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含辛茹苦，自食其力

我現在對於世事人情，既然經多見廣，所以對於任何事物，都很少有感到驚奇的時候；但是，在我那樣小的年紀裡，他們竟能那麼容易地就把我推出門去，這種情況，即便現在，還是使我覺得有些驚奇。我這個孩子，既然生來有些才分，觀察力強，學習心盛，心眼靈快，心地細膩，精神和身體方面，一受委屈，很容易就難過起來，我既是這樣，而當時卻會沒有任何人，出來替我說一句話，那真得算是怪事。然而實在卻又沒有人出來說一句話。於是，我剛剛十歲那一年，就進了枚·格貨棧，給它當上童工了。[149]

枚·格貨棧坐落在黑衣僧區[150]，緊靠著河邊兒。這個地方，經過後來的翻修，已經改了樣兒了。原先的時候，那兒是一條很窄的街道，街道往下去盡頭上的一所房子，就是這家貨棧，曲裡歪斜，一直下坡兒，到河邊兒為止。在房子的盡頭，有幾磴木階，供人們上船下船之用。那是一所又老又破的房子，有個自用的小碼頭。碼頭所伸到的地方，漲潮的時候是一片水，落潮的時候是一片泥。那所房子，真正是耗子橫行無忌的地方。它那幾個安著牆板的屋子，我敢說，都經過了一百年的塵涴煙熏，辨不出本來是什麼顏色了；它的地板和樓梯都朽爛了；它的地窨子裡，大個的灰耗子成群打伙，吱吱地亂叫，哄哄地亂跑；整個地方是一片骯髒，一片腐朽：這種種光景，在我心裡，並非像多年以前的事物那樣，模糊渺茫，而是像就在目前一樣，清晰分明；這種種情況，現在又在我面前出現了，我在那倒霉的時候，手哆嗦著握在昆寧先生的手裡，頭一次到那兒去，那時候我所看見的光景，又完全重新出現了。

枚·格貨棧的買賣，是和各色人等都有交道的，不過其中的一個主要部門，是往郵船上裝葡萄酒和烈酒。我現在不記得了，這些酒都是運到哪裡去的，不過我想，其中有些是遠涉大洋，運往東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的。我現在還記得，這種交易的產物，就是無數的空瓶子，有大人和孩子，迎著亮兒檢查這些瓶子，有毛病的就扔了，沒有毛病的就把它們洗刷乾淨了。空瓶子都弄完了的時候，就在裝好了酒的瓶子上貼標簽兒，塞軟木塞兒，在軟木塞上打烙印[151]；這些手續都弄好了，還得把酒瓶裝到桶裡去。這都是我的活兒，在那些雇來做這種活兒的孩子裡，有一個就是我。

在那兒工作的孩子，連我也算在裡面，一共有三四個。他們安置我做活兒的地方，是貨棧的一個角落。昆寧先生如果站在賬房裡他坐的那個凳子的下層凳子撐兒上，從賬桌上面一個窗戶那兒往我這兒看，就能夠看見我。在我大吉大利開始自食其力的頭一天早晨，他們把那幾個兒童長工裡歲數頂大的那個孩子，傳到那兒，教給我這種活兒的操作方法。那個孩子叫米克·洼克。他系著一條破圍裙，戴著一頂紙帽子。他告訴我，說他父親是個船夫，在市長就任的儀仗隊裡，戴著黑天鵝絨帽子遊行。[152]他又告訴我，說我們的主要伙伴，是另一個孩子。他給我介紹這個孩子的時候，我只覺得，這個孩子的名字很古怪，原來他叫“面胡土豆兒”。我後來發現，這個孩子並不是受洗的時候，起了這樣一個名字的；那是在貨棧裡，大家送他的徽號，因為他的臉發白，和面胡土豆兒一樣。面胡土豆兒的父親是個水夫[153]，不過除了當水夫而外，還有兼職，還當伙夫，在一個大戲園裡幹救火的事兒，因為面胡土豆兒有個同輩的親人——我想是他妹妹吧——在那兒扮啞劇裡的小鬼。

我落到和這一班人為伍的地步，我把從此以後天天在一塊兒的伙伴和我幸福的孩提時代那些伴侶比較——更不用說和史朵夫、特萊得那一班人比較了——我就覺到，我對於盼望長大成為學問家，成為超群軼眾的人物，是不能再抱絲毫希望的了。這種種情況使我心裡暗中那份難過，語言是不能表達的。我現在回憶的時候，我記得，當時我意識到我的前途，沒有一丁點兒希望。我感覺到我的地位十分可恥，我那顆小小的心裡痛苦地相信，我過去所學的、所想的、所喜歡的、使我有雄心大志的、使我能爭勝鬥強的，都要一天一天漸漸離我而去，永遠不再回來了：這種種感覺，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裡，絕非筆墨所能形容。那天上午，米克·洼克離開了我好幾回，他每次離開我的時候，我的眼淚，都直往下掉，混到我洗瓶子的水裡，我的嗚咽，都哽噎難忍，好像我的心，和瓶子一樣，也有了口子，就要爆裂似的。

