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創新重在實踐、貴在成效
國企自主創新是一大難題,結合多年的實踐感悟,我談三對關係、三個轉換。
第一層面:基於體制和機制的關係,實現「體制弊端」向「機制優勢」的轉換
談到國企的問題,很多觀點經常從體制入手,把問題更多地歸結到企業外部,一味地找客觀理由、找宏觀理由、找政策理由,抱怨比較多的比如國企的「五大弊端」:體制不順、機制不活、效率低下、負債率高、社會負擔沉重。雖然這些抱怨有很多確實是實際困難,但如果把國企搞不好的責任全部歸結於此,那不公平、不全面、不實際,更無濟於事。我的觀點是:不要總是以為自己「不能幹什麼」,而是要多想一想自己「能幹什麼」。
「體制」以產權為主題,解决的是企業的利益格局問題;「機制」以經營為主題,解决的是企業的動力和活力問題。就二者的關係來看,一般只看到了體制的根本性約束,反過來,很少有人關注、探討機制對體制的良性影響。國企的桎梏在「體制」,但創新的基點在「機制」。如果「體制」是難以逾越的障礙,從「機制」繞行,往往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
1、機制創新的政策要求
國企的改革發展問題一直是政府關注和着力解决的焦點問題,特別是關於「創新」這條主綫,可以說是貫穿了國企改革政策的始終。胡錦濤總書記强調了「自主創新」的指導思想,主張原創性、本土性、自主性,這是國企改革深化的一個明顯標誌。中散作為一家大型的傳統國企,如何把握每一次新的政策機遇?多年來的經歷和經驗表明:牢牢地抓住「政策導向」是改革成功的第一法則。
違背政策要求的創新有過太多的失敗教訓:比如中共十五大明確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很多企業就在這個「放」字上作文章,一些中小企業被冠冕堂皇地推進資產交易市場,導致國有資產的無謂流失;十五届四中全會强調提出了「股份制改造」,一些人就在「股」字上大肆渲染,出現了「一股就靈」的片面論調,有的企業甚至强行要求員工入股;針對中小企業MBO(管理層收購)資產評估,出現了國有資產私有化的問題,比如去年的「郎張之爭」、「郎顧之爭」大家還記憶猶新。因此,國資委已經明確規定:大型國企禁止MBO。類似的現象,無論動因是什麼,但歸根結底都在於迷失了政策導向。
所以,從中散來看,在這麼多年的政策把握中,始終把政策導向放在第一位,成型的做法主要有兩條:
一是深度導入。很多背離政策要求的創新失誤都是源於對政策的表面化理解,不深、不透、不準確、不及時。具體做法就是推行「高層强勢引領」,總經理、黨委書記始終堅持了一個原則,即:先學、先懂、先導。比如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新思路,當時很多職工還不是很理解,中散利用公司的月度大會,結合航運主業和陸上產業的調整思路進行了專題部署,及時、有效地糾正了一些人的片面看法,取得了良好收效。千萬不能苛求普通員工甚至中層幹部去把握企業的政策導向,上上下下都在學,形式搞得熱熱鬧鬧,結果最後誰也沒學懂、誰也不會用,主要領導責無旁貸。
二是本土化改造。把握政策導向必須要進行本土化改造,也就是如何把政策真正地融入到企業實際中去。照搬政策、套用概念、空喊口號,肯定會背離政策要求。比如,十六届五中全會提出了建立節約型社會的總體要求,對於中散來說,節約絕不僅僅是幾張紙、幾度電、幾分鐘電話的概念,我提出了「三大管理轉型」,即:由粗放式向精益化、由職能化向流程化、由人治化向制度化轉變;「十大管理浪費」,即:人力浪費、成本浪費、資產浪費、效率浪費、信息浪費、觀念浪費、時間浪費、制度浪費、思路浪費、協調浪費等,這樣就把中央的政策要求在中散引申了一大步,節約成效也明顯提高了。
總之,機制創新的首要原則就是吃透、吃準、吃好政策,否則,偏離政策軌道的改革舉措必然是危險的、也是短命的。
2、機制創新的價值體現
在某種程度上,它就是企業的活力之源。以中散為例,可以說,5年前的中散和3年前的中散差別很大,3年前的中散和現在的中散差別巨大,但中散的體制30多年來沒有變過,由此可以斷言:中散的發展變在機制、新在機制、高在機制。這種價值功能集中體現在兩大層面:一是中散的資產變化,二是中散的能力變化。
