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感恩·惜福·惜缘[1]
《明哲文选》收录了我过去30年来发表的文章，其中多篇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既有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的严谨论文，也有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培养企业家战略思维的应用型文章；既有我忆父怀师的真情抒怀，也有我服务社群的心得反思；还有中外学者、企业家对文章的点评，以及媒体的采访报道。所以严格来讲，它可以说是“杂集”。
文选是杂集，这篇自序也很另类，因为它着力颇深、篇幅较长。一来，如同学术论文，有众多的脚注说明；[2]二来，因为各类文章不少，自然有许多想说的话，内容不仅包括一般自序所涵盖的缘起、动机、对读者群的关照等，也包括了全套书，尤其是《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的介绍。因为系列之二《动态竞争：后波特时代的竞争优势》、系列之三《文化双融：执两用中的战略新思维》自成理论体系，从传统中国读书人的角度来讲，是某种程度“成一家之言”的“学问”，所以不需要着墨太多。
第一本书的内容较为宽泛，虽然有不少文章曾发表在英文学术期刊上，但如果从纯西方主流学界的角度来看，恐怕仍然难登“学术”大雅之堂。[3]即使如此，对我而言，第一本书实为第二本书与第三本书的基础，更是我学术研究、教学育人核心理念的真实呈现。第一本书主要写“人”：写深深影响过我的长辈恩师；写我如何在西方学术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写我如何琢磨出一套心法和方法，在课堂教学、学术活动、咨询培训中与人互动，相互启迪，群智共享。这些是我作为管理学者的淬炼过程，也是我“承传行践”的具体展现。将书名定为《承传行践》，并且使用“承传”一词，而不是一般惯用的“传承”，意在彰显“先承而后传”——“承前启后，薪火相传”，大明终始，大易生生之精义。[4]因为数十年来我的一步一履，都是在众多福缘中有幸不断承蒙恩泽、成长提升，在感恩中分享回馈，传道授业，立人立群。因此，第一本是根基，第二本和第三本则是由此展开的枝干，分别讲述我的两大管理思想及其实际应用。
文如其人：这套书就是我，我就是这套书
我从“学术”的角度切入，阐述第一本书的重要性，其实想要表达我多年坚信的理念。虽然我在西方主流学术的核心待了三四十年，但由于我在年轻时幸遇明师，引领我学习华夏经典，进而深受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我对“学术”或“学问”的见解恐怕与目前的主流看法大相径庭。一如中国传统重视进德修业的读书人，我始终认为读书是为了改变器质，知行合一才是“学”，“世路人情皆学问”（《毓老师说易经·坤卦第二》），[5]“经纬天地谓之文”（《尚书·尧典》马融、郑玄注）。如此，才是真正的“学术”和“学问”。所以，即使我长期身处西方学术象牙塔中，内心始终依循这个准则，坚持不懈、真诚如实地行践着。
我想经由这套书来表达传统读书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与境界：“其文如其为人。”（苏轼《答张文潜书》）对于一个毕生追求“精一执中”的现代管理学者来说，这套书所要传达的“一”点，就是“文如其人”。或者说，犹如孔子删述《春秋》时所表明的心意：“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法证之父”埃德蒙·罗卡），这套书就是我“行事”的总结，也是我一路走来的行迹。简单来说，这套书就是我，我就是这套书。
因此，这一系列文选（目前先出版三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自传”，是我学术生涯30年所思、所言、所行、所写，一步一脚印的痕迹，回答了每个人一生中必须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我是谁（Who am I）？我做了什么事（What have I done）？这（些）事有什么意义（What does it mean）？[6]
我始终认为做人、做事、做学问，[7]其实是一件事。做人是本，是源（原、元），做事与做学问是做人的延伸与反映。在此，我想稍微修改河南康百万庄园中我很喜欢的一副楹联[8]，来表达这个想法：“学道无形，学道即人道；作品有形，作品即人品。”中国自古以来强调道德文章，从做人到做事，再到做学问、写文章，或者经商、办企业，甚至大到治国理政，小到干活办事，一以贯之。遗憾的是，或许是过去一二百年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竟有些本末倒置，分不清楚先后顺序、孰轻孰重了。做人不仅和做学问、写文章无关，甚至为了争取文章的发表，不择手段，放弃原则。学术界如此，企业界也不遑多让，抄短线、求快钱，为了商业利益牺牲道德底线，甚至朋友情谊与家族亲情。
这套书彰显了我个人面对人生三大基本问题时所做的选择，也代表了一个出身草根却有机会领略传统中华文化、从事现代管理研究的我，长期面对中西文化冲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9]（《尚书·大禹谟》），以及科技速变、时局动荡的情势，在对时、势、道、术的思考判断下做出的连续选择。
感恩、惜福、惜缘
这套书的出版，我确实很感恩、惜福、惜缘——这句话是我多年来用中文上课时始终如一的开场白。[10]
回顾过往，我首先感恩我的出生与成长背景。年纪越大、阅历越多，我越是感恩我在台东出生成长到17岁的这段经历。[11]以整个台湾地区而言，台东是名副其实的“偏乡”，相对于台湾的其他城市，它既落后，又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匮乏，但不理想的成长环境始终是驱动我不断向上求进的动力。动态竞争理论体系的创建，[12]从无到有，从边缘走到主流，与我出生成长的背景有直接关系，文化双融视角的形成也是如此。[13]过去30年有幸身处国际学术主流的核心，但是在台东出生成长所形成的边缘思维，始终使我的所思所行与我周遭的精英甚至权贵大不相同。由此，它让我领悟到“和而不流”的中庸思想精髓，并启迪我创建和践行“文化双融”这一学术思想。
