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服务经济是中国的选择

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当今的发达国家先后开始进入服务经济社会。至此，对于这种新经济形态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各国在进入这种经济形态后遇到的问题，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趋势，也成为社会各有关方面重视的课题。由于发展阶段、体制转型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服务经济的形成滞后于许多国家。直到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才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服务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

关于经济形态的划分，一种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意义上的；一种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第一种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也称为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结构，或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有时与社会经济结构通用，但其含义更广泛。这一概念也指人类历史上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为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有机地结合构成的社会总体，即社会制度。

第二种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需求演进互为因果的产物。关于这一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划分，马克思认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依据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工业革命），把人类经济史划分为狩猎和采集时代、农业经济时代以及工业经济时代。关于狩猎和采集时代，他认为，在人类脱离其他动物后的一百多万年里，他们在大地上漫游着，从事狩猎和采集植物的活动。关于农业经济时代，他认为，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开始发展了一种固定的农业，放牧饲养牲畜和栽种粮食。定居农业的开端和罗马帝国相隔大约八千年。关于工业经济时代，诺斯认为开始于1750年至1830年之间持久的经济增长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标准。他将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二是西方社会达到的生活水平是以往不可比拟的。在发达国家，平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三是在西方社会，农业不再是主导的经济活动；工业和服务部门在重要性上取代了农业。四是西方社会变成了一个城市社会，其含义为专业化扩大、分工相互依赖和不可避免的外在效应。五是技术变革已经变成了常规。诺斯强调，真正的革命是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的，……过去一百年技术的巨大发展依赖于科学的革命；而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才产生了第二次经济革命。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大致是从经济发展过程和需求适应性变化结合的角度对经济成长阶段进行划分的。他在1960年提出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的划分。1971年，他又加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则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角度做了以下划分：习俗和指令经济阶段、商业专门化阶段、商业扩张阶段（市场渗透阶段）、工业化阶段。

人类社会的现实画面是，两种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演进，从不同的侧面共同反映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替。这是社会发展规律。

从1951年美国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首次超过50%，到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出版专著《服务经济》，首次提出“服务经济”的概念，再到1973年，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化社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预测和阐述。他认为，前工业化社会的主导活动是农业和矿业，工业化社会的主导活动是物质产品生产，而后工业化社会的主导活动则是“服务”；前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是简单手工工具，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是机器，而后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是“信息”。可见，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就是现在所说的服务经济社会。服务经济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持续且强烈的作用下，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出现了新的演变和进步，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呼之欲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提出了“体验经济”，英国人提出了“创意经济”。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还不能被准确命名时，我们模仿丹尼尔·贝尔先把它称为“后服务业化社会”，抑或“新兴服务经济社会”。

二、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服务经济

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200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8%，其中，低收入国家为49%，中等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72%。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较低，2006年，中国这一指标为39.5%。

从就业情况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也明显偏低。2005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1.4%，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同期高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68.5%，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56%），即使与发展水平和我国相当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7.3%的水平相比，也相差了15.9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我国服务业扩大就业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

再从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和国际竞争力来看。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全球贸易出口总额的18.9%，美国为28.1%，英国为32.7%，印度为42.9%，而我国服务出口额占全部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8.8%，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7.3%，而服务出口仅占3.4%，不到货物贸易的一半。从1992年开始，除个别年份外（如1994年），中国均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近年来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200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5.5亿美元，2005年逆差较上年有所降低，但仍高达92.6亿美元。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也并不合理，服务贸易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海运、旅游等比较传统的领域，旅游和运输服务的出口占中国服务出口一半以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高附加值服务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比重仍然较低。

从服务业利用外资来看，在过去20多年中，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是非均衡的，绝大多数外资在华投资的行业是制造业，协议投资金额达到全部协议金额的60%左右，而服务业仅占20%～3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距甚远。2000—2005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为104.64亿美元、111.81亿美元、122.5亿美元、133.25亿美元、140.5亿美元和149.24亿美元，分别占总投资的25.7%、21.2%、22.9%、24.9%、23.2%和24.7%。可见，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的金额在不断增长，其潜力正在逐步释放。但是，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仍然偏低，而且发展缓慢，这与全球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格局不相一致。截至2005年底，全球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约占全部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60%，在每年FDI新增流量中约占2/3。可见，尽管我们的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的总规模都很大，但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都偏低，说明中国经济在整体开放度较高的同时，服务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还有较大的空间。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在服务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较多的不足。根据我多年来的观察，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知识准备方面。例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得人力资本要素成为主要的促进因素。人力资本既不同于劳动，也不同于物质资本，有着自身的产权形式和定价方式。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就成为发展服务经济必需的知识准备。又如，工业革命以后，规模经济成为商业模式得以盈利的关键。然而，制造业规模经济取决于生产量、服务业规模经济取决于消费量的特征足以说明，服务经济的发展挑战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需要来自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研究成果，以完善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此外，还有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服务创新等一系列前沿课题，都有着全新的知识含量，要求我们加以研究和把握。

