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耕地保护与提升理论谱系：相关文献综述

站在“巨人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也相对容易获得进行边际创新的机会。土地尤其是耕地因为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近年来，诸多学者对耕地的保护和与耕地相关的污染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考虑到耕地质量这一问题的特性，本书分别从自然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视角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

1.4.1 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耕地质量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科学概念，所以目前围绕其进行的自然科学视角的相关研究最为丰富。本书出于研究需要，对这一学科视角下的耕地质量的内涵、耕地质量的检测与评价、耕地质量的提升策略三个方面进行文献归纳与总结。

1.4.1.1 围绕耕地质量内涵进行的相关研究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并没有直接对耕地质量的内涵进行研究，却把它包含在土地（土壤）质量的相关研究中，并对土地（土壤）质量进行了内涵界定。Bennema等利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农用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研究，发现土地质量的内在属性是非常复杂的，主要包括动植物生长的需求、自然产品的获得、土地的管理水平等几个方面。Pieri等认为，土地质量主要是指土地满足人类相关需求的状态和条件，这些需求主要包括农林产品、安全和环境管理等。Rossiter在构建一个土地评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认为土地质量不仅包括土地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还包括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土地质量的多元内涵决定了评估模型的构建。Bouma和Droogers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耕地质量的内涵进行了定义，认为土地质量指标为小麦实际产量和潜在产量之间的比率。Dumanski和Pieri在对土地质量指标进行研究后认为，应该把土地的利用方式也纳入土地质量，因为发展畜牧业和进行环境保护对土地质量的影响是有差异的。Pašakarnis和Maliene在对中东部欧洲国家的农村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国家在改善土地质量时，不仅关注土地的生产能力，而且关注土地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建设。Lomba和Goncalves系统地考察了耕地的多重内涵。他们认为不仅要关注耕地的生产能力，而且要注重耕地的生态服务、景观文化服务及社会服务等。Nabiollahi等在对伊朗的土壤质量进行评价时把土地的坡度和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作为影响土壤质量的两个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国外，除了学术界围绕土地质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外，相关政府和国际组织也对土地质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1961年，美国农业部在其构建的土地潜力分类系统（LCC）中，把耕地生产潜力也作为耕地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主要偏重土地质量的自然属性，对土地治理的经济社会属性考虑得不足。1985年，加拿大在“土壤健康”项目中对土壤质量从土壤健康质量和土壤环境质量两个维度对土壤质量进行了定义。1995年，FAO、UNDP和UNEP在LQIS项目中把土地治理定义为，在一定的土地利用条件下，土地维持动植物健康和生态系统稳定的能力，并认为土地质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范围。美国土壤学会于1995年从土壤的物理、生物和化学属性等角度对耕地质量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并从满足人类需求的角度把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其中。2006年，由欧洲联盟发布的《2007—2013年欧盟农村发展政策》报告把土地的管理水平和土地的生态环境保障与服务功能纳入土地质量的发展。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且耕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故而，我国针对耕地质量所下的定义更为重视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方面，近年来才逐渐引入生态环境等因素。赵登辉和郭川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耕地质量的内涵涵盖了耕地肥力和耕地位置两个主要因素。吴群在分析农地等级划分问题时，把耕地的现实生产力、生产潜力和适宜性作为研究耕地质量的三个主要内涵。刘友兆等认为耕地质量包括耕地生产能力、耕地环境及耕地产品质量三个方面。李丹认为耕地的自然属性、经济发展和环境属性是耕地质量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对应于这三个主要影响因素的就是耕地的本底、经济和健康质量，并把它们作为耕地质量的基本内涵。朱永恒等认为土地质量是指耕地的农业生产和耕地的生态环境两个可以满足人们对耕地基本需求的属性。高明秀等认为耕地质量包括耕地的本底质量、经济质量和健康质量。孔祥斌等研究发现，耕地质量具有多重属性，但是主要受自然因素、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沈仁芳等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视角出发，认为耕地质量的内涵有耕地的土壤、管理、空间地理和经济质量四个内在维度。张蚌蚌等认为土壤固碳、土壤有机碳含量、降水和土壤盐分等都是耕地质量重要的构成因素。杜国明等认为耕地质量由地力质量、工程质量、空间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和美学与文化质量五个方面构成，耕地质量的本质特征还是来满足农业生产维度的属性。曾荣等在对AHP-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湖北省襄阳市的耕地质量进行评价时，认为耕地质量包括本底值、农业生产管理、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利用四个方面。