首先,機制的轉換帶來了「企業資產」的規模效應。
不誇張地說,中散近年來在國際乾散貨市場上的影響力連我自己都感到很吃驚,我們在市場上的一舉一動都受到了國際同行的高度關注,甚至有些競爭對手總是說中散在打壓市場、炒作市場。我對職工說,這是對中散的抬舉,是對中散市場影響力的恐懼。儘管是批評,但我們應該高興,因為這種事情在5年前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最根本的區別在哪裏?就在於企業規模的快速擴張。受傳統的經營機制所制約,中散以前只能經營自有船,70多艘,400多萬載重噸。實事求是地講,這個規模在國際市場上很難產生大的影響。
十五大提出了「控制力」的指導思路後,中遠集團及時制定了「從擁有向控制轉變」的總體戰略,中散經過5年的實踐探索,使資產規模擴張了3倍多,手頭控制的船舶連續三年都在200艘以上,運力達1500萬載重噸,這樣的規模完全可以進入國際乾散貨市場的「領跑集團」。現在看來,我們的發展邏輯其實很簡單:30年的體制沒變,經營機制一變,企業效益變了、資產變了、價值變了、地位變了。
其次,機制的完善造就了「企業能力」的强勢積聚。
應該承認,國企的競爭能力總體不强是現實問題,體制方面的原因儘管不能否認,但在機制上我們也不佔優勢。中散作為一家傳統的國企,多年來也一直受制於體制和機制不强的雙重壓力,與國際同行相比,競爭能力有明顯的差距,但是經過幾年來對管理機制的創新完善,情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大貨主、大船東爭相與我們合作,中散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顯著增强,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快速提高。所以,在今年年初,我提出了一個觀點:「實力决定地位」,並且特別明確了中散目前最重要的兩種能力:一是控制大規模資產的能力,二是整合外部資源的能力。說到底,企業能力的改善,根本就在於管理機制的創新完善。
3、機制創新的實證原則
機制創新真正的難點應該是在實證層面,講道理、提要求、談觀點,這些都很容易,關鍵在於怎麼做、怎麼用、怎麼去創新。
一是力求原創性。
機制創新歸根結底要立足於企業自身,靠引進、靠借用、靠嫁接,都是一種過渡行為,權宜之計,難以長久。中散的很多管理機制都體現了獨創性、原創性,從某種程度上說,有自主知識產權。比如為了解决長期激勵機制的問題,我們自行研究推出了「虛擬股份制」:職工並不實際持有股票,公司通過分發、配置崗位股,以買保險的方式,定期結算分紅,把職工的長期激勵與企業效益緊密掛鈎。此外,為了解决下屬公司的任務指標問題,我們還推行「動力係數分配法」,有一套完整的計算公式,說得簡單一點,就是下屬公司每花一塊錢,有2角是你自己的,每掙1塊錢,也有2角是你的,很好地解决了傳統上「鞭打快牛」的不合理做法。
二是突出方法性。
機制創新的方法非常重要,中散的做法是把「個體激發」與「整體規劃」結合起來,把好的思路、有效的方法提煉出來、統一起來、固定下來。比如以往年度工作的分解,方法性不够强、不統一、不規範,效果不理想,後來我們一律採用KPI(關鍵業績指標)的分解方法,把全年所有的重點工作分解到所有的部門和單位,按照結果指標、過程指標、基礎指標、財務指標等四大類切分,力求量化、細化,統一下發、統一考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有的部門還嘗試應用平衡積分卡(BSC)的新方法。類似的規律工具,我們採用了很多,比如寬帶薪酬制、項目制、知識管理、執行力評估標準等,都是側重從方法上加以引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三是注重操作性。
