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内容包括战争的起源、双方的作战计划以及战前关系持续紧张时期,并介绍了至1904年9月的第一周之前,双方作战行动的基本脉络。从逻辑上说,这一周也标志着战争第一阶段的完结,因为到此时,日军的原始作战计划已经失败:他们在8月10日和14日的两场海战都没有大获全胜,对旅顺港的攻势也宣告失利,而在辽阳歼灭俄军的企图也没能得逞。
以研究对象和战场地理环境论,这场战争基本可以被归入海战的范畴,但在这个阶段,陆战和海战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正是因此,本书将不只会从海军视角审视战争或是详细描绘每场海战,还会紧随地面战场的局势,来阐明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对地面作战,目前几乎没有独立的研究作品。我们主要参照的是英国的官方战争史(在引注中以C. I. D.表示),但也有“南山之战”等例外。在这些部分,其他材料提供了更翔实的细节,并对地面战场在联合作战中的作用做了更详细的阐释。
另外,我们利用多方提供的丰富资料,对参战舰队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其中尤其以日本海军军令部(Japanese Naval Staff)编纂的详尽史书最为关键,虽然该书是严格保密的,但在仅限海军军官参阅的前提下,它已被日本政府慷慨地提供给了海军部。在海军情报局的指示下,海军讲师奥斯瓦尔德·塔克完成了一份译本,它保存在海军部内。在本作的引注中,该书将以“日本战史极密版”(Japanese Confidential History)的提法出现。
另一方面,该书并不是一部欧洲概念中的“通史”,其中只有对各舰队、战队、驱逐队和艇队每日行动的精确记录。从这个角度,它更像是对事件的纯粹罗列,其中更多的是事实,而极少存在评述,另外还在字里行间夹杂着一些对部署原因的简单暗示。也正如此,它只能算是一部以时间为主轴的各部队行动报告的总集,对各个战场的描写也是孤立的。不过,虽然本书没有全面地观察战争,也没有把各个环节联系起来,但在构建历史方面,它依旧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对某些重要事件,我们还获得了指挥官的原始报告,在几个重要节点上,它们的阐释更为详尽。在附注中,这些贵重文件将以“_____的报告”表示。
有第一手资料后,官方公报的价值自然会降低,因此,本书只对其做了有限的参考。
虽然信息并不全面,但本书的参考资料只在两个领域存在重大欠缺,即战争的起源和联合作战。但是,后者却部分被俄国海军部翻译的、由日本官方公开发行的海军史填补了。另外,其注释中还增加了一些在场俄国军官的宝贵记录。由于某些地方翻译不佳,我们将它与日文原版进行了核对。需要指出的是,法军总参谋部也在翻译这部作品,并将其命名为《日俄战争的海上作战》(Opérations Maritime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在本书的引注中,它将用“日本战史公开版”(Japanese Published History)表示。
俄罗斯方面,当本书问世时,依旧没有官方的海战史著作出版。事实上,除了俄国海军部在初步研究中编写的事件简表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参阅。然而,单就作战计划和战时命令而言,俄国总参谋部编纂的陆军战史还是提供了很多帮助,其中包括海军的命令、军事会议的纪要以及总督和总司令同旅顺指挥官的通信。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综合历史书。该书正在由法军总参谋部编译,在本书的引注中,它将用“俄国陆军战史”(Russian Military History)表示。
由于此书没有专门叙述海战,故我们还从其他的俄国来源获取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均由海军陆战队轻步兵团(R.M.L.I.)的E. Y.丹尼尔少校搜集、整理和翻译。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海军文集》(Morskoi Sbornik)和《俄国旧事》(Ruskaya Starina)杂志的系列文章。其中前一本杂志可谓具有官方背景,作者在许多地方向俄国海军历史协会表达了感谢。但遗憾的是,在本书发行时,该系列文章内容并没有完全涵盖第一卷涉及的时期。至于后一本杂志,则提供了海军军事委员会(Naval Councils of War)关于旅顺战役的宝贵报告。
