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

管理思想源于管理活动所积累的经验，管理理论则是管理思想的提炼、概括和升华。管理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管理者在从事管理活动时，如果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有着较为系统而深刻的理解，也就能在系统思考和整合思维等方面拥有独到优势，在实践活动中能极大地增强自觉性和有效性。

我们在研究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时，首先要系统认识并深刻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传统管理思想。周三多教授等学者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炼地概括为顺“道”、重人、求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和法治这9个关键词。虽然我们不能过于主观地宣称中国的诸子之说和传统文化中暗含了系统的管理思想，但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人文精神同样闪耀着管理思想的火花，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元素，对现代商业精神和基本价值观有着润物无声的深远影响。处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在开创“东亚奇迹”并诞生诸多世界级大企业的过程中，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传统管理思想确实起到了世人公认的正向推动作用。我国现代管理思想并不是自然承袭传统管理思想的，这跟我国较为复杂的近现代史特别是新“四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没有相应的了解，就很难深刻理解中国现代管理思想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方向。在万物互联的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后工业文明时期、数字化与智能文明时代的思想理念和文化逻辑。人文精神不仅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的主流价值取向，更是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最根本的精神和最重要的特征。近年来，我国也涌现出了一批为世人瞩目的领先企业和思想深邃的超级管理者。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管理理论、贡献原创性管理思想的文化前提和实践基础。

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西方社会更早接受科学理性思想，系统化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因此超越东方百余年。梳理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百年历程，无论是在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还是在现代管理理论和后现代管理理论阶段，诞生了许多泰斗级人物，诸如泰勒、法约尔、韦伯、马斯洛、麦格雷戈、斯隆、德鲁克、波特、钱德勒、大内、卡普兰、钱皮、普拉哈拉德、哈默尔、明茨伯格等，可谓灿若繁星。在这些大师级人物中，除了极少数是日裔和印度裔美籍学者，其他都出自欧美国家。这些天才人物在奠定哲学基础、构建框架体系和拓展研究方法论等方面，为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应该认识到，欧美学者至今仍拥有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权，我们仍处于虚心学习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基本现实。

贯穿于管理思想发展史，并隐含在纷繁芜杂管理实践背后的一条主线索便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或者说“技术”和“人”）这一对交互共生的基本矛盾。其中，“科学主义”和“技术”代表着“管理的硬度”，而“人文主义”和“人”则代表着“管理的温度”。管理确实在向人性化转向。管理者眼中的“人”，不应再是古典经济学用隔离法抽象出来的“经济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世俗的人”；企业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在本质上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因而我们应该视“人”为管理工作的中心和管理学研究的聚焦点。基于这种理念，我们选择性地介绍了3种“有温度的管理理论”：麦格雷戈Y理论、德鲁克管理思想和明茨伯格管理理论。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问，管理学已发展成为与人类社会活动紧密相连的显学。管理学在“学科合法化”过程中，一派坚守量化和实证阵地，成为推崇实证研究的一门“纯科学”；另一派则深入管理一线，聚焦现实问题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和理论化，推动经验主义学派在管理领域焕发光彩。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的生动实践，催生了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管理学的演进格局。在进入新一轮本土化的创新发展阶段后，管理学的中国化之路更要立足于进一步丰富并突出“中国特色”的内涵，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味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