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胜仗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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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一测你对红队策略了解多少

1.“红队”一词最早来源于哪里?

A.来自普鲁士军队的作战模拟

B.来自互联网公司的黑客攻击模拟

C.来自以色列的“第十人原则”

D.来自美国红队大学

2.下面哪一项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成立红队的初衷?

A.提供逆向分析,挑战作战概念,在真正的对手行动之前自查弱点

B.通过打造群体思维提升组织凝聚力

C.保持精悍和对成功的饥渴

D.挑战领导层的权威,使其放弃权力

3.红队有很多不同类型,企业用来对战略计划进行压力测试,以消除群体思维和自满情绪的是:

A.网络安全红队

B.漏洞测试红队

C.威胁模拟红队

D.决策支持红队

4.在红队策略变得成熟之前,一些组织做法就已经与红队有异曲同工之妙,下列哪种做法不在其中?

A.以色列成立魔鬼辩护人办公室,撰写与决策层主流意见相反的论文

B.美国中情局成立“红细胞”团队,以逆向思考挑战情报界的传统智慧

C.以色列根据过往经验预测埃及和叙利亚的作战方针,并决定按兵不动

D.亚马逊“不停将内部规划推翻出来”,并将此作为组织DNA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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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只是重新开始的机会,而这次你会更加明智。

——亨利·福特

群体思维带来军事灾难

1973年,数百架埃及喷气式飞机冲至以色列上空,轰炸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和指挥所,并用火箭点燃了以色列的空军弹药库。同一时刻,叙利亚伞兵对以色列赫尔蒙山(Mount Hermon)地区发动了突袭。叙利亚炮兵在沿着戈兰高地延伸的以色列防御线投下炮弹。以色列坚守阵地一个晚上,但第二天早上还是被叙利亚突破了。10月7日凌晨,当第一批叙利亚坦克爬上了能够俯瞰加利利海的山顶时,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开始命令他的将军们准备炸毁约旦河上的桥梁,然后致电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

“第三圣殿正在倒塌。”达扬告诉梅厄。这是一句暗号,意味着以色列的败北。

有报道称,梅厄当时的反应是允许达扬启动该国的核武库,组装了十几枚核弹。以色列就算被毁灭,也要拉上整个阿拉伯世界一起。但是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在以色列的核弹发射命令下达之前,进攻速度慢了下来。战争延续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10月25日,停火协议签订。

“斋月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成立了由该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希蒙·阿格拉纳特(Shimon Agranat)领导的特别委员会,想要弄清楚为什么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意图和准备工作没有被及时发现。委员会很快发现,进攻者根本没做什么准备工作。

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阿曼(AMAN)已非常清楚叙利亚和埃及的军队部署。阿曼领导人伊莱·蔡拉(Eli Zeira)向梅厄和她的幕僚定期汇报,包括进攻发生前几天两国的最新事态发展。约旦国王侯赛因·塔拉勒(Hussein Talal)甚至亲自乘直升机飞到特拉维夫警告这位总理,她面临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入侵。然而,包括梅厄自己在内,梅厄的国家安全小组成员们对这些部队的剑拔弩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以色列知道,埃及已经在9月27日开始召集预备队。埃及广播电视网络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沿着叙利亚边界巡航的以色列飞行员发现,足足有两千辆坦克沿着边境驶入前沿阵地。然而,梅厄和她的内阁认为,埃及和叙利亚只是虚张声势,给以色列施压,为的是要回在上次战争中失去的土地;他们曾经玩过类似的把戏,而对这种吓唬人的行为做出反应,对国民而言代价太高,毫无必要。

以色列自己的间谍机构摩萨德(Mossad)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9月30日,摩萨德告诉阿曼,根据可靠情报,埃及所谓的公开演习,将最终越过苏伊士运河。蔡拉把所有这些报告都斥为“毫无根据”。他向梅厄和内阁其他成员保证,埃及和叙利亚知道以色列可以在一天内让他们溃不成军。