我很怀念和珍惜自己亲历的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当时，台湾民风朴实、群贤齐聚，承传文化与勤苦奋斗之风浓厚，培育出众多优秀的青年与创业家，后来在海内外不同的行业中发光发热，例如，我所尊敬的或为人所熟知的林怀民[14]、李安（享誉国际的导演）、裴正康[15]、施振荣（宏碁集团创始人）、郑崇华（台达集团创始人）、温世仁[16]（已故英业达创始人）、“文化双融”专业经理的代表张孝威[17]等人。那个年代，正是我在大学受教养成的时期。《周易·蒙卦》说“蒙以养正”，求学期间我有幸受教于许士军、司徒达贤和姜占魁（已故）等第一批在美取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并返回中国台湾任教的前辈师长，他们的学养风范，让我得以在来美求学之前就完成了基础的准备。对此，我既惜福也感恩。[18]
我更感谢赴美深造的机缘，因为当初在中国台湾时并没有出色的成绩与显赫的学历，却幸运地拿到了我唯一的博士班入学许可。在马里兰大学完成学业后，我有幸任教于当年大家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19]，为我后来成为全方位管理学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更惜福，过去30年我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与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20]，前两者是全美顶尖的研究型商学院，后者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教学型商学院。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文化、截然不同的思维、大相径庭的考核标准，提供了我极富挑战性的学术生涯，是淬炼我文化双融、执两用中的最佳人生实验场。
我还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要感恩。书中我介绍了几位影响我至深的师长，如启蒙恩师姜占魁先生。在我离台前的一段学习时光中，姜老师带着我一本本地“啃”组织学、管理学领域最经典的英文原著。当时我的英文不太好，大部分书读不懂，但姜老师从不嫌弃我，从不浇我冷水，他只是默默地带领我、鼓励我这个出身偏乡、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勇敢负笈美国求学深造。[21]
又如，中西文化双融的人生导师爱新觉罗·毓鋆[22]与威廉·纽曼（William H. Newman）教授。[23]毓老师的身份与经历相当特殊，他是清朝宗室礼亲王后裔，幼年进宫，为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青年时，他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军事。1947年迁居中国台湾后，毓老师毅然决定以传承华夏智慧、弘扬中华文化作为后半生的志业，开始了60余年“潜龙勿用”[24]的讲学与教育生涯。在毓老师的“天德黉舍”求学期间，我从老师的言传与身教中，见到了活的、真的儒家精神，以及经世致用的实学。同时期，我在学院中修读企业管理，接受“西学”专业教育，两处的学习看似彼此“矛盾”，实际上毫无干扰，那是我扎根双融、修习基本功的时期，由此我深刻了解到生命的核心价值，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与意义。回顾这段殊胜的经历，我恍然大悟，原来在我赴美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前，最重要的准备就是进入“天德奉元之门”[25]！
威廉·纽曼教授是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在1988年的国际管理学会会议上，我只是个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年轻学者，通过介绍，有缘与他这位已退休20多年且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管理学泰斗相识。纽曼教授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智者，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预见了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北极的重要战略位置、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等。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他是首批进入中国开展管理教育的四位美国教授之一。当时，他协助余凯成教授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教授现代管理，他们共同开启了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先河。纽曼教授学术地位很高，但他时刻怀着赤子之心，始终沉稳而谦逊地著述与行事。他让我知道，在美国这个非常市场化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成为一位极具人文关怀的学者，做真正的自己；他赋予我超越当下，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他更时刻让我提醒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底蕴。我很怀念和他在一起的时光。[26]
除了师长的教诲，朋友、学生也深深影响着我，我珍惜这些人际联结与缘分。我从小受父母影响，很喜欢交朋友，把情义看得特别重。虽然长期“忝寄儒林”（毓老师语）、久居学术界，因研究的需要，必须经常过着“出世”的生活，以便专心基础科研，求真尽善。然而，杏坛、教室却是与人结缘的最好地方，30年来有幸与中美企业领袖、专业精英结缘，教授过的企业领导者至少有1万人。[27]因为在学术界长期服务学术社群并曾担任国际管理学会（该学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有两万多名会员）第68届主席[28]，这让我能接触到为数众多的全球学者、专家。此外，我也不忘育人的初衷，立人立群，先后创立了全球华人管理学者社群（Chinese Management Scholars Community, CMSC）、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Chinese Management Scholars Workshop, CMSW）、动态竞争国际论坛（Competitive Dynami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CDIC），以及精一学堂（The Oneness Academy）、王道薪传班（Wangdao Management Program）、夏商全球领袖班（Xiashang Global Business Program）等各类企业高管培训项目，传授知识，作育英才。[29]
