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远东问题的海军层面1

关于日俄战争的诸多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战场环境：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地理关系，几乎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地理关系一样接近。英国由一系列岛屿组成，与欧洲大陆间隔着一条海峡和一片狭窄的海域。同样，类似的地理环境也将日本列岛同亚洲大陆分隔开来。正是因此，日本海和朝鲜海峡对这个远东岛国的意义，就像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对我国一样重要。

这种环境对我国历史的影响不容忽视。自从我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来，它便在外交政策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中世纪开始，我们大部分军事外交活动的焦点，就是控制这些周边水域，尤其是避免强大的陆权国家在荷兰或弗兰德斯沿岸取得一个立足点。

从1340年的斯鲁伊斯海战（Battle of Sluys），到18世纪的《屏障条约》（Barrier Treaties），再到拿破仑战争，这种自我保护的国家本能体现在了一系列的条约和战争中。而荷兰和比利时的独立，就是这种本能影响下的结果。

同样，自从成为一个国家起，日本对朝鲜的态度便与我们对低地国家的态度类似。但日本对当地局势的关切要比我国更深，因为在朝鲜半岛南部，海峡的颚部地区，有着东方最优良的天然港口。事实上，无论是在日本闭关锁国时还是在重新开放后，如果要寻找一个研究其外交政策的关注点，我们就必须将目光投向镇海湾（Chinkai-wan）一带，它对海军的意义人尽皆知。就像是荷兰与我们进行海上对抗时的特塞尔（Texel）和马斯（Maas）一样，当朝鲜与日本分庭抗礼时，此处也是朝鲜水师（old Korean Navy）主要驻地。也正是在这里，日军首次击败了朝鲜舰队，这既让它的新舰队首次获得了特拉法尔加式的大捷，也令它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

尽管地理环境是战争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其意义不应被夸大。对海上战争，尤其是当今的海上战争来说，它的作用不可否认，但绝对不是诱发战争的唯一根源。相反，战争的诱因往往是复杂的：除却地理环境，通常还有三大因素可以影响海军或陆军的决策，它们有可能是政府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有可能情况截然相反。

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商业或殖民利益——它们也是国家战略规划不可或缺的内容。

尽管可能无法上升到国家范畴，而且通常不会得到正式承认，但第二个因素却与上一点联系紧密：除了政府外，某些大资本家很可能也乐于通过战争获取商业利益，同时，他们和政府之间也存在联系，比如在财政方面的支持等。

第三，有一种凌驾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民族精神，它会激励人们实现一种振奋人心的理想。这种精神背后的冲动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能只是对取得更高国际地位的、无法抑制的渴望。

而这些，也是我们进行战争的主要动机，它们对日俄战争同样适用，除却宗教外，这些因素基本都对双方产生了影响。

如果要理解俄罗斯的意图和行动，就特别需要理解一种名为“战争病态”的现象，它拥有许多不同的症状，这导致我们一谈到俄国的“国策”，就常常感到不明就里。事实上，影响俄国国策的因素并非只有一种，而是上述全部三种，它们相互矛盾，这对俄国缺乏权力制衡的政府是一种妨害。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上述政策中的每一点都成了它的基本方针，但状态却极不稳定，它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精神状态——这一点也是专制国家独有的危险。

相对民主的宪法赋予了日本政策更多的稳定性。有时候，政治家们确实会在路线方面存在重大分歧，但作为一个制衡机构，日本国会总会阻止政策偏离古老的民族传统。但另一方面，尽管不存在朝三暮四的问题，但准确阐明日本的国策仍然有许多困难，这是因为上述因素的重要程度经常发生变化，毕竟，该国对朝鲜的政策不仅源自战略层面，即控制重要的海军基地，还有殖民地和商业利益上的考虑。

日本始终把朝鲜视为禁脔。就像低地国家对我们的意义一样，对日本来说，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商业输出口岸。但情况还不止于此，我们还能发现，与我们所在的北海地区相比，日本的周边环境实际大有不同。

朝鲜是一个半岛，是一片容易凭借海上行动捍卫，但难以通过地面行动攻入的土地。它实际是亚洲大陆的附属物，而不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岛国和海上强国完全可以在当地进行扩张，而不必担心引发陆上强国的担忧。但对我们来说，低地国家则不具备这些条件，荷兰和佛兰德斯是欧洲天然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加以吞并，因为这会让我们成为大陆势力，进而失去身为岛国的地理优势。

事实上，从最初开始，吞并荷兰和佛兰德斯便不是我国国策的一部分，在我国进行扩张的某些特殊阶段，荷兰和佛兰德斯甚至主动提出组建联邦，但这些提议却遭到了我国的拒绝。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日本人眼中，只要时机成熟，就一定要把朝鲜收入囊中。这一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凡介入这片“应许之地”的势力，都会让他们格外敏感。

在这些基本概念的引导下，我们就不难考察几个问题，比如战争的起源、海上战场的影响以及舰队发挥的作用。

另外，我们还有必要提战前发生的两件事，它惊动了日俄这两个原本牵连甚少的势力，并给各自的战争进程带来了深远影响。

第一次事件发生在日本开国之初。1857—1860年，当英国和法国因为商业利益压迫中国的时候，俄罗斯却假装表现出友好的姿态，趁机从中国割取了满洲北部。在这片延伸到日本海的土地上，沙皇帝国设置了阿穆尔省（Amur Province）和滨海省（Maritime Province），良港海参崴也被包括在内。经过这次割地，有人开始怀疑，俄罗斯会吞并朝鲜海峡中央的对马岛（Tsushima），以作为占领海参崴后的锦上添花之举。

1861年夏天，一艘俄罗斯巡航舰出现在对马，并不顾当地大名的抗议开始建立岸上据点，而这一行动违背了俄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英国海军部闻讯后，便派出了一艘巡洋舰前去查看。在当地，他们发现了一座已经完工的码头和若干木制建筑，包括一所医院、一间工场和一座营房，据点上空还飘扬着俄罗斯国旗。面对这种情况，海军立刻进行了强烈抗议，并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这种入侵行为，将极大影响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对此，在场俄罗斯军官的答复是，他们无意建设一个永久据点，一切只是维修船舶的暂时举动，而且他已得到了江户幕府的许可。然而，考虑到俄国军舰刚从长崎离开，并用武力回应过地方当局的抗议，他的说辞完全不可信，于是，英国巡洋舰便一直停留在当地，以宣示海军部的立场；另一方面，俄军的指挥官也拒绝驾驶涉事船只前往别处。虽然不清楚巡航舰舰长得到过俄国政府怎样的授意，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次风波在9月得到了平息，他把上述建筑物交给了当地政府，随后驾船离去。2

