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一个国家行使国家权力的全部组织体系，在现代社会，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管理者、维护者、服务者和保障者，其行为一般以公共利益为服务的目标。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性、破坏性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责。因此，作为具体组织实施事件应对处理的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来说，信息问题相当重要。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社会管理职能决定了要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收集、观察并分析，以前瞻性眼光去审视表象，将突发公共事件的征兆表现传递给相关部门，做好周密的安排和策划，并制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的准备，尽可能将突发公共事件消灭在潜伏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和危害。一旦监测到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信息，要及时通过多渠道向专业的部门和社会的公众发出预警，要求专业部门做好应对的准备，引导公众做好自救和互救。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后，政府应在第一时间收集信息并进行分析、甄别信息，为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并且，根据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和公众知情权的维护，政府要做权威的消息来源，既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者，又做社会舆论的引导者，通过权威的信息公开和发布，让社会公众了解事件，让广大媒体报道真实实况，力求政府、媒体、公众形成一股合力共同理性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大众媒体的管理与舆论的引导，确保媒体公共性，形成健康良性社会舆论的氛围。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其特殊性决定了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一切相关信息空前需求，即“信息渴求”。突出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对于获知重大危机信息时的迫不及待性（及时性），渴望知道有关重大危机事件的信息越早越好，渴望早知道重大危机事件是何时发生？何地发生？如何发生？危害多大？如何发展？个人和家庭应如何采取紧急应对和预防措施等，以便提早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自身生命财产的威胁和损失，开展自防自救。二是对于了解重大危机事件信息的如饥似渴性（充分性），渴望知道有关重大危机事件的信息越多越好、越全面越好、越充分越好，渴望知道政府采取了哪些处置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及时、有效、到位等。

依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和威尔咨询的信息等级观点，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对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相关性表现出四个层级：

第一是与公众生命相关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也就是说直接关系到公众生死存亡和财产安全的信息。比如2003年SARS事件和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的受灾群众，他们就最渴求、最迫切想获知这一级的信息。

第二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也就是说虽然不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死存亡和财产安全，却关系到公众的重大利害关系问题的信息。

第三是与公众远近攸关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也就是说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中心和突发公共事件的核心问题与公众在地理和心理上越接近，公众对于这类事件信息的需求就越迫切，越渴求，反之，则减弱。

第四是重大危机事件信息与公众的兴趣相关，也就是说突发公共事件虽然与许多公众自身没有直接的生命和利害关系，但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重大或特别重大，仍然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从突发公共事件暴发瞬间起，特别是与公众有直接生命、利害攸关的突发公共事件，公众源于对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自身及早做好必要预防和规避措施，必然迫切期望能在第一时间获知关于该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最真实的、权威的、全面的信息。这也不仅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更是公众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信息知情权的满足。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知情权的满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时间获得真实、全面信息的权利。公众知情权的满足是增强政府的信息公开透明度的表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只有对信息有了全面、真实、客观的认识，才会避免谣言的产生，才会自觉维护社会的稳定，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促进更快、更好的平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危机。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社会环境往往会出现非常态的、有威胁的表现，公众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通常会对突发公共事件相关方面的信息处于“饥渴”状态，不断了解周围环境状况的具体变化。公共媒体就成为政府和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在发挥信息告知的功能上具有重要作用。

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光有充足的信息是不够的，真实本身往往产生不了力量，只做到信息真实并不能凝聚社会力量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大众媒体是现代社会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舆论组织者。通过对报道的主导方向进行精心策划，系统地安排和设计报道的节奏、手段、形式、规模，不断调动公众的注意力，构建公众讨论和关心的中心话题，从而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并帮助政府树立良好的形象、缓解各方的矛盾、消除社会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