因缘际会，我在1997年夏天受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与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邀请来北京，在清华大学为中国第一批管理学教师（当时中国有MBA项目的学校共54所，每校派一人）培训11天。[30]1997年中国尚未加入WTO，当时的名义GDP只有79 715亿元人民币，2019年的名义GDP为990 865亿元人民币，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后，1997年的实际GDP占2019年实际GDP的15.4%，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中GDP实际整整增长了549.6%。我有幸从清华园开始，以小观大、以管窥天，在过去的22年间，见证了整个中国大环境的改变，[31]尤其是企业管理教育在中国的茁壮发展。一般人都会强调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各种统计指标上的成就，然而，我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来看，自我1984年在美国接触中国第一个MBA学生开始，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人才。
清华园这11天的教学相长，影响了我日后所做的很多事情，不论是教学、研究，还是社群的建立。2013年我们这批1997年共学的教师好友，在清华园重聚并发起成立了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每年轮流在国内各高校与从事管理教学及研究的高校教师和研究者开会聚叙，目前年会主办学校已经排到2026年。对我个人而言，清华大学国学院时期（1925～1929年）的四大导师（王国维[32]、梁启超、陈寅恪与赵元任），更是我私淑心仪的典范。这是多大的缘、多大的福，我感恩。
最后，我最大的感恩与珍惜是能够将自己从小就喜欢的“竞争”（年少时喜欢各式各样的竞赛，篮球比赛曾有一场得到44分的纪录），变成学术研究的主题，把我喜欢助人、与人为善的个性变成教学育人的志业。“尽己之谓忠”（朱熹《论语集注》），30年来，我始终忠于我的专业，忠于我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忠于自己，未曾辜负“文如其人”“尽己之性”[33]的传统中国人的人生追求。
立言出书的初心
介绍了此系列书的性质，感恩我一路走来所接受的众多缘分与福气后，还要向读者坦言叙明我编著这套书的初心，其实很单纯，只有“一”个：我只是想为我中文EMBA、DBA的“学生”或企（创）业家、专业人员提供一套完整的“教本”，希望他们从中能找到一些对他们经营企业或做人行事有所帮助的洞见与方法。
首先，作为一个作育英才的学者，我的想法可能有些另类，因为20多年来我已经没有了视“学生”为学生的观念，始终将我的身份定义为他们的“伴读”[34]。我始终认为，在“没有学生哪有老师”这句话中，所谓的学生其实是我“共学适道”（参见《论语·子罕》）的伙伴。正所谓教学相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35]，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与我互相切磋、共同成长的“学友”[36]。我惜福、惜缘，感恩这些学友把目前这个世界最稀缺的“诚信”给了我，这恐怕是我创立的各种学术、企业社群或“明哲平台”这个统合性大社群的独特之处。[37]
其次，我要让我的“宝贝”[38]学生们知道，这套书中的每一句话或给企业的每一个建议，都是有凭有据的。它们也许是学术研究的发现，也许是我长期观察世界各国企业的心得、多年实践的经验，而且最好的实践来自最好理论的指导。我要让大家知道，我讲的是“实学”，是一套可用、好用的学问。更重要的是，这套书整合了中西两种文化与企业管理的优势，并将文化、系统化知识、经验与案例以及应用性工具，一以贯之地融合。
再者，“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对于我个人而言，虽然我不能改变大环境，但我希望能改变小教室（小研究室），由“小我”逐步影响“大我”。我希望这套书经由“小教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学术界的学风[39]，照亮中国乃至全球华人企业的大未来。
检视当今中国企业，不论大小，虽然凭借市场的需要多年来快速成长而开枝散叶甚至业大财大，然而很多“基本功”仍然有待加强。许多公司仍然采取且战且走、游击队突进的方法，欠缺正规军的系统化经营、全球性思维，经常追求投机式快速扩张，而非致力于创造长期价值的终极理想。我一向认为，中国企业的发展除了要吸收西方企业制度的精华，更要联结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善用华夏智慧的底蕴，左右开弓，中西合璧，永续经营，以造福桑梓，美利天下[40]。
中国企业应当往前多走一步，寻找企业的“魂”。虽然中外企业都强调企业文化，但中国企业应当顺着文化的脉络，善用华夏智慧，以此为基础，思考如何培养企业的“魂”，如何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找回未来可以依托的精神。有此依托，可以从中深思：身为中国企业，哪些才是留给中国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永恒遗产？如何才能为人类文明或世界的永续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41]哪些只是风光一时、如梦幻泡影？这套书或许还可以直击一些中国企业家的内心，使他们回归他们想要成为“法大行小”[42]、全方位整合型“将才”的目标。
