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紧张的关系

1902年4月中俄签订条约后，东京与圣彼得堡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当时，这种局面确实有良性发展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从满洲地区撤军的条款消除了双方摩擦的源头，而且在俄国内部也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主张实现和平。

虽然此前与远东问题紧密相关的三个部门的主管大臣基本都倾向于保持和平，但他们却没有达成足够的共识，更没有在国务委员会（Imperial Council）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这使得他们没有将应有的影响力发挥出来。

这三位大臣中的第一位，是外交大臣兰斯多夫伯爵。鉴于欧洲风云变幻的环境，他一直关心如何让俄罗斯“回归西方”。其次是财政大臣维特先生，他致力于将发展经济作为平息革命动乱的真正解决方案，并认为这项政策才是让俄国获得理所应当的国际声望的唯一手段。第三位是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将军，他一直认为俄国在远东的高调扩张政策已超出国家的承受能力，并对整个军事形势带来了严重威胁。但是直到此时，他都一直没能与维特达成真正的共识。虽然他一直为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而担心，但他并不赞同全面撤军的做法。他认为，继续占领奉天和南满地区固然会恶化对日、对华关系，但他也相信，鉴于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巨大破坏，从军事的角度看，如果不在哈尔滨保留一些部队，那俄国将很难守住满洲地区的铁路线。然而，随着条约的签订，这一分歧的根源最终消除了，三位大臣达成了完全一致的观点，并组成了一个支持和平的集团。不仅如此，他们还凭借手中的实权，按照共同的目的，掌控了远东事务的主导权。

他们的影响很快起到了作用。两国之间的缓和展现出了充满希望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提出了关于朝鲜问题的正式谅解协议，并建议双方相互保证中国和朝鲜的领土完整，并承诺不将任何一部分朝鲜领土用于军事或战略目的；另一方面，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利也应当得到承认，作为回报，它也将承认俄国对关东州的控制权、保护铁路的自由行动权，以及在满洲地区的整体利益。俄方本着认真友好的精神接受了这份协议，随后双方开始了谈判。在此期间，第一阶段的撤军行动也正式完成，在截止日期前，俄军撤出了牛庄和规定的其他占领区，并向中国交还了辽河以西的铁路线。

这种新局面也清楚无误地表明，俄国其实不愿为扩建旅顺海军基地投入太多资源。尽管当时参谋人员的研究表明，旅顺是他们战略部署中的弱点，但在财政大臣的影响下，俄国人还是将所有的经费都投向了大连（Dalny），以便在当地建设一个第一流的商港。在当时，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地阐明，和平发展经济的想法主导了俄国的行动，至少俄国当时已经放弃了冒险进行军事扩张的尝试。为了从这条国际大动脉中获得稳定收益，俄国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投向了大连，而旅顺的建设则遭到了冷落，它的状况只比从中国接手时略好一些。

最初，旅顺只有一个小码头，甚至无法容纳比二等巡洋舰更大的舰船。另外，在城镇和黄金山（Golden Hill）之间还有一个海湾，被称为东湾（Eastern Basin），它最多只能容纳10艘中等尺寸的舰船。该港的唯一出入口实际是一条长达半英里的逼仄水道，在低潮时深度只有4英寻，无法保证大船在所有潮汐状态下通行。它外面是一个锚地，在此的舰艇不仅会暴露在敌人的鱼雷攻击下，而且在刮猛烈南风或东风的天气下也不安全。为此，俄国曾有一项大型建设计划，以求扩大码头的规模并封闭外部锚地。俄国还计划在航道西面的海角——老虎尾（Tiger's Tail）背面疏浚出一片较大的海湾，并在老虎尾半岛（Tiger Peninsula）的颈部凿出一个新的通海口，令其成为旅顺港的第二个入口。但除了加长中国建造的码头并疏浚了新海湾之外，俄国人开展的工程其实极为有限。

至于修建的工事，则更少，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按照最初的想法，旅顺港将成为铁路终点站上的商埠。为了避免产生摩擦，也为了发展经济，俄国希望能以英国为榜样，让旅顺像“香港”一般，成为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口岸。另一方面，虽然俄国海军的杜巴索夫将军不认为它有成为军港的潜质，但同样反对出于商业考虑将铁路修到此处。有鉴于此，俄国便在大连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商港，可这又引发了军方的新一轮抗议，因为这实际是在要塞门口设置了一个一流的港口和铁路总站，并给日军的围攻提供了基地。由于这一抗议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俄国又为此制订了建设大连要塞的长远计划。不过，这一计划又招致了外交部的抗议：他们更希望沿用香港的模式，让大连成为商贸口岸，而不是让它以一流海军要塞的身份令列强提心吊胆。出于财政和经济上的原因，财政部也持相同的观点。因此，从1899年起，大连开始迅速发展并不断扩建，而旅顺则被牺牲掉了。

此时，旅顺的防御规划实际非常粗略，我们甚至无法给出细节，因为当时远东政策的走向还不明朗，该在当地派驻多少军队也还没有明确，这让俄国陆军部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工程师更无法据此设计出相应的防御体系。由于义和团的骚动及随后爆发的霍乱，当地劳动力短缺，建设计划又受到了很多干扰，甚至在动工后都是如此。结果，计划中的22座岸炮阵地最终只有2座完成建设，地面工事的进度则更加滞后，根本无法抵御奇袭，更不用说在敌人的大规模攻击下长期坚守。

尽管圣彼得堡不相信日本的示好，但鉴于海军基地存在的重重问题，补救措施又未能落实，他们只好息事宁人，准时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撤军工作。在第一批军队撤离的同时，俄国还派遣了2艘战列舰、4艘一等巡洋舰、一些小型巡洋舰和1个驱逐舰分队增援太平洋舰队。它们的到来，将令俄国太平洋舰队拥有6艘战列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但问题是，这些舰艇无法在关键时刻，即标志第二阶段撤军结束的1903年4月6日之前赶来。

随着截止日期临近，有迹象表明俄军未能履行协议，而圣彼得堡方面也显然不愿接受日本提出的友好协议（entente）。尽管如此，新任命的俄国驻日公使罗森男爵（Baron Rozen）还是接到了任务，即“利用东京当局的友好姿态，重启关于朝鲜问题的非正式性会谈，并尽全力消除现有的误解”。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指示背后的诚意，但此时，一些势力阻碍了三位俄国大臣共同推动的和平进程。在此期间，日本对北京当局的影响力已经变得极为强大，其国内媒体更是开始大肆宣扬两国的全面联合，这在俄国的报纸上和欧洲其他地方引发了关于“黄祸”的恐惧。一直以来，沙皇始终居高临下，将自己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在他看来，这显然是个不祥之兆。何况长期以来，俄国的国家元首经常会像中世纪时那样，从一种半宗教的思维方式中汲取治国灵感，这也造成了一种现象：在面对棘手的外交环境时，他很难在清醒的状态下深思熟虑，并做出最冷静和最理智的判断。不仅如此，随着商业领域出现的一系列超乎预料的反应，局势的危险程度更是与日俱增。事实上，由于种种商业实体的参与，原本复杂的局势现在已变得千头万绪，因为这些商业实体虽不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但又总和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最肮脏的商业利益和最崇高的国家理想实际纠缠到了一起。

在“黄祸”幻觉的影响下，处在宫廷小圈子里的人便有了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这种幻觉在他们看来，不仅意味着黄种人会团结起来，还意味着朝鲜可能会迅速被日本吞并，而且一旦日本在鸭绿江边站稳脚跟，就会对南满铁路形成包围，并破坏俄罗斯在远东“传播文明”的使命。届时，俄国在当地的商埠和海军基地将岌岌可危，只能任由黄种人联盟的摆布。不仅如此，由于俄国的漫长交通线业已暴露，对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击，而俄国则无力还手。

在坚信这一观点，或是从中发现了机会的显赫人物中，有一位名叫别佐布拉佐夫的先生（Bezobrasov），他曾在沙俄的文官系统（Imperial Civil Service）中拥有过国务委员（Councillor of State）的职衔。他似乎是一位充满个人魅力的人，发言直率而敏捷，这些赋予了他雄辩的特质，进而让他成了一名成功的游说者。不仅如此，他在政治和财经领域同样才华横溢，但政治立场则明显与三位大臣相左。他估计，在新形势下，俄国可以通过和法德两国缔结盟约，来抵消英日同盟的影响。在这种平衡下，俄国将有足够的兵力留在远东地区，以便在本土援军抵达前抵挡住敌人的第一轮攻势。同时，为实现这一目标，俄国还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某些基本的战略要地。在这些要地中，他认为最值得考虑的就是鸭绿江——图们江一线，即满洲和朝鲜的边界。如果这一线能处在俄国的控制之下，日本就将无法利用朝鲜充当攻击铁路的基地。这样，控制满洲这片广阔土地时遭遇的许多难题将迎刃而解。比如，如果俄国控制了鸭绿江一线，他们便能将其包围起来，抵御对手的恶意渗透，甚至采取反制行动，对抗日本对朝鲜的吞并。

