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军的开局

关于日本的作战计划，我们暂时没有权威的信息可参考。但通过分析其作战任务中展现出的战略思路以及实际的战斗进程，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断。

与日军相比，呈现在俄国人面前的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局势，由于问题更为棘手，他们的对策也较日军大不相同。在1904年2月15日获悉日军已在济物浦登陆时，仍担任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将军曾对俄方的作战计划做了这样一番简要概括：

整个战役的计划，应该非常简洁明了：

1．凭借舰队争夺制海权。

2．采取行动以阻止日军登陆。

3．广泛使用非正规部队进行防御，直到集结起足够的兵力为止。

4．假想的攻势行动包括：

（a）将日军逐出满洲地区，

（b）将日军逐出朝鲜；

5．在日本本土登陆，击败日军的守备部队，并镇压民众的反抗活动。

这份宏观而明确的计划迎合了俄国政府的心声，也正是这一点，让将军成了执行上述计划的最佳人选。尽管他本人曾公开反对过引发战争的政策，但在第二天，他还是接到了前往满洲地区担任俄军总司令一职的命令。

把这份最终作战计划同将军之前的备忘录相对比，不难发现一个悖论，而这一悖论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并让俄国陷入了绝无胜利可能的境地。对俄国来说，为取得胜利，他们必须进行全面战争，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彻底击败敌人，并摧毁其抵抗力量。然而，正如库罗帕特金将军始终相信的那样，俄国的军事实力还远远不足以应对这种战争。另外，无论满洲地区还是朝鲜，都不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甚至连“偏远省份”都算不上。与俄国在欧洲、近东以及中东那些利益浓厚、历史悠久的地区相比，这两个地区不仅位置偏远，而且在利益上也微不足道。因此，俄国很难用它们来唤起民族精神，进而为战争提供额外的动力。

更糟糕的是，对日本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日本人想在战争中实现的目标可谓极为关键，同时也是激发每位臣民狂热的根源所在：它们不仅代表了一种生死攸关的利益，还象征着崇高的爱国精神，对此，日本上下自然极为重视，并准备好了为其流尽最后一滴血。另外，在战略层面，这些目标又被浓缩到了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因此与俄国只有彻底击败对手才能赢得胜利的情况不同，日本人要想打赢战争，只需要专心夺取这块土地，同时在当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即可。他们的敌人则很快会意识到：驱逐他们的举动将完全得不偿失。所以，对日本人而言，他们实际是在通过一种低限度形态的战争，去谋取一个包含巨大利益的目标。不仅如此，这一目标还会在战争中唤醒他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潜力。

在这种形态的战争中，日本所觊觎的地区又是一片理想的战场。朝鲜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多山国家，不仅容易被海上行动封锁，而且只要少量部队就可以守住。同时，它离日本的主要基地很近，海上交通线非常短，并且易于进行防御。但俄国面临的情况则不然：朝鲜与其相距数千英里，中间隔着一片人烟稀少的荒芜土地，且沿途的居民大多居心叵测。事实上，这种环境和当年威灵顿（Wellington）在托尔斯-维德拉斯（Torres-Vedras）之战中赖以取胜的环境很像，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后者的放大和增强版。

在一场具有上述因素的战争中，双方的主要目标将不一定是歼灭敌军部队，而是谋求夺取特定的关键地区。其中，军队也只有占领和控制了这些地区后，才能成为影响战争的关键要素。至于具体的手段，则是抢先控制这些目标，然后迅速转入防守。这种做法不仅能确保部队掌握主动权，同时还能获得防御优势，并且不会挫伤士气。而敌人却只能被迫持续发动虚弱的攻势，其力量则会在此期间不断损耗。很快，他们将会发现，最终的胜利与其付出的生命和资源相比可谓得不偿失。

尽管这种战争模式有诸多可取之处，但在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它们却很少被使用，其原因很简单：在相邻的大陆国家之间，战争形态的决定权并不掌握在较弱的一方手中。即便后者先发制人、发动有限战争，它的核心地带也很快会遭到反攻，并令冲突转变为全面战争。

因此，在毗邻的大陆国家之间，除非双方争夺的目标可以掩护一国的心脏地带，并阻止敌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否则有限战争就绝对不是一种“稳定的”战争形态。由于地理原因，这种情况很难在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出现，甚至是完全未曾有过。在欧洲大陆的战略家们看来，这种模式只存在于无法承受全面战争的弱小国家之间，它的本质不过是一种尴尬的替代方案。然而，在海上战争或两栖战争中，情况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尤其当海洋成为主战场时，这种战争形态不仅可以有效地孤立目标地区，还能阻止敌军发动压倒性的反击，而这些最终都在朝鲜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原因很简单。当像日本这样的岛国进行有限战争时，其遭遇敌军反击的可能性将不取决于双方陆军力量的对比，而是哪个国家拥有制海权。由于在朝鲜南部没有基地，俄国根本无法在远东海域集结起足以入侵日本的大军。只要日本仍然控制着朝鲜，俄国便无法占领这样的一个基地。换言之，夺取朝鲜这片领土不仅没有让日本在形势上陷入不利，还能杜绝敌人对本土的反击，事实上，这一举动实际是防止对方反扑最有效的手段。

鉴于自身的海上优势，日本在国内很快克服了反对“有限战争”的意见。对它来说，采用“有限战争”简直是理所应当，这不仅是因为它是交战国中较弱的一方，而且“有限战争”也是实现目标最直接和最有利的手段。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日本该怎样进行战争？

在“有限战争”的战争形态中，会出现三个差异明显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正如库罗帕特金将军所说，交战双方会抢占关键的目标。但正如我们所见，由于俄军力量不足，无法控制朝鲜南部海域，故而在这方面，他们根本无力阻止日本。

第二阶段，日军会逐步巩固防御，并在敌人尽其所能实施反击时，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阶段，摧毁敌军的有生力量将成为日军最直接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日军能否守住相关的地区，将完全取决于一点：即敌军发动反击，以求打破僵局时，他们是否有能力挫败其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被动防御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为遏制投入战场的俄军，日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两次进攻。首先，他们必须在未来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以便把敌人束缚在脆弱的陆上交通线上。不仅如此，在满洲地区，他们还必须对铁路发起攻击，尽其所能破坏敌人的陆上交通线。我们尤其要牢记的是，这也是日军在满洲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主要战略意图：其实满洲并不是日本觊觎的对象，在政策中也只是朝鲜的缓冲区域，至于从当地驱逐俄军，其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朝鲜。

