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灾难的影像

战争，当然是人类灾难的一部分，拍摄并让人旁观战争，也成了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拍摄与报道战争不仅是一种经验的替代，同时涉及拍摄者与观众的伦理观，考验两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然，战争影像也同时悄悄地改变、影响人们对于战争的看法。

在发生于1854年与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人罗杰·芬顿（RogerFenton，1819—1869）不辞辛劳，远赴战场报道这场战争。他的战争摄影没有直接呈现战争酷烈的一面，而采取间接表现的手法。比如，他拍摄的战场照片呈现的是散落一地的炮弹，而没有让尸体等出现在画面中。

图2-7 《死亡阴影之谷的巴拉卡拉瓦战斗》，1855年，芬顿摄

图2-8 《总部》，1861—1865年，布雷迪摄

图2-9 《军官们》，1865年，加德纳摄

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无保留地接受新事物的国家。从接受达盖尔摄影术到湿版法的普及，这些新事物在美国大地上的展开程度都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美国人也深知，重大历史事件经过摄影的确认，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历史性也更显重要。

在爆发于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中，摄影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1823—1896）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家，而且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他在21岁时就在纽约拥有了自己的摄影室，他为亚伯拉罕·林肯拍摄的在纽约库珀联盟学院发表演说的照片在当时一照难求，人人索取。林肯在当选总统后，曾说：“是布雷迪（的照片）和我在库珀联盟的演说使我成为总统。”[1]

当南北战争爆发后，已经改用湿版法的布雷迪马上组织摄影队奔赴不同的战场，在各个地区设立摄影点，有计划地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当然，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而且自己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拍摄到了许多残酷的战争场面。布雷迪与他的同事亚历山大·加德纳（Alexander Gardner，1821—1882）、蒂莫西·奥苏利文（Timothy O’sullivan，1840—1882）等拍摄了战争的各个方面，比如等待开战的士兵、战斗结束后尸横遍野的战场、野战医院、战俘、将军、废墟等，以全景式的记录手法确立了战争摄影报道的基本样式。为报道这场战争，他们用掉了7000多张底版。从呈现战争过程的广度与深度来看，他们显然比英国人芬顿走得更远。

对于摄影这个观看世界的手段来说，天灾人祸当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当旧金山于1906年发生大地震时，作为一个敏感的摄影家，即使在地震已经毁了他的摄影棚时，根舍仍能镇定地借了朋友的照相机拍摄了大地震后发生的场面壮观的火灾照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注释：

[1]Martin W.Sandler,The Story of American Photography:An Illustrated History for Young People,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Toronto,1979,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