这些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着别佐布拉佐夫的行动，现在我们无从得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其中有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他和同伴们非常乐意兜售这些观点。大约三年前，有人在市场上转让鸭绿江畔朝鲜一侧伐木权的合同，这一权利曾在1896年被朝鲜当局通过俄国公使馆授予给了来自海参崴的商人布林纳先生（M. Briner）。这项特许权相当重要，因为它涵盖了鸭绿江和图们江畔朝鲜一侧长达500英里的地域，几乎覆盖了两片海域之间的所有边境地区。然而，由于没有开展这一重大项目所必需的资金，布林纳决定出售他的特许权。当时有传言说，英国和日本可能会出手收购。闻讯之后，别佐布拉佐夫和同伴们组成的商业集团决定将其购买。由于战略价值重要，他们还打算设法以此为基础，成立一个庞大的“东亚公司”，即我国“东印度公司”的翻版。

别佐布拉佐夫在俄国进行了高调的政治游说，作为掮客的才能很快让他成功争取到了大公和廷臣们的支持，他甚至被引荐给沙皇，并迅速影响了后者的判断，进而让他成了帝国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为此，俄国政府派出了一个公费考察团，用于研究这一特许经营权，最终他们汇报了项目背后蕴藏的巨大财富价值。整个宫廷为此浮想联翩，资本从高层不断流出投向这个项目。从此，别佐布拉佐夫逐渐主导了远东政策，但由于他的驱动力是商业利益，这无疑会导致严重的误判。

此时，别佐布拉佐夫顺理成章地将这些利益同国家的最高意志联系在一起，并获得了某些高层人物一厢情愿的声援。在这些人中，就有沙皇的侍从武官（Equerry）巴拉绍夫（Balashov）。巴拉绍夫后来在担任旅顺港红十字会主席时赢得了巨大声望，并被形容为“老派的理想主义爱国者”。1

尽管别佐布拉佐夫背后的势力强大，但他的事业还是遭遇了长期耽搁：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让整个区域封闭了一年多，直到撤军条约签署前，整个项目也没有什么起色。在事业即将流产的危急时刻，别佐布拉佐夫放弃了建立“东亚公司”的宏伟计划，而是将精力集中到了取得鸭绿江沿岸的控制权上。他很快便赶到了现场，并积极地参与了进去。到1902年11月中旬，他已从中国的主管官员手中获得了在满洲一侧伐木的权利，这和他从朝鲜方面取得的伐木特许权非常相似，随后，当地的开发工作正式开始。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俄国按规定撤军，那么，这项有着爱国主义色彩，并能让别佐布拉佐夫扶摇直上的计划将会失败。而且随着时间临近，没有迹象显示俄国当局的政策会有所改变。此时，别佐布拉佐夫仍在远东。1903年2月28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发出了一份警报。鉴于奉天地区的撤军期限将至，他一封急电中要求加强旅顺的驻军——作为一个海军基地，旅顺的处境比过去更危险了。他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太平洋舰队，同时在撤军区域的某些战略要点保留一些骑兵部队，以监视从朝鲜通往满洲地区的道路，并避免武器的流入。他最关心的是位于辽阳和凤凰城（Feng-whang-cheng）的前哨，这些前哨是从鸭绿江通往满洲地区道路保持畅通的关键，但这项提议直到旅顺港的陆上防御完成之后才得到了批准。另外，3月4日，我国的领事报告说，有三个骑兵分队已秘密离开辽阳，向凤凰城的方向进发。

在撤军协议中，这一点是别佐布拉佐夫能获得的唯一调整。随着撤军的命令不断发布，4月8日，即条约规定的（第二轮撤军的）截止日当天，他匆匆回到了圣彼得堡的权力中枢。他抵达后的第三天，沙皇举行了一次有三位主管大臣参加的特别会议，以便研讨别佐布拉佐夫的提议。期间，别佐布拉佐夫没能撼动这些上层人物，他们认为，既然条约已经签订，就应当严格遵守，因而所有冒险活动必须停止。对此，沙皇不仅表示同意，还专门告诉别佐布拉佐夫，由于和平政策对俄国至关重要，他的公司最好还是保持纯粹的商业性质，不但必须允许外国人加入，同时还要把本国军官排除出去。为解决这个问题，库罗帕特金将军还将奉命亲自前往远东和东京，以便直接掌控大局。

对别佐布拉佐夫来说，此举几乎算得上是当头一棒。但他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变本加厉。他坚持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的支持，再加上有“爱国”集团撑腰，他仍能在陆军大臣奉命出使的情况下获得最终的胜利。库罗帕特金将军早在第一份报告中，便指出远不能对局势掉以轻心。而在东京，经过罗森男爵的协助，他很快就明白了日本的变化有多么巨大，以及它作为一个对手是何等不容小觑。他还报告说，东京当局对鸭绿江地区的事态极为关注，除非别佐布拉佐夫停止活动，否则局面将愈发难以收拾。但在别佐布拉佐夫这边，尽管有沙皇的严令，他还是没有放弃在军界的运作：总参谋部的马德里托夫中校（Madritov）甚至在巴拉绍夫的介绍下担任了经理一职。有鉴于此，库罗帕特金将军提出，如果要避免冲突，那么，别佐布拉佐夫的公司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运营下去。

库罗帕特金将军从东京返回旅顺后，在当地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更坚定了他的看法。除了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之外，与会的还有俄国驻北京公使雷萨尔先生（M. Lessar）和驻汉城公使巴甫洛夫先生，而别佐布拉佐夫也乘专列从圣彼得堡赶来。除了别佐布拉佐夫外，与会者一致认为，任何保住满洲地区控制权的尝试都不现实，占领朝鲜北部的行动更不可取。在会上，别佐布拉佐夫的经理马德里托夫和巴拉绍夫还被召到众人面前，要求停止所有的军事运营活动。当马德里托夫拒绝辞职时，库罗帕特金便将他从军队中强行除名。

在这些问题上，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的态度很让人费解。库罗帕特金将军在8月的第一周就回到了圣彼得堡，并在提交给沙皇的报告中宣称，他相信总督支持自己。他表示，是别佐布拉佐夫强迫俄军留在凤凰城和鸭绿江的哨所，巴拉绍夫则在制造麻烦。同时，库罗帕特金将军确信，阿列克谢耶夫与驻北京、东京和汉城的三位公使有着一致的态度，并且赞成他的看法。至于驻守在鸭绿江畔的少量军官和预备役军人，不仅对战事全然无用，还有可能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事实上，如果各方真能像报告中描述的那样，在关键领域保持意见一致，那整个问题完全可以迎刃而解：毕竟，所有的智囊都支持这一方案，况且它背后的理由也无可指责。但这一点最终没能实现，因为就在库罗帕特金离职出使期间，主和派的势力瓦解了。现在的决策话语权，掌握在了维特先生的政敌冯·普勒韦先生（M. von Pleve），别佐布拉佐夫在宫廷的积极支持者阿巴扎海军少将（Abaza），还有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这三人手里。这是一个危险时刻，因为日本已经像陆军大臣预言的那样，迈出了导致局势紧张的第一步。

鉴于鸭绿江地区的事态以及俄国的亚洲部队持续东调的报道，日方显然不能无视俄军未在第二阶段完成撤军的事实，甚至无法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姿态。

在北京，俄罗斯公使已经开始根据别佐布拉佐夫的看法，着手启动谈判，以求修订撤军条约。这对英日同盟试图维持的现状构成了直接威胁，有鉴于此，日本立即与盟国进行了商讨。日本指出，新的撤军协议不仅破坏了中国的统一，还威胁着日本全力试图达成的另一个目标：维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因此，日本与英国政府就条约的内容交换了意见，并解释说，除非英方持反对态度，不然日本会再次同俄国直接磋商，以达成一份明确的协议。日方还强调，虽然迄今为止，忍让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因为它对向俄国示好失败的结果已经不抱任何幻想，毕竟朝鲜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为此，日方很快就会全力做好战争准备。在基本条款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首肯后，各项工作立刻开展起来。

因此，当库罗帕特金将军在7月底回到俄国时，日本驻俄公使栗野先生（Kurino）便奉命指出，由于目前远东局势日渐复杂，如果不设法加以解决，最终可能会变得尤其棘手，为此，他建议在正式谈判前先召开一次预备会谈。