虽然这些陆上和海上行动是防御性的，但外在表现却极具攻击性。在日方确保了自身处境的安全之后，战争便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日军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敌人施加压力，以便向对方表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其蒙受的损失将比所得利益更为巨大。因此，在这个阶段，日本将努力诱使俄国承认当前的形势。为实现这一目的，库页岛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另外，占领当地也符合日本民意，这也为作战提供了又一个正当理由。对日本来说，库页岛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战略上，同时它还是一块“尚未收复”的国土。在历史上，日本曾控制过库页岛的全境，但就在日俄战争前大约半个世纪，俄国开始在当地建立起定居点。1855年，俄国更强迫日本承认了这些定居点的合法性，随后又将日本势力逼退到了该岛的南半部分。尽管有协议在先，但在1875年之前，俄国仍然在坚持不懈地进行渗透。日本无力抵抗，最终被赶出了整个地区。对日本来说，这一耻辱可谓刻骨铭心。因此，占领库页岛也成了一次事关国家荣誉的、有雪耻色彩的行动。另外，由于在对华战争结束后，日本割占了澎湖和台湾，这次行动还会把他们控制的岛链延伸到北方。同时，如果占领库页岛的行动收效有限，日本还将把威胁行动的范围扩展到海参崴。另外，为进一步孤立这座要塞，他们需要深入满洲腹地以及夺取铁路枢纽哈尔滨，不过，随着行动升级，他们将极有可能直面俄国的庞大陆军。事实上，哈尔滨已经是日军可能或必要行动范围的极限。

到这里，日军作战计划的大方向无疑变得清晰了。然而，整个问题还有一些遗漏之处。为简化论述，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谈及旅顺，而一提到旅顺，问题就会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旅顺港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在日本公众的意识中，旅顺是一块比朝鲜更为重要的土地，俄国之前的占领，更是给他们的民族自尊心造成了伤害，这是一种时间无法平复的幻觉，而在狂热的战争情绪的催化下，日本试图弥补这种创伤的期望变得愈发强烈。正如他们所言：“那些战死者的英魂，将永远无法在俄罗斯的旗帜下安眠。”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夺回这座要塞便有着这样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日本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尊严，并反抗俄国人的自大和傲慢。由于民族精神是战争的血液，从这个角度，旅顺港也成了和朝鲜同等的关键目标。但另一方面，其中也有纯粹的战略考量，只是它在逻辑上属于次要地位。正如我们所见，在第二阶段，战争将围绕争夺绝对的制海权展开，此时，除非敌军的主要海军基地落入日本之手，否则该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正是这一点，成了搅乱日军作战部署的重要因素：既然旅顺港是战争的主要目标，那么，他们就应该在第一时间尝试将其占领。但另一方面，作为永久掌控制海权的手段，夺取旅顺的战斗又应该放在占领朝鲜之后展开。而且无论哪种情况，为占领旅顺而分散兵力，都会让满洲战场的局势变得更加棘手。对日本来说，像之前英法不顾俄军舰队的存在，攻打塞瓦斯托波尔那样，倾全力攻占旅顺的做法似乎并不可取。相反，他们认为应当派遣一支部队孤立这个目标，其中一部分进行围困，另一部分将沿铁路线发动攻势以掩护前者的行动。由于日军主力也要从朝鲜推进，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在两条孤立的战线上同时作战。这是一种极为不利的部署，因为它会让俄国获得内线优势，并将两支日军各个击破。因此，日军的作战计划显然不能局限于此，作为补救措施，他们还需要打开第三条战线——具体而言，这就是在两支部队间再派遣一支偏师，以便在其中任何一方遭遇进攻时，立刻施以援手。除此以外，这种安排还有一个好处，如果俄军未能及时应对，那这三支部队就可以对辽阳发动一次向心或包围攻势。一旦他们夺取了辽阳，日军不仅能更牢固地控制两个重要目标，还能在第三阶段向敌人施压，并为沿铁路发动的进攻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很明显，在这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需要对海陆部队进行精确的协调。作为影响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又依赖于指挥机关之间的配合——毕竟，正是它决定了海陆军能否步调一致、通力合作。正是这种机制，再加上对该机制性质的清晰领悟，让日本高层始终对战争的走向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当时，日本所谓“海军省”（Admiralty）的最高首脑是山本海军大将（Yamamoto），他的职责与海军部长相当，对实际作战的发言权非常有限。而与之平起平坐的是一位参谋长，他会直接就作战计划向天皇负责——具体而言，他会向天皇呈交作战方案，并在得到批准后，将其转送给海军省付诸执行。这个部门被称为“海军军令部”（Naval Staff），其职能和陆军的“参谋本部”（General Staff）相近。当时，海军军令部的总长是海军大将伊东子爵（Ito），据说，担任次长的伊集院将军（Ijuin）是团队中的灵魂人物。

在和平时期，有两个机构充当天皇顾问，以协助天皇做出决策，并协调海军军令部和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首先是所谓的“元帅府”（Board of Marshals），其成员包括了所有具有“元帅”（Gen-sui）头衔的陆海军将领，这一头衔与我国的陆军或海军元帅地位基本相当，可以被视为总揽战争全局的最高顾问。至于另一个机构则被称为“军事参议院”（Grand Council of War），成员包括了各位元帅、海军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总长、参谋本部总长，还有其他特别任命的“亲任官”。而在战争时期，两者会并入一个名叫“大本营”（Imperial Headquarters Staff）的特别机构，其中列席的最高首脑是天皇。大本营除了军事参议院的成员外，还包括了整个海军军令部和参谋本部，他们将直接负责战争的指挥工作。同时，该机构还将负责拟定和传达天皇对各个司令官的敕令。而它的存在，也保证了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在战争期间紧密协作。

一旦对外宣战，日本便会在皇宫中设立大本营，其中的资深成员将指导军事参议院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尽管该机构对相关作业的具体影响依旧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套机制在对华战争中得到了一丝不苟的执行，而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肯定会沿着之前的足迹前进。我们曾经猜想过的种种理论，也即将在日方的开局中得到证明。