其二，战略规划方面。以上海为例。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与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发展对上海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对上海现代服务业中的战略性产业，如金融业，也还缺乏动态把握和整体推动。这些问题对上海现代服务业“短板”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时，这也难免使发展服务经济的相关政策措施定位不准、力度不够。面对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以及上海自身在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方面的瓶颈，上海发展服务经济还需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战略规划。就全国范围而言，关于现代服务业对整体提升农业、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对发展方式转变和城市功能转型的作用，还缺乏战略性的思考。

其三，观念更新方面。从目前一些服务行业出现的问题，可以看到普遍存在的观念问题。例如，银行排长队所折射的服务问题，可能有人手不够、网点分布不合理和电子银行发展滞后等原因，但缺乏客户利益至上的服务理念是最重要的原因。又如，从政府已实施的政策来看，对于现代服务业中存在的垄断和管制可能产生的危害，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再如，存在于所谓事业单位体制中的服务业，像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这些主体服务观念较为落后，而且它们不断改善自身服务的动力不足。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观念问题，主要与现行体制有关。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垄断行业和公立机构改革，对于促进服务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四，公共服务方面。公共服务对现代服务业的供应商和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其一，意味着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软”的基础设施。如果这一基础设施基本到位，服务的供应商和消费者都将感到便利和自由。其二，意味着低廉的成本支出。根据公共服务的性质，它是纳税人用所缴纳的税收购买的、没有价格的服务。服务的供应商和消费者享受的公共服务越多，就表明他们的生产成本或生活成本越低，相应地，他们的收益和效用也越高。我们现在说商务成本高，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很大的关系。其三，意味着正外部性。每一项公共服务的提供，都会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有利的影响。因此，政府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就应当是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增加公共服务的种类。

三、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

为了顺应经济形态演进的客观进程，推动服务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央提出了形成服务经济结构的战略构想。2007年2月，国务院根据“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服务业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制定了未来一个时期《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容量显著增加，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总体发展水平基本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相适应。从上述战略目标的表述中不难发现，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中，服务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从大中城市走向城乡共同发展的过程。今后一个时期，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服务经济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笔者认为，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并根据当下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真正意义的城市化滞后，充分竞争的产业化滞后，分工深化的专业化滞后，以及影响服务供给的制约因素，如专业人力资本瓶颈，就必须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第一，城市化与服务业化的关系。服务业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尤其在我国现阶段，唯有在城市化方式下生存与发展的居民和厂商，才有可能较多地购买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也就是说，工业化没有带来相适应的城市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又没有与农民自由迁徙、土地自由交易等城市化的基本条件相联系，因此，出现了虚假的城市化、冒进的城市化。这个意义上的城市化并不会对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推动。由此可见，推进城市化的制度创新，不仅对于城市化本身，而且对于服务业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工业化与服务业化的关系。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服务业化的初期。没有工业化的充分发展，服务业化能否同步发展？服务业化的发展，对于工业化的作用如何认识？这些问题要放到当下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如果说这一大背景不存在，那么工业化和服务业化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当这一大背景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就必须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和服务业化，并以服务业化来加快工业化。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资源环境状况的基础上，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三，三大产业协同发展、融合发展的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时指出：“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毋庸讳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存在于人们认识中的。目前有一种典型的观点是，服务业发展会导致“产业空心化”。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制造业转移了、式微了，服务业又没有相应地发展，而产生了增长衰退、失业增加等经济不景气现象。这一现象曾经出现于工业化后期的某些城市或地区，对当地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发展服务业的结果，而恰恰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所导致的。我们知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制造业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也就是所谓的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使农业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同理，当今时代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生产者服务业投入的增加，也即制造业的服务业化。生产者服务也称为企业服务，是企业向服务提供商购买的中间服务。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的增加值中，75%左右是来自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一指标就是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它可以被先进制造业产品的价值构成所验证。这也是产业融合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国民经济三大产业是紧密联系、互动发展的。当经济形态演进到服务经济社会时，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在提升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自身的发展水平。

第四，服务经济发展与相关体制改革的关系。在我国体制转型的阶段发展服务经济，每一步发展都需要改革的推动和深化。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为例。我国发展服务经济的一个特殊背景是，有相当一部分服务产业，如文化产业、中介服务业等，是以既非政府，又非市场，也非非营利组织的事业单位体制存在的。这种体制严重束缚了这部分服务产业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与此相关的体制改革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改革难度较大，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在那些市场化水平已经比较高的服务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业准入等管制因素，竞争并不充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这些服务行业的发展。此外，还有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现有人才流动、培养和选拔的体制仍然有着许多既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又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不合理因素。因此，唯有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服务经济。

（2007年2月在上海学术年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