而在个人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博布诺夫海军上校(Bubnov)的《回忆第1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作战》(Reminiscences of the First Pacific Squadron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val Brigade)。不过,由于作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指挥海军驻防部队,对于海上作战,他的资料主要是二手的。另一些更有名的著作,如西蒙诺夫海军中校(Semenov)的《代价》(Rasplata)和斯蒂尔海军上尉(Steer)的《“新贵”号》(Novik),尽管它们提供了俄国舰队内部情绪和士气等有趣信息,但与真正的历史材料相比,它们在内容的准确性上和对局势的把握上都存在问题。有些高级军官的著作同样非常出色,其中,特列季亚科夫上校(Tretyakov)的《南山和旅顺口》(Nanshan and Port Arthur,由皇家炮兵中尉A. C.阿尔福德翻译),还有冯·施瓦茨上校(von Schwarz)和G.罗曼诺夫斯基上校(G. Romanovski)的《旅顺口保卫战》(La Défense de Port Arthur,由法军炮兵少校J.勒普瓦夫尔翻译)就是极好的案例。由于特列季亚科夫上校曾指挥了南山和203高地的战斗,其他两位军官也都在现场,因此他们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不过,他们也只提到了直接支援陆军的海上行动。
在英国方面的资料中,对研究海上和联合作战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大量编纂成册的来自各位武官和其他外交人员的报告。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参考了未编纂入册的报告以及外交部和海军部的秘密通信,这些对介绍战前阶段的历史特别有意义。另外,上述资料还得到了相关官员提供的信息作为补充。
由于没有通行的音译规范,在转译地名时,我们遭遇了许多困难。其中最接近规范的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办公室(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给出的通例。然而,虽然优点众多,但为照顾海军军官,我们更多参照的是航海指南(Sailing Directions)和海军部的海图,并在最大程度上与其保持了一致。
在表示舰队组织结构的术语上,规范的缺失也导致了类似的困难。为尽量避免混淆,我们在文字样式上做了区别。其中,舰队麾下的战队或分舰队(Division,主要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写作“第1支队”(First Division)或“第3战队”(Third Division)。至于驱逐舰和鱼雷艇(水雷艇)组成的分队,开头没有大写,番号也用数字表示:如“第2驱逐队”(2nd division)或“第10水雷艇队”(10th division)等。陆军的师或师团,则开头大写,番号使用罗马数字,如“第3师团”(IIIrd Division)和“第7师”(VIIth Division)。
在编写体例上,读者会发现,本书采用了以时间为主轴的叙述方式,并试图把海上和地面战场统一包含在渐进式的叙事中。虽然这和各国总参谋部修史的做法背道而驰,并给编纂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表达战争各环节的相互作用时给读者一种清晰的感受,让肩负领导和指挥使命的军官产生正确的认识。不过,这绝不是试图对他们的决策和行为进行诱导或是施加额外的影响。
出于类似原因,我们还没有把观点放在结尾,而是选择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通过这种写法,读者可以随着战争的进程,更好地理解战争的各个阶段,并透过参战军官的视角,更准确地评判每个决策或每场战斗。至于这种写法的另一个好处,是让军官能在对事件记忆清晰时,便开始思考,并得出看法。另外,由此产生的评论也更有针对性和具体性,方便读者权衡利弊。至于那些放在结尾的观点,不仅可能沦为泛泛之谈,而且常常漏洞百出,这实际是一种“后见之明”。
在本书中,只有一个领域没能达到上述标准——这一领域就是参谋作业。尽管该环节对两栖作战尤其重要,但由于缺乏信息,本书的叙述很难称得上全面。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从交战双方手中得到权威或详尽的资料,其中日方资料更是让人遗憾。在涉及日军大本营(Imperial Staff)、海军军令部(Naval Staff)、参谋本部(Military Staff)及各自主官的关系时,我们遭遇了不小的麻烦,许多领域仍有待全面考察。恐怕只有在针对相关事实的全面研究问世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做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