賬房的鐘指向十二點半了，大家都準備去吃正餐了，那時候，昆寧先生敲了敲賬房的窗戶，對我打手勢，叫我到他那兒去。我到了他那兒，只見那兒有個身軀有些粗壯的中年男子，穿著一件棕色外衣，一條黑馬褲，一雙黑皮鞋，腦殼又大又亮，上面跟雞蛋一樣，一根頭髮都沒有，一個大臉盤兒，完全沖著我這面。他的衣服又舊又破，但是他那襯衫的領子卻非常神氣。他手裡拿著一根很時髦的手杖，上面還帶著一對像銹了似的大穗子；他那衣服的前襟上掛著一副單光眼鏡。我後來發現，那只是作裝飾用的，因為他很少有用它看東西的時候，而且即便用它看東西，也看不見。

“這就是那個孩子，”昆寧先生指著我說。

“哦，原來這就是考坡菲少爺，”那位我不認識的人說，說的時候，口氣裡含著一種屈尊就教的味兒，同時，神氣裡含著一種無從形容的文雅樣子，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我希望你身體好，少爺。”

我說我很好，希望他也很好。其實上天知道，我當時很不得勁兒；但是我在那個時期裡，並不想一來就抱怨，因此我就說我很好，希望他也好。

“我嗎，”那位客人說，“謝謝老天爺，好極了。我接到了枚得孫先生一封信，說到我住的那所房子後部一個屋子，那兒現在還沒有人住，本來想出租，作為——簡單地說吧，出租作為臥室，”說到這兒，他微微一笑，突然帶出對自己人說體己話那種親密神氣——“簡單地說，他希望我把這個屋子讓給一位剛出來做事的人。我現在有幸，能跟這位剛出來做事的人領教，”說到這兒，這位先生把手一擺，把下頦放在領子中間[154]。

“這是米考伯先生，”昆寧先生對我說。

“啊，啊！”客人說，“不錯，那就是在下。”

“米考伯先生，”昆寧先生說，“和枚得孫先生認識。他遇到有主顧的時候，就替我們招攬生意，他賺點兒傭錢。枚得孫先生已經寫信給他，談過你住的問題，他現在可以收容你作房客。”

“我的住址是，”米考伯先生說，“城路溫澤臺[155]。我——簡單地說吧，”——說到這兒，又帶出和前面一樣的文雅神氣，同時又突然露出一陣像對自己人說體己話的樣子來——“我就住在那兒。”

我對他一鞠躬。

“我有一種印象，覺得你在這個首善之區，行蹤所至，還不會很遠，並且你在這座現代的巴比倫[156]裡，往城路那方面去，想要深入其中，得其訣竅，恐怕還有困難。簡單地說吧，”米考伯先生說，說到這兒，又突然露出說體己話的樣子來，“你也許迷了路，故此我如果今天晚上，前來造訪，讓你有機會得以獲知一條最便捷之路，那我就榮幸之極了。”

我全心全意地感謝了他，因為他肯這樣不怕麻煩，自願前來領我，實在得說對我很友好。

“什麼時候，”米考伯先生說，“我——”

“八點鐘左右，”昆寧先生說。

“好吧，就是八點鐘左右，”米考伯先生說。“那麼我現在跟你告假了，昆寧先生。我不再打攪你了。”

於是他把帽子戴在頭上，把手杖夾在腋下，腰板挺直地走出屋子去了，他完全出了賬房的時候，嘴裡還哼起小調兒來。

昆寧先生於是正式雇了我，給枚·格貨棧盡力做活兒，工資每星期，我想，是六先令。至於究竟是六先令，還是七先令，我記不清楚了。因為我對於這一點，模棱兩可，所以我總覺得，大概一起頭是六先令，後來是七先令。他預支了一星期的工資給我（我相信錢是從他自己的錢包裡掏出來的），我從那份工資裡，拿出六便士來，給了面胡土豆兒，叫他那天晚上把我的箱子給我扛到溫澤臺，因為那個箱子雖然小，我自己卻還是扛不動。我又花了六便士，吃了一頓正餐，吃的是一個肉餅，喝的是附近的水龍頭那兒的一頓涼水。吃飯有一個鐘頭的時間，我吃完了飯，就在街上瞎逛了一氣。

到了晚上約好了的時間，米考伯先生又出現了。我把臉和手都洗了，好別連累了他那副文雅勁兒，跟著我們一塊兒走回了我們的家（我想我現在得這樣說）。我們走著的時候，米考伯先生一路把街名和拐角的房子的形狀，往我腦子裡印，為的是我第二天早晨往回走的時候，能不用費事就找得著路。

我們到了溫澤臺他的寓所了（我注意到，這個寓所，也和他那個人一樣，又舊又破，但是，也和他一樣，盡力裝出體面的樣子），他把我介紹給米考伯太太。只見她是一個身材瘦削，面目憔悴的女人，一點都不年輕了。她正坐在起坐間裡（樓上的房子完全空著，連半件家具都沒有，老遮著窗簾子，擋外人的耳目），懷裡抱著一個娃娃正吃奶。這個娃娃是個雙生兒。我可以在這兒說一下，在我和米考伯一家人打交道的整個時期裡，我幾乎沒有一次，曾看見過這一對雙生兒有同時都離開米考伯太太的奶頭子的。他們兩個之中，總有一個，在那兒吃奶。

除了這一對雙生兒而外，還有兩個孩子，一個是米考伯大少爺，大約四歲，另一個是米考伯大小姐，大約三歲。這一家裡，全班人馬，就是這些，另外只有一個面皮深色的姑娘，那是他們的女僕。她的鼻子有一種毛病，老哼兒哼兒的。我到那兒不到半個鐘頭，她就告訴我，說她是個“舍哥兒”，從附近的聖路加貧民院[157]裡來的。我的屋子在房子的頂層，靠著後部。那是一個悶氣的小屋子，牆上滿畫著一種花樣，據我那幼小的想象看來，和藍色的小圓糕一樣。屋裡幾乎沒有家具。[158]