作为引子，栗野先生按照之前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的方案，提出了如下建议：

1．共同承诺尊重中国和朝鲜的独立与领土完整，接受关于两国“门户开放”的倡议。

2．相互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优先权，以及俄国在满洲地区的特殊利益，另外，双方也都应有权采取措施保护上述权益。

3．在彼此势力范围内，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实业发展，并允许日本已在釜山开工的朝鲜铁路与俄国的“东清铁路”连接在一起。

4．双方都不应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增兵。

5．日本有建议和协助朝鲜进行内部改革的独家权利。

经过短暂的考虑后，兰斯多夫伯爵向栗野先生转达了一个友好的暗示，即俄罗斯也为谈判做好了准备。不过，罗森男爵却对老对手没有抱有太多幻想，他警告兰斯多夫伯爵，日军可以随时登陆朝鲜北部，并夺取这个关键的前哨基地。2同时，他清楚地知道，除非双方能达成明确共识，否则俄国根本无法阻止这次登陆。另一方面，为谋求妥协，栗野先生也于8月12日发表了一份照会文书。

到目前为止，兰斯多夫伯爵的政策似乎仍在发挥作用，然而，对局势不利的因素却在暗中滋长，并且在栗野先生发表照会的同一天迎来了总爆发。8月12日，俄国政府在三位公使和大臣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整个远东已经并入一个总督区（Province）。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被任为总督，并拥有相当于副王（Viceroy）的职权。

不仅对这三位公使和大臣，而且对全世界来说，这份声明的含义都很清楚：主和派的影响已经结束，扩张政策取得了胜利。库罗帕特金将军立刻请求辞职，并获准休长假。同时辞职的还有阿穆尔省总督——他不但拒绝与新总督见面，还拒绝交出职权，至于财政部，则在两周内屈服了。在任命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后，俄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以阿巴扎海军少将为主席的远东委员会。在远东委员会的支持下，别佐布拉佐夫得以让财政部参与他的计划。在当月月底，维特先生被内政大臣冯·普勒韦取代。此时只有兰斯多夫伯爵还保留着原来的职务，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被迅速剥夺了制约主战派的所有影响力。

为了向我国驻俄大使证明，他对整个事态的发展全然不知，兰斯多夫伯爵指出，这一新决策背后的出发点，显然是试图把我国治理印度的模式施用于整个总督区，至于此举会酿成何种后果，又是他完全无法预知的。同时，俄国政府用两周时间仔细研究了日方的照会，随后做出了一件令兰斯多夫伯爵惊讶的举动：俄国政府希望将谈判转移到东京进行。这意味着，随后的一系列谈判和磋商将由来自旅顺的新任总督一手负责，这实际是把日本放在了和远东总督区同等的外交地位上——换言之，这种关系就好比阿富汗之于印度。然而，日本政府却没有意识到，这股别有用心的势力已经影响了俄国政府，相反，他们依然相信，双方暂时的对抗后还有达成和解的可能性。总之，作为能促成和平的最后力量，兰斯多夫伯爵事实上已经出局，随着局势剑拔弩张，沙皇的顾问中早已弥漫着一种氛围：一意孤行的帝国主义思想和精于算计的市侩心态几乎是平分秋色——这些顾问对外交全然不知，只懂得煽风点火。

可以说，只要是这些势力在影响局势，局势便一定会滑向战争，但问题在于，俄国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之前，俄国人的思路一直是拖延时间，再息事宁人，直到在远东的布局得到改善后，再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作为新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对种种险情心知肚明。库罗帕特金将军在旅顺时，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坦率地表示，作为他治下整个局势的关键，旅顺要塞实际无法挫败日军的进攻。其次，海军层面的因素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悲观看法：虽然最近太平洋舰队得到了加强，但海上力量的对比并没有改变——因为日本的“战后建设计划”已经大功告成：计划中的所有舰艇均已下水，最后一批正在舾装；而俄国虽然有6艘不同型号的战列舰和3艘装甲巡洋舰，但其中只有1艘没有过时。至于日本的装甲舰分队，则包括了6艘崭新的、性能相当接近的英制一等战列舰，另外还有1艘（俘获自）中国的二等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和俄军相比，日军舰队力量明显占优。在小型装甲舰和巡洋舰领域以及轻型舰艇的实力对比上，日本的优势同样极为明显。

事实上，俄国人的劣势不只体现在装备上，因为自斯塔克（Stark）海军中将指挥舰队以来，俄国海军的战斗力便一直在下滑。不仅如此，这位新任的司令还总是住在岸上，这给舰队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且，军官的频繁轮换还打破了杜巴索夫将军培养的团队精神。除此以外，俄军士气涣散的问题也普遍严重。

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尽管局势愈发险恶，但旅顺的地面工事依然不甚完善，也缺乏锚地和码头泊位。当时，俄军的装甲舰队都远在海参崴，4月加强舰队实力后，他们也只在黄海举行了几次演习。面对俄军的防范，日本人很快用行动表明，他们早已严阵以待。当俄国履行条约，从满洲地区撤离第一批军队时，日本的海军主力——“常备舰队”（Standing Squadron），正在中国南部巡航。随后，这一任务突然取消了，他们立刻驶向了朝鲜南部，即俄国正在开展演习的地方。在演习结束后，斯塔克被迫将舰队带往北部港口停靠。同时，日舰也从附近撤走，进而穿越了日本的东部水域和津轻海峡，并在斯塔克将军率部进入海参崴的两天后停泊在了小樽（Otaru）港。在当地，日方继续在北部水域演习，直到8月11日才被召回佐世保。事实上，此时日本已决定让整支舰队进入备战状态，当俄国军舰接连在海参崴进行维修时，它们已在南部的基地内严阵以待。

这件事清晰地表明了俄国与日本海军之间的实力差距，并立即让总督的幕僚们认识到了重要的一点：决不能片面地依赖海军，更不能把保卫旅顺的希望寄托在舰队决战上。而且可以肯定，即便舰队能在装备上取得优势，它也会被英国舰队的干涉所抵消。事实上，英国只需要进行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恫吓行动，便能分散俄国舰队的注意力，并使后者面对敌人的直接攻击时不知所措。届时，日本人将会利用英国的牵制行动避开海上防御，并以压倒性的力量直接攻击关东半岛。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俄国之前并没有着手赋予旅顺抵御这种攻击的能力；同时大连的建设进展却极快，已经为敌人提供了理想的基地。为守住这处战略要地，总督要求各方采取果断行动，建成旅顺要塞并加强太平洋舰队。另外，在要塞建成之前，俄军还必须大幅增加驻军的兵力，并为北方的军团制订一个作战计划，不让敌军有机会放手进攻旅顺。这也意味着，其集结点必须尽可能向南靠近辽阳地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停止从奉天撤军，并以此继续控制住各个战略要点。

但圣彼得堡的总参谋部和阿穆尔军区司令部都反对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唯一合理的计划是将部队集结在吉林或更靠北的地区。由于日军可以在控制的海域快速行动，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登陆。为封锁旅顺，他们甚至可能会把登陆场选在辽东湾的深处。如果把部队集中在辽阳，这一决定就会以最危险的方式暴露俄军的交通线，并让其陷入灾难性的包围下。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库罗帕特金将军也有同样的观点，然而，阿列克谢耶夫总督却呼吁，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让部队在北方集结的做法将更为致命，这让日本人能够利用海上优势，通过突袭一举夺取所有主要目标，因此，除非能让部队在辽阳集结，并干扰敌军对旅顺的进攻，否则旅顺一定会在敌军的跨海进攻中失守，从而让日本人一举赢得战争。

也许正是这些考虑，让库罗帕特金将军无法拒绝：虽然将军在政治上与总督立场相左，但他认为，如果当前的政策无法改变，那他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意让俄军继续占领满洲的各个战略要地。与此同时，俄军还下达了增加旅顺驻军的命令，并派遣了另外2艘战列舰、2艘装甲巡洋舰以及若干其他种类的巡洋舰和鱼雷艇分队前去增援太平洋舰队。

对俄国来说，尽可能地拖延谈判时间很重要，日本各界也普遍相信，这是俄方坚持将谈判转到东京进行的原因。这种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他们在圣彼得堡的公使为此多次进行抗议，但收效微乎其微。最终在9月底，俄国外交部紧急通知远东总督，表示他不能再推迟进行答复了。随后，罗森男爵被召回旅顺参加一次会议，答复的内容也在会议上得到了确定。因此，10月3日，即在日本提出建议的大约两个月后，他终于将俄国的正式答复带回了东京。

