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梳理_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探究-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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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梳理

一学术价值

中外学界对中国丝绸之路的研究始于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重要概念。140余年来，大量成果先后面世，学科视角主要涵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民族学等。

（一）国外的研究

1900年前后，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在其所著《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中探讨了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和欧洲之间的通道及其经济文化交流问题，可谓早期外国研究的代表之作。[29] 之后，英国学者G.E. 哈威[30]、李约瑟[31]、D.G.E. 霍尔[32]和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33]等学者均对这条商道的路线有所研究。1993 年，两位印度学者Haraprasad Rya和S.L.Baruach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了研究报告，展现了他们对这条古道的重要研究成果。[34] 20世纪初，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到“南丝路”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在对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研究中，David Airey和Myra Shackley对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镇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进行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其中商贸的研究对“南丝路”商贸发展史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35] Lincoln Chen在研究丝绸之路过程中指出，丝绸之路是印度与欧洲各国在2000年前同中国开展商品贸易的陆上唯一通道，这条通道上不仅进行着商品贸易，同时还有宗教流传、科学技术共享、社会与文化交流等，中印两国应当以此为基础，深入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共同繁荣。[36]James A. Anderson认为公元10世纪北方丝绸之路与“南丝路”的商贸发展达到了高峰，而在边境地区由于受到军事方面的影响，商贸发展较为低迷。[37] Christopher I. Beckwith认为青铜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38] 国外学者对“南丝路”与北方丝绸之路做了一定程度的比较。

此外，David Comas等人主要研究了丝绸之路上中亚地区人的历史和遗传基因，对商品贸易的各种细节较少提及。[39] Robert Gray和Leah Hoffman主要研究了丝绸之路上的各种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情况。[40] 这在“南丝路”的医学、生物学研究上也有一定的突破。

（二）国内的研究

正如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所指出的那样，在对古代“南丝路”的研究中，经由缅甸—云南—四川的所谓“滇缅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41] 因此，对“南丝路”的研究开始相对较晚。夏光南先生所著《中印缅道交通史》[42] 是国内较早对“南丝路”进行研究的成果，之后，张星烺、冯承钧、岑仲勉、季羡林、方国瑜、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等学者也对此领域有所研究。[43] 然而，对“南丝路”的名称、定义、路线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学者们使用包括“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蜀布之路”等多个概念，研究体系尚未构建起来，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言“诸家所引证的资料未必尽确，且有任意比附之嫌”[44]。

较早对“南丝路”开展系统研究的是陈茜先生，他对这条古道进行了初步考证；[45] 之后，徐冶先生的著作对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了通俗的整体介绍。[46] 1990 年前后，伍加伦和江玉祥先生主编的论文集[47]和刘弘先生等主编的论文集[48]先后出版，专题学术讨论会[49]开始举行，可谓对在此之前“南丝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与此同时，一批对“南丝路”的考察图集[50]亦先后问世，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条商道的认识。1992年，蓝勇先生出版《南方丝绸之路》一书，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南丝路”的学术专著。1994 年，申旭先生出版专著，主要利用外国文献对以“南丝路”为中心的中国对外关系史进行探讨。此后，学界对“南丝路”的研究不断深入，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日渐增多，专题学术讨论会也蓬勃展开。2008 年，段渝先生主编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文集》出版，收录中外论文51 篇，集中展示了21世纪初期“南丝路”的最新研究成果。[51]

早期对“南丝路”的经济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领域，包括对商道交通、商贸活动、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等专题的考证与研究，而后逐步扩展到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和系统研究领域。

“南丝路”被学者们视为一条国际交通线，对“南丝路”商道的研究以及商贸交通研究成果丰富。段渝认为：“中外古籍文献中对先秦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情况已多有记述，古希腊罗马文献和考古成果都证明了先秦中国西南对外交通的存在。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有西路和东路二条。西路，是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从成都出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西亚，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东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水陆分程的起点为云南步头，利用红河下航越南，这条线路是沟通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最古老的一条水路。”[52] 孙先知的研究发现，公元前3 世纪即战国时中国的丝绸已经由四川传入印度。当时中国北方到印度的商道尚未开通，这些丝绸乃是经过蜀地往今云南腾冲出口到缅甸再转至印度。[53] 张弘认为古蜀主要通过“南丝路”与古代南亚与东南亚的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54] 胡立嘉提出，邛崃是“南丝路”从成都向西南行的第一站，茶马古道的重要起运地，据交通要津。[55] 刘浩则考证了“南丝路”的陆路与水路路线。[56]

