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爱的后果

在后边的章节里，我会详细阐述可以取代暂停的办法。但现在让我们退回一步，仔细审视撤回爱的整体概念。对很多人来说，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这种手段是否有效。再一次的，这种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我们必须质疑：“对什么有效？”——同时，我们还必须在暂时的行为改变与长期深远的负面影响之间作衡量。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放长视线，也需要看清隐藏在可见行为背后的真实情况。记住，前一章提到的大学生调查已发现，有条件的爱可以成功改变孩子的行为，但代价极为高昂。这一点其实也适合爱的撤回。

以下描述来自一位低龄儿童（化名李）的家长：

不久前我发现，李开始淘气时，我其实不必威胁要剥夺他的什么特权，甚至都不用提高声音，我只需冷静地宣布我将离开房间，有时我只需走到房间另一角，远离他，说我会等他停止喊叫、抵抗或其他任性举动。大多数时候这一招都十分灵验，他会哀求我“不，不要！”然后立即安静下来，乖乖听我的话。起初我以为这就是响鼓无须重锤敲，无须惩罚，就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但孩子眼中流露出的恐惧令我坐立不安，我渐渐意识到我的做法对于李来说就是惩罚——或许只是象征性的，但依然十分可怕。

有一项很重要的研究，专门研究撤回爱的效应，其调查结果支持这位家长的结论：这招有时看上去有效，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采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的两位研究人员对1岁左右儿童母亲的养育行为进行了观察，发现爱的撤回——故意忽视孩子、强迫隔离——一般都会与其他手段结合使用；抛开其他手法不说，无论是解释还是掌掴，一旦加入爱的撤回，就会更容易让这些低龄儿童顺从母亲的意愿，至少暂时顺从。

不过，这种结果没有让研究人员放心，反而更加忧心，他们强调不建议家长使用爱的撤回。首先，他们指出“那些可以确保孩子立即顺从的训导手段从长远来看不一定真正有效”。其次，他们观察到“孩子对撤回爱的反应可能在家长看来需要更多训导”。恶性循环就此产生：孩子的哭闹和反抗导致更多爱的撤回，引发孩子更多哭闹和反抗，以此类推。最后，即使这种训导技巧可以产生效果，研究人员仍对其为什么会产生效果感到不安。

多年前，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挑战了辨别训导手段是基于控制还是基于爱的惯常思路，他指出，爱的撤回通常被认为属于后者，而它实则与更加严厉的惩罚手段如出一辙。二者都是在向孩子表达：如果他们做了令我们不满意的事，我们就会让他们受苦，以此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他们受苦：是通过打来引发身体痛苦，还是通过强迫性孤立引发情感痛苦。）二者的基本点均是强迫孩子专注于其行为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跟培养孩子关注自己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

接下来，霍夫曼把大家的三观震得更碎：在某些情况下，爱的撤回可能比其他明目张胆的惩罚手段更恶劣、更残酷。“尽管它不直接对孩子构成身体或物质威胁，”他写道，但“爱的撤回所造成的情感伤害却要比诉诸武力更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施加的是抛弃或分离这种终极威胁”。更进一步，“尽管家长知道这一切会过去，但低龄儿童不知道，因为他完全依赖于家长，并且缺乏经验和时间观念，无法识别出来父母态度的暂时性”。

即使孩子渐渐意识到妈妈爸爸最终会再次跟自己恢复邦交（或者很快撤销暂停），但他们却很难从惩罚的震荡中完全恢复。霍夫曼说，爱的撤回可以成功迫使孩子的行为更加迎合成人的期待，但促使他们改变行为的动机却是深深“焦虑自己可能会失去家长的爱”。这也正是令发现撤回爱可以换来暂时顺从的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踌躇不前的原因。事实上，另一组心理学家观察到，这种形式的训导手段会“让孩子陷入比打屁股还要更久的情感不适”。

有关撤回爱的科学研究并不多，而即便少量的研究，其结果的一致性也令人不安。承受这种招数的孩子往往很自卑，整体精神卫生状况不佳，甚至更容易滑向犯罪。如果我们将这些家长的行为看作是更广义的“心理控制”（撤回爱是其“定义性特征”），那么受此待遇的年龄稍大的孩子会比同龄人更容易陷入抑郁。

毋庸置疑：家长拥有强大力量，可以“通过孩子对家长关爱的需求和对失去家长情绪支持的恐惧来操控孩子”。但这种恐惧不同于怕黑，大多数人长大了就不怕黑了，而前者却经年不散，破坏力极大。对于我们来说，童年时期没有什么比家长如何看待自己更重要，对此的不确定感和对被抛弃的恐惧感，会深深影响我们，即使已经长大成人。

那么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爱的撤回所造成的最显著的长期后果就是恐惧感。即使那些曾被家长这样对待的年轻成人也更容易焦虑异常，他们害怕流露愤怒，极度恐惧失败；出于对回避依附感的需求而扭曲亲密关系——或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再次被人抛弃。（经历过撤回爱的孩子，长大后会“从根本上认定自己‘不可能满足交易的条款’。也就是说，他们从没指望从家长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认可和支持，因此现在他们也试图如此构建自己的生活，以便不依赖他人的保护和情感宽慰。”马丁·霍夫曼，1970）

我并不是在暗示，就因为你曾在孩子4岁时将她单独留在房间，她这辈子就完蛋了。另一方面，这些后果也不是我今天早上淋浴时的突发奇想。这不是推测，更不是从心理治疗师那里听来的逸闻轶事。对照性研究均已证明这些恐惧感与早期父母使用爱的撤回有关。许多育儿书籍几乎对此只字未提，但其日积月累的后果却不能小觑。

事实上，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值得一提，即对孩子道德发展的影响。霍夫曼曾对一组7年级学生展开调查，发现经历过撤回爱的学生会抱持一种低层面的道德感，在决定如何与他人交往时，这类学生不会顾及具体情况，也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和需求。相反，由于学会了为避免失去家长的爱而对家长的话唯命是从，他们更倾向于僵化地执行规则，不肯变通^[1]。如果我们真心想帮助孩子成长为富有同情心且心理健康的人，那么就必须意识到通过爱的撤回招数——包括后面提到的其他形式的惩罚——来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