再从全球化思维的层面来讲，中国企业应当思考，如何平衡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经营，如何整合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如何从一个令西方畏惧的竞争对手，变成令西方尊敬的竞争对手等。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这套书有助于启迪他们进一步理解西方系统性的战略思维与完整的管理知识体系，并且在经验与方法的层面参考、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诸多实践经验，找到可作为自身依据的参照标杆。虽然目前的大环境瞬息万变，未来的挑战非常多，但是从长期永续的发展来看，中国企业现在更要勇敢地思考怎么成为“百年企业”。
在企业家之外，我也希望这套书能对广大专业人士有所帮助。我在书中透过自身经历，展示了职业的意义如何真正地源于生活，如何将职（专、志）业融入人生，以及职业、专业与志业在意义与境界上的不同。这套书可以示范如何在专业和人文方面达到理想的平衡，如何将自身的发展融入专业群体，特别是行业领先的群体，并与群体实现多赢。
“企业士”的观念是过去我对中国企业家与专业人士的最大期望，并且长年阐述推广。[43]然而，面对环境剧变、价值混淆的时代，中国以至于全球的百工百业、不同阶层，迫切需要各种类型的品性正直、才具卓越、胸襟开阔的人士，以实际的“行”来树立各行各业的典范。因此，我更想以包括企业士、公务士、医务士、教育士等，涵盖所有职业的“专业士”一词来阐述我的想法。其实，“专业士”就是“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春秋繁露·俞序》）理念在当代的一种展现。士大夫是古代中国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主体，士大夫也多以此自我期许、承担责任。由此来看，“专业士”是新时代的士大夫，是“群士”，不同位置上的人士都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安定与升华的力量。此时此刻，尤其是在全球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再生与重建过程中，扮演旋转乾坤的角色。
“专业士”不是空泛高远的倡议。细察我们生活、工作乃至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不难见到完全恪尽本分、脚踏实地、做事用心，勤勉于保身安家、敬业乐群的“小人物”身影，他们都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沉默力量！坦白说，我也是这样的“小人物”中的一员，因为我每天所思考的，只是如何在我的“小教室”“小研究室”（小书房）中，把该做的事做好，如此而已。你我都是社会中的一颗小螺丝钉，不要小看“一”的力量，只需要找回你的心，“素其位而行”（《中庸》），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真诚落实，就能成为一位利他益世的“专业士”。
这套书同样可以为普罗大众提供参考。从成长的起点来讲，我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与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一生兢兢业业、恪守正道的普通人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多了一分坚持，多了一分努力，多了一分幸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套书更多的是让人们了解“什么是可能的”（What's possible），不要自我设限，只要跨出第一步，你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因此，无论是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还是知足常乐的人，都可以从我对自己与师长的介绍、学友的回馈中领略到人性的真善美，感受到来自专业的尊重与乐趣，并获得面对明天的动力。
献给探索自己、活出自己的你
总体而言，这套书其实是写给所有想了解自己，思考如何真诚面对自己、活出自己，在意自己心“魂”的人。
我一生追求的就是如何顺己之“性”[44]，作为一个缺点不少、年轻时训练不够扎实也不够努力的我，作为一个本来应该被这个社会淘汰的“边缘人”[45]，一如常人却把我的个性（好的也好，不完美的也罢）发挥到极致。一个人的一生结果如何，是“成”是“败”（每个人定义不同），有太多的环境因素与运气，非个人所能决定。但是，我的做法是选择每天认真地面对我自己，真诚地“求阙（缺）”（曾文正公语），做自己，对我自己负责。尽管这只是一个“小我”的选择，然而一个人只要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至少可以保护自己，顾及家庭，和睦亲友，甚至在专业上小有所成。
每个人的“心”大小有所不同，对于一些公心比较大的人，“小我”的选择可能产生造就“大我”的贡献。或者说，世界是一个大宇宙，个人是一个小宇宙，从我这个小宇宙来看世界这个大宇宙，只要一个人“诚意正心”（《大学》），也就是只要意念真诚无妄、心地干净纯正，做事就有正向力量，看世间诸事万物，虽然纷纷扰扰，也能一目了然。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素来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千万不要低估自己、小看“小我”。归根结底，一个人首先要学会如何面对自己，在生活中找寻自己，甚至于实现自己。这套书我以自己为案例，将我有限的经验与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或是想学“做人”的人互励共勉。[46]
结语：感谢与愿景
2020年年初，在这套书临近付梓之时，恰是整个世界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候，全世界的企业都在面临着百年以来最大的“一变”。[47]在这个环境剧变、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中，我们每个人（或企业）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在变中求定、定中求静、静中求安、安中求虑、虑中求得？这套书记录了我一步一脚印，“终日乾乾”（《周易·乾卦》），面对挑战，不断超越、不断回归、不断关照初心的努力。能够把初心变成愿景，把专业变成志业[48]，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一种享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套书或许能成为治疗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缺失“本源”痼疾的一剂良方。