李绍明先生认为“南丝路”经历了从一条民间商道到社会文化交流管道的变迁。同时，他还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贝币也证明了蜀中早在先秦时期即与海外有着交通与贸易关系的存在，贝币存在的时间从先秦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说明了这条商道自开通之后商贸活动一直延续存在。”[57]

“南丝路”的贸易交换的研究围绕交换方式、商品种类等方面展开。刘弘认为，在汉王朝开通“南丝路”以前，“南丝路”的商品贸易采用的都是以物易物的方式，主要出土于大型滇墓中的海贝不具有流通货币的性质，所以并不能作为货币进行流通。[58] 中外古籍文献中有记载，汉王朝开发了西南夷，并将该地区带入了汉王朝的经济圈，这才使得汉式货币在“南丝路”沿线的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中流通，“南丝路”沿线在东汉晚期基本完成了商品交易形式的变更。胡立嘉认为，“邛窑”青瓷器是南北朝隋唐时期“南丝路”的主要贸易商品。[59]

族群互动问题是“南丝路”研究的新领域。杨帆根据云南的考古材料指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60] 从此，这种民族开始络绎不绝地大规模迁移，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到达了高峰，这些民族不仅迁到了西南夷地区，甚至迁移到了南亚和东南亚的东部地区，从而形成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这就是“南丝路”形成的历史背景。“南丝路”形成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贸易货物，较早的时候以输送铜料为主，西汉时铁、蜀布、盐等物成为大宗贸易货物，换回的有象牙、玛瑙、海贝、珊瑚等。从东汉开始，南方民族流行饮茶的习俗，随着这种习俗传入并被接受，在后来的日子，以茶为主要贸易货物的“茶马古道”取代了“南丝路”的主要作用。

当代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南丝路”研究的时代话题。谢元鲁提出了新“南丝路”的构想，认为可以通过中国—东南亚—印度公路与铁路网建设来实现，以实现周边国家经济商贸的共同发展。[61] 何银武提出以开发旅游线路为先导，从而带动相关行业和产业的发展；重建“南丝路”上的商贸旅游产业集群，以推动西南边疆的经济发展等战略构想；提出四川与云南应加强合作，建立中国西南内陆直通沿海的国际经济互动纽带，进而促进中国西南山区或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62] 曾铮认为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发展与周边邻国的经贸关系，是创造新的外部需求的终极捷径之一。[63]

在对“南丝路”的系统研究方面，蓝勇先生的《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该课题的学术专著，[64] 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使“南丝路”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还认为，学术界对“南丝路”的研究不够系统与全面，应成立中国“南丝路”研究会对其进行系统研究。[65]

吴兴南先生的《云南对外贸易史》和董孟雄、郭亚非合编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是系统研究云南对外贸易史的专著。吴兴南探讨了从古至今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分析了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向近代演进的里程，并探索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66]董孟雄、郭亚非则重点论述了开埠通商以后云南省的对外贸易状况。[67]

综上可知，“南丝路”的研究在最近30年来获得了较大发展，涉及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但对其经济文化的研究仍然较为薄弱，系统研究探究其经济文化思想，开拓、开发、开放的规律，以历史规律指导当下中国的沿边对外开放更为欠缺。因此，对“南丝路”经济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相关概念及路线图

“丝绸之路”这一名字最早由德国地貌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三卷）中提出，由于在这条路线上进行的主要是丝绸商贸，因此李希霍芬把这条陆上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出现后，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运往西方不仅经由陆道，而且也经由海道，因而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68]，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因地理走向不一致，又分为“北方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根据参考史料，笔者画出路线图说明，并提出“南丝路”经济文化的概念。

（一）北方陆上丝绸之路

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行”开辟了今天人们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亦称“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由于丝绸制品在经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的影响最大，故此得名。汉代的丝绸之路西域道分南北两道。路线为：从长安、洛阳出发一路向西，至敦煌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北路沿途经交河、龟兹、疏勒等国，越过葱岭，到帕米尔，再到大月氏、安息等国，最终到达条支和大秦；南路沿途经过楼兰、于阗、莎车等国，越过葱岭，到大宛，最终经安息到达大秦。