至于第二次事件，则发生在20年后，当时的日本正在全力进行明治维新。

此时，日本的民族精神业已觉醒，这唤起了他们吞并朝鲜的野心。日本的高层领导人也萌生了展示实力的渴望，在他们看来，吞并朝鲜的意义，就像是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对于德国，或是“尚未收复的意大利”（Italia irredenta）对初生的意大利王国一样关键。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自己的新生力量尚不成熟，并因此奉行了一种更加审慎的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却迫使他们的陆军首脑和许多重臣在下野后组成了一个不安分的异议集团。随着时间流逝，该集团不断壮大，最终于1877年掀起了萨摩地区的严重叛乱。这让日本卷入了灾难性的内战中，在这一年的大半时间里，明治维新的成果几乎要毁于一旦。期间，“征韩”成了叛军最具煽动性的口号，至于前陆军首脑，则被民众当英雄一样看待。

尽管扩张政策不是叛乱的主要原因，但它仍给日本政治家们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象：对大部分民众来说，征服朝鲜将成为新民族精神的象征，如果这种愿望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国家就可能走向毁灭。在大幅推迟时间后，直到1894年年初，日本政府才觉得时机成熟。这一年，他们发动了对华战争，借口是“抵制中国的渗透，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在标志战争结束的《马关条约》中，他们不仅实现了目标，而且还夺取了旅顺口以及从鸭绿江畔朝鲜边境到辽河河口商埠牛庄（Newchwang）的辽东半岛地区。这一区域能让日本像控制日本海一样，把黄海置于手掌心。如果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是我国与俄国之间爆发了一场维护荷兰独立的战争，最终我们不仅达到了既定目标，还占领了丹麦的哥本哈根地区。

然而，在条约中，日本人展现的智慧却不敢恭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卷入了大陆地区的纷争，而自身的实力又不足以应对——毕竟这个国家还年轻，也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同样，他们也没有从我们的教训中得知：当一份条约赋予胜利者过多的权益时，就一定会导致新的敌人出现。随后，日本人突然发现，他们需要立刻直面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而这三国都拒绝承认日本的新地位。在这些国家的联合压力下，日本被迫让步，将旅顺港连同辽东半岛一起归还中国。最终在领土方面，除了台湾和澎湖外，日本实际是一无所获。另外，作为一个群岛国家，日本的版图也向南达到了远东海域的自然边界。

由于该让步是以“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名义做出的，日本最初还能忍气吞声，因为从利益角度，中国对他们的重要性仅次于朝鲜。然而，由于一无所获，日本人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羞辱。就在条约墨迹未干时，日本便意识到，自己刚从中国手中夺来的权益遭到了新的威胁：现在，朝鲜有被俄国吞并的危险。在汉城，虽然对衰朽的朝鲜政府的争夺在战争后告一段落，但现在它又重新爆发了，只是中国政府的位置已被俄国的代理人取代。面对这种情况，日本立即采取了自保措施，其中最紧要的是建设一支全新的海军。其配套的条件已经成熟，因为俄罗斯已经向中国提供了贷款，以支付战争中的赔偿金。利用这笔资金，日本通过了一个全方位的海军建设计划，并准备添置6艘一等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所有舰船将在7年内全部交付。这后来也被外界称为“战后建设计划”（the post bellum programme）。其中除了2艘装甲巡洋舰向法国和德国订购外，其余舰船均交由英国承建。

同时，日本没有满足于此，它还纠正了海军基地布局上的缺陷。在对华战争爆发时，作为海军基地的港口有3个，即东京湾的横须贺（Yokosuka）、濑户内海凹陷部的吴港（Kure）以及九州西北部充当海峡哨所的佐世保（Sasebo）。在它的北海岸，即日本海方向，则1个军港也没有，因为这种部署毫无意义——毕竟之前，日本从没有受到来自朝鲜海峡以北的新兴海上力量的威胁。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为防备镇海湾附近出现不测，日本除了在澎湖列岛（Pescadores）的马公（Makung）、津轻海峡（Tsugaru Strait）的大凑（Ominato）以及对马岛上的竹敷（Takeshiki）建造和扩大水雷艇基地外，还在本州北海岸若狭湾（Wakasa Bay）的舞鹤（Maizuru）建立了新的海军基地。新海军基地的意义几乎与我国的罗塞斯一样重要，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新举措的意义逐渐得到了体现。

在汉城，日本最初发现无法与新对手抗衡。为控制朝鲜政府，日本采用的高压手段令朝鲜国王被迫于1896年2月逃进了俄国公使馆，随后，朝鲜国内的俄国势力逐渐占据了上风，这让日本只能走到谈判桌前。但另一方面，俄国在被迫应对时，心中也极为忐忑不安。

事实上，和许多类似事件中的情况一样，在与日本交涉时，俄国的恐惧也不亚于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很容易滑向战争，并引发了各种战略误判——因为他们都把对手的自保行为当成了侵略行径。在日本人看来，俄国意在吞并朝鲜，为此他们必须拼死抵抗，而在俄罗斯这边，他们也对日本人的意图产生了类似的理解，并认为日本会对帝国的事业产生致命威胁。事实上，在战争前，日本人只是要保卫朝鲜海峡，而俄国人只是在守护他们的亚洲铁路而已。

在这场大博弈中，俄罗斯现在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并开始掌握局势的主动权。这个时期，俄国的政策大体是倾向和平的——它不再谋求扩张，而是致力于建设广阔的亚洲领土。其实现目标的关键，是将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至太平洋沿岸，此举不仅可以把俄罗斯广阔的领土整合在一起，还能让整个工程变成一条世界级的交通干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造表明，此时的俄国把商业利益放在了第一位。有一项事实可以证明——它是中国政府战败后，俄方强加的第一项援助条件。