此外，随着耕地质量问题日益严峻，耕地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我国政府也对耕地质量的内涵进行了相关的阐述。2008年，农业部在《全国耕地地力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中，认为耕地地力和土壤环境质量是耕地质量的两个组成部分，这两个部分分别是为了满足农作物的生产和清洁环境的需要。2012年年底，农业部从立地条件、土壤剖面性状、障碍因素三个方面表示耕地质量。2016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颁布的《耕地质量等级》从耕地地力、田间基础设施和土壤健康状况三个方面对耕地质量的内涵进行了归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针对耕地质量定义的研究日益丰富，对耕地质量内涵的研究得到了诸多有益的成果。但是，由于耕地质量多重属性的存在，学术界和政府难以对其下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故而，重新对耕地质量进行定义就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

1.4.1.2 围绕耕地质量监测与评价进行的相关研究

在国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耕地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且耕地质量评价的精确化水平和综合化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除此之外，耕地质量的相关数据更新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多元信息复合分析也能够快速地实现，由此开启了耕地质量评价的快速发展。在随后的研究中，相关研究者主要对不同情境下耕地质量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指标进行了研究，其常用的模型分析方法有层次分析法、土壤质量指数法、最小数据集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其中土壤质量指数法最具有代表性。Dumanski和Pieri则把研究目标放在了耕地质量的预警体系研究方面，从长短期目标的视角构建了相关预警指标体系，这是国外耕地质量检测与评价研究的另一个主要方面。Ramankutty等认为在构建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需要从耕地生产能力和耕地生态效率两个维度进行。Nabiollahi等研究发现，土壤质量指数和土壤流失率是评价耕地质量的两个核心指标，并认为数字化绘图是耕地质量评价的一个重要方法。此外，在1993年和1995年FAO和世界银行依次制定了《可持续土地利用评价纲要》和《土地质量指标》，从国际组织的层面对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标准提供了参考。

从国内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相关研究者和政府部门把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作为耕地质量检测与评价相关研究的核心内容。

具体来看，冷疏影和李秀彬率先对国外围绕土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以期为国内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经验借鉴。张凤荣等以华北平原盐渍土区为研究对象，从土壤有机质含量、地下水资源的量与质、土壤的水溶盐含量、土壤重金属容量空间等方面构建了盐渍土地区耕地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何鑫和李琼芳建立了一个马尔柯夫链综合耕地质量评价模型。赵春雨和朱永恒认为生产和生态功能指标体系是评价耕地质量的两个子指标体系，其中前者包括气候质量、土壤质量、景观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质量，后者包括耕地的基础地力、生产潜力和现实生产力。方斌等认为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包括耕地的本底质量、耕地的经济质量和耕地的健康质量三个内在维度。孔祥斌等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的行为视角出发，在设定农户土地利用“产量、产量与利润、利润”三阶段目标的基础上，构建了耕地质量的一个多阶段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提供相关政策依据。农肖肖等提出了一种基于ARCGIS的空间分析模型的耕地质量评价的新方法。姚赫男等在对GIS和RS技术综合运用的基础上，对研究区域内的Landsat TM多光谱影像进行定量研究，可以分析得出不同耕地的质量等级情况。徐康等基于我国农用地分等的相关要求，在补充自然质量和生产条件修正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来对土地整治后的耕地质量进行评价，并以海南省陵水县的相关案例进行了实证验证。在此基础上，匡丽花等把土地利用修正因素引入土地整治后耕地质量的评价体系进行了进一步地探讨。黄厅厅等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了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贵州省1989—2010年县域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全省耕地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耕地土层、水土流失、土地开发、建设用地、耕地保护制度、社会舆论导向等自然、经济及社会因素。曾荣等认为传统的耕地质量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和单一性，故而其构建了一种AHP-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进行耕地质量评价，结果表明：湖北省襄阳市的数据经验证有效。除此之外，农业部于2012年在《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中从立地条件等五个维度对我国耕地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