米考伯太太帶著一個雙生兒，上樓把這個屋子指給我，她一面坐下喘，一面說：“我從來沒想到——我結婚以前，跟著爸爸和媽媽過日子的時候——從來沒想到，我還得有一天，因為沒有辦法，弄個房客來家。不過米考伯先生既然日子過得困難，那麼，個人的好惡，就都不在話下了。”

我說：“你說的是，大媽。”

“現在，就這陣兒，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就差不多要把他壓趴下了，”米考伯太太說，“到底有沒有辦法叫他渡過這個難關，我不知道。我在家裡和爸爸媽媽一塊兒過日子的時候，我真不懂得，我現在用的這幾個字眼兒，究竟是什麼意思；不過，像爸爸說的那樣，你有了‘愛克斯柏倫夏’[159]就懂得了。”

米考伯先生曾在海軍陸戰隊裡當過差。這還是米考伯太太告訴我的呢，還是出於我自己的想象呢，我現在不能確實說出。我只知道，我一直到現在還相信，他曾有一度，在海軍陸戰隊裡有過差使，卻說不上來怎麼知道的。他現在給幾家五行八作的買賣在城裡當“跑合兒的”，不過據我所知道的，卻賺不到什麼錢，或者說，賺不到半個錢。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債權人，不肯給米考伯先生寬放期限，”米考伯太太說，“那有什麼後果，只好他們承擔了。他們還是把事情早早地弄一個水落石出的好，越早越好。石頭上擠不出血來，也就像米考伯先生身上擠不出還債的錢來一樣，更不用說叫他出訟費了。”

還是由於我過早地就自食其力，米考伯太太因而弄不清楚我的年齡呢，還是由於這件事老存在她心裡，她總得找個人談一談，發泄發泄，如果實在沒有別的人，哪怕對那一對雙生兒談一談呢，關於這一點我永遠也說不清楚。不過她剛一見我的時候，就是這樣談法，在我和她交往的期間，她一直是這樣談法。

米考伯太太真可憐！她說她曾盡過最大的努力，想過辦法；我也毫不懷疑，她盡過最大的努力，想過辦法。因為，在街門的正中間，釘著一個大大的銅牌子，把那塊門都蓋滿了，牌子上刻著“女子寄宿學舍，校長米考伯太太”的字樣。但是我卻從來沒看見過有“女子”到這兒上學，也從來沒看見過有“女子”到這兒來，或者打算到這兒來。也沒看見過米考伯太太作任何準備，接受任何“女子”。我所看見的或者聽見的到米考伯先生家來的人，只是債主。他們一天裡面，不管什麼時候，都要光臨。其中有的還真橫。有一個滿臉污垢的人（我想他是個鞋匠），老是七點鐘那麼早的時候就擠進了過道，朝著樓上的米考伯先生喊：“你下來！你還沒出門兒哪！你別裝著玩兒啦。還錢，聽見啦沒有？你躲著也沒有用，那太孫子了。我要是你，我決不能像你這樣裝孫子。還我錢好啦。聽見啦沒有？你乾脆還我們錢。聽見了沒有？你下來！”他這樣罵了以後，仍舊沒有反應，他的火兒可就更大了，他就罵起“騙子”，“強盜”來。連這樣罵，也沒有用，於是他就想出絕招兒來，跑到街的對面，朝著第二層樓的窗戶（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就在那兒）大聲吆喝。在這種時候，米考伯先生就又傷心，又慚愧，有時竟悲慚不能自勝，拿起刮臉刀來就要往自己的脖子上抹（這是從米考伯太太尖聲的喊叫裡可以聽出來的）。但是事情過了以後，還不到半個鐘頭，就看見他特別的精心細意，把鞋擦得亮亮的，穿起來，哼著小調兒，比以先更文明味兒十足地走出門去。米考伯太太也同樣地能屈能伸。我曾見過她在三點鐘的時候，因為納不起國家的稅款，急得都暈過去了，而在四點鐘的時候，卻又吃起帶麵包渣兒的羊羔排骨，喝起溫熱了的麥酒來（那是把兩把茶匙當了買來的）。有一次，按照判決，強制執行，剛把家具抬走，我碰巧活兒完得比平常早一些，六點鐘就回家了，那時候，我看見米考伯太太躺在壁爐前面（當然懷裡抱著一個雙生兒），暈在那兒，頭髮都散了，亂披在面前；但是當天晚上，她卻在廚房的爐火前面，又吃帶麵包渣的烤小牛肉排，又談她爸爸和她媽媽的故事，又談當年和她來往的人。我從來沒看見過她的興致有比那個時候更高的。

我的空閒時間，就在這所房子裡和這一家人一塊兒過的。我的早餐——一便士的麵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是我自己預備好了，閉門獨享的，沒人和我爭嘴。我還老在一個櫥子裡，單找了一個擱子，另放一塊麵包和一小塊乾酪，等我晚上回來的時候用作晚飯。只這兩頓飯，就在那六個或者七個先令裡，“破費”了不少了，這我很知道。整個白天，我都不在家，都在貨棧裡做活兒，而我一個星期，就靠那一丁點兒錢維持生活。從星期一早晨起，一直到星期六晚上，我不記得有任何人給我出過任何主意，對我作過任何建議，給過我任何鼓勵，給過我任何安慰，給過我任何幫助，給過我任何支持：這是正像我一心想上天堂一樣能夠清清楚楚地回憶起來的。

