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初以来对晚明诗歌的批评与研究
四百馀年来，晚明诗歌的接受与批评历经曲折。公安、竟陵诗风在清初痛遇排挞。钱谦益、朱彝尊、王夫之等人的厉词批驳，尽管出自不同批评立场，或政治分歧的，或个人恩怨的，或审美意趣的，或艺术旨归的，但正本清源和复归大雅的宗旨出奇一致。明末几社实开启此一风气，不过大力的运作还是由清初诗人在历史变更中实现的，其中，钱谦益、朱彝尊影响最大。钱氏嗤点前贤，力挽“大雅”。朱氏订正钱氏之说，按曾燠《静志居诗话序》的说法就是“正钱牧斋之谬”，可是二人不存在根本认识分歧，细则不论，就批评范式言，他们树立的都是复古与革新“矫枉过正”的批评体系：后七子拟古而弊生——公安派救弊而陷于“纤佻”——竟陵派以蕴藉救公安之弊而失于“鬼国”、“幽峭”——复社、几社再起而救弊，复兴雅道。这一批评的失误是明显的，而且已远超出了诗艺高下和是非问题，言辞之尖刻、态度之严厉、抨击之凶狠、结论之酷重，在中国诗歌史或文学批评史上均前所未有，尤其是定谳钟、谭为有害于世的“诗妖”，对竟陵一派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成为在封建历史时期不容辩白、无可甄别的铁案[17]。
清中叶继续“清理”晚明诗歌“馀毒”，特殊的是，官方介入“肃清”运作。沈德潜等人编《明诗别裁集》，大致据“唐音”为准选诗，合则录入，不合则去，一代诗歌几乎成了唐诗风雅点缀，可谓选非其人，精光不显。官方的清理，主要来自清廷严令禁毁与《四库全书》之舍弃、窜改、抽毁、误评。乾隆时的禁书活动从三十九年（1774）起，五十七年（1792）结止，禁毁图书数千种，晚明文献占相当比重[18]。以数以千计的别集为例，《四库全书》集部著录，若从王世贞之集算起，至明末不过四十馀种。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晚明诗人，因袭钱、朱旧说，即使创为“新论”，纰谬亦比比皆在。在政治极权和思想封闭干预之下，对晚明诗歌的批评真正陷入一片“黄茅白苇”。鲁迅先生谈起清人清理晚明诗文的作法时，一语破的指出其弊：“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19]清中叶近于“捣毁”似的批评给后世带来巨大负面作用，清末民初，陈田编一代巨帙《明诗纪事》，所下按语和选评眼光远比沈德潜及清代四库馆臣高明，可惜仍未能有较大的突破。
当然，应当看到主流之外的一些言论。清初，施闰章致书陈允衡，指出钟惺之诗“深情苦语，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陈允衡复书说：“冷之一言，其诗其文皆主之，即从古人清警出。”[20]袁枚《随园诗话》认为人谓钟、谭诗入魔，而其佳句自不可掩。咸丰六年，李慈铭读《袁中郎全集》说：“公安之派，笑齿已冷。皆谓轻佻纤俗之习，创自石公。今观其全诗，俚恶者固不免……然佳处亦自不乏，静
之思，幽隽之语，触目皆是。中郎一门风雅，出处可观，其得盛名，良非无故。后人固不可专学此种，而论诗宜平心审定，公是公非，自有千古，不可执其瑕颣，因噎废食，遂至埋没古人。”同治四年，又读《谭友夏合集》说：“竟陵之派，笑齿已冷。……前年在京师，见所选《诗归》，虽识堕小慧，而趣绝恒蹊，意想所营，颇多创得。因谓盛名之致，必非无因。”[21]然而这些言论终不能挽回清代“千喙一谈，竟从摈绝”的批评潮流。
民国时期，晚明诗歌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于三、四十年代形成高峰。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钱杏邨、刘大杰、钱基博、钱鍾书、宋佩韦、朱东润、郭绍虞、谢国桢、容肇祖、嵇文甫都对明代文学、学术有着浓厚兴趣。周作人、林语堂、刘大杰探索“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从公安派入手，更新批评晚明文学的观念。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明清文学革新主流定格于公安派。刘大杰在钱杏邨、郁达夫、林语堂协助下校刻《袁中郎全集》，并在《袁中郎的诗文观》中指出：“清人对于中郎作品的批评，大半是说他俚俗诙谐，说他学问的根底不深，这实是错误的。俚俗诙谐，正是中郎文学的特色，他的诗文，平浅易解，并不能说他的学力浅。……把袁中郎的作品与文学理论，搬到现在的中国来，自然是旧货的了。货色虽为旧，但是他那种文学革命的精神，还是新的。”他们以新文艺批评家的眼光，给予公安派很高评价，某种意义上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结果。钱基博《明代文学》和宋佩韦《明文学史》则对明诗复古评价较高。不过，肯定诗歌革新与“性灵”文学思潮的批评大致居主流。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和郭绍虞《性灵说》一文详细阐释了公安派“性灵”说。钱锺书《谈艺录》问世，即罄售一空，其中探讨晚明诗歌的一些观点对当前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容肇祖、朱东润、谢国桢、嵇文甫围绕明代学术、政治、文化研究，涉足领域广泛，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和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推进了诗歌研究，容肇祖《李贽年谱》、《焦竑年谱》，金云铭《陈第年谱》，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等虽非专为研究诗歌而作，亦从侧面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五十至七十年代，大陆的晚明诗歌研究不仅未在此前基础上深化，而且显得萎缩不少。