对日本人来说，最有利的开局部署计划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第一步必然是占领镇海湾以及朝鲜西南沿海的另一个基地——八口浦（Hakko Haven）1，以取得最有利的海上位置。随后，他们会果断地打击俄军舰队，并在击败俄国海军后，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部队占领朝鲜南部地区；如果能做到出其不意，这些行动的效果将事半功倍。至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占领整个朝鲜，并推进至鸭绿江边境，在完成这个阶段的工作后，日军才会直接攻击旅顺。

对日本来说，能以怎样的速度、占领多少朝鲜领土很难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队能否抓住时机——这本身又是一个重大课题。从军事角度看，守株待兔显然毫无裨益——它只会导致许多机会凭空丧失。因此，在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早已准备好了主动进攻，不仅如此，他们还焦虑地认为，如果俄军不断向鸭绿江地区调兵，那么，主动权可能会落入敌人手中。然而，从政治上来看，日军却有按兵不动的必要，因为他们知道，俄国基于一己之私刻意拖延谈判的举动，会让日本在国际上陷入不利。不过，他们也能察觉到另外一些事实，这就是在国内的大多数人看来，俄国的用心已昭然若揭，此时，如果再推迟开战，舆论将让政府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因此，正如我们所见，在军方和政治家们看来，1月的第一周似乎是开战的最佳时机。

然而，海军方面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除非扩充实力，否则将没有完成任务的把握。之前，经过最后一次增兵，俄军不仅在主力舰队上与日方旗鼓相当，而且还向海参崴派遣了第4艘巡洋舰。这还不包括维伦纽斯将军的舰队，它们依旧在新巡洋舰返回日本的航路上。由于日军作战计划的前提是压制住敌军舰队，为此，他们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海军认为，为让2艘巡洋舰脱身，大幅推迟开战的时间是必要的。也正是这一点，让海军的声音最终占据了上风。这也说明日方对问题的认识非常清楚，他们宁愿冒着风险，在整整一个月里，坐视民众的情绪像25年前那样再次失控，甚至丧失先发制人的主动权，也不愿意用一个蹩脚的开局，让战况陷入难以挽回的境地。

接下来，我们将尽可能透过海军的思路来分析局势。当时，摆在他们眼前的问题是，该如何让相关的陆军部队在汉城附近登陆，以便占领当地，并全速夺取北面约100英里外的、元山和平壤之间的半岛“脖颈”地区。在取得了这个立足点后，他们还要保证海上交通线的畅通，以确保援军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当地。

在最初阶段，日本计划投入3个师团。但由于种种不确定性，日方并没有指望这些部队都能顺利抵达汉城，而是其中的一大部分会像俄军作战计划预料的那样，在釜山登陆，并从朝鲜南部前进；同时，日本还在釜山——汉城沿线采取了行动，以保证部队的物资供应。即使如此，这些部队的行动也依旧存在变数。根据我方军事代表在刚抵达时得到的官方消息，这一计划的成败将取决于占领部队能否及时抵达，并迫使敌军在汉城附近展开第一轮地面战。

而在海军方面，未来则取决于首轮打击的规模和成果，以及俄军旅顺舰队会做出何种反应。

事实上，如果俄国舰队能大胆扑向日军交通线，那么，在陆军尚未如愿出动之前，很可能已经爆发一场大规模交战。届时，战况也将如库罗帕特金将军期望的那样，在早期围绕制海权的交锋中渐渐定型。但另一方面，如果俄军没有出动，那么，日方便会以夺取汉城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并同时派出舰队在旅顺和陆军的航线之间占据一个掩护位置。另外，无论碰到哪种情况，他们都会对海参崴舰队的干扰做好防备。

既然如此，日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部署？11月位于朝鲜沿岸的演习结束后，舰队便回到了佐世保，并在这个有利位置上继续训练。同时，东乡中将也获得了舰队的统一指挥权，并计划再次巡航朝鲜水域。然而，在12月11日，日本收到了来自俄国的照会，其中显示的和谈希望极为渺茫，日本政府甚至一度拒绝讨论其中的内容，同时，巡航朝鲜的命令也被取消了。

这时，战争已是迫在眉睫。而且就我们看来，海上作战计划也必须确定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对俄作战问题，军令部总长伊东子爵在12月15日向东乡中将提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看法。

根据《日本战史极密版》，军令部的总体想法是：先努力确定俄军的动向，然后先发制人进行遏制，其主要目的是重创敌军舰队，进而让己方在最初阶段就获得优势。在确立了“主动出击”的指导思想后，他们又进行了如下分析，以供东乡中将参考之用：

俄国将把舰队主力集结在旅顺，并把我国海军吸引至此，他们不仅会选择一个有利的地点开战，还会让我方舰队疲于奔命。

这一点似乎意味着，虽然日方想速战速决，但他们也看到了行动方案的固有弊端，那就是它一方面会消耗日本海军的进攻能力，同时还会把战场的选择权交给俄国人，并让战斗在敌人控制最严密的地方打响。另外，考虑到煤炭和补给品短缺的状况，俄军也不会把出击目标选为朝鲜南部的遥远海域。

海军军令部的第二个假设，是由于俄军已在海参崴部署了4艘巡洋舰和6艘鱼雷艇，他们可能会以此为基地，让这些舰船单独行动，骚扰小樽和函馆（Hakodate，位于津轻海峡沿岸），并迫使日军舰队分散兵力。

最后，海军军令部还认为，“如果机会允许，俄军会让旅顺和海参崴的舰队会合，以迎击我国海军。”而把这一点同第一条假设放在一起分析，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旅顺舰队很可能会在黄海采取避战态势，并希望在两支舰队会合后再展开决战。至少，这也是东乡本人当时的解读。

在回复中，东乡将军显然认可了军令部局势分析中的一部分：即俄军会主动出击，吸引他的舰队离开朝鲜海峡，并使得日军暴露出通往釜山的航道；同时，在两支舰队会合前，他们还会避免决战。在无法决战的状态下，日军将不能控制黄海，陆军的运输也将出现危险。对于上述情况，军令部似乎认为，只有通过发动传统的海上进攻来摧毁敌军舰队，才能让日军对海域的控制程度达到其期望的水平。

