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南丝路”概观

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先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后，这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交通线随即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陆续在西南地区出土，其中包括了数量惊人的蕴含着异域文化因素的器物，除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中原文化和东南亚文化元素之外，甚至还有来自印度、中亚乃至近东和西亚地区的文化因素。随着“蜀身毒道”的发现，为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区别，学界提出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者“西南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据史料记载：

及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近便，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1]

“尽管《史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等史料中已对这条古道有所提及”[2]，但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南丝路”起源于公元前4 世纪巴蜀商人开拓的“蜀身毒道”[3]，其路线始于成都，经云南通往缅甸、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通过这条商道，“中国的蜀布、丝绸、筇竹杖、铁器、工艺品等源源不断地输出，国外的宝石、翡翠、琉璃、光珠等亦大量输往国内”[4]。最早的商贸之路因“南丝路”而形成。

然而，也有一批学者基于考古发现认为，“南丝路”开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段渝先生研究指出，早在商代中晚期，作为“南丝路”早期雏形的“五尺道”即已开通。[5] 考古发掘可知，“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出土有产于印度洋北部地区的齿贝与印度地区的象牙，同时，三星堆青铜雕像文化元素和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等也由此而来”[6]。他还认为：

印度梵语最早将中国称作Cina，中译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即为古代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Cina这个名称从印度转播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陆后，又形成其转生语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里对中国名称的称呼，其来源即与此直接相关。而Cina名称的西传，是随丝绸的西传进行的。[7]

可见，巴蜀不仅是“南丝路”的起点和中心，同时还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 ‘龙头’。”[8]“南丝路”的产生、发展、繁荣与兴衰的历史充分说明，古代的中国西南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发展区域，沿途商贸繁荣，族群往来频繁，各国技术文化多元传播，作为古代到近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三条主要通道之一，“南丝路”将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对外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体系，在中国历史与经济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最早开放之路

不少文献将“南丝路”开通的时间认定为秦汉时期，然而三星堆等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却把这段历史的起点提前至商周时期。李绍明先生认为：“此道的雏形早在先秦就已形成，即藏彝民族走廊中的一条道路，此一道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其初成于先秦时期殆无疑义。”[9] 林文勋先生认为：“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印度、缅甸等地的商人，通过 ‘丝绸南路’ 把贝带进云南。”[10] 李远国提出：“这条商道早在先秦时期已初步开通，它的起点是以 ‘三星堆’ 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共有三条主线穿越西南地区的群山，而远达域外诸方。”[11]

考古研究发现，这是一条形成较早的东亚腹地的河谷自然通道，早在春秋时期以前，它就是一条古代民族迁徙的交通走廊，战国时期之后，随着商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巴蜀商人的秘密通道。[12] 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路线，也是中西文化交往的最早信道，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得以通过这条商道相互交流，共谱华章。

据考证，北方陆上丝绸之路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中国西南的对外通道，即“南丝路”开通的时间不会迟于公元前4世纪，尽管不为大多数世人所知，但它已确实发挥着沟通中外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纽带作用。[13]

“南丝路”的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这条商道的路线进行了长期的寻找与探索。任佳等学者对这条古道在中国境内的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三条支路的路线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各站点的具体位置。[14] 据段渝先生考证：

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对外交通大动脉之一，其具体路线应为：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一路向南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域。国外段有西线和东线两条：西线即“蜀身毒道”，从成都平原出云南至缅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西亚；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以及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15]

可见，尽管在“南丝路”的开通时间上有所争议，但学界对其沟通早期地域文明之间的重大贡献已经达成共识，“南丝路”作为最早的开放之路，在沟通古代欧亚大陆的交流中确实发挥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重商开拓之路