按照原计划，该铁路在离开外贝加尔省（Trans-Baikal Province）后，将沿着阿穆尔河在中俄边境不断延伸。在该路段，它将先拐一个大弯向北，接着南下抵达哈巴罗夫斯克，随后向南沿着乌苏里江通往海参崴。但该设计不但绕道问题严重，还穿越了一大片偏远荒凉的地区。为直达海参崴，一种更好的方案显然是让铁路穿过满洲北部的中国领土。然而，由于其沿线都处在别国境内，局势也不稳定，所以很难在动乱时期进行保护，从军事角度衡量，该方案更是一无是处。不过，这条铁路的经济和商业意义相当巨大，而最终占据上风的，也是这些方面的考虑。

在沙俄的远东司令部（Far Eastern Staff）看来，新路线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的抗议却被置之不理；作为替中国向日本支付赔款的补偿，俄国几乎立刻提出了上述要求，而对中国人来说，这一要求几乎没有回绝的余地。不仅如此，俄国还额外提出，要求在施工期间和竣工后获得保护铁路的权力。

俄罗斯的上述行动，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无疑极为冒险，它表明，让西伯利亚大铁路成为一条国际主干道的经济设想，已经成了其行动的核心目的，甚至作为一项美好的愿景压倒了一切。诚然，这一构想源自古代商道，里面有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但其理念却宏伟得让人沉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俄国突然发现有个看似微小的势力正在阻碍这项伟大工程的最后一步时，会表现得如此不耐烦。

而这项伟大事业的最后一步，就是占领一个不冻港，让它成为铁路的终点站。同时，这个不冻港还可以被用作海军基地，因为此时俄国已经意识到，欧洲列强在远东的竞争已经愈演愈烈。无论是铁路终点站还是海军基地，海参崴又绝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它不仅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不佳，而且冬天存在封冻期，舰船进出港只能依赖破冰船，但破冰船的建造技术还不完善。

为控制念念不忘的旅顺港及毗邻的大连湾，俄罗斯坚持要求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俄国又无法对这两地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甚至在提出上述主张时，它都显得惴惴不安。由于担心日方会因不满而采取反制措施，俄国政府要求总参谋部制订一份战争计划，尽管该计划并不详尽，但其中仍然清晰地指出了一个问题：俄国在远东的布局漏洞百出，在边境地区尤其如此。在战时，无论面对海上的攻击，还是驻扎在朝鲜和南满的日本占领军，海参崴所在的滨海省和临近的阿穆尔省都将门户洞开。另外，俄国还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英国选择介入，英国必然会阻止法国和德国舰队的干预，这会让自己抵御日本入侵变得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自然很高兴听到日本愿意就朝鲜问题与之达成谅解。

此时，日本甚至提出了一个瓜分朝鲜的方案：日本控制汉城和南方地区，而北方则交给俄罗斯。但对此，俄国却反对说，按照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它必须保持朝鲜的领土完整。但这只是一个借口，如前所述，它真正盘算的仍是在海峡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从而确保能在日本海自由进出。在占领对马岛的尝试失败后，它的心思已经转向镇海湾，但前面提出的方案，又会让日本掌握当地的控制权。

最终，作为一种临时妥协措施，双方达成了朝鲜国王必须回宫、两国应在汉城派驻同等规模的警备部队、享受的权利也应大体对等等共识。最终，这些要求都在1896年6月9日签署的《第二次日俄协定书》（Protocol of Moscow）的条款中得到了体现。

此时，日本不得不接受一种常态化的事实：一个强大的新对手已经在中国出现。而在这些利益到手后，俄罗斯其实已经得到了渴望的一切。为此，他们原本可以高枕无忧，等到东清铁路（Eastern Chinese railway）把滨海省同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网连接起来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同时，他们开始担心，刚从中国出局的日本仍有可能继续吞并朝鲜，为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遏制日本的和平渗透——这一点很快也成了俄国的指导方针。总之，俄国虽然赢得了喘息之机，但并不认为应该彻底放松：它的双手很快变得不安分起来。

1897年底，2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后，一支德军分舰队随即占领了胶州湾（Bay of Kyau-chau），直到获得了该港和临近地区99年的租借权后，他们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从各个方面看，对中华帝国的瓜分已是迫在眉睫，而在这个领域，俄国人在欧洲的老对手正一马当先。面对瓜分中国的局势，英国试图用传统的办法应对：它依据“门户开放”的原则，要求宣布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但也准备好了采取更激进的手段。至于日本，则依旧占据着上一场战争中夺取的威海卫（Weihaiwei），试图以此作为担保，让中国支付剩余的赔款。而对俄国人来说，为伟大事业锦上添花的时机正在流逝：机不可失，12月15日，也就是德国的要求还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也把一支分舰队开进了旅顺。

从我国一贯远东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一举动可谓颇有挑衅意味，对此，我国的舰队司令显然无法袖手旁观。当时，他正带领一个大型分舰队在济物浦（Chemulpho）示威，试图向朝鲜政府索取与俄国舰船同等的权利。根据指示，他也开始对新的事态报以关注。为此，他开始定期向旅顺派遣巡洋舰，要求获得与俄军同等的入港权，但同时，这些军舰也得到命令，不得在当地停留超过三天。这种造访显然是俄国人不愿看到的，他们向我国外交部抗议，这导致在1898年2月初，我国海军指挥官接到通知，停止对旅顺的定期巡视。随后，俄国采取了极关键的一步，即强迫中国政府签署租借条约，以求与德国权利对等。1898年3月底，中国被迫让步，将辽东半岛上的关东半岛租借给俄国25年。中国不仅出让了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湾在内的领土，还有在当地修建东清铁路支线的权利，同时，俄国还有权派兵守卫这条铁路线。

然而，德方行动的余波还远没有平息：法国强索并占领了广州湾，导致英国被迫介入。如果肢解中国的赌局正在上演，那么，它自然也需要进场，并给俄国人制造一种印象，即我方采取的是一种类似当年干预对马岛的强硬措施。另外，这些举动还和日本保持着步调一致。在与日方达成共识后，我方不仅扩展了在香港的租界，还鉴于俄国控制旅顺的事实，向中国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

1898年7月1日，一切终于安排完毕，动荡的局势暂时恢复了平静：日本先将威海卫移交给中方，而中方则根据之前的规定，将其移交给了前来接管的英国海军司令官。这也向外界释放了第二个明确的信号，就远东的海上局势而言，日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于是，这场较量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激烈程度更是有增无减。