但东乡中将的看法不尽相同。关于前两个议题，即旅顺和海参崴舰队可能的行动，他认为，军令部的观点“非常接近事实”。但关于两者会合的问题，他回答说：“这是我希望的，因为这会尽早决定制海权的归属。”随后，他开始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的内容可以表明，他脑海中始终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场联合作战，没有孤立地看待海军问题2。根据分析可以看出，他的观点来自这种理论：如果地理环境有利，为保障部队安全航渡，通过常规决战谋求绝对制海权的做法是毫无必要的。这种理论对当前作战也完全适用，当下日军只需要保持必要的局部制海权即可，而这一点仅凭防御就能够实现——因为此时，敌人并不具备彻底击败防御舰队的优势，也很难把后者赶出其主动占据的关键区域。

在回复中，东乡首先提到的是海参崴舰队。他解释说，除了派遣横须贺的驱逐舰队守卫津轻海峡之外，他不打算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俄军的威胁。他这样写道：“我们最好对敌人在小樽的行动置之不理。”3

然而，如果局势需要，东乡仍会积极地抵御海参崴舰队的袭扰，此时，他会向北方派出一支舰队，并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为朝鲜海峡的陆军调动提供掩护。它将包括一些老旧舰船，由片冈将军（Kataoka）指挥，并由从中国缴获的二等战列舰“镇远”号、三等战列舰“扶桑”号（Fuso）、3艘二等巡洋舰以及竹敷港的对马水雷艇队组成。

至于俄军的旅顺舰队，东乡认为它们目前不会主动求战。根据这一假设，日本陆军可以在决定制海权的决战打响前便开始调动，不仅如此，他还相信，日方可以通过某些防范措施赢得充分优势，以保护陆军抵达目标区域。

为夺取局部海域的控制权，东乡认为，有必要采取如下行动：首先，他们应当在济物浦正南方的牙山湾（Asan Bay）建立先遣基地，同时在西北方向70英里外、巡威岛（Suni-do）附近的荒串池（Rooper Harbour）建立驱逐舰基地，并铺设连接舰队基地的通信电缆。利用这些前沿阵地，舰队将对旅顺外海展开不定期的武装侦察，并以此吸引敌人。如果对方仍然选择避战，那么，日本就可以直接向朝鲜派出陆军。

与此同时，东乡还计划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巡逻成山角海域，另外，在八口浦至济物浦主航道正南方的大共拱岛（Baker Island）之间，他也计划设立一道类似的巡逻线，以进一步保障陆军运输的安全。为减少掩护行动的破绽，东乡中将还计划把前面提到的特别舰队部署到对马岛上的竹敷港，以便对付俄军的海参崴分舰队。

事实将证明，东乡的掩护措施可谓非常有力，尤其是两个前哨基地的设置，几乎杜绝了敌方发动奇袭的可能性；另外，如果敌人的旅顺舰队试图接近登陆地点，就一定会遭遇日军的2支驱逐舰队，并在撤离时遭到日方的追击。换言之，如果他们要截击日军的运输船，就必须先击败日军舰队。

另外，这项计划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它不仅能令陆军尽快投入战斗，后者还充当了海军的诱饵，如果敌人被吸引，那敌人就将在不利的环境下与日军交战——其战场不仅远离俄军的基地，而且舰队的活动也会严重受限。这时俄军将陷入一个困境：他们要么只能坐视济物浦和汉城落入日军手中，要么将在日本控制最严密的海域迎战东乡舰队。虽然实际情况还无从知晓，但也许正是这一点，成了俄方没有阻止日军登陆的原因。

当然，东乡将军也在回复中谨慎地指出，这种部署也存在弱点，因为它会导致兵力显著分散。他相信，旅顺舰队迟早会出动，所以必须未雨绸缪，保证己方舰队能迅速集结在一起。然而，这并不是他唯一希望采取的防范措施，为保证区域制海权万无一失，他希望在部队完成调动之前，尽可能剥夺敌军出海的能力。为此，他将毫不妥协地指挥舰队以发动一次果断的攻击。

虽然东乡做好了舰队决战的打算，并采取了种种准备措施，但他还是不希望它变成现实。如果敌军不太可能主动出击，那么，最好的做法是让他们继续待在港内，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舰队的防御行动能顺利掩护陆军的运输——正是这种考虑，引出了后来东乡对旅顺的大胆突袭。

虽然东乡的根本想法是让舰队保持守势，但他同样希望保持高度积极的姿态。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算作为阻止敌军进攻而发动的小规模攻击。尽管得到了明确的指令，除非两国宣战，不能开展任何军事行动。但东乡还是积极敦促将他的驱逐舰派往八口浦，并确定敌人的部署，一旦政府正式宣战，他就可以攻击任何位于旅顺港外或大连的俄舰。

作为突袭行动的补充，东乡还建议，可以考虑让麾下的工作母船装满水泥和石块，自沉在旅顺港狭窄的入口处。最后，他还简明扼要地提到，如果上级愿意把赌注押在一场大规模的舰队决战上，那他们可以直接沿用自己在1900年提出的作战构想。虽然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很明显，东乡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东乡将军对其职责的看法表明，他对局势的把握自信而全面，这也暗中契合了我国海军的传统。诚然，从我国长期以来的实践来看，如果承担主攻任务的是陆军，那舰队理论上的主要职责就是防御，然而，在具体部署中，如果不摧毁敌方舰队，我方海军将未必能够顺利完成使命——在对手表现活跃、行动大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另外，即便敌人的表现相对消极，或是受制于地理因素而无法干扰陆军的行动，此时的我国也绝不会消极避战，相反，我们一定会发起精心筹备的攻势，以求取得决定性胜利。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样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战争初期并不属于当务之急。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日本，对他们来说，当时最重要的是陆军能旗开得胜，而不是在海上发动攻击。

在东乡将军提出作战计划后的大约一到两天，日本方面再次试图购买“凯旋”号和“敏捷”号，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最终购买的是阿根廷的2艘巡洋舰。

同一天，也就是12月23日，他们也对俄国的照会做了言辞坚决的答复，备战工作立刻随之开始。正如我们所见，由于俄国的远东总督仍然坚持立场，战争已注定无法避免。于是，东乡将军开始命令舰船装载威尔士煤，这也是海军准备行动的一个重要信号，同时，海军大臣的私人秘书也抵达了，并向将军秘密透露了谈判的情况和紧张的局势。