我太年輕了，太孩子氣了，太沒有能力了——我有什麼辦法能不那樣呢？——來維持我自己的全部生活。因此，在早晨往枚·格貨棧去的時候，我看到點心鋪外面擺的陳點心，半價出售，我就往往忍不住嘴饞，因而把我留著買正餐吃的錢買了點心吃了。這樣一來，在吃正餐的時候，我只好餓著肚子，什麼都不吃，再不就只買一個小麵包卷兒，或者一片布丁吃了完事。我記得，當時有兩家賣布丁的鋪子，看我的財政狀況，有時照顧這一家，有時照顧那一家。其中的一家，離聖馬丁教堂[160]不遠，在教堂後身兒一個大院兒裡，現在都拆了。那家鋪子賣的布丁，裡面有小葡萄乾，很有些特別，但是卻貴，它那兒兩便士一個的布丁，也不過像普通一便士一個的布丁那麼大。賣普通布丁的鋪子，最好的是河濱街[161]上那一家，就坐落在後來拆了又重新修蓋的那一塊兒。它家賣的布丁，個頭壯實，色氣發灰，面發死，[162]樣子脬脬囊囊的，有大個的扁葡萄乾兒，整個兒地插在上面，一個一個地離得很遠。這家的布丁，每天恰好在我吃正餐的時候，熱騰騰地剛做得，所以我往往就吃那個當正餐。我平素日子經常豐富一點兒的正餐，是一條擱香料的幹灌腸和一便士的麵包，再不就是飯鋪裡四便士一盤兒帶血的牛肉，再不就從我們幹活兒那個貨棧對過兒一家叫“獅子”或者“獅子”再加什麼的破爛老客店裡（我忘了到底叫什麼了）買一盤子麵包帶乾酪和一杯啤酒。我記得，有一次，我早晨從家裡帶出一塊麵包來，用紙包著，夾在胳膊底下，像一本書似的。德魯銳巷[163]附近，有一家鋪子，專賣“時髦牛肉”[164]，很出名，我把那塊麵包，帶到那家鋪子裡，叫了一“小盤”那種美味，就著吃了。我當時那樣一個小鬼，一個人跑到了那兒去，堂倌怎麼個想法，我不知道；不過直到現在，他當時的樣子，還像在我眼前一樣：只見他直眉瞪眼地瞧我，還叫另一個堂倌也出來瞧我。我單獨地給了他半便士作小費，不過我心裡卻希望他頂好不要那個錢才好。

我記得，我們有半點鐘的工夫吃茶點。我要是口袋裡還有錢，我就買半品脫煮好了的咖啡和一片黃油麵包，我的錢要是都花沒了，我老是往夫利特街[165]的鹿肉鋪子裡瞧；再不就在那種時候，溜達到考芬園[166]市場那麼遠的地方，瞪著眼瞧那兒的菠蘿。我很喜歡在阿戴爾飛[167]一帶溜達，因為那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到處都是陰暗的拱頂。我還記得，就像現在見到的一樣，有一天晚上，我從這樣一個拱頂底下出來，一下來到了靠河邊的一家客店，店前有一塊空地，幾個卸煤的工人正在那兒跳舞。我當時就在一個凳子上坐下，瞧他們跳舞。我一直地納悶兒，不知道他們心裡對我怎麼個想法！

我太小了，太不像個大人了，所以我往生客店的酒吧間裡去叫一杯麥酒或者黑啤酒來順一順吃下去的正餐，他們往往不敢賣給我。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我到一個客店的酒吧間對老板說：

“你這兒頂好的——真正頂好的——麥酒，多少錢一杯？”因為那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不記得是什麼日子了，也許是我的生日吧。

“兩個便士半，”老板說，“可以買一杯貨真價實的斯屯寧牌麥酒。”

“那麼，”我說，一面把錢掏了出來，“請你給我來一杯貨真價實的斯屯寧，浮頭上要多起點沫子才好。”

老板臉上帶著一種奇怪的笑容，隔著柜臺，從頭到腳，把我直打量；同時，先不放酒，回過頭去，朝著屏風後面，對他太太嘀咕了幾句。他太太跟著從屏風後面出來了，手裡還拿著活兒，和她丈夫一塊兒端量我。我們三個當時的光景，現在又在我面前出現了。老板只穿著背心和襯衫，靠在酒吧間的柜臺“墩兒”上；他太太就從擋板（或者半拉小門兒）上面往下瞧我，我呢，就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站在柜臺外面，仰著臉瞧他們。他們問了我好多話：像我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在哪裡住，做什麼事兒，怎麼到了這兒之類。我記得，我對於這些問題，都捏造了一些合適的回答，為的是不要帶累了任何人。他們把麥酒給了我，不過我疑心並不是貨真價實的斯屯寧酒；老板娘還把柜臺上那個小半拉門兒開開了，俯下身子，把酒錢還了我，還親了我一下，親的意思，一半出於贊賞，一半出於憐憫，但是反正卻極盡婦女的溫柔、慈愛，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