（二）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中期以后，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日益频繁，陆上丝绸之路渐渐失去了发展优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商贸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最初形成于秦汉时期，在三国隋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繁荣昌盛，转变于明清时期，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外商贸的海上交通大动脉。最早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等地就有接触，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中国与马来半岛最方便的往来方式是航海，商贸活动利用此航道作为交易之道，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形成。海上丝绸之路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南海起航线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沿着海岸线，从中南半岛南下，绕过马来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孟加拉湾沿岸，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岛。东海起航线由山东半岛渤海湾起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69]

（三）“南丝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南丝路”亦称“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史料记载先秦时开通，由三条道路组成，[70] 即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南丝路”从成都出发后分为东、西两个方向，东线为“五尺道”，经宜宾、昭通等地进入云南；西线为“灵关道”，经邛崃、雅安、汉源、西昌、盐源等地通往云南。两条线路会合后向西南经过永平、保山、腾冲到缅甸，在缅甸境内又分为陆、海两条线路到达印度。“南丝路”延续了2000多年，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由于大后方出海通道被日军切断，沿古代“南丝路”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印史迪威公路物资运输空前繁忙，成为支援中华民族抗战的生命线。

（四）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

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是古代“南丝路”形成的、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存在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并影响或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及社会发展进程与方向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等。即“南丝路”商道交通、商贸活动、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等经济文化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古“南丝路”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规律，内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等。

三理论支撑

（一）经济文化理论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经济文化一般由心理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构成，核心内容是心理文化。经济文化主要通过民族文化、企业文化体现出来。由于经济文化内涵较为复杂，所以很难用精确的定义来阐述。经济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经济文化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相应文化教育活动的总和；狭义的经济文化指一个经济体系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及文化教育、技术培训等活动的总和。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1]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时指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必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72] 因此，马克斯·韦伯提出一个似乎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相悖的观点：“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它必然兴盛起来；相反，如果它要求人们具有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悖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将不会发展。”[73]

刘永佶提道：“经济是人的经济，文化是人的文化，经济与文化内在地统一于人生及其社会活动中，它们相生共长，互为条件，相向制约。”[74] 经济文化能够有效地将经济的人和社会的人进行高度的统一。经济发展要为文化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没有经济的高度发展，多层次的文化发展无法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就是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化建设引领经济发展。此外，两者要共享，经济共享、文化共享。

经济与文化一体不二，经济孕育文化，文化促进经济，经济文化本身既蕴含历史，又照亮现实。本书遵循经济文化理论的基本思想与研究方法，提挈指导整个“南丝路”经济文化研究。

（二）区域经济理论

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Von Thunen）在其名著《孤立国》中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75] 从此开启了区域经济理论的篇章。在过去1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区域经济理论先后经历了区位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四个主要阶段，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步衍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区位理论形成于20 世纪初，早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之后有不少经济学家尝试对其做出改进。1933 年，经济学家俄林（Ohlin）建立了一般区位理论[76]并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基础上，先后产生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理论，并对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产生了直接影响。

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追溯到16 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古典贸易理论的杰出代表。如斯密所言：“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利用我们有利的使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来向他们购买。”[77] 20 世纪初，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hcer）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到80 年代后期，出现了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

随着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社会结构的转变，具备更强解释力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孕育而生，知识因子开始进入生产函数，新经济增长理论由此建立，并创造出线性和非线性两种不同的创新模式。筱原三代平、赤松要、小岛清以及关满博等日本学者对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认为，日本必须在参与东亚乃至全球的国际分工中，才能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保持优势地位。20 世纪60年代以后，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结构的转变，成为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使用区域经济理论作为研究视角，突破研究的地区限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使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思考“南丝路”及其沿线地区区域经济文化流转、碰撞、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使用动态发展的思路对较为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提升本书的现实价值与实践性经验。

（三）多元文化理论

多元文化理论的产生是对西方原有一元文化理论的有力驳斥。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丰富多彩的文化组成的，因此，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反对世界文化同一于一种文化。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包括中国、埃及等文明古国文化在内的八种主要文化。英国学者汤因比将从古至今的世界文明分为26 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文明有五种，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78] 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会出现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有许多不同文明和文化相互依存。”他尤其强调：“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化，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79]

