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的影像

摄影术的发明，现代交通手段的进步，使人类延伸自己的视觉、观看不同于自身的“他者”具备了可靠的物质手段。19世纪以后，东方一直是西方浪漫主义与异国情调想象投射的对象。尤其是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这种想象日益膨胀，并最终成为一种新的冒险行为的动力。摄影术的发明，也同时使东方主义（Orientalism）得以一种全新的表述方式获得展开。所谓“东方”，最初指的是相对于西方的东方伊斯兰教国家。但随着西方人视野范围的扩展，“东方”这个概念也开始扩展到并不属于伊斯兰教国家的其他东方国家。

图2-10 《埃及阿普辛见尔神殿》，1850年，杜·坎普摄

图2-11 《日本第二次遣欧使节团一行》，1864年，比亚托摄

图2-13 《江西九江》，1868年，汤姆逊摄

图2-12 《澳门庙宇》，1844年，埃及尔摄

图2-14 《埃及神庙》，19世纪50年代，弗里斯摄

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东方国家，其有别于西方的异国情调一直令西方人感到神秘，而借助摄影，西方真正获得了把东方作为一种视觉的“他者”加以审视的可能性。对于当时的许多西方摄影家来说，帝国地理空间扩张的欲望与网罗一切的观看占有的欲望，正好借由摄影这个媒介通过那些一直刺激着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东方影像得以实现。于是，许多摄影家克服仍然显得不便的地理障碍，背负笨重的摄影器材，纷纷走向东方异国，他们的足迹遍及埃及、中亚、东南亚、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地。

在1849年到1851年间，法国人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1822—1894）与作家福楼拜一起到中东与希腊等地旅行。在拍摄各地的文明遗迹时，他想出了将人物与这些遗迹拍摄在一起，以衬托遗迹高大雄伟的摄影修辞手法。他后来还将这些照片结集成书，使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英国人费里斯·A.比亚托（Felice A.Beato，1825—1903）广泛游历世界各国，并且两次来到中国拍摄。他是第一位在日本的横滨开设照相馆的西方摄影家。他运用水彩着色的手法，制作了许多世称“横滨照片”的明信片。这些照片以导演的手法，将日本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异国情调加以提炼与强化，并通过商业明信片这种传播手段，向西方源源传送有关日本的视觉刻板印象。

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生卒年不详）也许是最早运用达盖尔版摄影术拍摄中国影像的外国摄影家之一。他于1844年作为法国海关总检察长来到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在中国期间，也许是出于职业需要，他主要拍摄了中国的码头与城市。这些影像如今已成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珍贵文献资料。

作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约翰·汤姆逊在开始他的伦敦城市摄影之前，早就是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旅行摄影家。1862年，他来到亚洲，用10年时间拍摄了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等地，其中尤以他的中国影像在质与量方面均为上乘之作。在中国期间，他的行程北至北京，南至厦门，西进四川，深入观察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回英国后，他于1873年至1874年出版了四卷本摄影集——《图说中国及其人民》。他的摄影结合了人类学考察与地志学观察，着力通过影像呈现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

而英国人弗朗西斯·弗里斯（Francis Frith，1822—1898）则把“东方”影像作为一种生财之道。他是一个印刷厂厂主，为了拍摄可以用作商业销售的“东方”照片，他来到埃及。他沿着尼罗河深入埃及各地，拍摄了许多古埃及文明的遗址。他在埃及拍摄的这些照片在英国以照相册与立体照片的形式出售，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一睹埃及文明的辉煌，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图2-15 《绘画研究习作》，年代不详，那乌德摄

这些西方摄影家的东方照片往往将东方文明作为一种象征停滞与落后的“文明的化石”加以凝固，这在客观上帮助确认了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合法性。同时，这些照片在一解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好奇与渴慕的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东方异国情调的幻想。特别是在东方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这些照片既是一种了解异文化的媒介，同时也成为西方想象、再造甚至歪曲东方的根据。

当时还有一部分摄影家盛行拍摄富于东方情调的人体照片。有些摄影家直接在中东等地以当地女性为模特儿拍摄人体照片。而更多的摄影家则因为条件所限，只能在道具及背景方面做文章，在这些人看来，模特儿的真实身份似乎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