《明哲文选》目前出版的这三本书，某种程度上只是我“鲤山又一村”[49]的第一小步。我一直心仪曾国藩（文正公），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阅读曾文正公的文集，除了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方方面面师法他，力求一以贯之，也注重用文字记录人生点滴，可以说他的言行事迹是我这个入世之人的范本。作为《明哲文选》的后续，将来还有一系列的出版计划，[50]甚至还想整理出版我平常往来的文书信件，尤其英文书信更是反映了平日在美面对中西文化冲突、学术实务碰撞时，我个人如何执两用中，做出适时适当的选择，也就是我如何“做自己”的具体做法与“真”“实”的功夫等。我愿意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的所做、所为、所思、所写的“全集”公之于世[51]。
首先出版的这三本书共收录了60余篇文章，从翻译、校对、编辑与整理，到最终出版，都是团队成员共同努力与贡献的结果。尤其感谢连婉茜（新罕布什尔大学）负责领导整个团队，从整套选集的架构安排到书中内容的选取，从最初的想法到后期的付梓，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与时间。她对这套书的“用心深细”（熊十力语）[52]，让我感动。感谢刘刚（国住人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协调整套书的出版事宜，以及林豪杰教授（台湾“中山大学”）对此书的形成提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建议。感谢谢岚为多章内容进行整理与撰稿，武珩为本套书的整体结构提供宝贵的建议，以及庞大龙（西安交通大学）、谭畅（西南大学）、张国义教授（台湾“东华大学”）、黄怡华在翻译与校对工作上的投入。同时感谢路江涌教授、林道谧教授所带领的北京大学团队；台湾政治大学许牧彦教授所带领的姜占魁薪传学者团队，他们支持了部分章节早期版本的翻译工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纪珍教授与林文琛所带领的“动态竞争与创新战略研究中心”团队、西南科技大学何波与张宏亮教授所带领的明哲钻石俱乐部与“凉山小朋友”为本书提供支持，在此敬申谢枕。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协助我将30年来的为文与行事的成果呈献给世人。由于时间有限，在英文文章翻译、校对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转译上不尽理想的地方，在此谨向读者表示歉意，文责当然由本人自负。
感恩，惜福，惜缘。这么多位好友、学友的努力，让我有机会把众多分散在中英文各类期刊中的文章汇聚在一处。[53]这套书以《明哲文选》命名，既感念父母养育之恩，更想借由“明”“哲”二字的深刻含义彰显华夏智慧的精华。“明”=“日”+“月”，日起月落，月起日落，体现了大易“生生之道”，它有薪火相传的底蕴，也和终始之道若合符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明”字也有自明（“明德”）与新民的意思，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哲”关乎人生，拆解此字，表示思考折中，能用中道，也就是“执两用中”的意思。“哲”也有头脑缜密、内心清明如镜的含义，犹如《尔雅·释言》所说，“哲者，智也”。“明哲”二字蕴含我的中华情怀，代表我对故乡台湾、大陆、旅居全球各地的华人企业家与专业人士，乃至全球各国、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家与专业人士最大的期许：自觉觉人、己立立人；洞悉天下，永续经营；共同延续并创造崭新的华夏与世界文明。
陈明哲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2020年6月
[1] 感谢陈宇平、关健、何波、雷勇、林豪杰、刘刚、吕玉华、庞大龙、施黑妮、孙中兴、武珩、谢岚、张宏亮和钟达荣（依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给予本文初稿的宝贵意见。感恩蔡嘉麟博士在自序撰写中的鼎力相助，惜缘奉元同门之谊，惜福共学适道之乐。特别感谢庞大龙、连婉茜、林文琛、何波、张宏亮和谢岚，与你们六位共学共事，包括本书的出版和自传的撰写以及未来更多有意义的工作，乃我人生一乐也。
[2] 脚注不少，可能降低阅读的流畅度，然而依我保守的个性，经常会把“看点”放在脚注里。
[3] 关于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学术”研究的标准，因人因校而异，而且差别很大。以我在美国任教的第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为例，当时在战略管理领域，我们只把发表在四个顶级期刊上的文章视为学术研究，登载于其他刊物的科研文章一概不算数。当然，这代表一个极端，一个最精确（恐怕也是最“狭隘”）的标准或定义。
[4] “承”有敬受、接续、担当的意思（《说文解字》：承，奉也、受也），我敬受了许多恩惠，必须有所承担，延续下去；“传”有教授、交与、流布、表达等意思（《字汇》：传，授也、续也、布也），我也期勉自己在如同跑接力的世代传递中，能有韩愈所说的“传道”的智慧与精神（《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5] 朱熹认为，“学问根本在日用间”（《答潘叔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毓老师则说：“什么叫文章？即内圣外王之道，大块文章。”（《毓老师讲论语》）
[6] 当然，要如何回答这三个基本的人生问题，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与个性，对人生的看法也不相同，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三个问题其实与我过去30年每次上课在黑板上写下的三个问题有异曲同工的意味：“Why are we here（我们为什么来这里）”“Why should we care（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情）”和“How much do we know（我们了解多少）”。