機制創新絕不能擺「花架子」,一定要體現可操作性。正像鄧小平曾經講過的,學理論要精、要管用。我一直强調兩條:一是有效果,二是易操作。把一些看起來很複雜的管理思想,改造成適合自己的、能用的、好用的工作機制。比如過程管理是一個難題,我們通過信息技術與管理的結合,推行了全面績效管理系統,把傳統上只注重結果的模式,轉換為注重過程,如實地把工作過程記錄下來,作為考核的依據。去年共記錄員工的工作完成情况1.9萬條,部門重點工作推行記錄1862條,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一直認為,方法不一定要用最好的、最流行的,但一定是最實用的、最適合我們的。
第二層面:基於治理與管理的關係——實現「治理缺失」向「管理補位」的轉換
可以說,體制和機制的關係問題,主要探討的是國企的產權框架,說得簡單一點,就是「為誰幹」;治理和管理的相關話題,探討的是國企的運行框架,也可以理解成「怎麼幹」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國企的弱勢在治理,創新的陣地在管理,治理缺失,由管理補位。
治理與管理的區別是多層面的,一般來說,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而管理的中心是內部的;治理是一個開放系統;管理是一個封閉系統;治理是戰略導向的,管理是任務導向的;治理關心的是「公司向何處去」的問題,而管理關心的是「怎樣實現任務目標」的問題。
1、治理問題在國企中的癥結
國企中公司治理的典型問題很多,比如委託代理問題、產權問題、內部人控制問題、國有銀行商業化問題等等。我在自己的博士論文中,針對這些共性問題,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括,叫「治理活性缺失」,具體包含四層意義:
一是針對「治理模式僵化」的動態性。如政企不分、股權結構單一、組織效率低下等問題;
二是針對「治理機制老化」的創新性。如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乏力、管理决策機制不活、母子公司治理機制不規範等;
三是針對「治理功能弱化」的有效性。股東會濫用有限責任、董事會决策發揮不力,監事會形同虛設等;
四是針對「治理結構鈍化」的應變性。組織體系龐大、層級複雜、信息交流遲緩、運行不暢等。
2、治理結構在中散的缺失
作為中遠集團的全資子公司,中散的股權機構相對單一,集團直接控股99.5%,間接控股0.5%,也就是說,在外部還存在「控股母公司」;從中散公司內部來看,有20多家下屬公司,母子公司的治理問題也很突出。
首先是企業自主權的問題。
中散是一家掌握近百億資產的大型國有企業,但在一些重大的經營管理决策中往往沒有自主權,重大决策權、人事任命權、財務支配權等方面,都受到了嚴格的制約。比如買造船的問題,必須要經過層層的行政審批,但市場機會往往稍縱即逝,很可能當審批程序結束的時候,市場機遇已經過去了。說到底,這就是一個治理問題,董事會難以發揮獨立的决策作用。人事任免也是一樣,作為企業的總經理,我沒有權力任命公司的副總,也沒有權力增加他們的年薪,更不能按照公司效益的增長水平為職工增加收入,因為工作總額是上級單位劃定的。
其次是經營者激勵的問題。
說到底,焦點就在於如何把「企業」的利益和「企業家」的利益掛起鈎來。最近我看到一個命題,一直在思考如何回答才能讓人信服,這個命題是問國企老總的:如果不持有股權,你為什麼要好好幹?到目前為止,我任了8年的總經理,還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但這實際上是一個治理機制的問題。
再次是股權結構相對集中的問題。
傳統的股權結構往往屬「一股獨大」,缺乏有效的授權經營方式,難以做到相互制衡,進而會影響到决策效率。這樣的股權結構,必然會導致董事會、經理層、黨委會成員高度重疊,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班子」。中散也存在類似的問題,由於董事會實際是由大股東控制,所以很難形成獨立的董事會來做出獨立的决策行為。這些問題怎麼辦?