在答复中，针对满洲地区的权益，俄国的表态几乎与日本的要求针锋相对，延长朝鲜铁路的条款则被全部删除。另外，除非将镇南浦（Chinampo）至元山（Gensan）以北完全化为中立区，否则俄国将不会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而且，其中还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日本不能将朝鲜的任一地区用于战略目的，或是修建任何危害海峡航行自由的军事设施。这些条款显然是日方无法接受的——它们将束缚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而俄国则可以肆意行事，并凭这一点在满洲和鸭绿江畔站稳脚跟，直到其后续工作准备好为止。

在此之前，日本的舆论，甚至是一贯持温和立场的人士，都对俄国傲慢的拖延态度感到不满，而这份针锋相对的提议更是导致了恶劣的后果。同时，俄国太平洋舰队的举动也大幅激化了对立情绪——在刚刚从海参崴返回并穿过海峡之后，它们又在黄海进行了一系列后续演习。另外，作为最后一批增援力量，维伦纽斯（Virenius）海军少将率领的舰队也奉命出动，构成了搅动局势的又一个因素。这支舰队由战列舰“太子”号（Tzesarevich）和“奥斯利亚比亚”号（Oslyabya），装甲巡洋舰“巴扬”号（Bayan）和“迪米特里·顿斯科伊”号（Dmitri Donskoi），一等防护巡洋舰“曙光女神”号（Avrora）以及7艘驱逐舰和4艘鱼雷艇组成。其中，2艘战列舰和“巴扬”号已抵达地中海，其余的则在从波罗的海驶出的途中。让局势火上浇油的是，在俄国发布反对提案一周后，即10月8日，第三阶段撤军的截止期限已过，但满洲的俄军并没有任何履行条约的表现。

气氛剑拔弩张，战争已无可避免。俄国的总参谋部呼吁总督尽快对自身的职责和局势的发展做一份最新的评估报告。3和之前的情况一样，这份评估首先探讨的是海上力量的对比。其中的第一个议题是日军能否在战争打响后取得制海权——这将决定日军能否在最有利的地点登陆，如若不然，他们就只能在朝鲜南部上岸。就这种情况，总督的参谋人员转而向俄国海军司令部（Naval Staff）提出了两个问题：

1．我方是否应考虑日军在牛庄登陆的可能性——至少在战争的第一个月是如此？

2．假如对方在西朝鲜湾登陆，而我方舰队又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时候的海军能拖延对方的行动多久？

此时，俄国已不再担心英国舰队的存在会让局势复杂化，因为海军的参谋人员在回复中充满信心地表示：只要他们的舰队没有被摧毁，日军就不可能在牛庄或者西朝鲜湾登陆。这种看法似乎来自对“存在舰队”理论夸大或错误的认识。太平洋舰队的维特捷夫特（Vitgeft）海军少将更根据个人的想法认为，以双方的实力对比，日本人在西朝鲜湾甚至是黄海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取胜。换句话说，他认为日军根本不可能夺得制海权。虽然远东陆军的各位主官和俄国驻东京的武官都没有这种自信，然而，在继续评估局势时，相关人员却只能假定海军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在俄国人看来，日军并不会在镇南浦——元山一线以北登陆，而是会将卸载点选在朝鲜东部或南部地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海军对局势的判断其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直到主动出击获得海上优势前，日方都没有将镇南浦一线当成一个适合登陆的地点。

在确定了这些要点后，俄方便开始猜测敌军可能的行动计划。按照他们的猜想，日军的意图可能有：

1．单纯地占领全朝鲜，且就此为止；

2．以上述占领区为跳板，攻击南满的俄军和旅顺；

3．海参崴和滨海省。

另外，日本对库页岛（Sakhalin）和阿穆尔河口的行动也被考虑在内，不过各方都相信它们只可能是牵制行动，并不会影响战争全局。

在俄国陆军的参谋人员看来，由于日本清楚其自身可调动的地面部队两倍于俄军，因此，日本绝不会满足于简单地占领朝鲜，相反，他们会进入满洲和辽东半岛，以阻止俄军主力在南方集结，其第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旅顺。而且和之前的评估一样，这次俄军参谋人员同样认为：如果想让旅顺免遭致命打击，他们就应当将陆军的主力集结于辽阳和海城（Hai-cheng）之间。另外，如果舰队真的可以切断日军在黄海上的快速运输线，并迫使他们穿越朝鲜和南满山区漫长而崎岖的地形，那么，这将对局势大有帮助。因此，基于理智的考虑，辽阳作为陆军集结地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日军旨在夺取满洲地区的铁路线，那么，辽阳将成为能防范对方的最近地点；如果日军的目标是旅顺，俄军也能在辽阳阻止他们将全部兵力用于进攻。就算辽阳的俄军只处在日军主攻方向的侧翼，日军也仍然需要派遣一支庞大的部队来牵制俄军。于是，该计划很快得到了批准，而且在战争爆发之初，俄军采用的也是这份计划。当时，日军未能旗开得胜，先一步掌握黄海的制海权，正因如此，俄军才选择将集结地定在辽阳而不是吉林。

鉴于这份评估表明海军意义重大，俄国对增强太平洋舰队的忽视和怠慢就显得尤其不可思议。对此，官方的解释很有趣：首先，俄国在远东的布局还远未完成，而且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依旧认为有必要在波罗的海保持强大的实力；其次，俄国海军并没有一个专门研究作战的参谋机构。因此，他们也无法从参谋人员的角度对整个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更不可能将结论呈交给国务委员会，并基于研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影响上层的决策。但这并没有揭示出问题的全部，就远东战场而言，真正有最高决定权的是远东总督——他在太平洋战区行使权力时又完全独立于圣彼得堡的海军部。结果，海军部的官员们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份作战计划有多么依赖海上战场，从而忽视了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必要性。4战前不久，海军部的确召开过一个高级军官会议，试图制订作战计划。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其他军事问题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报告说，没有必要单纯为了打赢海战，便大费周章“预先制订一个作战方案”。有这种想法的人员也许对参谋工作缺乏理解，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既然很难预测海上战事的走向，那么，所有指导作战行动的初步研究和分析都没有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总督只好接受一个笼统的事实，即他的舰队与日军舰队实力旗鼓相当，而且它们会原地不动，按照最初建议的那样，分别部署在旅顺港和海参崴。另外，对分散部署舰队的决定，现在俄军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既然舰队不在战场中心，那按照其他方案，他们就得把船只集中到一个港口。其中，选择海参崴是不现实的，尽管作为舰队基地，它确实具有旅顺港不具备的优势，比如泊位的布置更好、更宽敞，敌人也很难同时对两个入口进行封锁。但俄军最新的作战计划却注定了一点：除了充当巡洋舰和通商破坏战的基地，海参崴其实没有任何的战略价值。毕竟，将舰队全部集结于某个港口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条件允许时与敌军进行决战。可对于决战来说，这座北方港口过于偏僻，并不适合作为出海起点。

当时，战争的目标已经决定了黄海将成为最重要的战场，但海参崴与黄海相隔遥远，这等于是把俄国舰队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在俄军大获全胜前，日军都将在黄海畅行无阻。在朝鲜海峡的有利阵位，也能让他们有效保护航道——这就需要俄国人立刻在此地寻求决战。可对俄军来说，这是一种最糟糕的情况，因为海峡恰恰是敌人控制最为严密的地区，日军熟悉这片狭窄水域的情况，还有大批水雷艇在基地附近游弋，另外，俄国海军的实力也不足以掌控整片海域。一言蔽之，由于敌人具有一切优势，战斗的结果将毫无悬念，因此，这种部署根本是不可取的。

如果要把舰队集中起来，基地就必须选在旅顺。事实上，只有在黄海，俄国舰队才能像作战计划中期望的那样，把日军束缚在更漫长和更难行的交通线上，或是有能力争夺某些重要的局部海域，另外，即便俄国海军被迫与敌人交手，也可以把战场选在自己控制最严密的地区。如果后续的增援抵达，俄方便可以转入攻势甚至直接寻求决战，此时，他们也只需要尝试夺取朝鲜南部的一个基地，甚至只在当地炫耀一下武力即可，因为此时的日军无论如何都只能选择应战。