“南丝路”因先秦时期的民间商贸联系而兴起，[16] 即任乃强先生曾研究过的“蜀布之路”[17]，以长途贩运为主要形态的民间商品交换活动为主，巴蜀商人是“南丝路”早期商贸活动的主体，通过长途贩运和商品交换获取高额利润是这条商道兴起的首要原因。秦汉时期，得益于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及其周边国家的边疆策略，“南丝路”商贸活动日渐兴盛。汉朝中央政府在经略西南、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任免官吏，开征税收，用以维护道路畅通，虽然主观愿望是加强中央政权对西南边远地区的控制，但这条曾经的民间商道从此有了政府的保护，比起劫匪出没的民间古道，商人们的生命财产风险大为降低，得到了一定保障而更为畅通，同时带动了跨区域的政治与文化交流。历经隋唐时期的兴起和发展，元明时期一度兴盛，随着区域政治格局的变化，清代跌宕起伏，曾在嘉道时期一度繁荣，民国之后逐渐走向式微和衰落。

回顾历史，三条丝绸之路为促进中外文明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各自又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相互不可替代。其中，“南丝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时间甚至远早于中国北方丝绸之路。在其形成与发展的2000 多年历史中，对于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社会政治发展水平极不平衡、自然交通条件险峻异常的西南地区来说，“南丝路”均是历代中央王朝开展经略活动的核心要道，是一条重要的商业开拓之路。

“南丝路”的产生与发展，是跨区域商贸发展的必然需求。丰富的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其延续发展的2000多年时间中，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与地区产生了频繁的贸易交换与文化交流，产生了丰富多样的经济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

三 多元文化之路

古代“南丝路”从巴蜀平原出发，经云南，可以通往东亚、东南亚，经印度还可直接到达印度洋沿岸地区，沿途覆盖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是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重要的商贸活动与文化传播通道，具有丰富的经济文化内涵与历史人文底蕴，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南丝路”在南传佛教进入中国、印缅密宗传入中国和中原佛教传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吸收与融合，上述佛教文化逐渐融入中国西南和南方的区域文化之中，然后逐步汇入中国文化的大体系。

隋唐时期，沿“南丝路”传入的印度、缅甸和东南亚文化与西南地区的南诏文化加速融合，促进了唐代文化的丰富与繁荣。元明以后，“南丝路”进一步繁荣，大乘、小乘佛教沿此路广泛传播于西南地区，沿途区域佛法极盛，佛教文化日渐昌盛。

“南丝路”上云南的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互交融，汉民族与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等多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交融，形成开放多元兼容的经济文化特征。“南丝路”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等人类古文明有机地串联起来，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可以说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更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18] 可见，“南丝路”在推动地区文化交流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沿线区域各民族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内涵。

四 和平开发之路

“南丝路”的开通得益于民族地区之间和谐交往和经济文化互动，同时也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民族关系的融洽为“南丝路”的畅通和繁荣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回顾历史，西南边疆的民族构成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绵延不断的人口迁徙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南丝路”的存在与发展则为这种迁徙提供了共同诉求与和平期望，促进了边疆区域的开发与发展。

文化和生态环境是西南地区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决定性因素，“氐羌系民族、汉族、回族和苗瑶语族诸民族即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从中国西北和内地迁入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持续不断的人口迁移，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多、文化最为丰富多彩的地区”[19]。

早在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即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迁移。据统计，“西汉时今云南境内的人口总数估计为100 万—120 万人，到东汉时已达200万—220万人，增加了一倍左右”[20]。沿袭到明清时期，西南移民数量更为庞大。“民国《宣威县志稿》卷8《民族志》等统计了当地71支大姓的75 支氏族，其中可考籍贯的39 支。其籍贯迁入时间中可考时间的42支，其中明代33支，清代9支；22支由征战屯戍来云南的，占52%”[21]。在云南边境地区，移民活动同样频繁，“如中老边境的勐腊，元代以前主要居民是傣族及克木人，元代以后，哈尼族、佤族、彝族迁入，明清时期汉族、壮族、回族、拉祜族、瑶族、布朗族、苗族、基诺族等相继迁入；江城最早的居民是傣族，唐代哈尼族迁入，清代以后汉族、彝族、拉祜族、瑶族陆续迁入”[22]。人口迁移的低密度流向原因在于人口稀少地区土地资源丰富，人们容易获得耕地和林地，统治薄弱，生活自由。人口稀少的地区，地广人稀，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各民族分布的区域之间有一定距离，因土地资源短缺引发的矛盾大幅减少，民族关系相对融洽。

