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消逝的星星（The Missing Star）
导演：吉安尼·阿米里奥（Gianni Amelio）
编剧：吉安尼·阿米里奥（Gianni Amelio），乌贝托·考特罗（Umberto Contarello）
主演：塞尔吉奥·卡斯特里托（Sergio Castellitto），周婷（Ling Tai）
摄影：卢卡·比加西（Luca Bigazzi）
出品：意大利/法国/瑞士/新加坡
意大利导演吉安尼·阿米里奥来到中国拍摄了如下这样的故事：中国的一家贸易公司购买了一台意大利炼钢厂的炼钢高炉，维修工人文森佐向中方指出该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但中方人员仍草率地将高炉运回了中国。文森佐决定亲自到中国把机器的维修部件送到厂方手中。来到中国后，翻译刘华陪同文森佐去武汉寻找到那家购买设备的工厂。两人展开了一段探寻自我的旅程。在武汉文森佐被怀疑是间谍抓进了警察局；在重庆他领教了那潮湿闷热的天气以及没有电梯的高楼；在宜宾他切身体会到当地人的朴实与热情；最终在包头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把维修部件交给了厂方的技术工人——但是这个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精密部件却被工人随意弃置了……
出身于1945年意大利人阿米里奥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有才华的导演之一，1992年的《小小偷的春天》（Il Ladro di bambini）曾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并成为一时经典；1998年的《他们微笑的样子》（Così ridevano），获得威尼斯金狮奖，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部获此殊荣的意大利本土电影；2004年的《房间的钥匙》（Le Chiavi di casa）也被认为是近几年来最好的意大利电影之一。阿米里奥的导演风格被认为是秉承了新现实主义传统，能将技巧的痕迹降低到最小化。此次这位意大利人用这种传统拍摄了中国，距离上一部著名的、同样由意大利人拍摄的中国35年，它们都同样的诚实与诚恳。但是2006年的《消逝的星星》与1972年安东尼奥尼执导的纪录片《中国》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这不仅体现为形式上的不同（记录与剧情），而且体现在视线的不同。《中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中国，而《消逝的星星》则以一个介入者的姿态来体验中国。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失败”：安东尼奥尼因为此片而受到《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猛烈攻击；而《消逝的星星》在上海放映时，几乎没有媒体以应有的篇幅预告和报道这部如实呈现当下中国的影片。这种“失败”在这部影片的故事中已经有所预示：意大利工人文森佐历经千辛万苦送来的维修部件，被毫不在意地丢弃了。
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对这部影片的感动来自于影像的层面，自1990年代开始的电影里，几乎看不见如此真实、生动的中国——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的导演似乎都选择逃避诚实而又诚恳地表现中国。在这里要惊叹作为意大利人的阿米里奥的敏锐，他所选择的画面看似随意取得，但都是典型性的：如同巨大工地的城市、现代与传统交融的村镇、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尘土飞扬的采石场、热浪扑人的高楼，甚至是路边饭馆、大学食堂、城镇理发店都能准确得还原其气氛，——当然除了可能因为拍摄许可方面原因而稍显虚假的公安局。阿米里奥除了观察利极强之外，他的执导能力在这部影片中也得到体现，如同意大利本土刊物《改良者》（Il Riformista）所评价的那样：影片从剪辑、配乐、摄影、调度等等方面都非常优异。这种“优异”更直接表现在我们这样中国的“内部人士”看着到这样一个外来者通过自己的眼光打量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没有感到异样，相反觉得很亲切，很顺畅。
阿米里奥几乎了所有中国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运载他的主人公在中国大地上移动。这位意大利工人文森佐（Vincenzo）姓Buonavolontà，意大利语意为“好人”。这位好人的中国之旅，显然充满了忧思。这种忧思表现在显而易见的人口众多、污染严重、过度发展的景观上，更集中体现在对孩子的忧虑上，阿米里奥的镜头、文森佐的目光几乎是凝重地望着影片中几次出现的儿童画面：工地上无人看管的孩子、溜冰场上莫名快乐的孩子，以及翻译刘华未婚先育、藏匿家中、很可能是黑户的孩子。对下一代的忧虑，在影片中看起来似乎过分“深情”，但可以也令中国人深省。显然，阿米里奥和他的主人公文森佐一样渴望了解真实的生活。在影片中，刘华在文森佐见识她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对文森佐说：“你根本不了解我的生活。”而文森佐同样回答“你也不了解我的。”所以，阿米里奥并不期待在这部影片中对中国的现状表现出某种立场来，他的批判和同情都十分克制（仅在极少处因文化差异轻率地表达了不解），同时他也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淳朴与良善。
另一方面，《消逝的星星》在影片的内部有许多遗憾。很显然，阿米里奥不单是要表现一次“中国之旅”，而且要表现一次“心灵之旅”。文森佐作为一个婚姻生活破裂、又失去工作的意大利人，来到遥远的异乡，做一件他认为值得的事情，这不久是因为责任，而且多少有着追寻缺失的感情、修复内心的创伤的意味。但是影片始终没有展现文森佐的心灵前史，如果你要追问他到底为什么来，又为什么潦草地完成任务，之后又为什么释放情绪似的哭泣，你将没有答案。我们可以感受到导演在“含而不露”地处理他的主人公（包括女主角刘华）的内心，但过度的含蓄使得影片在情感上失去了张力与粘合度。但这也许反而使得“中国之旅”的意义更加凸显。
（卫西谛+侯欣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