在这个高度紧张的时期，军令部一直在反复斟酌作战计划，并把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完善东乡将军的方案上。虽然其内容刻意迎合了陆军需求，使得这样的作战计划很不受欢迎，但从这时开始，它还是成了日本海军的指导纲领，同时，它也和库罗帕特金将军提出的、双方舰队为争夺制海权而打响序战的猜想不谋而合。另外，东乡将军提出的两个设想，即在宣战前发动鱼雷攻击，随后对港口实施封锁——也在原则上被接受，日本海军已做好了执行这些任务的准备。

只要日方有集结舰队发动决战的打算，那么，日本海军就必须被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在12月28日，它还是被拆分了开来，并组成了三个截然不同并且相互独立的“舰队”。

其中，第1舰队由坐镇“三笠”号（Mikasa）的东乡中将直接指挥，它包括了6艘一等战列舰（即“第1战队”）以及4艘二等巡洋舰。其中，后者被编为“第3战队”，由以“千岁”号（Chitose）为旗舰的出羽海军少将（Dewa）指挥。同时，该舰队还包括了第1、第2和第3驱逐队，麾下共有11艘驱逐舰，此外其编制内还有5个水雷艇队，每个艇队中都有4艘水雷艇。

第2舰队由以下部分组成：（1）第2战队，包括6艘装甲巡洋舰，司令是坐镇于“出云”号（Idzumo）的上村将军；（2）第4战队，包括3艘二等巡洋舰和1艘三等巡洋舰，指挥官是“浪速”号上的瓜生海军少将（Uriu）。附属于该舰队的是2个驱逐队和2个水雷艇队，共有16艘驱逐舰和水雷艇。

第3舰队由片冈将军的所谓“海峡舰队”组建而来，并得到了大量海防舰和小型巡洋舰的加强。也正是由于这些加强的兵力，令它达到了3个战队的规模。其中，第5战队包括了“镇远”号和3艘所谓的“三景舰”4。第6战队包括了东乡正路海军少将（M. Togo）指挥的4艘三等巡洋舰。第7战队则包括了指挥官细谷海军少将（Hosoya）的旗舰“扶桑”号、海防舰“海门”号（Kaimon）和“济远”号（Saiyen），外加7艘炮舰和1艘通报舰的。另外，该战队还下辖有共12艘水雷艇的3个水雷艇队，外加附属的水雷母舰。

除上述舰船之外，第1和第2舰队还配属有辅助舰船分队。其中，每个舰队都拥有1艘水雷母舰、2艘辅助巡洋舰5、1艘工作舰以及配套的运煤、运水和补给船。另外，第1舰队还额外拥有1艘医疗船和5艘“特设运输船”6。

这种编制的主要目标，是让第1和第2舰队作为“联合舰队”、在黄海海域共同作战，抵御敌军的旅顺舰队，并为登陆部队提供掩护。至于第3舰队，则负责守卫海峡，并在防备来自北方的敌军巡洋舰的同时，分兵保护和协助登陆船队。事实上，这种组织体系也遵循了英国海军的传统做法：即把舰队分成“掩护舰队”和“运输船护航舰队”，两者彼此独立，并拥有不同的编制和任务。

虽然对舰队进行了大胆部署，但东乡中将也像之前建议的那样，采取了各种手段以保障舰队的集结。为此进行的第一步，是准备好连接八口浦和佐世保的通信电缆；而在佐世保和对马之间，日方也建立了电报联系。事实上，他们是把八口浦当成了一个舰队集结地——就像我们常常在阿申特岛（Ushant）所做的那样。同时，他们还计划派遣一支特殊的辅助舰船和水雷艇分队跟随联合舰队航行，并在当地设置前哨基地和情报中心。八口浦之所以成为焦点，与其自身的自然条件有关，它可以给占领者带来优势。对此，海军军令部这样解释选择当地的原因：“舰队进可威胁旅顺，退可掩护海峡地区。”这实际让它充当了一个掩护竹敷——镇海湾一线的前哨基地。另外，除有海军基地层面的意义，八口浦还有另一种特殊的价值，即可以充当沿朝鲜西海岸挺进的陆军部队的支撑点。事实上，在运输船队进入守备严密的牙山舰队基地前，当地作为保护屏障的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正式敲定整体战略构想后，东乡开始完善第1、第2舰队被纳入新编制后的“联合舰队战策”。其基本思路是，在双方旗鼓相当，但对方航速略低的假设前提下，以“T”字战法为主要战术，并在转入追击前，让第1和第2舰队保持分进合击的态势。另外，在单独行动时，各个战队也得到了相应的战术指示。7

另外，在双方主力舰队交锋前，日方还希望能先发动鱼雷攻击，以瘫痪敌军舰队，但这一作战方案的具体制订工作并没有由舰队司令东乡负责，而是交给了东京的海军军令部。这是因为该计划已经被纳入整体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于是，军令部次长伊集院将军便成了具体的负责人。同时，军令部还制订了阻塞旅顺港航道的计划，但这个想法已经超出了最初的方案，并准备投入至少5艘商船。

至此，联合舰队的整体作战计划已经成形，其核心目的仍然是掩护陆军的运输，而不是搜索敌军舰队并与之决战，同时，这一决定也由军令部的官员转呈给了东乡将军。虽然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但东乡将军最初的局势分析显然充当了其中的蓝本。

按照东乡将军的建议，日军将无视海参崴巡洋舰队在北方的活动。这种决策背后还有大本营的意志——根据俄国远东陆军的某些行动，他们认定，俄方相信日军会在波西耶特湾登陆，进而夺取海参崴。在此基础上，大本营得出推论——北方的俄军巡洋舰可能会采取防御态势。

另外，选择开战时机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1月13日，日本向俄国递交了最后通牒，但到月底，他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回应。30日，当栗野先生奉命要求兰斯多夫给出确切的答复日期时，东乡也得到命令，要求他对舰队未来的部署做出详细阐释。第二天，东乡回答说，他打算在船队出发前两天，派出2个驱逐队、供应母船以及他本人的通报舰前往八口浦，并希望了解各方对这一决策是否存在异议。他还表示，自己不希望在刚开战时就封锁旅顺港，因为此时，他似乎仍然希望能在发动鱼雷袭击后伺机与敌舰队决战。最后，东乡还建议，陆军的登陆地点可以选在牙山。