直到此时，俄国政府才意识到局势有多么严峻，虽然他们早就明白，自己的政策将在海军领域招来激烈反应，但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在太平洋部署一支强大舰队的紧迫性。虽然在1895年，他们便启动了一项新的海军计划，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制订该计划时，他们并没有将对日作战考虑在内。当时，俄国海军部宣称，他们并不认为远东的局势会复杂化，另外，即便出现紧急事态，太平洋舰队也可以在有三四个月提前预警的情况下，随时得到来自波罗的海方向的增援。然而，日本海军的“战后建设计划”很快改变了他们的想法：海军界人士强烈认为，该计划明确展示了“日本政策的攻击性”，因此有必要尽快采取措施，同时，他们还一致认为，俄国“必须下定决心，捍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1895年11月，俄国海军部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得出结论：日本正在推进海军建设计划，试图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修至太平洋前将其完成，所以，战争可能在1903—1906年爆发。由于日方的部署可能是首先入侵朝鲜，因此日本海军又将在开局阶段扮演重要角色。为此，俄军不仅要在波罗的海保留一支舰队，“对付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还必须制订并推进一项特殊的远东海军建设计划，以确保在日本完成“战后建设计划”时，太平洋舰队依旧能够拥有优势。

虽然思路和结论都无可指责，但该计划还是遭遇了经济瓶颈。作为沙皇的重要顾问，财政大臣维特先生（Monsieur Vitte）自然不愿意看到他的发展计划被打乱。另外，维特还确信，日本的财政状况无法使日本在1906年完成所有的造船项目。于是，1897年年底，俄国人的计划才制订完毕，直到1898年年初才获得批准。另外，由于维特先生的干预，海军建设周期还被延长到了七年——这意味着，日本完成海军建设计划的两年后，俄军的所有舰船才能竣工。3

直到此时，俄国的海军都没有把未来想象得很糟糕，陆军的参谋人员也没有考虑到即将面临的种种困难。但鉴于局势变化，俄国政府却要求修改作战计划，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铤而走险的举动将招致英国强大海上力量的干涉；同时，这些举动还将打击日本的野心和自尊心，将这个国家彻底激怒——日方相信，随着旅顺被占领，它的生存基础将遭遇威胁。

更耐人寻味的是，此时已经有俄军的参谋人员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在这场未来战争中，海军将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战略还是战法，它都和俄军熟悉的、相邻大陆国家间的战争截然迥异。而且与欧洲传统的战争形式不同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决定因素将不是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相反，作为一次海陆联合作战或两栖战争，控制一片海域、令对方的部队无法自由行动才是关键。这一点又不取决于双方陆军的兵力对比，而取决于舰队能向特定目标投送多少兵力。这对日本的影响尤其显著，尽管他们很难摧毁俄军，但仍可依靠这一点取得胜利。由于这场战争爆发自战略层面，而不是政治和经济领域，俄国也不可能投入全部军事力量。从纯粹的战略角度看，由于该目标区域容易被海军孤立，在部署地面部队时，无力掌握制海权的俄国将遭遇不少牵制；另外，对俄国中央政权来说，战区也离其核心利益所在的地区太过遥远了，因此，他们也很难发动民众为胜利而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成了对俄国实力的一次考验——由于地理环境使然，这次考验的目标，又被浓缩成了一个具体的点。此时的他们意识到，现状与40年前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当时，他们与西方列强对近东地区的争夺，最终也聚焦到了一小块具体的区域上——塞瓦斯托波尔。这绝不是某种臆想，在开始制订新的战争计划后，俄国人很快便发现，这种局面几乎成了当年的重演。

事态的后续发展，让日本充分占据了战略优势。在德国的帮助下，日本已按照欧洲最现代化的标准组建了一支陆军，并展现出了令人不安的战斗力，其海军则得到了英国的指点。显然，此时的局势已和俄国刚踏足远东时完全不同。日本的战略优势极为明显，而俄国则无法采取攻势。后者的远东司令部【即顾名思义的“阿穆尔军区司令部”（Amur Staff）】和位于圣彼得堡的总参谋部对此都心知肚明。他们都认为，新的战争计划必须以防御行动作为基础。毕竟，俄国的实力太弱，除了防守之外已无法实现其他意图。接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便只剩一个了，即如何进行防守。当时，俄国在远东有两个弱点，即旅顺口和海参崴周围的沿岸地区，唯一连接两地的是日本控制的朝鲜海峡，否则，俄国人就要在地面穿行1000多英里，并途经一大片荒凉的异国领土。但阿穆尔军区并不特别担心自身辖区的安全，甚至建议将部分兵力派往满洲，以便在旅顺港遭遇攻击时进行救援。然而，俄国本土的参谋人员却没有那么乐观。他们坚持要求集中使用兵力，并让旅顺港守军孤军作战。

事实上，俄国海军一开始就反对将旅顺作为基地：因为占领旅顺更多是文官政府的意愿，而非海军或陆军的决定。早在1897年11月该港落入俄国手中前，海军大臣便提出过反对意见：与旅顺相比，他更希望在朝鲜东南部获得一个基地，这显然指的是镇海湾。如果这一目标无法实现，他建议在占领一个比旅顺更有利的据点之前，先使用海参崴两三年。而杜巴索夫海军少将（Dubasov）在1898年1月俄军舰队进驻旅顺时便指出：“依据所有的战略原则和其他因素”，俄军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不该设在旅顺，而应该在朝鲜沿岸，因为“此地能卡住日本同朝鲜和中国的联系”，并为北方的滨海省“提供掩护”。除了战略位置上的问题，俄国驻华公使还在1899年指出了旅顺在地理上的缺陷，他写道：“由于入口逼仄，旅顺很可能成为驻泊舰队的陷阱，因为它极易被封锁，而且这种封锁很难打破。尤其要注意的是，舰船只能一艘接一艘地缓慢离开内港锚地。”4

这些意见对俄国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开始迅速寻找另一个备选地点。但为了保障自己的特权，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又像很多类似的指挥机构一样，刻意夸大了旅顺的意义。他们认为，放弃旅顺不仅意味着推翻了之前的远东政策，而且会对俄国在亚洲的统治带来致命打击。他们坚持宣称，旅顺是局势的关键，日本真正想要攻击的目标是它，而不是海参崴，一旦俄国失去旅顺，将会导致满洲彻底失守。为了敦促上级倾注资源，他们呼吁道：“就像1854年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旅顺将成为整个战争的核心目标。但塞瓦斯托波尔直到最后一刻仍与外界保持着联系，可旅顺却和最近的俄国领土相隔上千英里。”不仅如此，旅顺的守军实力薄弱，缺乏准备，因此很难进行真正的抵抗。5