综上所述，现阶段虽然在耕地质量的检测和评价方面已经取得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分布得比较零散，缺乏较为完整的、成体系的研究。

1.4.1.3 耕地质量改善策略的相关研究

虽然对于耕地质量的内涵、评价与检测方法等的研究观点众多，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土地整治和农业管理措施的改变是进行耕地质量改善的两个主要策略。其中，土地整治主要是通过物理性、工程性的方式来消除阻碍耕地质量提升的因素，以此来实现耕地质量的改善；农业管理措施主要是指通过生物、耕作方式的改变等来实现耕地质量的改善。在此，本书对有关这两个举措的文献进行了下述分析：

首先，从土地整治的视角来看。付梅臣和陈秋计在研究矿区生态环境恢复的问题时，认为表土剥离工艺的土地生态复垦和预复垦是其主要方式。胡振琪等从土壤学的研究视角对矿山土地复垦实践中的土壤重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具体方法进行了讨论。赵玉领等基于嵩县田湖镇基本农田示范区整理项目的相关资料，研究后发现土地整理可以对耕地质量的评价、落实“占补平衡”政策提供良好的基础。鲁叶江等在综合考虑复垦工艺、土壤质地层次性和作物根系等条件后，提出了一种就地取土复垦土壤剖面的土地整治方法，这种方法可使复垦耕地土壤恢复原耕作土壤的层次结构性，可以实现复垦耕地质量水平的有效提高。薛萐等在对黄土高原丘陵区坡改梯后耕地质量测度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在改造等土地整治工程当年土壤质量有所下降或者没有显著的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有助于耕地质量的改善。韩霁昌等在研究毛乌素沙地土地整治问题时指出，通过科学合理的砒砂岩和沙配比，可实现砒砂岩和沙资源化利用并使荒漠变为良田。谭永忠等梳理和总结归纳了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表土剥离的实践情况，并在提炼其特点的基础上指出对中国的启示。王军等在对松嫩平原西部土地整理对盐渍化土壤改良影响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土地整理能有效改良盐渍化土壤，但新增耕地土壤质量依旧低于原有水平。刘涓等研究了土地整理对紫色土区土壤理化特性的影响，认为表层土壤性质的变化会明显受到土地整理年限长短的影响，这为紫色土区农田的整治工程提供理论依据。王蓓认为土地整治是改善耕地土壤盐碱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其有助于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可以为我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保障。曹琳等认为土地整治建设的耕地质量等别提升应该以耕地质量提升的现实潜力为目标。

其次，从农业管理措施改善的视角来看，主要包括改变施肥策略、开发利用地下水、使用相关植物修复污染土壤、施用土壤改良剂、对耕地水分进行管理、实行轮耕、使用沼液进行灌溉、进行秸秆还田、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但是，由于农业管理措施对于耕地质量质量的改善不够明显，因而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土壤固碳、增加土壤微生物、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降低土壤动物等敏感性、增加土壤酶活性、有机肥+磷细菌肥处理、施用生物质炭等方式对耕地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1.4.2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除了自然科学领域对耕地质量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外，社会学领域亦从参与主体心理与行为、法律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视角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1.4.2.1 从参与主体心理与行为进行的相关研究