我相信，我把我的日用說得這樣緊，把我的生活說得這樣困難，決沒有不知不覺、並出於無心而誇大其詞。我相信，不管什麼時候，昆寧先生給了我一個先令，我都把它用在買飯吃或者買茶點吃上面。我記得，我是一個衣服襤褸的孩子，和平常的大人和孩子，一塊兒從早晨工作到晚上。我記得，我在街上瞎遊蕩，吃不飽，喝不足。我記得，如果不是由於上帝的仁慈，我會很容易變成了一個小流氓，一個小盜匪，因為沒有任何人管我。

但是我在枚·格貨棧裡，也有我的地位。昆寧先生本來馬馬糊糊，又有公事在身，並且又是對付我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小傢伙，但是卻也難為他，他並沒把我和別的孩子一律看待。除了他這種情況以外，我自己對於任何人，不論是大人還是孩子，都從來沒說過，我怎樣來到這兒的，都從來一丁點兒沒透露過，我到這兒來心裡怎樣難過。我只在暗中默默忍受痛苦，只在暗中默默忍受切膚淪饑的痛苦。我受的痛苦多大，除了我自己，任何人都不知道。我受的罪多大，像我已經提過的那樣，我想說也完全沒法兒說得出來。不過我有什麼話，都存在自己心裡，只埋頭做活兒。我來到這兒的頭一天就知道，我幹活兒要是不及別人好，那就難免讓人看不起，就難免叫人笑話。在做活兒一方面，我不久就至少跟不論哪個孩子比，都一樣地快當，一樣地靈巧了。我雖然和他們完全熟悉，但是我的舉動和態度，卻和他們有所不同，足以使我和他們中間隔一段距離。他們那幾個孩子和那幾個大人，提到我的時候，總是管我叫“小紳士”或“小薩福克人”。有一個叫格萊高利的大人，是他們裝箱工人的頭兒，另外還有一個大人叫提浦，是“車把式”，老穿著一件紅夾克，他們有的時候叫我“大衛”；不過，我想，那總是我們說體己話的時候，或者我們幹著活兒，我想法給他們消遣，說故事給他們聽的時候，他們才那樣叫我（那些故事，都是我從前念的，現在越來忘得越多了）。面胡土豆兒有一次起而反對，對於我受這樣與眾不同的待遇表示不服，不過米克·洼克當時就把他制伏了。

我當時認為，我落到這步田地，想要從那裡面掙脫出來，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也就死心塌地地不往那方面想。我現在堅決相信，我當時沒有一時一刻安於那種生活的，也沒有一時一刻不感到萬分苦惱、不覺得萬分不幸的。但是我卻咬著牙忍受著；連對坡勾提，一來因為疼她，怕她難過，二來因為可恥，不好意思說，所以都從來沒在寫給她的信裡透露過我的真實情況，雖然我們時常通信。

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在我本來的難過之外，更給我添了難過。我既然伶仃孤苦，舉目無親，就對這一家人，產生深厚的感情來。我閒溜達的時候，心裡老琢磨米考伯太太想的那些解決困難的辦法，再不就心裡老壓著米考伯先生的債務問題。禮拜六晚上，一來因為我口袋裡有了六個或者七個先令，回家的時候在路上可以瞧瞧這個鋪子，看看那個鋪子，同時琢磨這筆錢都可以買些什麼，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二來因為我那天回來得比平常日子早一些；所以那一天本是我最稱心的日子。但是到了那一天，米考伯太太卻要對我說一大套最使人揪心、最使人難過的體己話。我星期天早晨，從頭天晚上買來的茶或者咖啡裡，拿出夠一頓喝的來，放在一個刮臉用的小盂子裡沖上水，然後就坐在那兒吃起那頓為時不早的早飯，那時候，她也是對我同樣地訴苦。米考伯先生，在星期六晚上這種談話一開頭的時候，只哭得嗚咽哽噎，搜腸抖肺，但是到了談話快要結束的時候，卻又唱起“捷克愛的是可愛的囡”[168]來，這種情況，並非少見。我曾見過他回來吃晚飯的時候，眼裡淚如泉湧，嘴裡口口聲聲說，除了地獄，沒有別的辦法；但是到了睡覺的時候，卻又計算，有朝一日，時來運轉（這是他老掛在嘴邊上的一句口頭禪），如何在房子前面開一個凸形窗戶，得花多少錢。米考伯太太和她丈夫完全一樣。

我和米考伯夫婦，因為處於同樣的境遇，我想，所以我們之間就生出了一種稀奇古怪、雙方平等的友誼來，雖然我們年齡方面，相差之遠，令人失笑。他們雖然請過我，要我到他們家吃飯，我卻從來沒肯擾他們，因為我知道，他們在肉鋪和麵包鋪裡，都很吃不開，他們那點兒東西，往往連自己都不夠吃的。一直到後來，米考伯太太把我完全當作了心腹人，我才破例。她完全把我當作了她的心腹人是有一天晚上的事。現在就說一說那天晚上的情況：

“考坡菲少爺，”米考伯太太說，“我完全沒拿你當外人看待，所以我才毫不猶疑地對你說，米考伯先生的困難現在正到了最危急的關頭了。”

我聽了這個話，心裡非常難過，帶著極端同情的樣子瞧著米考伯太太哭得發紅的眼睛。

“食物間裡，除了一塊荷蘭乾酪的皮兒以外，”米考伯太太說，“再就一點不錯，不論什麼，都一丁點渣子都沒有了，乾酪皮兒，又不是好給孩子們吃的東西。我跟著我爸爸和媽媽一塊兒過的時候，用慣了‘食物間’這種字眼兒了，所以這陣兒不知不覺地又用起這種字眼兒來了。其實我的意思只是要說，我們家一丁點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哎呀！這可怎麼好哪？”我非常關切地說。