10月2日,埃及媒体报道,该国军队已处于全面警戒状态。然而,在10月3日的以色列内阁会议上,蔡拉仍然对梅厄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低”。

10月5日凌晨,摩萨德最出色的间谍致电他的老板,说出了暗号“萝卜”(Radish),意味着战争一触即发。摩萨德的主管很担心,亲自飞往欧洲与该人士会面确认此事。确认之后,他直接联系了蔡拉,告知后者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梅厄在当天早上非常不情愿地让以色列国防军提高警戒,却没有召集预备役部队。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以色列的常备军规模非常小,国防战略主要依赖于迅速激活其庞大军备的能力,这个储备包含当时以色列处于战斗年龄的所有犹太男人和女人。梅厄内阁决定继续监测事态发展,先不动用这些预备役部队。

10月6日凌晨4点,摩萨德电话通知蔡拉,他们在埃及的情报人员提供了埃及发动袭击的准确时间:当天下午2点。早上,果尔达·梅厄与她的军事顾问们会面,他们终于一致认为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在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情况下,梅厄才下达了召集预备役部队的命令。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将这些巨大的情报失误归咎于所谓的“概念”(The Concept)。“概念”是1967年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大获全胜的产物。那次胜利使这个国家的军事领导人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对敌人不屑一顾。后来以色列情报工作的成就也导致他们相信,他们已经确切地了解了埃及和叙利亚的想法。根据“概念”,埃及和叙利亚想的是:

◎ 由于以往在战争中受以色列空军打击,损失惨重,埃及不会试图再次入侵以色列,直到他们确认自身空军能力占据绝对优势。

◎ 叙利亚永远不会单独攻击以色列;它只会与埃及合作,让以色列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6年来,“概念”已被证明是对的。是的,以色列与邻国发生过孤立的军事冲突,但埃及和叙利亚却从未真正发起过进攻,虽然嘴上嚷嚷一定会这么做。结果,一个理论开始变成公理——公理是不证自明的,任何质疑都会显得很愚蠢。所以即使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人们也不再质疑“概念”。正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戴维·T.巴克沃尔特(David T. Buckwalter)后来所写的:

直到1973年10月,“概念”一直是“被证实了的”。人们假设,埃及不会在空军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发起战争,而叙利亚不会单独作战。因此,尽管以色列人意识到叙利亚正在准备采取某种军事行动,但按照“概念”原则,叙利亚不会进攻。

但“概念”有一个问题。它认为埃及能控制天空的唯一方法是拥有一支更强的空军。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是,埃及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相反,埃及接受了一种新的军事技术:移动式地对空导弹。埃及人意识到,只要拥有足够数量的这种移动式地对空导弹,就可以在士兵和坦克的上空形成一张强大的空中防御网——一张带在身上越过苏伊士运河、穿过西奈半岛进入以色列的盾牌。以色列人知道这些交易,却对此视而不见。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飞机上。

“概念”是教科书式案例,显示群体思维和自满情绪可能会导致大灾难。为了确保“斋月战争”的灾难不再重演,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一个就是在阿曼内部组建专门的办公室,使命是挑战未来的所有概念和假设。

这个办公室后来以代号“魔鬼辩护人”(Ipcha Mistabra(9))为人所知。它的工作是拆解阿曼普通分析师做的各种报告,撰写与决策层主流意见相反的论文。魔鬼辩护人办公室还通过设想最坏场景和未来可能性分析法(Alternative Futures Analysis),为以色列长期军事计划提供支持。它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它的职责就是迫使整个组织更加努力地思考,质疑自己的假设。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的一份报告:“魔鬼辩护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由经验丰富和才能出众的官员组成,他们拥有极其富有创造性和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这些男人和女人获得了同侪和上级的高度赞誉:“他们的报告会被直接呈到军事情报主管和所有重要首脑的桌上。”