3、突破治理瓶頸的最佳途徑——自主創新
如果僅僅是停留在治理層面,如果只是看到了治理問題,如果只是一味地抱怨客觀,作為一家大型的傳統國企,中散肯定不會有今天。在着手解决治理問題的同時,我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管理層面,突出自主創新,並逐步形成了中散創新的邏輯主綫,具體有「五大環節」:理念梳理——高層推動——方法引領——戰略創新——持續深入。
一是理念梳理。
管理創新最大的障礙來自企業員工的思想。近年來,我們通過灌輸各種全新的經營理念,營造了一種良好的創新文化。初步形成了以「智慧經營」為核心,以經營戰略觀、共同價值觀、創新發展觀、崗位道德觀為支撑的理念體系,並提出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主體理念:比如「重質不重量、做强不做大」;「思維先於操作、思維高於操作、思維成於操作」;「高效-浪費=未來」;「智慧+責任=效益」等等。
二是高層推動。
自上而下的推動力是無以替代的。最近,我初步統計了一下,近三年來,我利用公司每月一次的大調度會,集中研討、部署了30多個管理專題,目前有10多項已經由當初的一個簡單理念,變成實實在在的做法和制度,比如虛擬股份制、船舶總管制、全面績效系統、項目制、動態變量考核制、「三位一體」經營模式、安全管理四大機制等等。
三是方法引領。
創新過程中注重方法引導是我的管理原則。以中散推進標準化管理為例,我把2006年定為公司的「標準化管理年」,要求15個部門和單位統一製作標準化管理手冊,但好多員工由於找不到方法而感覺無從下手,後來我選定了總經辦的製作思路,在會上作了一次專門的研討,推薦了他們的「七步法則」:確立原則——設計架構——提煉流程——量化職責——整合制度——固化成冊——强化執行。提出後,產生了很大的啓發和震動,好多部門和單位都開始動手,到目前為止,已經有5家完成了制定工作。明年,中散將全面推行標準化管理。
四是戰略創新。
企業戰略統領全局,創新戰略方案首當其衝。比如好多單位每年都會開職代會,職代會報告其實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方案,如果每年都是一個格式:按照上級領導的各項要求,去年完成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績,還存在哪些問題,下一年怎麼做,要達到什麼目標。說到底,就是一個大總結、大彙報,職工肯定會產生反感和麻木的心理,因為不聽就知道你要講什麼了。
前年的職代會,我就講了3句話:價值最大化、智慧經營、可持續發展;去年職代會我只講了6個字:超前、超越、卓越,打破了職代會上多年來的傳統套路,讓職工耳目一新,引起極大的反響,到目前為止的事實證明,效果非常好,這就是戰略創新產生的作用。
五是持續深入。
中散近年來最為響亮的一個管理主題就是創新,從1999年開始,我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四個創新」:制度創新、結構創新、思路創新、方法創新。一直到目前為止,始終保持了創新的連續性。公司先後提出確立了「持續創新、深度創新、有效創新」等主體思路。去年,我們把「創新文化」進一步提升為公司的十大核心文化之一。可以說,中散的創新軌迹是「一年一大步,一步一台階」,總體上形成了連續推動的良好態勢。
中散幾年來「自主創新」的實踐成效表明,雖然公司的治理結構沒有根本改善,雖然治理機制方面的問題依然存在,但中散卻體現出巨大的活力,創造出巨大的經濟價值,根本在於管理上的「自主創新」。
第三層面:基於資源與資本的關係——實現「資源組合」向「資本價值」的轉換
資源與資本的關係主要是探討國企的「結構框架」問題,二者的區別是多方面的,我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存在方式,資源主要是以資產為載體,而資本更多的以人為載體:二是獲取的難易程度,資本是資源組合提煉的結果,獲取難度更大;三是功能體現,資源對企業的價值功能體現在「存量」上,資本體現在「增量」上。
但這個問題真正的難點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證層面。有資料顯示,國企佔用了整個社會資源的70%,但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卻只有30%左右,遠遠低於三資企業、民營企業。為什麼國企的資源優勢沒有轉換成資本優勢,怎麼樣去實現這種轉換?這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1、資源導向模式的傳統弊端
