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别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

又译：窃听风暴

导演/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杜纳斯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主演：乌尔里奇·穆赫（Ulrich Mühe），马蒂纳·吉戴克（Martina Gedeck），塞巴斯蒂安·科奇（Sebastian Koch）

摄影：哈根·博格丹斯基（Hagen Bogdanski）

出品：德国

片长：137分钟

最近几年，东德时期的压抑的时代背景和两德合并带来的震动为德国电影提供了可观的素材。杜纳斯马克的《别人的生活》把焦点放在一个东德时期的斯塔西监听员身上，他在监听过程中，为其监听对象的生活和作品所打动，最后改变了立场，默默地保护着这名自由倾向的诗人。斯塔西是全世界最庞大大的情报机构，它一度拥有90000名机关人员、12万名谍报人员、1000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邮件秘密检查人员。东西德合并后，被称为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秘密档案向世人开放，其档案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整个民主德国有超过600多万被建立了秘密档案，这就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生活处于情报机构的监控之中。监视、告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通过这种形式，每个人的生活被实实在在地纳入到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

影片的开场戏是一场审讯与关于审讯的教学。导演将这部片子的开始构筑在这场残酷的审讯上，此处的“残酷”不是指行刑逼供的血腥肉体折磨场面，而是导演只给出相对非常“和平”的审讯场面。而这个审讯的记录成为一位在培训学生的教授的材料，这位教授就是本片的主人公，这位主人公不断向学生解释被审讯者的心理的时候，真正的残酷性被完整体现出来，这种暴力机器的罗织罪名的逻辑非常缜密和完美。另一方面，学习审讯技术的学生的座位都是固定的，不恰当的发言，马上就会导致这个学生整个课程的失败，乃至整个职业生涯的失败。即便是斯塔西内部的每一个人，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处于严密的规训之中。这一点在餐厅里的开玩笑的那场戏中，体制对于个人的压抑被表现淋漓尽致。这场戏之后维斯勒潜入德莱曼的房间，偷走了他的诗集，在家中偷偷阅读。主人公的立场开始慢慢逆转。这里的开场戏事实上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

这个片子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在于这部电影片名所提供的思考，就是窃听是关于别人的生活的，听别人的生活是维斯勒自己的生活，这是表面的意思，更深一层，窃听别人的生活就可能进入别人的生活，或者进入“他者”的世界。而真正的理解和交流的大前提，则是一个人必须进入“别人的生活”。

如果这部讨论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残酷性的电影，只是提供了这套暴政逻辑的完美性，那么这部电影就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乌托邦”化的电影。这部电影精彩之处就是提供了某种严密的意识形态统合（完整的、统一的存在）某些裂隙之处。当然，在这部作品中，这个裂隙是围绕着性欲展开的，或者说是围绕着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展开的。文艺部长对她充满性欲，并且依赖威权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但是赫姆夫也希望能够继续获得这个欲望的投射对象，而希望国安部门无论审问出罪行还是没有审问出罪行，都要释放她。这位不断宣布文化禁令的部长，希望她依然出现在舞台上。如果，这位女人不出现在舞台上，赫姆夫也不会获得占有的快感，这是第一层看似“裂隙”的地方，同样回到了“符号阉割”的困境。再之，维斯勒在窃听“别人的生活”的时候，也激发出他的欲望，他窃听/发现了部长和女演员的偷情以及导演和女演员的爱情。他的最惊人的行为是他要让导演发现部长和妻子这种威权性的委身。这个举动其实是维斯勒所有行为的最初原因，这种行为是让德莱曼知道痛苦，而一旦他希望别人痛苦而又能够进入“别人的生活”后，他被这种痛苦征服了，他要挽救这个受苦的人。

这部电影在此就变成因为一个基本的人性的问题，也就是这些冲突和斗争并没有转换为这部片子中那位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警察——国安部门的官员不断强调的挑边站的意识形态立场问题。对于这位完美的意识形态警察的最完美之处是在于他一旦选定了意识形态立场之后，他的所有升迁的个人命运彻底依附于这套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器的运转了，那么那些更高官员的不道德的性行为或者一个官员国家领导人的玩笑话就显得相对次要了。在这个基本人性问题展开之后，这部片子的导演依然表现得没有被抽象的大词所控制，也就是没有把这个故事建立在一个所谓“人性崇高”的平台上，他或许要做的就是人性的基本规则的游戏而已。于是，虽然维斯勒成为孤胆英雄，但是这位导演并没有按照类型电影的方式将维斯勒变成三头六臂的人，维斯勒恰恰依靠了人性基本规则成功，这里面有女人的背叛和格鲁比茨的不完美的追问。

《别人的生活》就此完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考，在这个片子的结尾提供了这个思考的基本思路。这位孤胆英雄没有利用自己的事迹想新的意识形态邀功，这位导演也没有直接站在这位救命恩人面前感谢，那台在一般类型叙事中必然还要出现的打字机也消失不见了。在那位格鲁比茨没有在藏匿处发现这台打字机之后，这个其实对于一般悬念爱好者而言这总是一个很好的利用物，至少可以用上两次，这位格鲁比茨和维斯勒同车时的紧张感，以及最后让这台打字机暴露的抒情感。但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拒绝了这种思维，他的思路里面包含着一个没有明言的谜底，对于这套意识形态的挑战，你只能采取个人的行为，而不要把这个行为纳入意识形态的对立之中，你的挑战才真正有价值，才不会落空、失败，也不会听到柏林墙倒掉后，那位文化部长对导演的质疑，这样一个没有信念的世界你还有什么要表达的？

这是一个镜头语言相当朴素的电影，唯一值得你仔细琢磨的地方，就是他如何将窃听和“别人的生活”如何做了视听的叠加。另外，主演乌尔里奇·穆赫几乎横扫了所有这部影片参加的评奖中的最佳男演员奖，他在整部影片中都面无表情，是一个完美的“国家机器”的演绎者。穆赫的表演是布莱松式的。

（杜庆春+冯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