阿曼也鼓励机构内的普通分析师在有不同观点时,写“不同意见备忘录”来挑战某些结论。这种做法是受官方认可的,布鲁金斯学会发现分析师不会因为行使这种特权而受到报复或批评。

以色列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决定将履行这种逆向思维制度化,虽然他们没有使用“红队”的称呼,但魔鬼辩护人办公室所履行的其实就是“红队”的职责——而且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办公室帮助以色列人成功避免了另一次突然袭击的打击,没有让以色列像1973年那样差点失去整个国家。以色列一些最聪明的军事思想家更是呼吁扩大红队在全国军队中的使用范围。

以色列前国防军军官艾坦·布克曼(Eytan Buchman)说:“我们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些提议——至少在情报局内部,现在,它已经被深入贯彻于以色列国防军的日常行动中了。”

“非常规思考”势在必行

与以色列一样,一场出其不意的军事进攻让美国情报分析系统的局限性暴露无遗。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让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大厦轰然倒塌,五角大楼受到重创,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失去生命。美国成立了自己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调查美国情报机构和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恐怖分子阴谋的原因。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国家委员会也被称为“9·11”事件调查委员会(10),它发现:

“9·11”事件令人震惊,却不应该是个意外。恐怖分子已经发出了大量警告,他们打算不加区别地大规模屠杀美国人……2001年春季和夏季,美国情报机构收到了一系列警告,称正如一份报告所说,基地组织计划了“某个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告诉我们:“整个体系的红灯已经亮起。”

那么为什么这些警告被忽略了呢?事件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最大的失败是想象力的失败。”

美国中情局并不是看到了“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才想起补救。恐怖袭击当天,特尼特就下令组建一个新团队,“非常规思考”现在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特尼特把这个团队命名为“红细胞”(Red Cell)。

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专家迈卡·曾科(Micah Zenko)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特尼特决定组织一批逆向思考者来挑战情报界的传统智慧,并通过未来可能性分析法来降低更多意外袭击的威胁。”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秘密机构内部情况的珍贵参考。

据美国中情局介绍:“‘红细胞’用一种所谓‘打破常规’的策略来撰写备忘录,以此来启发思考而不是提供权威评估。”这些备忘录改变了美国中情局的思维模式,人们认为,“红细胞”非常有效,因此2004年的《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要求所有美国情报机构都使用“红细胞”。

从那时开始,美国陆军也开始发展自己的红队。

红队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普鲁士军队使用兵棋或作战模拟来训练其军官。一组军官制订一个战斗计划,另一组扮演敌人努力破坏前者的计划。目的是在作战指挥室中找出普鲁士防御策略上的缺陷或弱点,而不是等到了战场上才发现。这些桌面模拟使用木块代表军事单位。因为大多数普鲁士士兵穿着蓝色军装,所以主队以蓝色木块为代表,被称为“蓝队”;敌军用红色木块来表示,被称为“红队”,他们的工作是找出主队计划和战略中的弱点。红队的名字也就被沿用下来了。

美国陆军在19世纪初开发了自己的兵棋版本,但作战模拟主要用于培训青年军官,而不是用来测试实际的战略或计划。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五角大楼的人开始意识到军队自身也需要使用红队。

“国防部对于其掌控未来军事行动的能力过于自信,甚至到了傲慢的程度,”当时美国国防部负责制订计划和防扩散政策的助理秘书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11)说,“军方有许多人似乎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领先于所有对手的长期技术优势,这将在今后所有军事对抗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米勒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美国在战场上承受不起任何想当然造成的损失。在2000年离开五角大楼之后,米勒帮助咨询公司希克斯(Hicks & Associates)建立了防御适应红队项目(Defense Adaptive Red Teaming Program,即DART),这家公司的业务就包括帮助五角大楼实施作战模拟。防御适应红队项目为这些模拟提供了关于对手、军事理论和政策的逆向分析。