很多证据表明，无论如何，这都是俄军最应当采取的方案。尽管俄军有可能遭遇失败，但胜利者同样会猛然发现：由于损失惨重，他们将很难彻底掌握制海权。然而，这种激进的部署同样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对于受损舰只，旅顺的维修设施严重不足。同时，俄军的作战计划还假定，在日本彻底失去制海权后，英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另外，俄军还认为，即使没有夺取制海权，他们同样可以取得胜利。事实上，只要能对黄海保持威慑态势，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调集庞大的军队，但假如某次失败给了日本机会，那对方将夺取旅顺港，并在俄军大举集结之前夺取各个战略要地。这样对俄国来说，获得最终的胜利将变得困难得多，代价也会更高。有鉴于此，俄国海军决定在增援抵达前采取守势，而不是贸然寻求决战。

为实施这一计划，俄军应把大部分舰队部署在旅顺，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战争爆发后阻止日军通过各种手段迅速夺取制海权。但问题是，在采取守势时，俄军是否该把所有舰艇都集结在旅顺？有两种因素不利于这种部署展开。首先，对这支大舰队，旅顺并没有足够的防御设施和泊位——虽然对速战速决来说，这些因素都无足轻重，但对执行长期的、以防御为目的的袭扰作战，一个开阔、安全、通行无阻、不易被封锁的基地就非常重要。事实上，仅旅顺港本身的缺陷就要求俄军必须分兵，更何况此举的背后，还有更高的、战略层面的考虑在。

正如肯朋费尔特（Kempenfelt）在1782年指出的那样，如果要在某个区域采取守势，那么，他们就应当把当地的兵力降至合理的最低限度，以确保在其他地区有实力进行最大规模的反击。他认为，如果一个舰队“在本土没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敌人，那么，更为有利的做法是让这种劣势继续扩大，并力求在其他区域获得优势”。而当时，俄国的军事计划是在黄海采取守势，并在日本海进行反击。通过这样的组合，他们不仅可以迫使日军在朝鲜南部登陆，而且还可以通过骚扰日军与入侵基地之间的联络，来进一步迟滞日军的推进。另外，俄军还有其他考虑：如果敌人能在日本海自由行动，就可以对滨海省展开佯攻，并将俄军牵制于此，届时，俄军将无法及时出发并赶到满洲的指定地点，海军的部署也会被完全推翻；另一方面，如果有一支活跃的舰队部署在海参崴这样一个难以封锁的良港内，日军的牵制行动将落空。换言之，俄国人之所以将舰队部署在两个港口，并把旅顺的舰艇削减到了可以支持防御的最低水平，其考量实际来自多个层面——其中既有迫不得已的因素，也有战略上的动机。

事实上，俄国舰队做出备受批评的战略部署，其原因全在于此，这并不是笔者的猜想，从总督的幕僚们于12月为海参崴分舰队制订的行动计划中可以清楚地推断出这一点。当时，负责指挥分舰队的施塔克尔贝格（Shtakelberg）海军少将获悉，他的任务是在战役中，对日本的本州岛（Nipon）、北海道岛（Yezo）的西海岸，朝鲜的东海岸，以及敌军部队和物资的运输线发动攻击。

该计划分析，如果日军试图发起牵制行动以策应主要攻势，那么，他们一定会把目标选为“元山或者波西耶特湾（Posiette Bay）以南的一些海湾”。另一个需要关注的地点是津轻海峡，它是分隔本州和北海道的水道，在牵制行动中，日军的大型轮船将从此地起航，始于东京湾的航线也将从这里进入日本海。最后，俄军还必须留意新军港舞鹤所在的若狭湾，它会成为日本在北方海上战场的天然基地。

根据这些情况，一旦战争爆发，俄国舰队能否在日本海岸迅速现身，无疑“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一旦双方宣战，俄舰队就应当遵照命令，“在北海道西北海岸和津轻海峡西端开始行动，沿着本州海岸前进，摧毁所有引航灯塔（包括沿岸设施）和信号站，拿捕或击沉所有遭遇的运兵船和军需船，并摧毁沿岸地区的海上交通线——无论蒸汽船还是帆船，甚至是渔船都不放过”。俄军不仅希望用这种迅猛的行动直接影响日本军队的调动，还试图以此瘫痪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沿海贸易，并给日本商船和所有防备不善的沿海地区制造恐慌。5

最终，分配给海参崴分舰队的任务非常清晰，即通过袭扰敌军交通线，减缓对方的入侵速度；将敌军对滨海省的军事威胁削减到不会扰乱俄军军事部署的地步；同时，它还需要制造恐慌，让尽可能多的日本舰队离开黄海。后来，分舰队的这些目标都或多或少实现了，但如果将太平洋舰队全部集中到旅顺，这些目标将无法实现——换言之，如果拒绝分兵，俄军不仅将无法取得黄海的制海权，还会让敌人在日本海畅行无阻。此时，日方的压力将大大减轻，俄军集中兵力的唯一目标——取得有利的决战机会——也将变得更为遥远。他们的战争计划是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制订的，其目标不是夺取黄海的控制权，而是在后续部署完成前保持一种虎视眈眈的态势。一言蔽之，这支牵制舰队的使命远不是在日本海制造混乱，还有战略层面的任务，海参崴这个基地，显然更容易实现相关目标，但如果将舰队部署在旅顺这种处境尴尬且拥挤不堪的地方，那么，舰队发挥的作用无疑将远不及此。

该计划被沙皇批准后，俄军立刻开始分派舰队，并在辽阳集结陆军。当时，与斯塔克将军共同进行了巡航后，施塔克尔贝格将军的军舰一度仍在旅顺停留。但他很快便和“留里克”号和“俄罗斯”号一道高速离开，并最终在海参崴同等待入坞的“雷霆”号（Gromoboi）会合。这种匆忙的行动恰恰是远东总督乐于看到的，因为他需要这样的部署，以便让外界从某些方面认为，俄军已经做好了诉诸武力的打算。

当时，远东总督的处境可谓极为微妙。显然，让日本人严肃考虑俄方照会的内容是不可能的。相反，整整两周以来，日本政府一直都在向罗森男爵抗议，并要求俄方先对满洲问题做出全面的保证，否则他们将不会开始谈判。不过，另一方面，各种妥协的观点也开始占据上风，这为后续的磋商创造了可能。

可就在此时传来消息，由于鸭绿江地区的紧张局势，日本和俄国的伐木工人爆发了冲突。于是，日本人也于10月24日派遣150名士兵前往汉城，以求扩充使馆卫队，两天后又有50人在济物浦登陆。此时总督似乎已经完全相信，现在正是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的时刻。长期以来，他都被认为是“强硬派”的代表人物，“强硬派”相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或是局势有多么微妙，“强硬立场”都是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他坚持认为，让步只会助长日本人的“傲慢”，如果要避免战争，他就必须要让对方明白，没有任何压力能迫使俄罗斯放弃在满洲的特权——为了保卫它，俄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

远东总督之所以采取“强硬立场”，最直接的原因是意识到了圣彼得堡的政局变化。当时，兰斯多夫伯爵已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影响力。之前他始终在进行抗议，并且收获了一定的成效——毕竟，强迫中国修改撤军条约的做法，已经与美国和英国近来签署的强调“门户开放”的条约发生了抵触，这让局势变得相当危险。同时，库罗帕特金将军也突然回到陆军部，并向沙皇提交了一份直言不讳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重点，是指出总督的政策肯定会让国家陷入困境——如果俄国想要在军事资源上同日本抗衡，就只能被迫削弱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另外，如果不能把日本挡在鸭绿江之外，日本肯定会全面占领朝鲜，远东的军备竞赛也会随之而来，这最终将导致战争的爆发。此时，俄军将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把日本赶出朝鲜和满洲，可就算如此，也解决不了问题。战争进行到最后，俄国将被迫入侵日本本土，而且这将不是一次单纯的入侵，而更像是对“一个拥有4700万人口的好战民族”的彻底征服，“甚至日本女性也会参与保卫国土的战争”。这些萌发于东京之行期间的想法让他认为，如果俄国必须开战，那么它最好拥有能彻底毁灭对方海军的绝对优势——如果做不到，俄国就不应该贸然行事。

但远东总督对这种分析不以为意。在全无外交经验的情况下，自身的强硬立场让他无视了决策的后果。在日本答复最新一份照会前夕，他鲁莽地做出了必须进行一次武力示威的决定——为此，他下令重新占领奉天。