尽管许多学者一致反对一元文化论，但他们所持的多元文化论的观点并不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地位虽然平等，但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关系，如亨廷顿；也有学者认为各种文化之间的地位不可能平等，如进化论的主要创始人斯宾塞；还有学者认为各种文化之间不仅地位平等，而且共存共生，如斯宾格勒。[80]

在国内，费孝通先生在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元文化一体”理论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多元一体的。所谓 ‘多元’，是指中华文化包含各种不同文化体而非一种文化主体，不同民族文化能够彼此宽容、和谐共存；所谓 ‘一体’，是指各文化体所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要以文化自觉的思想指导我们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即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1] 汤一介先生也曾经批判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应把“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一条原则，可以得到某些有益的甚至是对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极有意义的结论。[82]

此外，还有中国学者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融通关系，以邵汉明和张岱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传统中国文化相互结合，可以促进前者的中国化与后者的现代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和谐文化”论也是多元文化理论的延伸与时代运用。其实质为对待多元文化的认识问题，包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等内容。

本书使用多元文化理论解析、解构、看待、理解与分析“南丝路”沿线地区历史上曾经存在及延续至今的各种文化形态，以文化学、人类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在研究经济现象的同时关注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注重各种文化的平等性、传播性与融合性，使研究对经济文化的理解更为全面而深刻。

（四）比较文化理论

比较文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10余年的发展建构，于70年代前后在日本学术界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并开始使用比较文化学（comparative culturology）一词，之后影响到欧美各国。比较文化理论包括整体研究、对比研究和交流研究等领域，研究方法主要有类型比较法与历史比较法两种。近年来，由于受到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相关理论方法的影响，类型比较法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复杂的交叉文化研究法，此方法主张尽量采集全世界各种文化类型的相关资料，建立分类档案，以便开展研究。

国内比较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方汉文先生，著有《文化比较学》一书；2011年出版了《比较文化学新编》，[83] 此书“以学科中心范畴、历史阶段与基本观念、学科的研究为学理依据，以四次文化复兴运动、八大文明体系、文化体系的可通约性与可比性以及冲突与融合为研究客体。《新编》是新世纪比较文明文化学理论体系新建构的里程碑”[84]。近年来，中国的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陆续有研究者使用比较文化理论进行研究。

本书尝试使用比较文化理论对“南丝路”沿线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和经济类型进行比较，揭示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从中总结类型特征、文化价值、发展规律及经验得失。

四方法选择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的研究方法，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在深入考察“南丝路”基本文献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比较、综合研究。本书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王国维先生的二重印证法及现代的多重印证法，系统地对“南丝路”的经济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总结，进而对“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兴衰之变、交融共生及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嬗变复兴进行探究，并为现实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决策依据。

五主要创新点

从已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主要针对“南丝路”的路线、城镇、商贸、文化交流等开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本书则是运用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进行“南丝路”经济文化的探究，由于笔者曾经在古“南丝路”途经地区和市镇从事过相关工作，参与过云南沿边对外开放方案的编制，希望能够透过历史，立足现实与实践，对古“南丝路”经济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有一些个人见解。本书的主要创新点如下。

第一，通过对古“南丝路”经济文化历史的“长时段”回溯，探究“南丝路”经济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规律，推动社会发展动因，总结提出“南丝路”是最早开放之路、重商开拓之路、多元文化之路、和平开发之路和旅游文化之路。

第二，研究古“南丝路”经济文化是在“古为今用，历史梳理；立足现实，未来设计”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是为了更好地构建新“南丝路”做准备。因此，系统全面地对“南丝路”经济文化进行研究，联系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建设“南丝路”经济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历史上古“南丝路”的路线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线路吻合，古往今来云南与南亚和东盟各国的商贸、人文交流源远流长，有着较好的合作基础。研究对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基础条件展开论述，并提出建设“南丝路”经济带的对策，建议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复兴古代“南丝路”经济文化。

[1].（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996页。

[2].邹一清：《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第11—18页。

[3].《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4].段渝：《先秦两汉的新“南丝路”》，《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第21页。

[6].段渝：《古蜀瑟瑟探源》，载《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42—545页；王滨蜀：《试论“菱形”网纹蜻蜓眼古代玻璃在四川地区存在的情况》，载干福熹主编《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玻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25—234页。

[7].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62页。

[8].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5页。

[9].李绍明：《论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8页。

[10].林文勋：《“南丝路”的历史特征和历史启示》，《社会主义论坛》2014年第11期，第3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