大规模迁徙，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通过“南丝路”这条经济纽带融合在一起。在这一共同体里，汉族移民为少数民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推动了西南地区手工业和农业的进步，增进了民族间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和经济发展，大大带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促使中央政权对西南夷地区采取经营管理措施。中央政权在西南地区采用内地制度设置行政进行管辖，兴办教育，促进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在西南地区的传播。[23]

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比邻而居或者杂居其间，汉族先进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对“中华文化”的共同认同感，加强了各民族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精神联系。商贸交流和文化碰撞，更是强化了中原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物质依赖和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促进了民族团结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到了近代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成为大后方，滇缅公路成为抗战生命线，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抗战的物资保障，滇缅公路也成为民族不屈的象征，维护和平与安宁之路。

可见，“南丝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传播中国人民友好的和平开发之路。

五 旅游文化之路

“旅游文化始终贯穿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并且覆盖了与旅游业相关的一切文化事业、文化研究和文化环境。”[24] 可以说，“它既是一种冲突文化，也是一种融合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关系”[25]。在旅游的过程中，旅游者与目的地文化之间会产生互动与交流，并促使不同类型的文化相互了解与融合。

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是古代中国旅游文化活动的重要实践者，在其旅游游记中记载了当时中国各地的人文风情、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等，为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勘测自然地理的同时，他还“非常注意了解社会民情，重视与人交往，尤其注重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融入当地的文化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26]

徐霞客曾经游历过“南丝路”沿线的不少地方。他曾于1638 年七八月间抵达昆明并游历了西山，即太华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徐霞客在昆明市区乘船横渡长满芦苇的滇池到西山高蛲游船码头，开始了他的西山之游。徐霞客还曾在太史祠用餐，然后上太华山进入华亭寺、太华寺、罗汉寺等进行考察。之后还登上了西山的山顶，《游太华山记》记录西山“愈上愈奇，而楼、而殿、而阁、而宫，皆东向临海，嵌悬岩洞”。徐霞客尤其钟爱太华寺中的山茶花，曾为此留下诗句。

1638年十月一日徐霞客再入省城昆明，这时候的徐霞客已经游历了滇南、滇东和贵州兴义，并对南盘江及喀斯特地貌进行了考察，经寻甸、嵩明、松华坝又折返昆明。这次徐霞客在昆明只小住了两天，1638年十月四日傍晚，徐霞客从南坝乘船驶进了滇池，沿滇池至海口，游览石城。徐霞客重点考察了海口的石城和安宁，游览了“石城”的奇景后，下山，沿着螳螂川到了安宁城，开始了其在安宁的游览考察活动。之后徐霞客到了“海内第一汤”的安宁温泉。徐霞客来到温泉首先游览了温泉南面的石洞及题刻，之后到温泉泡了温泉浴。徐霞客于十一月七日离开昆明城西行，游览筇竹寺，他在游历日记中写道：“筇竹寺，其寺高悬于玉案山之北陲，寺向东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称，而群峰环拱，林壑潆沓，亦幽境入境也。”在这里他与友人聚会并住宿了一晚。八日，徐霞客经富民西行，之后去往了大理的鸡足山，并作为其一生旅游探险和地理考察的终点。[27]

徐霞客滇游期间，曾经两次登临鸡足山。“第一次来鸡足山是为建静闻和尚墓塔，第二次再上鸡山，则应丽江木氏土司之邀，于悉檀寺修撰《鸡山志》，逾三月。因而徐霞客在鸡足山，停留时间最长，所记文字最详，这在其游历之地中是独一无二的。”[28]

徐氏曾经游览的上述各地，均为“南丝路”沿途重镇，其所记文字，反映出“南丝路”旅游资源的丰富和文化传播通道的繁盛，说明“南丝路”也是一条具有丰富经济文化内涵的旅游文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