[7] 因为我这套书不仅是为管理或其它领域的学术工作者而写，也是为企（创）业家、专业人士，乃至仍在寻找人生意义或方向的一般人而写，因此，所以很多用字与用意皆可模拟到相应的情境。例如：对学术界谈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延伸到企（创）业家和专业人士，就是做人、做事、办企业；对一般人而言，则是做人、做事、干活。
[8] 这副楹联原先是写给一个商贾世家的，原句为“商道无形商道即人道，商品有形商品即人品”（《河南康百万庄园匾额楹联撷珍》），是针对企业家与商人而言。
[9] 这句话是舜传给禹的16字心法的前8个字，意思是，人心是非常不安的，道德心是非常微弱的。这也多少反映了现今全球的态势，是当下时局最好的写照。这16字心法的后8个字“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是面对人心不安、道德式微的环境，老祖宗给我们的最好解方。“精一执中”始终是我一生奉为圭臬，指导我做人行事的最高准则。
[10] 感恩、惜福、惜缘看起来像是三件事情，但是因为它们彼此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可以当成一件事。
[11] 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地缘（域）优势（locational advantage），别人难以复制。
[12] 请参见《明哲文选》系列之二：《动态竞争：后波特时代的竞争优势》。
[13] 请参见《明哲文选》系列之三：《文化双融：执两用中的战略新思维》。
[14] 林怀民是现代舞蹈表演团体“云门舞集”的创办人，他经常从亚洲传统文化与美学中汲取灵感，编创充满当代意识的舞蹈作品，是受到国际推崇的编舞家。1973年，林怀民创办台湾第一个专业舞团“云门舞集”时，引用《吕氏春秋》：“黄帝时，大容作云门”（“云门”是5000年前黄帝时代的舞蹈，但舞容舞步均已失传），希望用中国人写的音乐，让中国舞者跳给中国人看。
[15] 裴正康医师197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医学院，后赴美行医，是全球最权威的儿童血癌（白血病）专家之一，数年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过去近20年我有幸与裴医师深切交往，他重新定义了我对“专业”的看法，以及对于专业标准的要求。他可以说是一位医疗领域“专业士”的模范（关于“专业士”的概念，请见本书第XXXIII-XXXIV页）。裴医师为人谦逊低调，近年才得知他是唐朝名相裴度的后人，他的家族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历朝历代出了59位宰相与59位大将军。
[16] 温世仁（1948—2003）是我“天德黉舍”的师兄，深获毓老师赞赏，只可惜他英年早逝。温世仁希望利用科技力量协助偏远贫困乡村的发展，生前在甘肃武威古浪县的黄羊川发起公益项目“千乡万才”计划，经由英业达公司与黄羊川职业中学合作，用网络协助村民与外界沟通，促成农产品电子商务，并达到“西才东用”的远距雇用。温师兄曾向毓老师立下豪言：“东北有老师关照，西北就交给我了！”如今思之，不胜感叹！
[17] 张孝威毕业于台湾大学，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MBA台湾最早一批的留学生（1976年毕业）。他是台湾企业界极少数横跨金融、高科技、电信和媒体的职业经理人，以及台湾的公司治理先驱，也可说是一位企业管理领域的“专业士”。他强调企业必须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永续经营的价值观，以及要有成为“企业公民”典范的企图心。他是曾国藩家族的后代，现已退休，全心投入学习声乐及意大利文，展开他的乐活人生的下半场。
[18] 正因为故乡对我的栽培养育之恩，每次回台湾时我的心情总是特别激动，家乡的一景一物都在提醒我作为一个边缘人的责任。除了向来与故乡台湾的学者有深切的联系，2004、2006与2007年，我三度受邀回台湾培训管理学教师。2009年7月中旬，我在台湾大学开启了我在美国以外EMBA及企业高管培训之门。此后，我不时返台湾举办相关课程与交流活动，回馈桑梓。
[19] 当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这一职缺，被全美战略新科博士认为是年度教职市场排名第一的职缺，在此之前，哥伦比亚大学战略领域已经连续三年在市场求才，但始终未发出聘书。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注重研究与教学，也重视与企业家的互动，我还没有在MBA教室上课之前，就已经被学校安排至它在全美久负盛名的Arden House（培训中心）去“教”企业家了，这在美国各主要大学院校实在是极其少有的。
[20]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创办于1954年，它是美国少数以教学与企业培训为创院使命的商学院，长期以来，在各项MBA教育的评比中，不管是教学还是师资方面，始终排名第一，院里的同事也以“我们是全世界最棒的教师”（We are the best teaching faculty in the world）而自豪。
[21] 我永远记得姜老师位于台北中和南势角小小的家，我时常埋头读一两个星期后，就去他家坐坐，读到什么都和他聊，有很多话题。其实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并没有长远的“愿景”，初心只是想多学一点新的东西，更多的是来自姜老师的鼓励与期许。他在我赴美时送给我的两个词“determination”（决心）与“persistence”（坚持），在过去的40年始终伴随着我。
[22] 爱新觉罗·毓鋆（1906—2011，人称“毓老师”）早年跟随晚清皇帝，师从20世纪早期中国久负盛名的学者和哲学家。毓老师在中国台湾传道授业60余载，直至106岁逝世。毓老师在台湾的学生包括数百位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士（其中包括一位前任高官），此外，他还指导了美国不少知名的汉学家，如已故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斐德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教授、芝加哥大学的孟旦教授，还有哈佛大学的包弼德教授。
