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明诗坛概况

其一，诗人涌现，诗派群体更迭，诗论纷出。晚明诗人数量目前尚无具体统计。天启初年，钱谦益着手编次《列朝诗集》，间隔二十馀年复续其事，至清顺治六年辑成八十一卷，著录明诗一千八百馀家，晚明作者占半数，但该集录诗略于明末，如公安派诗人，收录不过公安三袁、陶望龄、黄辉、雷思沛、秦镐数人，竟陵派仅选录钟惺、谭元春、商家梅、葛一龙等数人。朱彝尊有志补《列朝诗集》所缺，晚年编成《明诗综》百卷，录存三千四百馀家，详于明末，广收明遗民诗，如果计以遗民诗人，晚明作者居半，已超过《列朝诗集》总数。清末民初，陈田历十七年编《明诗纪事》，评录四千馀家，较《明诗综》更详于明末，即使如此，所遗仍不在少数。初步推测，晚明有诗文编册成集的作者逾千家。庞大的诗人阵营构成流派群体踵兴的基石。嘉靖中叶，文坛尚不见流派纷呈之势。隆万之际，后七子派分化出新安诗群一支，浙东形成甬上诗派，闽中有晚明闽派，越中和山左诗群亦具规模。尔后，公安派，竟陵派，东林、复社及几社诗群，争衡文苑。诗人各标诗说，争鸣激烈。李贽“童心”说、徐渭“本色”说、汤显祖“有情”说，及屠隆“适性”说，开启公安派先河，而公安派诗人阐释“性灵”，各立新论，袁宏道倡“独抒性灵”，江盈科论“元神活泼”，陶望龄称“偏至之独造”。竟陵派主张“隐秀”，复社、几社提出“适远”，山左诗人相继标举“齐风”和“侠诗”、“禅诗”，晚明闽派提倡融合妙悟、性情。诸如此类的各持一说，体现了诗坛繁荣与创新自立。

其二，创立一代明诗的文学意识空前高涨。无论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还是晚明闽派、几社诗群，建构一代明诗以复兴文艺的革新意识都相当凸显。胡应麟《诗薮》称李梦阳“开创草昧”，张惟任认为李梦阳“有开创扫除之功”^[7]，李贽反对模古，但谓李梦阳：“与阳明先生同世同生，一为道德，一为文章，千万世后，两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谈道德耶！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8]袁宏道力掊复古，而对李梦阳、何景明开辟一代明诗的功绩直认不讳，《答李子髯》诗云：“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9]公安派提出异于复古的诗歌“机轴”，陶望龄为明诗呐喊：“从来诗道，大明派头甚正。”^[10]并解释“大明派头”之诗说：“自阳明先生盛言理学，雷声电舌，云雨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11]雷思沛盛赞袁宏道“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干”诗句，《潇碧堂集序》亟称“石公（袁宏道号）之诗，石公之自为诗也，明诗也”。钟惺明确提出“明自有诗”、“人各有诗”^[12]。山左的公鼐表白“丈夫树立自有真”，“愿成昭代一家言”^[13]。晚明闽派继承明初、中叶闽派之绪，力振闽中诗坛。诗人创立明诗的意识和可贵探索，使晚明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成一系。

其三，诗歌运动与时代思潮相融合互动。左派王学与三教合一及市民思潮的交融，推动了李贽为首的狂禅派形成，公安派为文学界异端思潮的代言，肯定自然人性、个体独立，要求诗歌率性任真。竟陵派追求“独拔”的人生和艺术，体现了狂禅派受挫后社会思潮的变迁。东林士子讲求程朱之学，批评空谈心性，注重用实，复社和几社承继东林学术，关心现实，诗以“适远”，以补益于世道，这一诗歌取向与东林建立的学术传统密切相联。