胡孙坝和胡丕勇基于行为心理学的视角，运用S-R关联理论剖析了当前耕地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Howley等围绕农户耕地保护的意愿及其采用特定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信息可获得性相关因素是影响农户采纳相关技术的重要因素。杨志海和王雨濛以2013年对鄂、豫两省829户农户调查资料为基础，研究发现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与认知普遍薄弱，缺乏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且与其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谢贤鑫等运用江西省2028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以化肥和农药使用作为研究视角，将农户按文化程度、年龄和纯农比重进行分类研究，发现不同年龄农户对农业污染的认识存在差异；农户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户对科技指导的需求会逐渐加大。孔喆等基于农户土地意识的五个维度构建出农户土地意识的测度量表，并把其与耕地质量保护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持有土地致富意识和土地依赖意识的农户更有可能去采取耕地保护行为。刘洪彬和吕杰基于微观农户的研究视角，从行为心理学的视角构建了PSER分析框架，并利用沈阳市23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总体上看，大城市的郊区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感知和认知程度相对较高，保护耕地的意愿也较为强烈。

1.4.2.2 从法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汪景宽等在对其他国家在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方面立法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工作存在着管理体制不明确、法律法规不健全和评价标准不清晰等问题，认为我国耕地质量的根本保障就是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因而需要制定以耕地质量保护制度、耕地质量监测制度体积耕地质量建设制度等为主的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条例。任意等提出了加强我国耕地质量立法工作的必要性，分析了当前我国耕地质量立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总结了部分发达国家在耕地质量立法工作方面的经验与启示，提出了加强我国耕地质量立法工作的相关建议。杨骥等对中国耕地质量下降和保护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保护耕地质量可行的法律保障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杨骥进一步对耕地质量保护的管理制度主体和权利制度主体的职责进行了分析，这些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和耕地使用者（村集体、单位以及个人）。此外，有学者提出要积极借鉴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

1.4.2.3 从人口因素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韩涛认为，人口变化会对耕地保护产生消极和积极的双重影响，并基于江苏省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了江苏省人口数量增加导致耕地占用的趋势有所减缓的现象，并对人口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有利于保护耕地的相关原因进行了探讨。张子珩等基于南京市1997—200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研究，发现在影响耕地数量的诸多因素中，总人口是南京市耕地总量变化的根本因素，其把居住和就业作为传导路径。未来，总人口的持续增加会对耕地保护形成极大的压力，因而，政府需要推行适度城市化政策，并在耕地保护的制度上寻求创新。望佳琪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耕地保护压力较大是人口流入地区的两个重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基于耕地和人口的双重研究视角，综合运用波士顿矩阵模型和K-均值聚类法把我国的耕地保护区划分为了四类，并指出在不同类型的耕地保护区内应该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期耕地保护政策。刘思萌进一步从人口、耕地和粮食的三维视角出发，分别构建出三者各自的利用和发展指数，并使用三组数据来构建系统协调状态评价模型，进而在对相关数据具体应用的基础上指出了河北省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

1.4.3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现阶段，从经济学视角对耕地保护问题进行的已有研究更多地聚焦于耕地数量保护。围绕耕地质量保护问题的研究时间不长，但是呈蓬勃发展之势。在此，本书对这一学科视角下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主体利益分析、制度体系研究、产生原因、现状、困境和对策等方面来进行文献梳理。