八、九十年代，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更新的情况下，始再呈现繁荣景象。有关诗文集出版方面，大陆起步晚于台湾，台湾七十年代刊行的《明代论著丛刊》，就包括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及复社、几社文人的一批重要集子。大陆出版业发展速度，使人略感欣慰，陆续刊印了数十种晚明诗文集，出版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系，《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相继问世，《全明诗》、《全明文》编纂工作已进入日程，地方文献整理如岭南作家丛书、明清山左作家丛书、两浙作家文丛、安徽古籍丛书都关注了晚明作者之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拓展。当代学者重新审视明诗的历史面貌，探索层面不断扩大，形成一批成绩不斐的专著，如《晚明文学初探》（马美信）、《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廖可斌）、《明代诗文的演变》（陈书录）、《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左东岭）、《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黄卓越）、《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周明初）、《十四至十七世纪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陈建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郑利华）、《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饶龙隼），均具一定的开拓性。徐朔方先生编著的《晚明曲家年谱》、章培恒先生主编的《新编明人年谱丛刊》，亦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方便。概而言之，此期研究已从选择性的分析，走向了较全面、系统的阶段，成就是多方面的，突出地表现在：探析晚明文学思潮，从思想史、哲学史等关联角度分析诗歌演变历史；研探晚明文化特征和士人心态变迁，把握诗歌文化意蕴和特征；重新认识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的艺术创造和诗史价值，逐步构建批评明诗的理论体系。
二十世纪晚明诗歌研究的成就是清人未足比拟的，而其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宜忽视。
第一，明诗不如唐、宋诗的批评意识。明代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可与元杂剧、宋词、唐诗相提并论，为现代学界所公认，而关于明诗远不如唐、宋之诗的看法，不要说一般的文学受众，即使一些专业人士之论，亦司空见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带有诸多偏见和盲从的说法已严重阻碍了晚明诗歌研究进程。艺术成就存在高低区别，但从诗歌作为一种“为人生”、“为社会”的语言艺术，作为一种抒情的载体和时代文化语言符号的角度上讲，唐诗、宋诗、明诗之间并无根本的优劣与高下之分，而且，在艺术创造方面也不宜简单论断明诗不如唐、宋诗。任何时代的诗歌都具有其特定的文化与艺术个性，诗歌艺术本身丰富多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单一”的艺术规律并不存在。晚明诗人旨趣与唐、宋作者显然不同，艺术才情亦不尽相同，那么，以唐、宋诗衡论明诗，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根据唐音评定明诗，轻视时代性和艺术个性，明清诗论家已有不少这类说法。沈德符《马仲良诗集序》指出：“耳食之徒，每深文于唐中叶，若赵宋则交喙詈之。夫唐、宋者，人也，性情亦何唐、宋之有？倘以万历之人，发抒万历之性情，试按其语，乃得唐人之未曾有与宋人之不能有，是亦诗之跻巅造极，观于是乎，止矣！”[22]文字很简单、平实，不无借鉴意义。
第二，批评运作中的宗唐、宗宋话语。宗唐和宗宋是明代诗坛长期争鸣的问题。清人评说明诗，尤好采用宗唐、宗宋的话语，甚至有人以复古等同宗唐，以革新等观宗宋，无视当时诗坛对“真”与“赝”及“情”与“格”的探索争鸣。为此，清代诗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严迪昌先生认为：从诗史角度看，《列朝诗集》操持选政，使得诗歌领域内“真”与“赝”、“情”与“格”之争，回归到诗的体格范围内的异同之辩，导致清诗在整体上长期胶结于宗唐祧宋、唐音宋调的争辩和宗法的转换。这是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和关目，由公安、竟陵凿宽渠流的强调诗人个体自觉的历史，到清代重新接续时由此而显得那样步履维艰，迂回曲折。清代诗人，特别是才性飙发的诗人走自己的道路时，负荷得太重，花的代价也更多了[23]。
晚明诗人取法上存在学唐或学宋的倾向，这是诗歌继承发展难以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宗唐或宗宋，均非其特质，亦不意味不可驾轶古人。认识这一问题，不宜过分夸大，以偏概全会滋生很多误解。陶望龄、雷思沛关于“明诗”的呐喊，足以醒寐，试想晚明作者自标如此，今人论其诗，如果一味胶结于宗唐、宗宋批评话语，不免过于自设樊篱了。