“大部分的工作聚焦于各种概念。我们会使用作战模拟或分析的方法来将它们拆解,”米勒说,“军方高层领导人对我们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9·11”恐怖袭击使这一兴趣达到了全新水平。2003年,一个五角大楼工作组建议扩大红队,超越其传统的威胁模拟,提供逆向分析并“挑战全新的作战概念,以便在真正的对手行动之前发现其弱点”。

那正是史蒂夫·罗特科夫所做的。

红队大学的建立

2003年8月,彼得·斯库梅克(Peter Schoomaker)将军接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职位。这位传奇的特种作战指挥官讨厌所谓“大部队”的官僚作风,也震惊于军方想象力的匮乏。虽然军方警告美国人民“反恐战争”会持续多年,但没有人真正相信过。因此,斯库梅克接手了一支缺少弹药和士兵、迫切需要新思维的军队。他对新的想法如饥似渴。

罗特科夫就是新想法的贡献者之一。退休后,罗特科夫回到华盛顿。在那里,他被邀请来领导美国陆军情报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中将的“经验教训”小组。罗特科夫和他的团队在五角大楼倡议成立一支由逆向思考者组成的常设小组,负责对军队的战略和计划进行独立的批判性分析。

“从历史上看,军队拥有一套工程思维。军官们喜欢尽快弄清他们想要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研究如何实现它。问题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急剧变化,你永远无法停止思考。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也许——只是也许——你是错的,”罗特科夫说,“我告诉他们我们如何创造这个空间,就战略和计划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对话。因为知道它的价值,我才会如此推崇——如果得到推广,这种方法真的可以有所作为。”

斯库梅克将军喜欢这个想法。对他来说,这听起来很像特种部队的作战方式。不受军队官僚决策过程的约束,一个团队制订计划,然后把计划交给另一个团队去分解。斯库梅克下令在整个军队中建立红队。他还下令建立一所新学校,培养核心的红队队员和领导来为这个学校工作。

2004年,军方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建立了红队培训学校。除了拥有安全级别最高的军事监狱,这个基地还是陆军司令部和参谋学院及其高级军事研究学院所在地。作为“军队的智力中心”,主办者决定称之为外国军事和文化研究大学。这个名字能够掩盖新学校的真正用途。但军方大多数人仍然称之为“红队大学”,鉴于军方对首字母缩写词的喜爱,它也被叫作UFMCS(12)

红队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退休上校格雷格·方特诺特(Greg Fontenot)。方特诺特和罗特科夫一样,是一位勇于从内部变革的战士哲学家。但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罗特科夫是霍默·辛普森和维托·科里昂的混合体,方特诺特则是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中库尔茨上校的升级版,兼具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13)的一些良好特质。作为一名坦率的坦克指挥官兼军事历史学家,方特诺特并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是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他的口无遮拦最终让他丢掉了成为将军的机会。在任命他为红队大学的校长之前,军方让他以平民作战模拟专家的身份为军方工作(14)

“他们告诉我,他们想训练一些魔鬼辩护人,从内部来挑战军队的各种计划,”方特诺特回忆说,“而且给我一年的时间来弄清楚到底该怎么做。”

方特诺特开始组建团队来开发课程。他知道罗特科夫曾经建议在五角大楼组建红队,所以请他帮忙,还聘请他担任第一堂课的首席讲师。虽然两人风格迥异,却一致同意军队需要改变做出重大决策的方式。

“红队已成为军队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红队大学传授的工具和技术已成为规划和讨论每一项新任务的一部分。”罗特科夫说。2013年方特诺特退休后,罗特科夫接管了红队大学:“我们的理念已经反映在我们的机构每天所做的无数细小决定中。而这些细小决定正在改变军队,使之能够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

红队策略成为国际风潮

随着美国陆军红队的成功宣传,其他部门开始派出军官到红队大学去了解情况。2010年,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启动红队训练计划,学员对此印象深刻。

“它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群体思维,”带领匡蒂科海军陆战队红队的布赖恩·麦克德莫特(Brian McDermott)中校说,“帮助工作人员和指挥官更好地了解作战环境。”