如果这一决策是为了给日本当头一棒，并消除所有和解的可能性，那么，它选择的时间和做法都不很合适。10月30日，这一行动完成，但第二天，日方便向罗森男爵提交了答复。其中，日本实际是肯定了俄方原来的建议：他们准备接受一个中立区，前提是将它的纵深拓宽到50公里（即约30英里），并在鸭绿江畔的满洲地区一侧建立类似的区域。至于其他主张，则变化不大：日本再次强调了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也意味着俄国必须从满洲撤军；另外，回复中也未包含“不把朝鲜任一地区用于战略目的”的承诺。此时的日本内阁似乎真正希望，如果俄国能意识到他们不惜一战，最终双方仍能按预先的安排达成协议，但日本民间的态度却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俄方迟迟没有做出回应，日本舆论开始愤愤不平，局势变得危机四伏。此时，日本已就战争做好了万全准备：舰队进行了全面动员，各指挥官也升起了旗帜，并以实际行动在黄海送去了对远东总督的回复。在东乡（Togo）将军和上村（Kamimura）将军的指挥下，他们进行了最高强度的军事演习，并重点演练了对朝鲜各个港口的登陆作战。6在新任司令长官的驱动下，日本海军的每项作业都迅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同时，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持续不断地开展着。

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似乎没有再等待下去的理由，因为它的海军实力几乎不可能再加强了。在此期间，它尝试过扩充舰队，但大多以失败告终。由于智利和阿根廷之间的裁军条约，他们之前购买的2艘战列舰和2艘装甲巡洋舰都流向了军火市场。其中巡洋舰在热那亚（Genoa），位于埃尔斯维克（Elswick）和巴罗（Barrow）的2艘战列舰则在英国公司手中待价而沽。在俄国重新占领奉天的当天，即日本决定将俄军撤出满洲作为谈判先决条件的日子，日方也表达了购买战列舰的意向。但问题在于，此时日本国会已经解散，鉴于民众群情激奋的情况，它很难在短期内重新召开。如果国会不召开，海军就无法获得所需的款项。在这种困境下，日本宪法中有一项条文可以发挥作用：如果国会因故无法召集，那么，天皇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做出财政安排。只是，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如此的地步。内阁感到力不从心，最终在11月20日放弃了购舰谈判。至于俄国，则看到了机会，12月2日，也就是外界获悉“太子”号和“巴扬”号抵达旅顺的那天，俄国的代理人在英国向智利咨询2艘战列舰的出价事宜。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最新一批舰船抵达后，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经上升到了7艘战列舰和4艘装甲巡洋舰，他们要对抗的是日本的7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7同时，维伦纽斯将军和其他增援舰队仍在地中海。之前，他的旗舰“奥斯利亚比亚”号在直布罗陀海峡触礁，无法在不入坞维修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因此，将军只能让“太子”号和“巴扬”号先行离开，自己则率舰前往拉斯佩齐亚（La Spezia）修理。不过，该舰的伤势被证明十分轻微，此时已做好了出海准备，并计划前往比塞大（Bizerta）同装甲巡洋舰“迪米特里·顿斯科伊”号、“曙光女神”号和护航的7艘驱逐舰会合。8很显然，如果俄国再购得2艘新战列舰，它们就会被立刻用于对抗日本。基于盟友的责任，同时也是鉴于远东地区的事态，英国政府决心干涉这桩交易，并将2艘战列舰全部买下了。

这次对战争产生深远影响的变故，当时几乎没有缓解紧张局势。在旅顺港，俄军的守备力量不断增强，同时，日本的战争狂热也与日俱增。12月6日，斯塔克海军中将率领他的旗舰、1艘大型巡洋舰和若干驱逐舰出现在了济物浦。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息。4天后，日本国会重新召开，针对天皇发表的讲话，他们提出，要针对外交政策弹劾内阁。但这次弹劾的时机似乎很不合时宜，因为就在第二天，日本国会便被解散了。

这次国会只召开了一天。在对萨摩叛乱记忆犹新的日本政府眼中，局势的严重性似乎已毋庸赘言。同时，另一件事也给公众舆论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在最后一份日方照会提交6个星期后，俄国给出了正式的答复。但答复中根本没有任何的让步，满洲问题仍被排除在外，故而这丝毫不能缓和当时的局势。对最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来说，战争已不可避免，现在最好的办法，显然是给即将失控的民族情绪一个宣泄的出口。此时，唯一还影响着最终开战的，就是日本舰队的规模仍急需扩大，为此，日本在考虑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日本驻伦敦公使请求英国政府，希望能同意日方购买2艘智利战列舰。不过，此时两舰已作为“凯旋”号（HMS Triumph）和“敏捷”号（HMS Swiftsure）编入皇家海军，而且将其出售也是一种对俄国不友好的行为——总之，这种做法断不可行。所以，我方只能表示拒绝，但同时也提醒日方，位于热那亚的2艘阿根廷装甲巡洋舰目前正由一家英国公司经手出售。日本毫不犹豫地在12月24日，即答复俄国的最新照会的第二天，出手买下了它们。

日方在答复最新的照会时，几乎回到了从前的立场上，达成和解的希望已不复存在。虽然远东总督倾向于直接拒绝该答复，但更多清醒的忠告开始出现。英国最近的活动增强了兰斯多夫伯爵的影响力，他坚持宣称总督推行的政策正在破坏俄国的战略布局。同时，库罗帕特金将军也向沙皇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指出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微不足道，为此爆发一场战争很不划算。满洲地区并不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它既不是一个重要市场，也不是一个移民地，铁路也只有局部的意义。因此，旅顺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反而需要昂贵的防御工事、众多的驻军和庞大的舰队来维持。民众对这样的战争毫无兴趣，其结果一定会引起国内的动荡和军队的不满。革命将成为政府的新难题。另外，即使俄国能推翻日本当局，但英国和美国也不会坐视日本垮台。他强烈宣称，目前正确的方向是将关东州归还中国，出售东清铁路的南部支线，并回到最初的局面。9

这个提议可谓非常明智。尽管它在形式上有些武断甚至粗鲁，但远胜过让俄国卷入一场代价高昂且血腥的战争。不过，到此时，俄国还没有人能以陆军大臣的洞察力理解局势，因此，他的警告实际收效甚微。不过，主和派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恢复。1904年1月6日，推迟了两个星期后，一份和平色彩更浓厚的答复抵达东京，然而，对日本最关心的问题，俄国的让步却非常有限。当时的观察家们实际已经觉察到，当前局势真正的棘手之处在于，双方在基本立场上几乎都没有退让的可能性。在俄国人眼中，日本就朝鲜问题可以接受的条件，至少是在当地建立一个保护国，但届时日本所处的战略地位能让它有能力吞并满洲，甚至是支配整个远东地区。而在日本人看来，俄国保护铁路的愿望意味着：俄国会以此吞并满洲，并在日本家门口驻扎一支大军，不断进行干扰，同时，此举还对日本的国际地位构成了挑战。危机似乎已经没有化解的办法，此时，满洲和朝鲜问题已合二为一，战争一触即发。在日本，登陆朝鲜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俄国对此心知肚明。甚至有传言显示，日军的调动已经开始——至少按照我国海军对时局的看法，如果俄方的回复对日本不利，战争很可能会立刻爆发。

此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The Japanese Military Staff）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他们的行动命令均已起草完成，运输船都完成了征调，第一批预备役人员的动员工作也全部结束。远征部队将由三个师团组成，其物资和行装均已配发完毕。为抵御对手的突然袭击，在佐世保、对马和其他战略要地，日军也做了全面的防御工作。1月8日，即收到俄方答复的两天后，关于出兵的密封指令实际已经传给部队，同时，各界有理由相信，日方很可能会在当天或近期开始行动。

然而，这道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根据我方的报告，并不是因为日方对和平解决事态抱有期望，而是海军军令部要求延期。这一点势在必行，因为战争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们控制海上通道的能力。鉴于当时的海军力量对比，他们要求推迟开战，直到2艘新购买的巡洋舰返回国内。对日方来说，当时的情况显然不很理想：英国政府已经从非官方渠道获悉，维伦纽斯将军的舰队目前正从比塞大开往塞得港（Port Said），而日本会将其视为敌对行径。沿途，俄军驱逐舰曾前往马耳他（Malta）停泊，也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一条令该国舆论愤愤难平的谣言——有传闻显示，它们需要在48小时内离开。尽管这一消息并不属实，但俄方依旧提出了正式抗议。我方的答复是：在12月30日当天，确实有5艘驱逐舰入港停靠，但根据国内的命令，第二天主管官员得到警告，如果战争爆发（当时我国外交部预计，日俄双方可能在几天内开战），这些俄舰将被迫离岸，并按照惯例在24小时内驶出港口，否则就会被羁押到战争结束。于是，这些俄舰决定立刻起航前往塞得港，即“奥斯利亚比亚”号及随行舰只的目的地。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中，最重要的事情显然是：我方必须秉承绝对正确的态度——特别是当时有许多证据显示，俄国的某些群体正在媒体上进行反英宣传，煽动民族狂热，从而让民众对战争有切肤之痛。紧随马耳他之后的另一次事件与热那亚的2艘日本巡洋舰有关。两舰随时可能起航，但俄方向马耳他和塞得港的调动表明，他们有拦截2艘舰的意图。为此，我们的领事被迫给2艘军舰发放了英国船籍证明，并允许它们悬挂英国商船旗航行。其船员的主体是英国人，2名船长和总指挥官都是英国海军军官，他们的姓名也都在紧急应征名单（Emergency List）上。热那亚的英国领事明显反对这种做法，他不仅得到了外交部的支持，军方也要求上述3名军官尽快辞去这一工作。但即使如此，俄方还是因这些军舰正悬挂英国国旗、在英国海军军官的指挥下航行，让我方又出具了一份正式解释。