第三，钱谦益、朱彝尊批评范式的遗存。钱谦益以倡导大雅自任，围绕明诗复古与革新，构建所谓的对立与矫弊的“变通”理论。朱彝尊步其后尘，发展此说，清代四库馆臣大抵是承袭这一批评统绪。其实，夸大对立和救弊，主观树立诗史演变单一规律，无助于显现一代诗歌演进、变革的丰富内容。可是，二十世纪明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未真正走出钱、朱批评范式。民国学者为公安派鸣不平，但在具体问题认识上存有较多偏颇，对七子派的误解，对竟陵派的漠视，更说明其研究的历史局限性。直到八九十年代，局面有所改观，只是还说不上彻底突破了钱、朱批评，诸如现代流行的复古与革新“对立”说、“互补”说，算不上新鲜的论调。
第四，诗歌创作研究的边缘困境。二十世纪与晚明诗歌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侧重点大致落在揭示诗论、诗歌与学术思潮之关系方面，创作研究显得不足。这一现象在八九十年代表现尤为突出，诗歌自身研究愈来愈处于边缘。哲学、文化研究取代不了诗歌创作的探讨，走出这一边缘困境当是今后晚明诗歌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以上研究问题，笔者有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一、进一步拓宽研究层面。我们的研究还有许多待于深入认识的课题，如新安诗群、晚明闽派、山左诗群、甬上诗派、粤东诗派、女性诗歌、山人诗等均是。二、拓展研究方法，以利于认识深化。如从区域文化角度探讨明诗，不失可行之举。明诗与区域文化关系密切，公安派、竟陵派重要诗人多占籍湖北，自标“楚人”，宣称“楚风”。越中诗人接受阳明、龙溪之学，诗歌“尚理”色彩浓重，徐渭、陶望龄之诗即体现了这一区域特色。再如从结社角度切入研究，对揭示文坛风会与诗派演变来说亦不失为一个视角。民国时期，谢国桢、郭绍虞等人通过结社认识明代学术和文学，颇见成效，可是，当前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关注。三、更多关注诗歌自身研究。文学研究不排斥学术热点，但要少一些盲从，多一些独立和理性。四、当前研究要走出困境，重要的一点便是走出钱、朱批评明诗的理论模式，重新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说，并走出“宗唐”、“宗宋”批评话语模式。五、提倡多元的批评。诗史不具有“某一种”终极形态，我们阐述诗歌历史，应该对其复杂形态和规律作一定程度上的把握，而不是陈述其终极形态。就和规律不是本质一样，诗史揭示的规律并非文学自身，如果把诗史统一于“某一种”形态，规律变成单一的、终极的真理，那么，文学研究可能变为某种模式的图解。我们的研究，根本上言，不是寻求“单一”，而是尽可能展现诗史丰富而复杂的存在。
[1]《列朝诗集》收诗大致以崇祯亡国为限，《明诗综》多采明末诗和明遗民诗，《明诗评选》偶涉及明遗民诗，《明诗纪事》广收明遗民诗。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凡例》：“是书所搜辑史籍之时代范围，由明季万历至崇祯，以迄清康熙间平定三藩事件时为止。”又，“是书略仿杨凤苞《南疆逸史跋》之例，以时代为先后，而以事实内容性质之分类副之。大要可分为两个重要时期，而以甲申为限断。其一则以甲申之前，上溯至万历为一时期。”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一：“吾兹所论，只明季自万历至永历一段。”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这样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略相当于西历十六世纪的下半期以及十七世纪的上半期。”（第1页）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认为中国的明王朝自万历间起就进入了晚明（《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徐朔方先生《晚明曲家年谱自序》：“与其说任意提前晚明的上限，倒不如说以他们（指徐霖、王济、郑若庸、陆粲、陆采、梁辰鱼、徐渭、谢谠八人，均出生在嘉靖前）作为先行者而排列在《苏州卷》、《浙江卷》的前面。孟称舜的部分戏曲创作完成于易代之后，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也一样，但他们在明亡之前都已经成名。收入本书的更多曲家则活动于万历或天启、崇祯间。这是本书题名冠以晚明的依据。”
[2]《明清史讲义》第246页，孟森著，中华书局，1981年。
[3]《明史》卷二二九。
[4]《明史》卷三〇六。
[5]《淡然轩集》卷五。
[6]《松窗梦语》卷四。
[7]《大泌山房集》集前《太史公李本宁先生全集序》。
[8]《焚书》增补一《与管登之书》。
[9]《敝箧集》卷二。
[10]《歇庵集》卷十五《与袁石浦三首》。
[11]《歇庵集》卷三《海门文集序》。
[12]《隐秀轩集》卷二十二《白云先生传》。
[13]《问次斋稿》卷八《长歌赠邢子愿席上》。
[14]《列朝诗集小传》。
[15]《瓶花斋集》之六《叙姜、陆二公同适稿》。
[16]《雪涛诗评·诗文别材》。
[17]严迪昌《清诗史》第42页。
[18]参见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19]《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第168页，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20]参见《湖北诗征传略》卷二十八、《石遗室诗话》卷六。
[21]《越缦堂读书记》四《集部》第913、917页，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22]《清权堂集》附录。
[23]严迪昌《清诗史》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