我口袋裡這一個禮拜的工資，還剩了兩個或者三個先令，因此我認為，這番話一定是在星期三晚上說的——我急忙把那兩三個先令掏了出來，真心誠意地請米考伯太太收下，作為是我借給她的。但是那位太太，一面親了我一下，一面叫我把錢收回去，說，那樣的事是她連想都不能想的。

“我的親愛的考坡菲少爺，千萬可別那樣，”她說，“我決不能用你的錢！不過你這個人，年紀雖然很小，心眼可很機靈；你要是肯的話，你可以在另一方面幫我點忙，這個忙是我知情知義，情願接受的。”

我跟著就求她把我能幫的忙說出來。

“我們那幾件銀器，我都親自出脫了，”米考伯太太說。“有六把茶匙，兩把鹽匙，和一對糖匙，都由我自己親手偷偷地拿出去押了錢了。不過這一對雙生兒真是我的累贅。我一想到和爸爸媽媽一塊兒過日子的情況，現在叫我親手把東西都出脫了，心裡又非常難過。我們還剩了幾件小小的東西，可以出脫。米考伯先生那個人的脾氣，是永遠也不肯親自去出脫這些東西的。克裡克特，”——這是從貧民院來的那個女僕——“那個人心地粗俗，要是我們把這種背人的事兒都交給她辦，她就要和我們隨便起來，弄得我們不好受了。所以，考坡菲少爺，要是你肯——”

我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所以我就求她要怎樣使用我，就怎樣使用我。我那天晚上就替她把容易帶的小物件先處理了，以後幾乎每天早晨，在我上貨棧以前，都要替他們同樣地跑一趟。

米考伯先生在一個小矮櫥子裡，有幾本書，他管那叫作是他的圖書館；這幾本書是我替他們最先出脫的東西。我一本跟著一本地，把它們拿到城路一家書攤兒上——那時候，那條街上，我們的寓所附近那一部分，差不多都是書攤兒和鳥兒房子——不管書攤兒給多少錢，一律把它們出脫了。這個擺書攤兒的，就住在書攤兒後面一所小房子裡，每天晚上總要喝得大醉一場，每天早晨總要惹得他太太大罵一頓。我早晨到他那兒去的時候，不止一次，他都是在一個折床上接見我的，不是腦袋破了一塊，就是眼睛青了半拉，這都證明，他頭天晚上又喝多了（我恐怕，他一喝酒，就愛吵架）。那時候，他用他那戰顫哆嗦的手，摸他放在地上的那個褂子的口袋，東摸一下，西摸一下，去掏那迫切需要的先令。這時候，他太太懷裡抱著娃娃，鞋都塌拉到腳後跟，就不斷地罵他，一直地沒有住口的時候。有的時候，他的錢都丟了，他就叫我下次再去。不過他太太身上卻老有錢——我想，那一定是她趁著他醉了的時候，把他的錢拿去了的——我們倆一塊往外走的時候，她就偷偷地在樓梯那兒，把買書的錢給我。

我在當鋪裡，也成了大家熟悉的人物。那位坐在柜臺後面管事的紳士，對我非常注意；我記得，他一面和我辦著交易，一面常常叫我打著喳喳兒在他的耳邊上背拉丁文名詞或者形容詞的變格格式，或者背拉丁文動詞的變化樣式。[169]每次我替米考伯太太跑一趟，米考伯太太就小小地請我一次，一般是吃一頓晚飯；我記得很清楚，這種飯，吃起來總是令人感到有特別的滋味的。

後來米考伯先生到底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有一天早晨他被捕了，關到南鎮上的皇家法席監獄[170]裡去了。他從寓所往外走的時候，對我說，太陽對於他算是已經落了。我當時真正覺得，他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不過我後來聽說，不到中午的時候，就有人看見他在獄裡，活潑高興地玩九柱戲。

他被捕以後，安排好了，要我在他入獄的第一個星期天去看他，同時跟他一塊兒吃正餐。我往那兒去的時候，跟人打聽：我得先到某種地方；剛剛差一點就到了那種地方的時候，我能看到另一個和它一樣的地方；剛剛差一點就到了那個地方的時候，我能看見一個場院，我得穿過這個場院，再一直地往前走，就可以看見獄吏了。所有這一切我都做了。到後來，我到底看見獄吏了（雖然我是那樣一個可憐的小傢伙），我心裡就想到，拉得立克·藍登在債務人獄裡的時候，那兒有一個人，身上一無所有，只有一條舊地毯[171]，那時候，我就眼裡淚模糊，心裡直撲騰，那個獄吏就在我面前直晃搖。

米考伯先生在柵欄門裡面等我，我們一塊到了他的屋子（屋子在頂層下面的一層），他一路大哭。我記得，他鄭重地勸誡我，不要學他那樣；叫我記住了，如果一個人，一年收入二十鎊，而他花了十九鎊十九先令六便士，那他這個人就快活；但是他要是花了二十鎊一先令，那他這個人就苦惱。他說了這個話，跟著就問我借了一個先令買黑麥酒喝，他寫了一個要米考伯太太承還的借據交給了我，把手絹放回了口袋，又高興起來。