与海军大臣协商后，海军军令部总长向东乡表示，他们不反对派遣驱逐舰，并会提前两天告知相关的决定。但这一部署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轻松获得通过。无论参谋本部还是外务省，都不愿看到海军不受约束、自由行动的局面出现。

另外，东乡建议的登陆地点也无法让参谋本部满意。1月7日，当俄方最新的照会抵达。日方有必要即刻开始备战时，远征部队便拿到了密封的命令，同时，其内容也被转呈给了海军军令部。这道命令构想了两种可能情况8：甲方案（Draft A）是在济物浦登陆，而乙方案（Draft B）则是东乡将军的主张——如果在更北面登陆存在风险，那么，日军就会采用乙方案。在乙方案中，陆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将在牙山，或是文件内连续列出的4个更靠南的地点上岸，最后一个是离汉城有120英里路程的庇仁湾（Basil Bay）。如果情况表明，上述地点都不具备登陆条件，那么，部队将返回镇海湾，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参谋本部似乎对这个计划很有信心，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船队在出航前24小时应告知。但此时事态还是横生枝节：在应海军要求推迟开战期间，一场政治内讧再次在朝鲜首都上演。期间，亲俄势力似乎暗中得势，而俄军也在不停开赴鸭绿江畔。此时，参谋本部甚至拒绝在牙山登陆并发动进攻。他们向伊集院将军指出，牙山离汉城有4天的路程，鉴于远征部队缺乏组织完备的交通工具，从离开佐世保到抵达目标区域，他们可能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届时，朝鲜首都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巨大变化，发动进攻的最佳机会也将随之流逝。因此，他们坚持认为，尽管行动风险会上升，但部队仍需要在济物浦卸载。不过，东乡却没有赞同这一要求，登陆的地点最终定在了牙山。至于济物浦，则成了情况有变时的备选地点。

而与外务省的沟通上，情况同样相当棘手，而且对方并不愿轻易妥协。针对东乡的开战设想，他们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有必要向海军军令部指出，虽然从战略角度，发动突袭也许是必要的，但在外交领域，如果在断交前开战，将必然会招致其他国家的责难。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攻击的时间需要与开战的时间“分毫不差”，同时，这也要求东乡将军必须把作战计划做得完美无缺。在同意了外务省的意见后，东乡又收到了一封来自伊集院中将的电报，后者试图了解几个问题：派出驱逐舰到攻击启动的间隔有多久；另外，驱逐舰队因天气原因无法出动，那他将用哪些兵力再次尝试发起攻击。

对此，东乡将军回复说，突袭将在命令发布后、于第二天日落到下一天黎明之间展开，如果因为天气干扰而无法行动，那么，同一支驱逐舰队将再次进行尝试。

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同意，伊集院中将还进一步坚持说，突袭的日期必须定在谈判破裂的当天；另外，他还询问东乡：如果天气干扰了驱逐舰队的夜袭，是否会在第二天清晨带领主力舰队发起攻击？

对此，东乡将军的回答是：在敌军要塞脚下、他不会将战列舰投入进攻，如果驱逐舰不能在命令下达后的次日晚上行动，那么，他们就会在第二天夜间再次尝试——这是否可以满足外务省的需求？

但情况并非如此。2月3日，一名军官从海军军令部出发，带着“非常重要的命令”拜见了东乡将军。他解释说，军令部认为让驱逐舰单独行动的做法非常危险，这些舰只理应得到护航，同时，舰队也应驶入射程之内提供支援，而且也只有当支援就位后，这些驱逐舰才能奉命自由出击。这一点已经和东乡将军建议并获得采纳的防御计划背道而驰，情况似乎很明显：政治领域的迫切需要，已经模糊了原本计划中进攻和防御的明确界限。

《日本战史极密版》明确指出，一旦两国断交，联合舰队的第一项行动任务将是“以雷霆之势打击敌人的黄海舰队”。但按照东乡将军之前的计划，他真正打算的，是发动一次规模有限的牵制攻击。换句话说，此时上级的命令已偏离了东乡的设想，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就在军官动身前往佐世保，解释上级的新设想之后不久，大本营也做出了最终决定——翌日清晨，联合舰队司令接到了伊集院将军的电报，它实际相当于一份明确的指示，其中这样写道：“兹决定，在两国断交的同时命令舰队起航，因此，提前两天派驱逐舰队前往八口浦的计划有必要改变。”

如果说，海军军令部认为，调整东乡计划的要点甚至修改其中的核心理念是必要的，那么，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他们意识到了当时的局势有多么紧张，以及外交和军事环境是何等的诡谲多变。

2月1日，驻俄公使栗野先生从圣彼得堡发出电报，表示俄方会进行答复，并且暗示了答复中可能包含的条款；但他也补充说，兰斯多夫伯爵仍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答复日期，因为这份文书在提交前，还会交给旅顺方面呈览。对日本方面来说，开战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按照栗野先生的预计，俄方的答复是不可能被日本方面接受的，其目的可能仅仅是继续拖延时间；但另一方面，如果在俄国提交答复之前开战，那么，之前圣彼得堡方面长时间的沉默将会把责任引向俄国一边，而日本则会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

此时，日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等待了，它的陆军已蓄势待发，海军也正严阵以待；同时，他们还获悉，2艘购买的阿根廷巡洋舰已于2月2日抵达新加坡，并计划于4日启程北上。而在俄国的维伦纽斯舰队中，除了到2月4日都没有离开苏伊士运河的“奥利斯亚比亚”号之外，其余的全部舰只均已在3日抵达了吉布提。此外还有报告指出，俄军最近正在向鸭绿江流域调动，“志愿舰队”的辅助巡洋舰正载着增援和军用物资从黑海起航。在战前的最后一两周内，日方非常担心俄国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种种备战活动，为此，他们在2月3日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试图给这种紧绷的局势做一个彻底的了结。

然而，在讨论中，他们还是被驻芝罘情报人员的来电吓了一跳，电文中表示当天上午10点，在6艘巡洋舰和布雷舰的伴随下，俄军的6艘战列舰已从旅顺出海，但航向尚不得而知。这让日本得出了一个清晰和可怕的推论：他们已经耽搁太久了，现在俄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至于日军的计划——以袭击敌军舰队基地为掩护、通过跨海行动夺取汉城——正遭到针锋相对的挑战。一份急电立刻被送往了佐世保，要求驱逐舰队出海警戒，同时，所有舰船在夜间应只用无线电联络，此外还要在佐世保和竹敷港外布设雷区，一名军令部派遣的军官将携带全部命令抵达东乡将军的所在地。

