于科学的技术与经济共生一样，当今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与经济共生是一种必然。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人力资本或智力资本，增长的创新动力是创意，一方面，智力资本的规模和创意的数量，更多地受到文化要素的制约，即人们的价值观、信仰、惯例等对增长的影响在增强；另一方面，基于智力资本创意的增长也在推动文化变革，从而产生两者的共生演进。相对于工业化社会的增长，经济与文化共生演进导致的一个重大变化，可能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转变为主要依赖智力资源投入，因为智力资本的积累更多地依赖于文化要素和文化产业，而智力资本积累本身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文化；文化产业的发达有利于智力资本积累，从而促进创意规模的扩大，同时，更多创意的产生带来文化产业门类的增加。可见，这种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共生演进会产生正反馈效应，对两者均产生规模报酬递增。

在服务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形态也会出现新的特点，由传统的层级制为主，转变为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情况，联盟式、网络式的企业组织形式大量增加，层级制形式本身也会逐渐减少纵向层次，向扁平式、集团式等形式转变。企业组织形式的转变，导致企业竞争方式的变化，由侧重于彼多此少的竞争，转变为侧重于合作式竞争，更多地关注共赢。在智力资本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条件下，企业管理的理念也越来越关注人力资源的激励作用；相应地，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战略和绩效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反映了微观层次上文化与增长的共生演进。

最后，我们得到假说三：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升级，经济与文化的共生演化成为趋势，由此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竞争方式。

（2008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