空军和海军都派出军官到利文沃斯堡进行红队训练,并使用特设红队来审查重要决策。2016年,空军进行了一次红队模拟,以评估将女性纳入战斗角色的计划。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美国精锐部队包括陆军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和海军海豹突击队的联合组织,已经将红队列入自己的规划过程了。

盟友们在美国军事中看到红队的影响,也开始派遣军官到利文沃斯堡接受训练。这些国家中许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红队项目。英国是第一个,像美国一样,他们决心不再重走老路。

“六七年前,国防部做了一些反省,承认自己也会做出糟糕决定,”当时红队项目的负责人、退休的英国陆军准将汤姆·朗兰(Tom Longland)在2015年告诉我,“我们的决策背后,有很大的驱动力。部分驱动力来自对决策依据的自信,听起来不错——事实上,也很难辩驳。但是,你必须有工具来评估这些依据的价值,并做出决策,这当然是我们发挥作用的地方。”

朗兰所说的“我们”指的是位于什里弗纳姆(Shrivenham)的英国国防学院发展、概念和学说中心。这是军方的智库,为英国陆军、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服务。传统上,它的工作是产生学说和发展概念,最初的使命是为女王陛下的武装部队编制红队手册。但是它的作用很快被扩大了,现在它是英国国防部的官方红队。

“我们主要是用红队策略来分析论文、计划和新的理念,”朗兰解释说,“我们已经把它应用于皇家海军的结构调整、国防部改组以及国防审查。你几乎可以用它做任何事情——也应该这样做。”

加拿大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国防部和新西兰国防军也创建了红队。北约组织也是如此,只是把红队称为“替代分析”。

“我们有太多的群体思维,”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盟军司令部改造指挥部的北约替代分析项目负责人约翰尼斯·德·奈斯(Johannes de Nijs)说,“我们必须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提出不同看法,必须对军队的运作方式进行创新和变革。”

红队的成功引起了军方以外的兴趣。英国就业和养老金部成立了红队来审查福利改革。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其他机构都要求军队协助,让红队成为其规划过程的一部分。

2012年,利文沃斯堡的一个班级被要求与当地、州和联邦执法机构合作,为堪萨斯城即将到来的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进行红队安全演习。这个班级发现,让所有这些机构用通信网络相互沟通是一个重大弱点。如果恐怖分子成功入侵网络,就很难被发觉。

“这不可能,”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坚持说,“我们没必要担心这个。”

虽然通信网络非常复杂,这个班上的一名专家——碰巧是军队特种部队的一名信号情报官员——已经在亚马逊找到了一台能弄垮整个网络的干扰机。他打印出产品说明书并交给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者立即着手制定应急方案。

另一个班级帮助堪萨斯城“红队”(15)了有争议的机场扩建计划。研究结果令人大开眼界,市长亲自写信给利文沃斯堡的负责人,询问堪萨斯城的所有重大举措是否可能在未来接受同样的审查。

后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听说了红队,也利用其准政府机构的身份说服军队从利文沃斯堡派红队队员来帮助自己。

当大企业听到利文沃斯堡的传闻时,他们提出是否可以向军队付费来红队他们的战略和计划,或者至少送人到红队大学去学习如何自己创建红队。他们得到的答案通常都是否定的,但幸运的是军队给我开了绿灯。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和你们分享我在那里学到的一切。

打胜仗时刻

◎ 对于组织来说,最大的失败是想象力的失败,组织想要打胜仗,非常规思考势在必行。

◎ 群体思维和自满情绪可能会导致大灾难,组织需要更加努力地思考,质疑自己的假设。

◎ 红队策略帮助组织减少群体思维,提供逆向分析并“挑战全新的作战概念”,以便在真正的对手行动之前发现自己的弱点。红队是一种对战略进行测试和应对不确定性未来的革命性方法,一种帮助组织打胜仗的策略。

◎ 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所有东西推翻,从零开始,这就是我们自始至终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