最终，2艘船于1月12日凌晨时分离港，并在日出时分抵达外海后升起了日本旗帜。当然，它们的处境仍然非常危险。因为维伦纽斯将军正率领“迪米特里·顿斯科伊”号以及7艘驱逐舰在苏达湾（Suda Bay）待命，至于“曙光女神”号，则在比雷埃夫斯港（Piræus）停泊，这些巡洋舰和驱逐舰队已奉命开赴塞得港。另外，就在日舰出航的同一天，维伦纽斯将军也率领旗舰紧随其后。因此，当日本人抵达塞得港时，他们发现整个俄罗斯舰队已经在当地集结。其中，“迪米特里·顿斯科伊”号正在穿过运河。这2艘日舰见状立刻尾随俄国巡洋舰前进，并于15日该舰下锚时超过了它。维伦纽斯将军则在17日与该舰会合，至于他指挥的其他舰船，则直到21日才全部从运河通过。虽说这2艘日本巡洋舰赶在维伦纽斯之前顺利进入了红海，但很明显，如果在1月的第一周宣战，它们将无法成功回到日本。无论其他的考虑如何影响了日本政府，这显然是日本推迟宣战的原因之一。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没有顾及近乎失控的公众舆论，并一直顶着危机答复了俄方最新的照会。

答复送达远东总督的手中后，便被后者当场拒绝了。俄国外交部认为，虽然日本仍在关键问题上不肯松口，但展现的更多是当初示好时的诚意。另外，答复还增加了一项承认俄国在满洲地区特殊利益的条款，并认为俄方有权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它们。圣彼得堡的主和派因此认为，这是一份和解声明，致力于让俄国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妥协方案。然而，主战派却宣称这更像是一份最后通牒。这些人抱着“黄祸”的思想不放，并认为让步将摧毁“伟大的白沙皇”在整个亚洲的威名。同时，这些主战派不可能为妥协退让大声疾呼，并承认日本有权维持第三国的领土完整。然而，兰斯多夫伯爵相信，他看到了一条出路，一场绝望的斗争由此在两派之间展开。在外交界人士看来，战争并不是一个关乎外交谈判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支持兰斯多夫伯爵的有库罗帕特金将军、维特先生，甚至普列韦先生也逐渐倒向了他。至于别佐布拉佐夫，此时早已名誉扫地，在社会的强烈抨击下，他只能前往瑞士隐居。同时，远东总督也被外交部召回，以便解释自身的立场，但他的说辞没有让外交部满意。因此，到当月的月底，谈判的主导权又转到了外交大臣的手里。

不过，在兰斯多夫等人的眼前又出现了难以克服的新障碍。日本公使栗野先生不断向他们施压，要求给出明确的答复，而局势也要求俄国立即进行战争准备。对俄国来说，时间就是一切，但同时，任何一项备战行为，都可能导致战争爆发。在俄国的指挥部，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日本意图开战，它一定会像当年同中国开战时那样，自主选择时机不宣而战。自1月份的第一周以来，由于担心日本会发动袭击，远东总督一直在敦促立即动员。1月6日，也就是俄国发表最后一份照会时，位于欧洲的两个军已奉命进入备战状态，并被调到伊尔库茨克（Irkutsk）地区。8日，也就是密令交付给日本远征部队的日子，总督也得到了在远东进行动员的授权。4天后，由于日本人没有行动，俄国各界认为这种挑衅性的举动是不必要的，因此动员被取消。但另一方面，总督也必须时刻“准备”，让两个要塞进入战备状态，并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在鸭绿江流域爆发冲突。

这种局面让远东总督相当绝望，他刚刚从驻东京武官那里收到了关于日军动员的新报告，很明显，这比预计来得更快。如果日军在济物浦登陆，俄军将无法在辽阳地区集结兵力，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确保在当地的安全。有鉴于此，他恳求让2个旅在尚未正式动员前转入战备状态并进入阵地。22日，他获得了动员1个旅的许可，相关部署也随之开始。

至于海军面对的事态，则更为棘手。舰队虽然有能力阻止日军在朝鲜北部的前沿地带登陆，但此时只有按兵不动，等待开战的命令——只有圣彼得堡方面才能确定开战时间。远东总督强烈要求获得指示：他可以采取什么手段干预日军在朝鲜的登陆。1月27日，他被告知，如果日军在朝鲜南部或汉城所在纬度以南的东海岸登陆，俄国将不会介入，并放任他们占领向北远至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分水岭的地区。10焦头烂额的远东总督认为，这份答复完全没有消除他的疑惑：不仅“朝鲜南部”的界定非常模糊，而且东海岸的提法尤其让人费解——既然如此，西海岸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对日军来说，济物浦是最有利的登陆地点，它位于上述区域以南，但处在西海岸地区。在不明就里之下，远东总督在第二天请求获得更准确的指示：他是否能允许日军在远至济物浦的地区登陆，实际能容忍日本占领的北部边界究竟在哪？第二天，答案出现了：“首先，在朝鲜西海岸，可以允许日本在向北远至济物浦的地区登陆；其次，日军占领的北方界线，将完全由正在进行的谈判决定。在谈判完成前，暂时允许日本强占的最北界是一道分水岭，此地将鸭绿江和图们江盆地同其他流入黄海和日本海的河流隔开。具体来说，就是日本海沿岸的雄元端（Cape Kozakof）向西南、直至鸭绿江口东南方约35英里的宣川（Senchon）一线。”

如果有什么能证明沙皇的和平诚意，那一定非这道命令莫属，实际上，它等于放任了日军自由行动。但沙皇认为这一点明显不够，因此他还试图把给远东总督的指示也告知日本人。他写道：“日军在济物浦登陆一事，我们会视而不见，但日方也应该知道我方允许其登陆的界线，否则，就可能出现无法挽回的误解。”11

很明显，如果日本人收到了类似的暗示，必然会对最初行动采取显著调整。但问题在于，日方是否真的收到了消息？目前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不过，日军为防止登陆点遇袭的种种部署表明，他们显然对此并不知情。不过，就算没有这种纯粹的、堂·吉诃德式的举动，我们仍然可以知道一个事实，这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夜，俄国令人困惑地修改了作战计划。他们在一项命令中规定，除非敌军试图在济物浦以北的西海岸登陆，否则舰队就应该按兵不动。

但无论如何，战争已经一触即发，日方保持耐心的理由也在逐渐耗尽：此时，俄国军队已沿着铁路不断东调，并从关东州开赴鸭绿江方向。在旅顺，俄军利用拖延的时间积极修建防御工事——这和他们之前的懈怠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有迹象表明，远东总督已经察觉到了外海诸岛的价值，为此，俄军在太平湾卸下了80吨的袋装煤炭，并建造了一座码头，而在早些时候，1艘勘测船也对外长山列岛（Blonde Group）和里长山列岛进行了调查。12更重要的是，之前俄军在苏伊士运河的舰队也开始南行，同时“俄国志愿舰队”（Volunteer Fleet）的4艘辅助巡洋舰已从黑海启程，上面装载了士兵和物资。而在日本方面，他们新购入的2艘装甲巡洋舰已在苏伊士运河成功摆脱了维伦纽斯舰队，当后者仍在红海附近寻找引航员时，他们却在加速前进。1月28日，2艘巡洋舰抵达了科伦坡，这意味着，日本可以选择开战的时间了。

1月30日，日本驻圣彼得堡公使得到指示，要求兰斯多夫伯爵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日期。日方将根据具体内容，来判断俄国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然而，伯爵对此束手无策，相反，他只能徒劳地试着寻找一种日本能够接受的调解或折中方案。此时，甚至阿巴扎将军都赞成让步，然而，真正的麻烦来自最高当局，对他们来说，如果自己做出了不侵犯中国主权的保证，俄国的荣誉就将受到玷污，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除非上述心态能够转变，否则交涉将没有成功的可能——兰斯多夫伯爵对此心知肚明。他必须分秒必争，但遗憾的是，时间早已被消耗殆尽。