其四，诗歌主流嬗变的阶段性。万历初，后七子派中兴，并发生新变；越中、甬上、山左、闽中区域坛坫兴起；山人诗流行于世；李贽、汤显祖、徐渭自成一帜，这一多元变化奠定诗坛新格局。万历中叶，公安派倡导诗歌革新，与异端思潮水乳交融；尔后竟陵派寓性情于寒苦之音，“浸淫三十馀年，风移俗易”^[14]；闽中、山左、松江区域坛坫取得较快的发展。崇祯时，明王朝臻于一触即溃，复社、几社将文艺复兴与国运振兴相系联，体现了明末诗歌的主流走向。简而言之，晚明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独抒性灵、张扬个性，到独拔隐秀、涤空孤诣，再到世运、性情、学问合一的主流演变过程。

其五，诗派群体之间激烈的文学争鸣。尊“道”还是崇“文”？守“格”还是主“情”？昵“古”还是重“今”？三者是晚明诗歌创作和理论争鸣的中心问题。

历史进入晚明，新思潮日兴，诗人尚情贵真，任法自然，体现了文学与时代思潮的融汇。公安派疏瀹性灵，确立诗歌革新走向。异端思潮受挫，竟陵派寒苦之音传递了社会迷乱中的士人苦闷情绪，“隐秀”诗观即包含人生和文学的双重旨归。复社、几社注重经学和温厚诗教，但反对诗歌纯粹说理。总之，诗人对“道”的理解变化，消解了明中叶以来“道”与“文”的矛盾（前、后七子反理崇文）。

后七子派的新变表现出以性情消解格调束缚的倾向。李贽、徐渭及公安派彻底破除格调与性情的界限，认为诗本无所谓格调，如果有，也是性情各异的产物。竟陵派肯定文学流自性灵，诗无定法、定格。几社诗人批评公安、竟陵派，希望通过清理无定格、定法之论，振兴诗坛，与此同时，指出不应迂腐循守温厚中和诗教，格调不关世运，虽好而必不习之。

后七子派后期承认师古之外还须师心。公安派近于完全否定泥古，推重师心自尚。竟陵派认为师“古人之精神”是必要的，别开融合师心和师古的门径。山左诗人持论和竟陵派相近，在公安派、七子派之外，寻求熔铸古今的诗路。吴中诗坛前期倾向师古，后期转求师心与师古的契合。复社和几社诗人既反对一味拟古，更反对师心的无程则，强调融贯“古人之精神”与“诗以用世”的重要性。

其六，诗歌创作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色。诗人追求情、真、善、美，关注现实、人生，无论标榜古人，还是命世当今，创作都富于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饱含热情和创造。袁宏道肯定诗人“意兴所至，随事直书”^[15]，江盈科论诗主张“宁质，宁朴，宁摭景目前，畅协众耳众目”^[16]。《明诗纪事》评二人诗“近俚近俳，正复相似”。“近俚近俳”正意味着诗歌走向生活、走向平实自然，如徐渭《燕京歌》七首、袁宏道《灯市和三弟》、江盈科《迎春歌》，载述人情习见，江盈科《述怀》、袁宏道《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张扬自我。袁宏道《猛虎行》、钟惺《乙丑藏稿》、沈德符《天启宫词》抨击矿税或党争，力度深厚，堪称一代诗史。陈子龙《秋兴杂感》、夏完淳《精卫》、《长林细哭》载述亡国之悲和赤子爱国之情，感人至深。诗人各抒性灵，创作风格多样化，如王世贞的平淡、屠隆的高华、徐渭的雄肆、李贽的平实、王稚登的萧逸、陈继儒的朴野、冯梦龙的俚俗、袁宏道的洒脱、江盈科的细切、钟惺的幽峭、谭元春的清泠、公鼐的爽丽、王象春的奇警、王思任的涤宕、高攀龙的冲夷、谢肇淛的细润、曹学佺的浅淡、陈子龙的哀艳、黄道周的博奥、沈宜修的清怨、叶小鸾的高散，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晚明诗人正是以贴近时代和个体的心音体写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情感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