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薄暮之光（Lights in the Dusk）

导演/编剧：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

主演：杰恩·海提埃涅（Janne Hyytiäinen），玛利亚·海斯卡涅（Maria Heiskanen）

摄影：蒂莫·塞尔米南（Timo Salminen）

出品：芬兰，德国，法国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薄暮之光》是2006年最具原创精神的电影，拍完《薄暮之光》，这位芬兰导演就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宣布息影，以后专心从事文学创作。这部只有78分钟片长的影片是“芬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由电视台投资拍摄，据说原始版本只有近60分钟，为了满足电视台的播映要求，考里斯马基增补了影片后半段的一些镜头，达到近80分钟。影片虽然讲述了一场预谋抢劫的故事，但一反流行商业电影对黑色犯罪题材的手法，用具有古典美感的造型方式和电影语言，为考斯迪南这个小人物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禁锢的、富有收缩感的表演方式，大量的夜景和室内景，寂静的街道、酒吧的角落，现代城市昏黄、幽暗的光影，展现出这个小人物生活里那些逼仄、狭窄而界限分明的生活空间和心理空间。

《薄暮之光》坦然流露出与当下电影格格不入的艺术气质：静态的镜头与富有跳跃性的剪辑，压抑、内敛的行为方式，以及有如默片一般严谨的构图方式。与“芬兰三部曲”其他两部影片一样，《薄暮之光》散发出一种“幽默的伤感”色彩，传达出一种“缓慢的荒诞”，影片一面传达出现代人孤独的生活状态，一面流露出因社会财富分化而造成的人际隔离，但考里斯马基不是那种60年代纯真的感伤主义者，影片继承了默片和布莱松（Robert Bresson）美学的同时，也颇具布莱松电影从未有过的幽默感和荒诞意志，影片中的每一场戏都饱含商业动作电影缺乏的观察耐心和讽刺，考里斯马基这种犀利而辛辣的讽刺，不像喜剧电影那样容易察觉，而是深深扎根于负面的生活表象中，往往在生活最苦涩、孤独、尴尬、僵化的细节里，我们感受到一种酸楚的幽默感。

考里斯马基是当代芬兰电影的代表人物，一个多产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曾两次拒绝代表芬兰参加奥斯卡外语片提名。他早年就读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通讯工程系，但他酷爱电影和文学，从20岁起在慕尼黑电影资料馆大量观看电影，并自学电影，与哥哥米卡·考里斯马基（Mika Kaurismaki）共同进入电影圈。今天，考里斯马基兄弟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数量占去芬兰国产电影的五分之一。考里斯马基受到法斯宾德、刘别谦和路易斯·布努艾尔的影响比较大，这让他的电影形成一种富有幽默感（刘别谦式的）的、带有狂想气息的（布努艾尔式的）观察社会的方式（法斯宾德式的），但在电影风格上，他尤其受到默片和罗贝尔·布莱松的影响。

考里斯马基是一个社会阅历丰富的电影作者，他做过洗碗工、邮差、苦力和影评人，但他的兴趣似乎游离于世界电影创作的潮流，远离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话题，而对社会底层人物的观察和描述充满耐心，准确而精炼。在美学形式上，考里斯马基倾心于对古典电影美学的挖掘和研究，并在在电影技巧和电影话题之间体现出精湛的平衡性。这种远离潮流的电影带给我们一个远离时尚话题的当代生活，这个“远离”的位置所造成“距离感”、“陌生感”，让他电影中的芬兰社会，构成了我们对北欧世界想象的巨大反差，这无形中概括了北欧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中的逐渐被忽视、孤立的文化地位，而这种“距离的创造”，也成为考里斯马基思考和描绘现代社会的基本电影技法。

首先考里斯马基对传统美学充满眷恋，以过度效果的光影风格和审慎的人物表演，刻划出一条深深的“隔离带”：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考斯迪南与冷酷的现实之间，在导演与他所观察的现实之间，甚至在观众与影片之间，这条“隔离带”被死死地把守着。包括影片中的赫尔辛基也一定不是对芬兰生活的现实主义描述，它是一部甚至离芬兰都很远的电影，仿佛来自一个较早的电影时代。《薄暮之光》中的那种光影的“距离感”和“疏离感”，刻划出现代人生活中强烈的“边际约束”色彩，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界限分明的割裂，以及因财产和权力分配造成对个体的利用与盘剥，在这种慢节奏的、有如探戈舞蹈般的故事中，各种社会力量对考斯迪南的身体和心理进行剥削，上司的嘲讽、同事的欺辱和轻蔑、酒吧保安的冷眼，甚至连爱情也成为利用的工具，他与别人的界限，因地位和财富变得清晰、严格，却随时因财富的转移而被他人撕毁和利用。在考里斯马基的上一部作品《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年）中，主人公与个体回忆和家庭关系的断裂，在《薄暮之光》里体现为人与日光、爱情和社会的隔离感，“芬兰三部曲”的主人公都与社会、他人之间保持着显著的隔离带，这种“个体的现代边界”是考里斯马基电影经常刻划的主题。

《薄暮之光》在电影语言方面的三个特点是：明确得有如直线一般的场面调度、颇具表现力的造型手法，富有强烈渲染力的音乐，但在这种强烈的富有表现色彩的视听手法之下，却展现了一个动作僵化、言语不多、反应木呐的人物，一种静态、重复和孤独的底层生活，因而在整体上，《薄暮之光》是一种“强烈风格”与“微弱人物”的结合，比如用过饱和的色彩和舞台化的布光进行构图，以稳定的直观镜头进行非叙事的跳跃，把富有批判精神的芬兰摇滚乐融入卡洛斯·伽达尔（Carlos Gardel）那种富有拉美风情的探戈舞曲，这种特点构成了对布莱松美学的一种改良，一次对声画简约美感形式的开拓。比如在内景中富有表现主义的影调层次就与布莱松格格不入。这种“内容与形式”上的强弱反差，仿佛考斯迪南与冷酷现实之间的对立和反差，他的无言和缓慢，僵直的动作，倒霉的表情出没在夜晚难以抗拒的黑暗中，他的声音像漂浮在急流中的落叶，脆弱得微不足道，他对冷酷的现实所孤立，又被无边的寂寞包围，这种感觉极为强烈而陌生，充满讽刺却不乏诗意。

（李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