1.4.3.1 参与主体利益分析的相关研究

任旭峰和李晓平在传统农业家庭模型（AHM）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改进后的模型来考察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农户作为把收入最大化作为决策目标的经纪人，只有其在耕地保护中的投入（主要指劳动力投入）得到充分的补偿，才会采取耕地保护的行为。任旭峰在对中国耕地保护相关制度进行梳理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从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三个利益主体的行为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各个主体在耕地保护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目标，需要根据其目标来引导和惩戒。毋晓蕾等认为，在现阶段的耕地保护制度下，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农户对耕地保护的目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再加上相应激励机制和外部监督的缺失，两者的耕地保护行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是背离，地方政府和农户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付国珍和摆万奇通过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发现，耕地质量保护的各类参与主体存在着逐利性。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许多学者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李边疆和王万茂研究发现东西部地方政府之间耕地保护耕地意愿和行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政府保护意愿和行动高于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郭正涛等在分析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央、地方和农民在内的三方博弈论模型，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对现行制度进行创新，提高保护耕地的补贴。段岩燕和申静认为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提高各利益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并构建了多层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在保护耕地时，需要数量和质量并重，并逐步调整耕地保护各方利益分配方案。王小斌和邵燕斐从耕地外部性的视角出发，对政府与农民在耕地保护中的关系进行博弈分析发现：只有中央政府严格履行行政监察职能，加大执法力度，提高地方政府违规征地的机会成本，才能实现耕地的有效保护。张德元和王胜男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农户三者耕地保护目标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之间耕地保护行为的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动态博弈发现：要想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参与耕地保护，就必须要加大对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奖励力度和破坏耕地的惩戒力度，而地方政府要想激发农户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就需要对农户进行补贴等外部激励。

1.4.3.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制度体系研究

要想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离不开完整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往往由政策、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制度构成。潘明才认为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开发复垦、土地用途管制等制度是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钱忠好在分析我国耕地保护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认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主要包括土地用途管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农地征用管制三项内容。葛宏元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把破坏耕地的惩戒制度也纳入耕地保护制度体系。李雪芬则从新制度经济的研究视角出发，把我国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实施机制三个维度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对中国耕地保护制度进行了系列的绩效评价。汪阳洁等运用1980—2007年中国出台的相关耕地保护政策进行制度绩效评价后，发现：完善的耕地保护制度对我国耕地保护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作用。马文博等研究了1978—2008年影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实施的内外部因素，发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郭珍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实施绩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

1.4.3.3 耕地质量问题的原因、现状、困境与对策的相关研究

马清欣和何三林研究发现，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比较收益水平较低，这直接导致耕地撂荒现象的频繁出现。此外，化肥农药的过度施用和长期的掠夺式经营，导致耕地质量不断下降。刘学军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发现虽然坚守耕地保护政策有可能带来暂时的一定程度的经济效率损失，但农业未来的生产潜力却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有助于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农业危机。马贤磊通过江西的调研问卷研究发现，稳定的农地产权能显著地对农户土壤保护性投资提供激励，并且农户厌恶风险的态度放大了农地产权因素对农户土壤保护性投资的影响。邵小宝在对我国耕地质量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我国耕地保护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从落实耕地保护的共同责任、健全激励和制约机制、加大耕地管护力度等方面提出了保护耕地的针对性建议。郜亮亮等基于全国6省2000年和2008年的追踪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农户农地使用权预期对农地长期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农地使用权预期由“不好”变为“好”将使其施用有机肥的概率提高7%。蔡燕培等通过对31个省（区、市）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义务量进行测算后发现，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自身资源禀赋和耕地保护义务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耕地保护政策。段龙龙认为集体经济控制力弱化、宏观监管调控政策导向误区及执行力缺失是我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两个重要原因。孙育新和邢玉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以下三条结论：第一，耕地保护的关键是构建有效的产权制度；第二，地方政府与用地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需要对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进行兼顾；第三，耕地保护责任的归属和利益分配是重点。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在对相关文献检索与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国内外已有对耕地资源保护的研究成果经历了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许多学者针对耕地保护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土壤学、环境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少数研究围绕法学和社会学进行简单的分析，而围绕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多停留在围绕经济主体与耕地保护相关的利益确认和补贴保护层面。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从制度安排、制度创新与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及其协调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角度来深入研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内在逻辑的文献还相对缺乏，也没有给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这正是本书要着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亦是本书的研究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