我們在微火前面坐下，長了銹的爐支上，一面放了一塊磚頭，免得多燒煤。坐了一會兒，另一個債戶進來了。他和米考伯先生同屋，剛從廚房裡來，手裡拿著一盤羊腰窩兒，這就是我們三個共有的飯菜。跟著米考伯先生打發我到樓上，到“霍浦欽上尉[172]”的屋子裡去，對他說：米考伯先生問他安好，我就是他的小朋友，請問他，可以不可以把他的叉子和刀子借用一下。

霍浦欽上尉把叉子和刀子交給了我，叫我問米考伯先生安好。他屋子裡有一個很髒的女人，還有兩個面色蒼白的女孩子，滿頭蓬蓬的頭髮，那是他的女兒。我當時想，借霍浦欽上尉的刀叉倒不要緊，但是可別借他的梳子。上尉自己，衣服襤褸得不能再襤褸了，留著滿腮的連鬢鬍子，只穿著一件棕色的舊大衣，裡面並沒穿褂子。我當時看到，他的床都折起來了，放在一個旮旯那兒，他所有的那點碟、盤、壺、鍋，都放在一個擱子上。我當時猜想（至於怎麼會那樣猜想，只有上帝知道），那兩個頭髮蓬蓬的女孩子雖然是上尉的女兒，但是那個婦人，卻不是他正式娶來的。我當時小心翼翼地站在他的門檻那兒頂多不過兩分鐘的工夫，但是我從他那兒往下面走的時候，我心裡頭卻毫不含糊地知道了這一切，也就像我毫不含糊地手裡拿著刀叉一樣。

這一頓正餐，說到究竟，頗有些吉卜賽人的風味，使人可意。我下午過了不大的工夫就把霍浦欽上尉的刀子和叉子送回去了，跟著回到寓所，給米考伯太太說了一說我到獄裡去這一趟的情形，好叫她放心。她剛一見我回來了的時候，暈過去了，後來又和了一小盂子蛋糊[173]，作我們談話時的慰藉。

我現在不記得，米考伯先生為添補家用，怎樣把家具賣的，也不記得是誰給他賣的，我只記得，反正不是我。但是不管怎麼賣的，也不管是誰賣的，反正家具都賣了，並且用大貨車拉走了，剩下的只有一張床，幾把椅子和廚房裡用的一張桌子。我們，米考伯太太、她那幾個孩子、那個“舍哥兒”和我自己，就用這幾件家具，占了溫澤臺那所空房子裡那兩個起坐間，像露營下寨一般，在那兒一天天、一夜夜地過活。我現在說不準，我們這樣住了多久，不過好像很久。到後來，米考伯太太決定也搬到獄裡去住了，因為米考伯先生弄到了一個自己獨占的屋子了。這樣一來，我就把這所房子的鑰匙交還了房東，房東收到了鑰匙很高興；床鋪也都送到皇家法席監獄裡去了；我自己那張小床，就送到另租的一個小屋子裡，就在那個機關牆外不遠的地方；這是我心滿意足的，因為我和米考伯這一家人，患難相共，那樣熟悉，一旦分離，實在不忍。他們也同樣在附近的地方，給那個“舍哥兒”租了一個很便宜的寓所。我那間寓所是一個安靜的閣樓，在房的後部，房頂是坡著的，下面能看到一個木廠子令人愉快的全景。我到那兒住下的時候，想到米考伯先生到底到了山窮水盡的情況，就把那個屋子認為是樂園一樣。

在這一段時期裡，我始終都在貨棧裡，仍舊和從前一樣，做著普通的活兒，仍舊和從前一樣，跟那幾個普通的人作伙伴，心裡和剛一開始的時候，同樣委屈，感到不應當受這樣恥辱。但是我雖然天天往貨棧裡去，天天從貨棧裡出來，天天趁著吃飯的時候，在街上溜達，碰見過許多孩子，而我卻從來沒在這些孩子裡結識過一個人，從來沒對其中任何的一個搭過話，這是我僥幸的地方。我仍舊過著和從前一樣苦惱自知的生活，但是我卻仍舊像從前一樣地永遠無所依傍，一切全靠自己。我當時所意識到的改變，只有兩點：第一點是，我的衣服比以前更襤褸了；第二點是，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的困難，不像以前那樣重重地壓在我的心頭了，因為他們有的親戚，再不就是朋友，在他們現在這種窘迫之中，挺身而出，幫起他們的忙來了；所以他們住在獄裡，反倒比多年以來住在獄外更舒服一些。我現在和他們安排好了，老和他們一塊兒吃早飯，至於這種安排的詳情，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我也不記得，監獄早晨都是什麼時候開門，放我進去。不過我卻記得，我在那個時期裡，往往早晨六點鐘就起來了，起來以後，到獄裡去以前那一段時間，我在街上溜達。我最喜歡溜達的地方，就是倫敦舊橋，那個橋有好些石砌外凸的地方；我老坐在這種地方，看著人們來來往往，再不就趴在橋欄上，看太陽射到水面上，映出萬點金光，射到柱碑頂端的金火焰[174]上，映出一片燦爛。那個“舍哥兒”，也有時在那兒和我見面兒，我就拿碼頭和塔宮[175]作題目，編了些驚人的瞎話兒，說給她聽；關於這些瞎話兒，我只能說，我希望我自己能相信它們才好。晚上，我又回到獄裡，有時和米考伯先生在散步場上來回地溜達，有時和米考伯太太玩卡辛諾紙牌，同時聽她回憶她爸爸和她媽媽當年的故事。枚得孫先生知道我在哪裡不知道，我說不上來。因為我從來沒對枚·格貨棧的人提過我的行蹤。