但问题在于，固守旅顺的背后，不仅有文官政府和政治层面的考虑，还有一些来自陆军方面的不可忽视的理由，这些理由始终压制着海军方面的意见。在俄国本土，其总参谋部一面显然只能应远东方面的要求，投入所需的兵力，但另一方面，对德国人引发的事态，虽然时机对俄方并不成熟，但他们也无法找到另一条出路。不仅如此，在得知日本向英国移交了威海卫后，阿穆尔军区司令部的态度变得更为悲观了：“我们不能完全享受到控制关东半岛带来的显著优势，而且就目前而言，在占领旅顺后，我方的弱点反而增多了。此外，随着英国占领威海卫，他们的势力范围已经与我国毗邻，一旦爆发战争，英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到日本这边。因此，我们必须对抗一个完全掌握制海权的敌人，而且与我们相比，他们的陆军力量又有显著优势：25万人的日本陆军几乎能在我方沿海倾巢登陆；再加上日本的岛屿位置优势，他们在行动时将会有恃无恐。”6

为抵抗日本的登陆大军，俄国只能动用少数当地部队和经过一定时间耽搁才能抵达的来自西伯利亚的部队。中亚军团需要对印度保持威胁，而本土的预备队则只有在德国完全确定中立立场后才能赶来。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就位。

以上列出的就是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军事力量要素。颇为巧合的是，在我国参与的历场战争中，它们和制海权一样都发挥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并最终塑造了大英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有许多环节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日军通过海上行动，对目标区进行了事实上的孤立；另一点是日本所处的岛屿位置，它就像我们一样，保证了自己的心脏地带不会遭到对方的反击。俄国则要面对很多不利情况：他们的陆军会在长途调动中遭遇诸多困难，维持交通线困难重重，沿途三分之一的地方都暴露在当地匪帮的袭击下，而这些匪帮又恰恰听命于中国等敌对势力。

事实上，无论日本进攻朝鲜还是旅顺，其投入的兵力都会远远超过俄军。俄国总参谋部因此决定，必须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保卫阿穆尔省、滨海省以及修建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并做好了在战争中牺牲朝鲜和旅顺的准备。他们相信，夺取后两地对日本来说轻而易举，甚至不依靠英国的帮助也能实现。虽然旅顺港的驻军也许确实应该加强，但在大铁路完工之前，他们绝不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

然而，时任陆军大臣的库罗帕特金将军（Kuropatkin）并不赞同这种悲观的看法。他认为至少应当采取更积极的姿态，并对阿穆尔军区司令部的观点表示支持。他认为必须组建一支军团，以便随时南下救援旅顺。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接近完工，在后续的各个战争计划中，这种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它最终成了影响俄国舰队部署的最终因素。

对日本来说，此时显然是开战的最佳时机，但他们并没有抓住机遇，这似乎导致俄国人相信，只要耐心地坚持下去，他们完全能够兵不血刃地实现目标。但事实上，日本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占据优势的其实是俄国：首先，他们相信，英方的态度可能和俄国人猜想的完全不同，从而让自己很难确保绝对的海上优势；另外，他们的陆海军实力都还不足以单独同俄国开战，更不用说修建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会不断增强对手的实力。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被迫暂时收手，并将对俄斗争转向了外交领域。

过早将势力渗入“暖水区”的行为，让俄国在远东的布局漏洞百出，作为弥补的第一步，他们开始像40年前在对马做的那样，试图重新建立旅顺和海参崴之间的海上联系，并因此再度将目光投向了镇海湾。对双方来说，这处海军基地再次成了左右局势的关键。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俄国海军参谋部也再次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其意义，1899年年初，俄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而不像之前那样按兵不动。

最能表明俄国海军态度的文件，是俄国总参谋部在去年进行的研究，它清楚地解释了当时的各种要素最终如何影响了海军。为保证自身的安全，俄国必须行动，基于这个目的，它采取了两个步骤。首先，它开始强迫中国修改对关东州的租约——可能是由于没有听取海军的建议，最初的条约只是让俄国获得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舰队陷阱。因为作为海军基地，旅顺有许多缺陷，其中之一是地理位置。从环境来看，它和路易斯堡（Louisbourg）或瑟堡（Cherbourg）很像，容易被一个有海上优势的对手用海陆联合作战孤立。在之前的条约中，俄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确保连接旅顺港和大陆的关东地峡（Kwangtung Isthmus）的安全，同时也没有占领临近的岛屿，这些岛屿不仅对保护关东半岛沿岸的舰队至关重要，也是让港口免于陷入封锁的唯一屏障。

为此，按照5月7日签署的一项补充协议，俄国将占领区的北部边界推入了辽东半岛，一直延伸到了貔子窝（Pitsuwo）至普兰店（Port Adams）一线，并包括了南部的所有沿海岛屿，尤其是里长山列岛（Elliot Group）和拥有天然良港太平湾（Thornton Haven）的海洋岛（Hai-yung-tau）。但当中没有囊括位于旅顺和对面山东沿海之间、位于渤海湾（Gulf of Pechili）入口处的庙岛列岛（Miautau Group）。

与此同时，为改善当前的远东局势，俄国公使巴甫洛夫（Pavlov）正在要求朝鲜割让镇海湾中的一个海军基地——这也是令俄国摆脱战略困境的唯一办法。这彻底惊动了在汉城的日本人，一场激烈的外交冲突随之爆发，双方都寸步不让。5月，事态急剧恶化。当时，巴甫洛夫和一位俄国海军将领带领舰队出现在了马山浦（Masanpho），以便为海军基地选址。向朝鲜提出了土地要求后，他们回到了汉城，以便完成最终的手续。然而，由于日方极为反对，直到1900年2月，俄国人才重返故地，以确保选址安全无误。但到达后，俄国人发现，此地早已被一个日本代理人买走。于是，他们只能空手而归，并转而寻找下一个合适的位置。