第二天，也就是4日的凌晨，东乡将军也获悉，除了1艘战列舰正在维修之外，旅顺港内的所有舰船都已出海。因此，他预先命令舰队升火，并等待着开战命令的到来。

此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达到了顶点，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Grand Council of the Empire），会上一致决定与俄国断交。但这一行动无法一蹴而就，它必须与舰队的部署保持协调，同时，日本陆军省（War Office）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部队登船。晚上9点，陆军部队的各位主官接到指示：可以开启密封的作战命令。同一天夜间，东乡将军也获悉，虽然还不能确定俄军舰队的位置，但如果其出现在佐世保外海，就将被视为战争行为，并应立刻对其实施攻击；如果是其他情况，他将在接获命令前按兵不动。同时，他还得到消息，远征部队将大举出动，并以最快的速度登船。

第二天清晨6点，用于抢占立足点的日本先头部队已经登船。这支部队由第12师团下属的4个大队组成——之所以选择这个师团，是因为其驻地离佐世保最近。同时，为掩人耳目，这些部队都没有进行动员，而是沿用着和平时期的编制，总人数只有2500人。在12个小时内，上述部队便在佐世保附近的早岐（Hayagi）集结完毕，2艘总运量为5500吨的运输船也做好了装运准备，同时，还有1艘1200吨的运输船将负责搭载修建码头用的物资以及小艇、汽轮等快速登陆所需的设备。9

与此同时，密封的命令也交到了东乡中将手中，但开战的具体时机，则要根据旅顺舰队的行踪而定。当天，来自芝罘的情报让日方获悉，俄国舰队已在前一天晚上回港，但有报告说，当天下午又有3艘战列舰再次出航。至于济物浦和海参崴的俄舰则没有动静。

下午5点，当陆军接到启封命令的指示时，我方也获悉：“东乡将军得到指示，将开始进行‘准战争行动’（warlike operations）。”

虽然命令的原文无从得知，但我们仍可以从后来东乡的作战命令中，推测出其中的意图和主旨：在这方面，东乡实际遵照的是军令部的看法，即通过攻击旅顺，还有驻济物浦的2艘俄舰来掩护登陆行动，但他还同时要设法让上述行动与自己的防御思路协调一致。所以，他事实上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案，即在行动时把舰队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1舰队包括装甲舰分队和出羽将军的（二等）巡洋舰分队，此外还有5个驱逐队/水雷艇队，它们将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攻击旅顺和大连，是真正意义上的“掩护舰队”。另一个舰队则由瓜生少将指挥，除了瓜生本人的巡洋舰分队，还有1艘第2战队的装甲巡洋舰和2个水雷艇队。它们的角色是“运输船护航舰队”，将在未来承担起保护并支援运输船登陆的任务。至于第3舰队或“海峡舰队”，则没有纳入东乡的联合舰队旗下，此时，该舰队依旧在片冈中将的指挥下独立行动，并直接听命于东京方面。在战略上，该舰队相当于第二支“掩护舰队”，反制海参崴分舰队是它们的使命。这一部署很像我国在拿破仑战争和更早先战争中的做法，其定位和西部舰队（the Western Squadron）或唐斯舰队（the Downs Squadrons）非常接近。自然，第3舰队也要承担起夺取镇海湾和马山浦的任务。这也是确保日军占领阵位和建立海峡“屏障”的重要步骤。因此，尽管任务是纯防御性的，但他们却有幸发动了最初和最重要的攻击，即夺取事关一切后续行动的战略要冲。

东乡将军的作战命令，一方面贯彻了军令部的指示，另一方面也保留了采取防御态势的整体思路，这也意味着，其主力舰/装甲舰分队并不会直接扑向目标，而是将密切掩护陆军的行动，直到后者完成任务。同时，他还指定了六个集合地点，以作为所有行动的参照：

第一集合点：珍岛（Chin-do）南邻的小岛以西10

第二集合点：济物浦港外的瓮岛（Baker Island）西方11

第三集合点：牙山湾

第四集合点：巡威岛以东（即荒串池，东乡之前选定的雷击舰艇前沿基地所在地）

第五集合点：小青岛（Soi-chong-do）（即大青群岛最南方的岛屿）以南约10海里处

第六集合点：圆岛（Round Island）东南约10海里处（即大连湾东南偏东约30海里处）

按照将军的命令，舰队将在第二天抵达第一集合点，在第三天抵达大青群岛附近的第五集合点，第四天如果没有特别通知，集合点将是牙山湾。由此，日方安排好了前三天在运兵航线附近的掩护行动，并将牙山选为突袭旅顺后舰队的归航点。12

以上述计划为基础，东乡首先关心的，是让瓜生战队的“明石”号（Akashi）巡洋舰全速前往八口浦，并将所有情报通过新通信电缆传回给他本人。接着，在6日凌晨1点，即完成作战计划草案和附带的时间表之后，他把指挥官召集到旗舰上，并用大半夜的时间讲述了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与此同时，地面部队的运输工作也已启动，船队从佐世保起锚并陆续前往指定位置。上午9点，战前部署开始，其中最先动身的是2队驱逐舰（共计5个驱逐队），它们将对旅顺发动攻击；与之一起出发的还有2个水雷艇队及配属的母舰和运煤船——它们将在出羽战队各巡洋舰的护送下前往第一集合点，并在当地待命并补充煤炭。两小时后，日军装甲巡洋舰也相继出港，前往小青岛的集结地。又过了一个小时，东乡将军也率领战列舰开赴同一地点。最后，在下午2点，瓜生海军少将的战队起锚，并同港外的运输船一起驶向瓮岛附近的海面。

直到起航时，东乡将军才意识到，他们刚刚迈出了通向战争的最后一步。下午2点，罗森男爵获悉，日本已与俄国断交，下午4点，圣彼得堡的栗野先生也发布了同样的通告——战争的帷幕就此拉开。13