2月1日，栗野先生在给国内的电报中表示，尽管兰斯多夫伯爵已充分认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但俄方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日期。另一方面，兰斯多夫伯爵的确在竭尽所能，但这一事件非常棘手，这主要是因为，起草的条款必须交给远东总督呈览，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立场的一致。对日本政府来说，他们的忍耐已到了尽头。就在第二天，2艘巡洋舰抵达了新加坡，日本的接船船员正在当地等待，同时，圣彼得堡当局收到了一条消息：日本侨民正在纷纷离开关东地区和滨海省。

与此同时，兰斯多夫伯爵却获得了进行真正让步的授权。他得到指示，可以完全放弃中立区，作为确保中国领土完整的一种替代方案。这一方案实际是承认了日本在满洲地区的利益，同时也承认了对华条约中其他列强在满洲地区获得的特权。2月3日，这个新提议被呈交给了远东总督，同时也被转交给了东京当局。圣彼得堡方面似乎是真心希望该方案可以充当后续协商的基础，于是在第二天晚间，兰斯多夫伯爵邀请栗野先生见面。见面时，兰斯多夫伯爵表示，之前的照会已经无效，同时他从个人的角度补充说，现在整个局势的关键，实际又回到了之前的镇海湾问题上。他还说，俄国希望保持朝鲜的独立，不过保持海峡的自由航行也非常“必要”。此时，俄国已经准备好了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决不会容许别国在争议区从事不利于自己的战略活动。于是，就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直布罗陀一样，两个针锋相对的帝国都将目光聚焦到了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上——而且只有通过武力，这场争斗的结果才能水落石出。

此时，日本早已用行动表明了开战的决心。第二天清晨，日本驻俄公使在电报中表示，兰斯多夫伯爵已不会再有任何让步余地。虽然我们不确定，兰斯多夫是否仍在期望推迟战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事件的结果很快将呈现在这位外交大臣面前。2月6日下午2点，他从日本公使那里得到了两份通告，第一份通告表示说，鉴于俄国在莫名其妙拖延谈判的同时不断积极备战，日本公使将奉命中断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份通告则表示，日本公使计划在10日带领使团离开圣彼得堡。

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在当天下午便得到了消息，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对此秘而不发，并只把它透露给了自己的亲信圈子。对指挥官们，他没有交代只言片语，只是计划在9日召开一个特别会议，并准备在会上透露这条机密信息，这种行为很让人费解。之前的1月31日，俄军舰队进入了港外锚地，并于2月3日进行了一次短期巡航，此时刚刚返回。然而，除了2月7日加强外海方向的特别警戒外，他们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13

在这样的局面下，远东总督对各种命令显然无所适从。同一天，他的好友阿巴扎将军请求沙皇给出明确指示，如果日军在朝鲜南部登陆，他们该采取何种应对手段。但希望避免战争的沙皇无法下定决心，为此，他起草了一份电报，允许总督可以在必要时取消之前的指示，但这封电报最终没有发出。第二天早上，沙皇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库罗帕特金将军在会上提交了一份陆军总参谋长签署的备忘录。14该备忘录宣称，如果可能的话，仅出于士气方面的考虑，无论日本在何处登陆，己方都必须加以拦阻。鉴于既定的部署计划，他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遏制此类企图，即使无法阻止对方，也应竭尽全力进行牵制。这种遏制措施将完全依赖舰队的行动，尽管它会产生风险，结果也无法预见，但在战争中，风险总会存在。即便俄军舰队感觉无力阻止登陆，它也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为陆军赢得时间。至于是否采取、如何采取以及采取何种形式提供协助，则应完全由海军大臣决定。另外，该备忘录还有一份至关重要的警告：如果日本顽固地选择诉诸战争，他们在这一关键时刻，“很可能先向朝鲜派兵，然后向发现我军舰队的任何地点展开攻击，以求确保自身军事行动的安全，并使我军舰队瘫痪”。有鉴于此，将军呼吁，舰队应该采取主动，进入日军展开军事行动的区域。阿巴扎将军支持总参谋部的观点，他也认为，为保证舰队的安全，也为了给陆军争取部署时间，他们都应当摆出进攻姿态。

尽管这种看法有理有据、无可指责，但问题在于，俄国对和平的幻想太强烈了。沙皇在会议束后致电远东总督：“最好的情况是让日本人——而不是我们自己——首先开战。如果他们不直接针对我方展开军事行动，您就不应阻止他们在朝鲜南部或是远至元山的东部沿海登陆。但如果是在朝鲜西部，不管其舰队是否有登陆船队伴随，只要向北越过了北纬38度线，您就可以在对方未开第一炮的情况下先行进攻。”

这样的命令实际是在暗示，俄军舰队可以出海继续监视日军的行动，并阻止对方进入西朝鲜湾。如果他们真的遵守了这份最新指示，那么，战争的进程都将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然而，尽管几周前，俄军便针对日军的行动展开了部署，但它们采取的必要手段却非常有限。自12月10日以来，一等巡洋舰“瓦良格”号（Varyag）便停泊在济物浦，充当驻防舰只（Stationnaire），它将依据驻朝鲜公使巴甫洛夫先生的命令，保护当地俄国特派团的安全。假如日军在宣战前登陆，它将不会加以阻拦，但该舰也得到命令，需要在夜间特别保持警惕，并随时汇报局势。然而，由于该舰的电报系统出现故障，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1月18日，炮舰“高丽人”号（Koreetz）前去支援，但这2艘军舰都停泊在港内，根本无法为舰队的进攻行动及时提供预警。在这种困境下，总督的参谋人员寝食难安，他们的不安情绪体现在了一份备忘录中。备忘录要求道：为安全起见，处于暴露位置上的舰只应采取更严格的警戒措施。鉴于当时除了不充分的夜间警戒外，舰队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做，因此这些参谋人员要求总督下令，派出快速巡洋舰在朝鲜沿岸的格列飞群岛（Cliffford Island）和成山角（Shantung Promontory）附近的海域巡逻，观察日军舰只和运输船队的动向——哪怕在每个阵位上只派遣1艘船也好。此外，参谋人员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没有掩护停泊区的障碍，舰队应当在晚上转移锚地，但同时他们也请求不要使用防雷网，因为防雷网会影响舰队在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出动。虽然参谋人员积极迎战日军的意图很明确，但总督并没有理会这些建议。事实上，总督只同意派遣一艘巡洋舰在必要时外出巡逻，而即便如此，这项任务也要到10日才会付诸实施。针对其他建议，他只是要求舰队司令解释：为何障碍物没有准备完成，为何让舰队进入海湾的计划还没有制订完毕？同时，他还坚持认为，防雷网是相当有必要的，如果舰队进入锚地，更是每晚都应布设。15

事实上，如果俄军采取了这种简单的防范措施，战争的走向可能将大不相同。但对俄国人来说，一切都太晚了。当天晚上12点40分，在相关命令发出前，旅顺驻军司令斯特塞尔将军（Stessel）打电话给海军方面，询问锚地附近的炮声是怎么回事。对此，后者回答说，他们正在演习，以“防范鱼雷攻击”。直到半个小时后，总督才了解到，这是一次真正的袭击。更重要的是，尽管有各种警告，但当日军发动首轮打击时，俄军作战计划的基石还是陷入了分崩离析。

注释：

1．参见拉连柯（Larenko）的《旅顺港编年史》（Chronicles of Port Arthur）。

2．见罗森致兰斯多夫的信，7月20日，出自《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632页。

3．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章第303页。

4．参见《海军文集》中《对日俄战争海上行动的记录》一文。

5．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329—330页。

6．目前不清楚演练针对的是哪些港口，不过，在日军发布于1904年1月的作战命令中可能提到了其中一部分港口。

7．当时俄军舰队的编制可参见本书的附录A。

8.“奥斯利亚比亚”号在拉斯佩齐亚从10月7日停留到12月12日。“迪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则于10月26日从波罗的海出发，在11月23日到次年1月5日间都停靠在比塞大，而10月10日从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出发的“曙光女神”号也一度在11月11日到12月22日间于此停泊。此外，各驱逐舰则在11月25日至26日相继进入该港。同时，俄军还有2艘鱼雷艇在里斯本，另有2艘正在前往里斯本的途中。

9．参见库罗帕特金《俄国陆军与日俄战争》（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第1卷第188—193页。

10．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353—354页。

11．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355页。

12．参见“荆棘”号（HMS Bramble）6月23日的报告。

13．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8卷第1部分第3章。

14．参见《萨哈罗夫将军（Sakharov）的备忘录》，出自《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356页。

15．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8卷第1部分第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