随后，他们开始谋求在巨济岛（Kojedo）上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在该岛和大陆之间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港湾，并且两端都有出入口——一旦某个列强在当地建立了立足点，很快便能控制周边海域。日本公使当即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俄国则调遣了2艘大型巡洋舰“俄罗斯”号（Rossiya）和“留里克”号（Rurik）前往济物浦为自己的提议撑腰。随后，日本公开在海上和地面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备战，这打破了俄国自欺欺人的想法，并让他们意识到：如果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战争将立即爆发。最后，俄国终于意识到了镇海湾对日本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日本人将不会谋求任何妥协。无论如何，日本都将为巨济岛死战到底，但另一边的俄国人却并未准备妥善。

最后，俄国被迫柔声细气地做出让步，并在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特权（如在现有的外国租界区设置加煤站和医院）后收手。同时，他们还保证，只要朝鲜不把巨济岛割让给其他国家，他们便不再会对当地提出要求。

尽管俄国得到的利益微乎其微，但一些保持中立的相关国家认为，这一安排依旧十分危险，并确信俄罗斯迟早会“获得东方最重要的海军基地”7。不过，俄国人对局势的认识更为清醒，他们只向当地运送了少量的煤炭和水手，令其本质更像是一个观察哨。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日本在釜山和马山建立了据点，令当地的战略地位变得大不如前。最终，俄国撤回到了之前位于旅顺和海参崴的、存在巨大缺陷的战略位置上，只有一条未竣工的铁路将两地连接在一起。

即便这种情形没有满足日方的期望，但毋庸置疑，日本人的战略环境确实改善了。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策略正让对手陷入一种窘境：如果他们要保持住战略要地的联系，就必须仰赖一条未完工的铁路线。另外，鉴于未来的战争无论何时爆发，都将以海上战斗为主，这一点给日本带来的战略优势不言而喻。最后，外交领域上的成功，还赋予了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权，因为这一问题既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对比，也取决于它还有多少可供支配的时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推迟战争的爆发都对日本有利：拖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被用来建设陆军和海军，并让其势力和平地渗入朝鲜。俄国人对此忧心忡忡，他们看到，日本人的商业和政治势力不仅在汉城扎了根，而且正在朝北向满洲边境延伸。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对此非常担忧，并立刻敦促修改之前防御性的战争计划，以使其能在朝鲜发动强有力的攻势。他们发出提醒，如果日本将朝鲜作为基地，那么，日本将拥有充足的实力进攻旅顺和哈尔滨，而哈尔滨又恰恰是从东清铁路延伸出的南满铁路（South Manchurian Railway）的起点——如果这个战略要冲沦陷，将危及整个远东，而且俄国除了进行反击之外，也没有别的能挫败日本计划的手段。

但此时，一次事件突然爆发了。这时的情况，就像是一群猎人正在觊觎狮子的皮毛，但又猛然间意识到，这头狮子其实还没有死去。尽管清政府奄奄一息，可中华民族仍然保持着警惕。随着瓜分的开始，在民族主义组织“义和团”的鼓动下，中国爆发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排外运动。一年时间内，它便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斗争，让原本关系剑拔弩张的各国不得不放下争执，联合起来应对。义和团涌入北京，控制了政府，包围了外国使馆区，同时，按照俄国方面的说法，他们还在中国政府的指使下，和清军一道向北推进，准备一举席卷整个满洲。作为俄国在当地唯一的军事力量，驻扎在各地的护路部队都被动员起来，以保卫哈尔滨。同时，已竣工的近900英里铁路中有一半以上都被义和团捣毁。8直到1900年年底，局面才重新得到控制，但此时远东的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镇压骚乱的过程中，俄罗斯至少在满洲部署了10万人，完全占领了包括关东州租借地以及从辽河干流到通商口岸牛庄在内的整片地区。虽然国际舆论一致要求撤军，但显而易见，俄国人并不愿意妥协。另外，在救援北京使馆区和恢复直隶省（Metropolitan Province）秩序的各国联合行动中，日军表现出的效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流逝，日本必然会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让俄国再也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它既需要将东部边境拓展到一个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上，还需要尽快完成西伯利亚大铁路。但俄国在此期间付出了巨大牺牲，这一切仿佛都是在呼吁它适可而止。当时，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都在同这项伟大的工程作对：霍乱、洪水、瘟疫，还有一场被俄国人认定是在别有用心煽动下爆发的袭击，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横生枝节。然而，俄国却用坚定的意志推进着这项工程，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就贯穿在了它的对外扩张史里。

这段时间，俄国人的想法是控制整个满洲地区，而近来在中国遭遇的袭击则充当了借口。此时，关东州总督阿列克谢耶夫（Alexeiev）海军中将甚至和中方的盛京将军（Governor of Mukden）达成了一项维持秩序的临时协议，这份协议实际上让俄罗斯完全占领了满洲的南部地区。同时，阿穆尔省的总督格罗德科夫将军（Grodekov）也和中国的吉林将军（Governor of Kirin）达成了一项类似的条约，该条约将俄国的统治权延伸到了哈尔滨和铁路的干线周围。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引起了日方的强烈抗议，而日方的立场也得到了列强的支持。与此同时，圣彼得堡的俄国中央政府也认为，立刻吞并满洲的政策已经超出了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保证对各个地区的占领，也没有人力物力来组建一个能进行有效管辖的行政机构。因此，他们决定遵照列强的呼吁，将要求的占领区缩小至辽河流域以及南满铁路的沿线地段。1901年2月16日，他们在北京与中国展开了正式谈判。

然而，俄方的新提案却几乎和旧提案一样，让人感到很不自在。对此，日方以最为强硬的态度向中国施加了压力，而日方的观点也得到了英方的赞同与支持。至此，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已经在两个未来的盟友之间产生了。同时表示反对的还有德国和美国，但他们的态度显然没有如此激烈。在谈判中，日本首先要求圣彼得堡当局进行解释，但俄国外交大臣兰斯多夫伯爵（Count Lamsdorf）对此表示拒绝，理由是这仅仅是中俄两国之间的事务。后来，虽然日本的抗议不了了之，其请求也遭到了回绝，但这一态度还是让圣彼得堡当局警醒地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就算自己愿意放任日本在朝鲜的行动，并以此换取一个和平控制铁路进而蚕食满洲的机会，日本人也不会让步，因为只要俄国势力出现在满洲，日本人就会有一种被威胁的感觉。简而言之，俄国意识到“满洲和朝鲜问题已经合二为一”。