米考伯先生的事情，雖然渡過了最危急的關頭，但是因為過去曾訂過一種“契據”的關係，仍舊有糾葛。我當時常常聽他們說起這種契據；我現在想，那一定是他以前和他的債權人訂立的部分債務承還契約；有一種和魔鬼有關的羊皮紙，據說從前在德國，有一個時期，著實興了一氣；[176]當時我對於那種契據竟模糊到把它認作就是這種和魔鬼有關的羊皮紙了。這種文件的清理，後來到底有了一些眉目了，反正不管怎麼樣吧，它不再像從前那樣，是橫攔去路的礁石了。米考伯太太告訴我，“她娘家的人”，決定叫米考伯先生援引破產債務人法，請求釋放。那樣一來，她說，大概有六星期的工夫，他就可以出獄。

“那時候，”米考伯先生說，因為他當時也在場，“我毫無疑問，謝天謝地，就該手頭不至於拮據了，完全重新做人了，如果——簡單言之，有朝一日，時來運轉的話。”

為的要把所有的事都交代一下，我現在回憶起來，想到米考伯先生，在這個時期前後，寫了一份請願書，要呈到平民院，請求改變因負債而入獄的法律。我把這段回憶寫在這兒，因為它可作一例證，來說明我的創作方法：那就是說，說明我如何把我從前讀過的故事書裡面的形象和情節，糅和到我現在不同早年的生活經歷裡，從而利用市井上的見聞和普通的男女，編成新的故事；同時它又是一種例證，說明我寫這部自傳的時候，在創作的風格中不知不覺發展起來的某些主要特點，如何在這個全部時間裡逐漸形成。

獄裡有一個俱樂部。因為米考伯先生是一位紳士，所以在這個俱樂部裡就成了很高的權威人士。米考伯先生曾把他要寫這樣一份請願書的意思，在俱樂部裡說過，俱樂部的成員都贊成他這樣做，再沒有第二句話。這樣一來，米考伯先生（他這個人，脾氣再好也沒有了，對於任何事，只要不是自己的，從來沒有像他那樣熱心的，對於跟自己一無好處的事，從來沒有像他那樣高興做去的）就動手寫起這份請願書來，他獨出心裁，運用巧思，把它寫成；又用大個的字，在一張大紙上，把它謄清；跟著把它鋪在桌子上，選定了一個時間，叫俱樂部所有的成員，甚至於連獄裡所有的人，只要願意，都到他屋裡，在那上面簽名。

我對於這些人，大部分都早認識了，他們大部分也都早就認識了我了，但是我聽說這個舉動快要來到，我還是非常地想要看一看他們大家一個一個都進屋子來的情況，因此我就在枚·格貨棧告了一個鐘頭的假，特為這件事，站在屋子的一個角落上，準備看他們進來。米考伯先生站在請願書前面；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在不至於把屋子塞滿了的情況下，盡量往屋子裡站，圍著米考伯先生，給他助威。同時，我的老朋友霍浦欽上尉（他因為這一次的舉動非常莊嚴，特別梳洗了一番）就緊挨著請願書站著，預備好了，要給凡是不熟悉請願書內容的人，把請願書都念一遍。這樣安排好了，屋門開開了，大家排成一行，魚貫而入，進門的時候，有幾個人在屋外等候，只一個人先進去，把名字簽上，然後出去。霍浦欽上尉對於進來的人總要挨個地問：“你看到這份請願書沒有？”“沒有。”“你是不是要我念一遍你聽？”如果被問的人，稍微透露出一丁點願意聽一聽的意思來，霍浦欽上尉就用一種悠揚的音調，一字不落，高聲念起來，如果有兩萬人，一個一個地都願意聽，那霍浦欽上尉就可以念兩萬遍。我現在還記得，他念到下面這一類的字句，像“聚於國會中之人民代表”，“因此請願人不勝惶恐，敬向鈞院呈遞此書”，“仁慈國王陛下不幸子民”，念得特別悠揚婉轉，好像那些字眼兒本是吃在嘴裡的東西，味道很美似的。米考伯先生就稍微帶著一個作家的得意樣子，一面在一旁聽著，一面用眼瞧著（但是卻並非皺眉怒目的樣子）對面牆頭上的鐵叉子[177]。

我當年每天在色則克和黑衣僧區之間來來往往，吃飯空下來的時間在偏僻的街上閒轉悠（那兒的石頭，現在看來，想必早已叫我那雙孩子的腳踏壞磨損了），那時候，我就好像又看見了那一群聽霍浦欽上尉朗讀呈文的人，一個一個在我面前魚貫走過；而那一群人裡，有多少是不見了的呢！這是我納悶兒的。我現在回憶起我當年一點一點挨過來的痛苦歲月，就想到給這些人編造的一些故事，而那些故事，有多少只是我腦子裡的一片迷霧，朦朧地籠罩在記得還清楚的真事上呢！這也是我納悶兒的。但是，我現在重踏舊地的時候，一個天真未鑿、富於想象的孩子，從那樣奇異的經驗和骯髒的事物裡，創造出自己的幻想世界來，好像在我前面走過，引起我的憐憫：那卻不是我納悶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