注释：

1．八口浦位于罗州群岛（坐标为北纬30度42分、东经126度02分）南部各岛之间，是一片有大片陆地掩蔽的锚地，周围非常适合布置雷区和防材。其内部的封闭水域面积约为20平方英里，但入口的宽度只有不到半英里。

2．参见《日本战史极密版》第10页等。

3．当时日本陆军已将第7师团部署在了北海道，以应对该方向的威胁。

4.“三景舰”即“严岛”号（战队旗舰）、“松岛”号和“桥立”号。三舰的排水量均约4000吨，舰龄都在14年左右。其中前两艘建造于土伦（Toulon），后一艘建造于佐世保，主要武器为1门12.5英寸炮和12门4.7英寸炮，理论最大航速为16节。

5．其武器为2门4.7英寸炮和6门6磅炮。

6．日本海军现役舰队（不含基地守备舰只）1904年2月5日的编成如下：

第1舰队

第1战队：战列舰“三笠”号（东乡平八郎中将旗舰）、“朝日”号、“富士”号、“敷岛”号、“初濑”号（梨羽少将旗舰），通报舰“龙田”号

第3战队：二等巡洋舰“千岁”号（出羽少将旗舰）、“高砂”号、“笠置”号、“吉野”号

第1驱逐队：“白云”号、“朝潮”号、“霞”号、“晓”号

第2驱逐队：“雷”号、“胧”号、“电”号、“曙”号

第3驱逐队：“薄云”号、“东云”号、“涟”号

第1水雷艇队：第69、第67、第68、第70号水雷艇

第14水雷艇队：“千鸟”号、“隼”号、“真鹤”号、“鹊”号

第2舰队

第2战队：装甲巡洋舰“出云”号（上村中将旗舰）、“吾妻”号、“浅间”号、“八云”号、“常磐”号、“磐手”号（三须少将旗舰），通报舰“千早”号

第4战队：二等巡洋舰“浪速”号（瓜生少将旗舰），三等巡洋舰“明石”号，二等巡洋舰“高千穗”号、“新高”号

第4驱逐队：“速鸟”号、“朝雾”号、“春雨”号、“村雨”号

第5驱逐队：“丛云”号、“不知火”号、“夕雾”号、“阳炎”号

第9水雷艇队：“苍鹰”号、“鸽”号、“雁”号、“燕”号

第20水雷艇队：第62、第63、第64、第65号水雷艇

辅助舰队

第1特务队：炮舰“大岛”号、“赤城”号，水雷母舰“春日丸”，辅助巡洋舰“台中丸”“台南丸”，工作船“三池丸”（Miike Maru），医院船“神户丸”（Kobe Maru），舰队运输船“山口丸”（Yamaguchi Maru，运水船）、“福冈丸”（Fukuoka Maru，运粮船）、“金州丸”（运煤船）、“仁川丸”“武州丸”“武阳丸”“天津丸”“报国丸”（以上5艘船均为特别运输船）

第2特务队：水雷母舰“日光丸”，辅助巡洋舰“香港丸”“日本丸”，工作船“江都丸”（Kato Maru）；舰队运输船“太郎丸”（Taro Maru，运水船）、“彦山丸”（Hikosan Maru，运煤船）

附注：水雷母舰“熊野丸”和辅助巡洋舰“亚美利加丸”（America Maru）当时正在船厂改装，尚未加入上述序列。

第3舰队

第5战队：二等战列舰“镇远”号，二等巡洋舰“严岛”号（片冈少将旗舰）、“桥立”号、“松岛”号

第6战队：三等巡洋舰“和泉”号（东乡正路少将旗舰）、“须磨”号、“秋津洲”号、“千代田”号

第7战队：三等战列舰“扶桑”号（细谷少将旗舰），海防舰“海门”号、“济远”号，炮舰“平远”号、“筑紫”号、“磐城”号、“鸟海”号、“爱宕”号、“摩耶”号、“宇治”号，通报舰“宫古”号

第10水雷艇队：第43、第42、第40、第41号水雷艇

第11水雷艇队：第73、第72、第74、第75号水雷艇

第16水雷艇队：“白鹰”号、第71、第39、第66号水雷艇

附属舰船：“丰桥”号、“有明丸”（Ariake Maru）

7．具体内容参见本书附录B。

8．参见《日本战史极密版》第1卷第38页。

9．其中前2艘船只于1月8日被军方雇佣，随即被派往吴港，并在当地听候海军调遣。这两艘船的雇佣方均为日本陆军省，随即又被置于东乡将军的指挥下。每艘运输船配备有10间马栏，并按照计划搭载了5条大型舢板（每条舢板可运输40人或6匹马），同时配备了舢板船夫，以及若干套修建50米长栈桥的材料。上述2艘船原定于1月13日离开吴港前往佐世保，但在前一天日军雇佣第三艘运输船之后，两船似乎也向后者转移了一部分舢板和登陆器材。

10．珍岛是八口浦正南方最大的近海岛屿，在低潮位时，标示集合点的南邻小岛经常与该岛连为一体。其具体坐标为北纬34度22分30秒、东经126度07分。

11．当地有两处“瓮岛”（Baker Island）。其中的“大共拱岛”（Taikongon-to）位于济物浦港入口处的狭窄水道附近，另一处则位于该岛西南偏南30海里处的东经126度子午线上。虽然原文中的“济物浦港外”似乎指的是前者，但其他信息无疑表明，后一地才是日军舰只真正集合的地方。详情可见《日本战史极密版》第1卷第30页。

12．人们通常认为，东乡正是在此时接获了“歼灭俄军舰队”的命令，仿佛其任务是发动进攻。事实上，虽然天皇的敕令中可能会出现这一词语，但东乡显然没有从战略的角度对待它，而只是将其当成了一个按原作战计划行动的信号。《日本战史极密版》第1章第4节中这一情况的叙述是：“在1904年2月5日17点，东乡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接到命令，要求其出港歼灭俄军舰队。6日凌晨1点，他召集所有高级军官，宣读了天皇敕令，并出示了应执行的各项命令。”虽然类似内容也在《日本战史极密版》第7章第1节第3段中再次出现——“当东乡将军接到歼灭俄军舰队的敕令时”——不过，考虑到敕令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我们有理由将它和真正展现战略思想的作战命令区别看待。

13.“16点”为圣彼得堡时间，此时为东京时间2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