[23] 请参见《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一篇“忆父怀师”中的第3章、第4章，第一篇还介绍了许多深刻影响我的师长。
[24] “潜龙勿用”语出《周易·乾卦》，意思是一个人具有高深的智慧与德行，但因时空限制，不为当世所用，只能潜藏民间，默默推展自己的理念抱负。
[25] 1947年，因国民政府的安排，毓老师只身远赴台湾。在台湾民风纯朴、民间活力涌升的20世纪70年代初，毓老师开办了“天德黉舍”，传授四书五经及道家、法家、兵家要籍等华夏经典，我有幸在同学的介绍下，于70年代末成为入门弟子。1987年，“天德黉舍”改名为“奉元书院”。一直到2009年2月，毓老师才不再授课。请参见《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一篇“忆父怀师”中的第3章“有教无类：恩师爱新觉罗·毓鋆教育理念的承传行践”。
[26] 纽曼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校级讲座教授，1954年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担任校长时亲自颁证。他早年担任老麦肯锡在芝加哥大学的助教，后来成为其在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特别助理。过去，纽曼教授到纽约时，经常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和晚餐，有谈不完的话题。我们也常常在百老汇散步，在116大街上进行漫长的饭后讨论。纽曼老当益壮，乐于探索未知，他87岁到印度尼西亚，88岁到西藏，89岁到丝绸之路，90岁时甚至远赴北极。还记得他要开始北极之旅前我去拜访他，他正蹲在地上查看地图。我问他：“你千里迢迢到北极想要做什么？”他回答：“全世界有40%的石油在那里，我想去看一看。”
[27] 我从2009年开始，先后在台湾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汇丰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五道口金融学院、苏世民书院）、长江商学院与台湾政治大学教授EMBA、DBA及后EMBA课程。
[28] 我不是第一位被选为这个全球管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组织主席的华人，但我是这个组织70年来第一位没有在美国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主席。这件事对该学会和主流学术界意义深远。
[29] 请参见《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七篇“立人立群”，很多社群的核心成员都在书中“以文会友”部分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与经验。这些社群有些是针对管理学者设立的，有些是针对企业家设立的；有些是与高校合办，有些则与企业家合作。例如，“王道薪传班”与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合办，“夏商全球领袖班”则是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合办。
[30] 当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是朱镕基，常务副院长是赵纯钧，课程结束时，赵老师还把朱镕基书架上四卷六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赠送给我，表达他对我远从美国义务赴华授课的感谢。《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五篇“动态竞争”中的第20章“学术创业：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是特别敬献给赵纯钧院长，以及另一位对中国早期管理教育有着巨大贡献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郑绍镰的，以表达对两位管理前辈最大的敬意。
[31] 对此我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我1997年在沃顿商学院开设的第一门选修课“Global Chinese Business Seminar”，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变成了三门课：“East-West Strategy Seminar”“Cases in Global Strategy Seminar”与“Ambicultural Strategic Thinking”。细节请参见《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二篇“教研育人”中的第12章。
[32] 严格来说，王国维应该是我的太老师，因为我在离开台湾之前，有机会师从爱新觉罗·毓鋆先生，接受最为传统的私塾教育（见《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一篇“忆父怀师”中的第3章），毓老师则是王国维（静安公）的入室弟子。
[33] 《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其性，就是尽己之性。
[34] 毓老师六岁时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伴读，老师“伴读”的观念给我很大启发，对我影响深远。
[35] 出自唐朝韩愈《师说》：“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36] 《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中有个非常特殊的部分叫“以文会友”，“学友”的观念就是从《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句话来的。又联想到《水浒传》108条好汉情义相结，我很有福气，也非常幸运，能够跟我那么多的企（创）业家学生成为真诚交往、共学适道、互勉互励、进德修业的学友。
[37] 请参见《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七篇“立人立群”。