尽管对局势有了深刻的领悟，但俄国依旧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妨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不过很快，俄国就会认识到这一点。3月31日，中方代表、直隶总督李鸿章突然告知俄国公使，根据英国和日本的建议，他不打算继续谈判。为此，俄国立刻以公开照会的方式对其他列强进行了回击，它宣称，由于中国拒绝讨论从满洲地区的撤军事宜，再加上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他们别无他法，只能继续占领这一地区。

这种强硬态度让俄国获得了暂时的成功。毕竟直到9月前，列强都在设法交还义和团运动期间占领的中国领土，或是在着手从当地撤军。此时，无法得到列强支持的中国被迫重开谈判，而俄国也趁机增加了自己的要求。受之前的成功鼓舞，俄国人确信，凭着实力，他们可以将满洲问题和华俄道胜银行捆绑起来，从而控制整个中华帝国的财政。在此期间，李鸿章则竭尽所能，用各种东方式的外交手段进行拖延，所以直到他在11月去世前，整个谈判进度都停滞不前。此时，俄国由于已经有了想要的一切，因此并不在乎继续等待。至于中方私下使用的拖延手段，他们一点也没有起疑，毕竟，局势看上去终究是在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新年来临，俄国却突然大吃了一惊：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宣布结盟，其意图是维护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宣称要在当地为所有国家的工商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五天之后，美国也强调了上述原则，并就华俄道胜银行所得特许权一事，向北京和圣彼得堡当局提交了严正抗议。有鉴于此，中国在一星期内被迫提交了一份正式通知，宣布放弃原先的条约草案。

作为回击，俄罗斯劝诱法国与其一同发表了公开照会。他们一方面肯定了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倡议，但另一方面也指出，鉴于其他国家可能采取敌对行动，加上排外运动可能再度爆发，作为盟国，他们仍有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各种必要措施的权利。但这一举动不过是虚张声势，只是让俄国体面地下了一个台阶而已。事实上，由于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列强势力强大，超出了其应对能力，俄国已经认识到了失败。但在交锋期间，他们也没有对局势抱任何幻想。早在1901年4月，他们针对拒绝撤军一事进行公开照会的时候，便要求参谋部制订一份战争计划。该计划于9月得到了沙皇的批准，将完全依靠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同日本争夺整个地区。9事实上，作为一份高度依赖海上行动的作战计划，它对当时和后来的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展开深入分析。

与之前的作战计划一样，俄国人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战争的开局阶段，他们必须采取守势，因为当时日本掌握着主动权；而且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也曾发出警告，在战争之初，日本一定会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夺取朝鲜。但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日本是准备把占领朝鲜当成最终目标，还是计划以此为跳板，发起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如果真的是后一种情况，其行动可能会针对三个目标：一是满洲地区，二是旅顺港，三是海参崴和滨海省。但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只是占领了朝鲜，这将正中俄方的下怀，届时，他们便只需就地固守，而不必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不过，一旦日本的行动不止于此，局势将变得更加严峻。

总体而言，俄方认为，滨海省不会遭遇真正的袭击。发生在当地的任何行动，都将是一次声东击西的牵制。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还进一步认为，日本也不会迎着俄国舰队、径直跨海攻击旅顺，相反，真正的、更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局面，是日军以夺取铁路为目标，经朝鲜入侵满洲地区。当地的俄军必然无力与之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将南满地区的部队集中在辽阳和奉天（Mukden）一带，甚至是更北部的吉林地区，然后缓慢地向满洲北部撤退，并在避免与敌人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抵达哈尔滨。在当地，他们会得到来自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援军，如果调动足够迅速，部分来自西伯利亚的军团也将投入战斗。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它们将能够巩固阵地，并全力守住铁路沿线。而到战争的第七个月，所有西伯利亚的部队都将各就各位，再稍后，随着情况允许，2个军将从欧洲抽身，一旦他们抵达，俄国就有可能转入攻势。因此，战局的关键是如何拖延日军的推进。与之息息相关的，是俄军能否阻止日本经黄海从朝鲜北部发动进攻，而这最后一点，又取决于俄国舰队的所作所为。

然而，不容否认：单以实力而论，太平洋舰队还无法给敌军重击。当时，由于远东的港口缺乏相应设施，俄军至少要把3艘战列舰和4艘装甲巡洋舰派回国内接受改装，替代它们的舰船还无法就位。至于日本这边的海军计划，则进展得相当顺利。

虽然俄国无法控制海洋，但仍能够采取守势。无论如何，他们都可以阻止日本掌握绝对的制海权，并让敌人在通过一片无力控制的海域发动入侵时，给他们制造各种危险、延误和挫败。有鉴于此，俄军参谋人员得出结论，日本只有一种方法能部分避免这些风险：即在黄海外的朝鲜南部或东部登陆，但这会让他们的陆上通行变得异常艰难，导致行动迟缓——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将获得集结大军的时间。

4月11日，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主持下，俄军在旅顺召开了一次高级军官特别会议，会上决定了以上述战略为指导时海军的使命和任务。10这一决议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因为它澄清了一个问题：俄国为何会以一种备受诟病的方式部署舰队，进而在军事上落入危险境地。

事实上，当时旅顺方面的主要想法是希望把北方军团，或者说“阿穆尔军团”的集结点尽可能南移——最好移到辽阳。因为在辽阳，俄军可以包抄从朝鲜挺进的日军，从而守住关东半岛，并遏制来自陆上或海上的快速打击。因此，旅顺方面尤其希望海军能全力牵制敌人，因为他们的表现将决定陆军能稳妥地将集结地向南迁移多远。在此基础上，总督等人首先得出结论，虽然其舰队无力直接发动攻势或是完全控制整个海域，但至少要确保黄海的局部控制权，并让关东州和西朝鲜湾11（Bay of Korea）免遭跨海攻击。届时，日本人将只好从朝鲜靠近他们的这一侧开始入侵，如果他们选择了这条充满艰险的作战路线，那么据信，俄军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在辽阳集结。同时，旅顺方面还坚信，这些兵力不仅可以达成上述目标，还能采取某种行动以搅乱敌人对日本海的控制，并通过破坏海上交通线、袭扰其本土基地等方式，进一步给日本的入侵制造麻烦。