佔有資源是一方面,如何使用資源是更重要的方面。國有企業大而不强、不專、不精,虧損嚴重、貢獻率低下,這些都是傳統的資源導向型經營模式的典型問題、普遍問題。中散作為一家大型國企,經營管理着近百億的國有資產,同樣要面對類似的問題。作為總經理,我的理念是「重質不重量、做强不做大」,因為「做大有限、做强無限」。中散在具體的戰略執行中,重點處理、把握了三種關係:「做大」、「做强」、「做久」。我的邏輯順序是:先做强、後做大、再做長。以航運業為例,中國是絕對的航運大國,但絕對不是航運强國,大而不强沒有任何意義。所以,爭第一、爭老大、爭規模、都不如爭能力、爭實力、爭效益。可以說,中散近年來的發展,一直在致力於從資源導向到資本導向的實踐轉換。
2、資本導向模式的實踐體會
中散幾年來最深刻的轉換就是成功地實現了「從擁有向控制的轉變」。成功在什麼地方?我的理解就是資源向資本的轉換。
中散作為一家大型國企,一直以來只是一個船東而已,只能經營76艘船的自有資產。1999年,集團魏家福總裁提出了:「從擁有到控制轉變」的指導戰略,不誇張地說,就是這一句話改變了中散的命運。因為「控制」就意味着,即使自己只有10艘船,但只要能控制,我也可以經營100艘、200艘。
換句話說,中散從此突破了自有資源的局限,也可以租用市場上別人的船,由幾艘、十幾艘、幾十艘,到現在的150多艘,加上自有船,總數已經達到200多艘,運力達到1500萬載重噸,這個規模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國際乾散貨市場上的「領頭羊」,租船利潤也由幾千萬、幾個億、到去年的30多個億,佔到總利潤的70%。與此同時,企業的市場定位也發生了轉變,由單一的船東變為OWNER(船東)、CHARTERER(租家)、BROKER(經紀人)三位一體的經營模式。這種「控制力」,就是中散立足市場的資本。所以我認為:企業的「基礎在資源」,但競爭的「優勢在資本」。
3、構建基於資源轉換的商業模式
十六届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全面、協調、可持續。因為國有企業發展中的短期行為實在是太多了,很多耀眼的明星企業往往是曇花一現。中散在近年來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能不能持久?怎麼樣持久?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解决的戰略課題。主要的做法就是打造成型、穩固的商業模式,確保公司發展的連續性、一貫性。目前,中散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三位一體」商業模式為總框架,以利潤鎖定、市場先佔、管理整合為支撑的特色模型。
比如「利潤鎖定模型」,經過幾年來的實踐積累,基本上形成了鎖定風險、鎖定周期、鎖定效益的模式;「市場先佔模型」,主要是以預測市場走勢、預控市場節奏、預見市場轉換為確定要素,今年BDI指數的預測數字與市場真實水平只差200點,搞航運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準確率已經很高了;「管理整合模型」,主要是對職能、制度、信息、資產、業務、標準等6大類內容加以整合,最終構建中散統一的管理平台。
體制與機制的關係是通過側重分析機制層面上的創新實踐,其中主要以中散的成功實踐作為典型個案,來進一步說明如何打破國有企業在產權框架中的制約;
治理與管理的關係是通過透視國企中治理層面上的核心問題,把解决辦法指向管理層面,並通過中散的管理創新,來說明如何突破國有企業在運行框架中的束縛;
資源與資本的關係則是從國有企業的資源組成出發,通過剖析國企在資源存量方面的優勢,進一步說明如何把「資源」優勢轉換成「資本」優勢,克服國有企業在構成框架方面的傳統問題。以上這些典型問題、共性問題也是我多年來的實踐體會和個人感悟。中散作為一家大型國企,傳統的特徵非常明顯,但是能有今天的變化,能有今天的成績,我作為總經理,還是堅信8年前的那句話:國企一定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