[38] 基于“有教无类”的理念，我始终把我每个学生当成“瑰宝”，我对他们也是抱着欣赏、佩服、爱护、期许的态度，与他们交往互动。
[39] 这也是我2019年9月27日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动态竞争与创新战略研究中心成立时，对该中心的一个期许，我希望它能成为导正中国学术风气的一盏明灯。该研究中心由李纪珍教授与林文琛负责，我则以荣誉主任的身份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40] 《周易·乾卦·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41] 最近我经常想起毓老师的训诲“以夏学奥质，寻拯世真文”，并有许多深刻的体会。
[42] “大”者，天也。法大就是法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小”字的意思与《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以及曾国藩“不苟不懈，克勤小物”（《曾国藩日记》）相同。“法大行小”这四个字是毓老师对同门颜铨颍的开示，与“远近大小若一”一样都是老师讲学的核心理念。请参见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孟谦教授的《真人与真知：管窥毓老师的人格与学问》（《夏学论集（二）爱新觉罗·毓鋆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台北：中华奉元学会，2019年，页37-46）。我用白话来说，“法大行小”就是大事小事都是一件事。
[43] “士”是传统中国的特定群体或阶层，概指读书人、公务人员。从字义来看，“士，抱十合一，是读书、开始做事时”（《毓老师讲论语》（上），页156）。抱十合一，就是大事、小事，“一”以贯之。所谓“企业士”，则指基于华夏智慧，拥有文化双融思维与动态竞争能力的现代企业家，一方面蕴藏执两用中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具备纵览全局、与时俱进的战略格局，同时拥有一以贯之的执行力。
[44] 《中庸》：“率性之谓道。”“率”读作“朔”，也就是“顺”的意思；率性，顺着自己的本性、个性。
[45] 很多学友常问我手上戴了20年的黄色手环是做什么的，是不是为了增强气场或带来好运的。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环。这类手环是环法自行车冠军赛选手兰斯·阿姆斯特朗在罹患癌症以后，全世界车迷为他打气，纷纷戴起的黄色手环，后来也被广泛用于对罹癌家人的精神支持。作为一个当初可能被社会淘汰的边缘人——我始终是以边缘人（“乡下人”“草根”）自居，我则是用它来提醒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应承担的责任。
[46] 我最近常在思考，也想写一本书，书名姑且叫作《好生，好活，好死》。生，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有些人生下来断了一只手（或脚），有些人天生鲁钝，有些人天生丽质——我们都没得选择。死，我们也没得选择，时候到了，我们就应该走了，当然每个人怎么走要看造化，有些人卧床多年，有些人自然坐化（像毓老师）。但是，怎么活，每天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选择。活得好，活得坏，活得成，活得败，往往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套书其实是想分享我个人这一辈子（至少是过去30年）怎么活，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作者，作为一个儿子，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我怎么做人、做事，怎么度过我的一生。
[47] 世界商业领袖沃伦·巴菲特（195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院，可以说是哥伦比亚大学最出名的校友）表示，这一变局为其平生（他现在89岁）所未见。请参见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warren-buffett-on-the-one-two-punch-market-panic-it-took-me-89-years-to-experience-something-like-this-2020-03-11。
[48] 《孟子·尽心上》：“士尚志。”志（志=士+心）者，心之所主。
[49] “鲤山”就是我故乡台东的“鲤鱼山”，由于毓老师当年曾以“长白又一村”明志，受老师的启迪，改换老师的用语来自勉。毓老师的“长白”是连绵东北三省的长白山，我年少时常去、多年来空存怀想的鲤鱼山只是台东市区里一座小小的丘陵。山的大小虽然有异，但我与老师溯源思乡的情怀则是相同的。
[50] 在这三本书之后，还有：动态竞争在企业应用的文章选集；用更通俗的体例整合前三本书，记录中西企业全球化以及中西企业交流的典范案例集（我正在撰写双汇、闻泰科技的海外推广以及希尔顿在中国的相关案例）；整理我多年来上课时为学生（友）手写的笔记与板书；分享我多年来在管理学术顶级期刊上所发文章的投稿与修改过程，以及投稿被拒的经验教训。以上所述为《明哲文选》后续的预定内容，未来将陆续出版。
[51] 最后我也希望在我百年以后，有人能为我出版一本类似“生说师语”的书。“以文会友”这个栏目是《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的特色，它也可以说是“师说生语”。多年来我养成观察学生课上和课下的言行举止、企业的成长以及各方面的表现，做笔记、留下记录的习惯。将来我人生“毕业”以后，我会留给我的这些“宝贝”学生或学友一些人生箴（诤）言，为每个人留下“一”个字，或是“一”句话、“一”个观念，作为我对于他个人、企业所作所为的遗（传）世“忠”（尽己、真诚）言与惕厉。
[52] 连婉茜博士跟我一样出身台湾乡下（苗栗），也是从无到有，过去10年，我有幸看着她一路成长，她把10年来的学习历程写成了《细谈“用心深细”：明哲老师助教的一线观察》一文，请参见《明哲文选》系列之一《承传行践：全方位管理学者的淬炼》第三篇“方法心法”的第15章。
[53] 有些学友知道我在写这一系列书，非常希望我能早日完成，但他们不一定是想要立即细读深思，只是想把它们放在书架上，当作一面“镜子”，每天审视、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