为实现上述目标，俄军舰队将被分成两部分。其中，由全部战列舰和大部分巡洋舰组成的主力将被部署在旅顺，以便控制黄海；至于第二部分，则是一支规模较小的巡洋舰队，他们将从海参崴出动，破坏日军的运兵航线，骚扰敌人的海上贸易，并袭击沿海地区。这些行动也会迫使日本将部分舰队从黄海转移出去，从而减轻主力舰队的压力。最后，除了极少数部署在海参崴的鱼雷艇之外，轻型舰艇编队将集结在旅顺，以便充当关东地区的水上防御力量和遏制封锁的屏障。不过，为实现这些目标，俄军没有采取措施让周围的岛屿发挥战略价值。诚然，如果日本人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俄方自然不可能利用或守住这些岛屿，但如果这片海域仍在争夺之下，那么，它们就会给实际控制的一方带来优势，更何况当时双方几乎旗鼓相当，这一点就更不应该被忽略。总之，这一疏忽，再加上旅顺港天生不适合作为主力舰队基地的特点，便成了整个计划表面上仅有的严重缺陷。

对俄国人来说，他们在开战后还将面临一个固有的问题：其军事前沿地带不仅漫长，而且联系不畅。但另一方面，敌人却能出其不意、凭借海上运输大举突袭任何一个可能的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俄军首要的目标自然是克服这些弱点，并尽力限制敌人的行动。另外，虽然俄军舰队无法彻底掌握制海权，但依旧可以减轻友军的压力——这将有助于作战目标的实现。届时，日方的大部分运输线将被截断，只能使用最为不利的一条：这种情况将正中俄军下怀。

因此可以说，这份作战计划的运转，将完全取决于俄军控制黄海的能力。然而，在《英日同盟条约》签订后，局势却暗中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该同盟条约规定，如果其中一国为了维护在远东的利益而必须与第三国交战，那另一国将恪守中立，并采取措施，防止其他国家做出不利于盟国的干涉；如果有国家进行干涉，那么，原本采取中立的一方将对盟国进行援助并共同作战。所以，俄国在远东地区实际是被彻底孤立了。不仅如此，该条约还意味着，作为能影响局势的关键因素——已经有列强基于道义对俄方进行了抵制。另外，该条约在内容上也无可指责，很明显，如果俄国继续推进当前的政策，外界便很可能会依据上述条款认为：其政府是在蓄意挑起事端。

这种新局势也清楚地表现在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提交的一份评估报告中，这份报告还阐述了修改前一份战争计划的紧迫性。在他看来，英日联盟破坏了该计划中海军行动的基础，现在，日本人可以高枕无忧并放开手脚发动强大的攻势，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担心失去制海权。即使英国能保持中立，情况也将极为糟糕，因为它的舰队会监视俄国，并且随时可能参与战斗，这实际上会使太平洋舰队陷入瘫痪。换言之，此时日本不仅能随心所欲地在西朝鲜湾的任何区域运送陆军上岸，还能够绕过旅顺港在辽东湾的尽头登陆。鉴于近期日本几乎成功地控制了清政府，因此，其登陆部队可能会充当一支来自中国的大军的核心。届时，中日双方的部队将联合起来，一举席卷整个满洲地区。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还在该评估报告中对陆军的部署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根据当前危险的局势做出万无一失的打算。但圣彼得堡方面却认为这一计划太不切实际。显然，俄国根本无法集结足够的兵力来应对这种攻击。事实上，早在他们能调动起所需的庞大兵力之前，海参崴和旅顺港便会陷入孤立。而且如果中国方面按照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也跟随日本加入攻势，那么，上述两个地点将和东清铁路一道彻底失守，并让俄国远至外贝加尔地区（Trans-Baikal）的边境暴露在敌军面前。

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俄国人愿意看到的。如果继续冒险，他们很快将得不偿失。因此，面对危机，他们果断认输和屈服了。在只字不提割地补偿的情况下，他们立刻就满洲地区的撤军问题同中国开始了正式谈判，并在4月8日签署了一项条约。

根据其中的条款，中方将承担保护铁路的义务，并有责任保证俄国在满洲地区的臣民和机构的安全。俄罗斯则同意分三批，以每批花费6个月的时间完全从满洲撤军。首先，俄国将交还辽河与山海关之间的部分奉天地区，以及牛庄和该区域内的各条中国铁路。在第二阶段，俄军将从奉天和吉林的其余部分完全撤出。在最后6个月，俄国将把全部部队撤出哈尔滨所在的中国最北部省份。这份条约看上去完全化解了争端，并且仿佛将在远东开启一个欣欣向荣的和平纪元。

注释：

1．本章和下一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外交部提供给海军部的各种公函，以及俄军陆军总参谋部编纂的战史第1卷第1、第2部分。这部宝贵的作品将在后续注释中以“俄国陆军战史”出现。另外，本书具体参考的则是法军总参谋部出品的法文版。

2．占领对马的想法后来在俄国死灰复燃。1884年，该国的《新时报》（Novoe Vremya）公开主张占领该岛。虽然这一呼吁无果而终，不过在次年，当我国因为潘贾德事件（Penjdeh affair）与俄国关系紧张时，还是认为对方会在对马岛故伎重演。为此，我国占领了巨文岛，直到1887年俄国承诺不谋求占领朝鲜领土后才放弃了该地。另外，我国还提议租借巨文岛，只是由于远东的3位海军主官相继表示该岛不适宜建设海军基地，此想法才最终没有落实。

3．这些有趣的记录来自1912年夏天开始陆续刊载于俄国官方海军杂志《海军文集》的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以《对日俄战争海上行动的记录》（An Account of the Naval Operations in the Russo-Japanese War）为题，表明俄军对战争完全缺乏准备，作者是A．内梅茨（A. Nemitz）。

4．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2部分第31页。

5．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236页。

6．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237页。

7．参见英国驻汉城公使朱尔典先生（Mr. Jordan）的通信，1900年5月1日。

8．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2部分第287页，具体如下：在已铺设的1387公里（860英里）铁路中，共有960公里（600英里）被捣毁。恢复通车的工作耗费了俄方750万英镑（即1.86亿法郎）。

9．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249页。

10．参见《俄国陆军战史》第1卷第1部分第328页等处。

11．在俄国的地理概念中，“西朝鲜湾”指的是朝鲜西北海岸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水域，本书中出现的“西朝鲜湾”也指的是这一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