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政与天命的宣传——宋太祖、宋真宗石刻研究

宋太祖以陈桥兵变，骤得周世宗之基业，但其扫平天下，实非一蹴而就。继位之初即讨李筠，平李重进，定扬州。进而于乾德元年（963）平荆湖，收高继冲、周保权之地。乾德二年（964）十二月伐蜀，虽只用六十六日即克之，但因王全斌等治军不严，激起全师雄兵变，蜀中大乱，数年始平。至开宝四年（971）三月平南汉，开宝八年（975）始收南唐。次年八月攻北汉至太原城下，终不能克。太宗继位，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取吴越，四年二月亲征北汉，至五月始下太原，随即北向幽蓟，欲复汉唐故疆，却大败于高梁河。雍熙三年（986）令曹彬、潘美等再次伐辽，又大败于岐沟关。其后宋辽边事未断，直至真宗澶渊之盟，始暂得安宁。宋太祖得天下能守而传之后代，其成功在于他一反五代残暴，始终推行仁政德治，而石刻则成为他开基定鼎中有力的政治宣传工具与辅政工具。

一 德政的宣传——宋太祖的石刻文字

宋太祖亲自撰写的石刻文字，比较确凿的只有四种[35]，其一为《宋太祖御制天王堂碑》，其碑早已不知其处，乾隆丁丑《滑县志补遗》载有仅存的两句碑文，云“眷兹白马之津，是我潜龙之地”[36]。考其文意，该碑当为宋初所立，且为太祖成功之后，告祭于当年潜龙之地而立，实为一纪念性碑刻，因与太祖行政关系不大，其文又不传，此不赘述。

太祖另一亲自撰写的石刻文字，则是后来争议极大的所谓太庙密室《戒碑》。由于此碑载有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誓约，故南宋以来的许多史书如《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挥麈后录》《避暑漫抄》等，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但此石刻不见于任何金石类书籍的记录，实从曹勋口中得来。建炎元年（1127）曹勋从金国南归，传徽宗之语于高宗曰：“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37]而潘永因《宋稗类钞·君范》所记最详。[38]《全宋文》亦收录此碑[39]，碑文内容与《宋稗类钞》相同。民国时张荫麟[40]曾撰文，认为该碑俱为伪造，20世纪80年代杜文玉又曾撰文再申此论。[41]杜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对史官不存在保密问题，誓碑之事亦不例外，但日历、实录中皆无反映；且当时守汴的宗泽、杜充及奉迎神主的官吏皆无报告；誓约所言之事宋太祖及宋代其他帝王并未遵守；若真有此约，宋太祖早应公之于世，以示其仁德宽厚，来收买人心，故此碑可能为宋高宗与曹勋共同作伪。

但是杜文所证，并无一确凿之证据，皆为推理之辞。虽然宋太祖乘人之危夺取帝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黄袍加身”之说正为隐晦此事，设若公布此碑，明确表示要优待柴氏子孙，岂非自动承认对不起柴氏?再者，若公布此碑并真正遵守“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约，则宋太祖岂不是将权力拱手让给士大夫，设若士大夫为非作歹，则以何驭下?故此碑之立本为提醒自己与约束后代嗣君而作，并非为铁律金规，而其内容实不便公开，则立于密室，合乎情理。而宋代人则因事涉太祖，且非美事，故除曹勋受徽宗授命，其他人皆绝口不提。又考《宋史纪事本末》，谓“太祖建隆元年（960）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镇诸州。是月视学，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书于孔颜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视焉。尝谓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42]。《宋史·太祖本纪》载，建隆二年（961）及三年正月、二月三幸国子监，三年二月壬午“上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43]周密《癸辛杂识》载，北宋太学“先圣先师各有片石，镌宋初臣所为赞，独先圣赞，太祖御制也”[44]。《全宋文》据《古今图书集成》及方志录有上述《孔子赞》及《颜子赞》。[45]参考上面诸种材料可知，宋太祖建隆初即大兴文教，多次幸国子监，亲撰孔颜二赞，并于建隆三年（962）刻石，同时还将“右文”思想披露给执政大臣，宰执竟一时语塞，无以为对。这正是因为五代时武人专断杀伐，积习太深，文人一向无甚地位，为之所轻。《宋史·太祖本纪》载，太祖“晚好读书，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46]。在这种武人专制的文化环境下，太祖立此誓碑以戒后代嗣君抑武兴文，实有必要。而宋太祖常好微服私访，观其行事，立此《戒碑》亦实有可能。太祖《与赵普书》中曾很自豪地说：“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47]太庙《戒碑》实此可传百世的制度之一。我们不能因正史没记录《戒碑》，且他人少有提及，而断然否认其真实性。

上文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太祖的另两种石刻文字，即《孔子赞》与《颜子赞》。这两种石刻都刻于建隆三年（962）。建隆三年太祖还令刘从义撰《重修文宣王庙碑记》，于八月二十五日刻石。这三种石刻与《戒碑》一样，主要为右文而设，且影响宋代君王十分深远。宋太宗曾敕令吕蒙正撰《兖州文宣王庙碑》[48]，真宗曾亲撰《御制文宣王赞》并诏书一起刻石[49]，理宗曾于“万几余闲博求载籍，推迹道统之传，自伏羲迄于孟子，凡达而在上其道行，穷而在下其教明，采其大指，各为之赞”，作有《道统赞》。[50]特别是宋高宗，亲撰先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并配以李伯时所绘图像，刻石立碑，规模宏大，对于宋朝右文尚理风气的形成有重大促进作用。但是宋太祖对石刻的运用，则主要集中于崇祀前代帝王、勋臣烈士及祭祀五岳四渎的大规模兴庙修祠活动之中。

宋太祖登基之后，即开始有意识地保护并修葺前代帝王陵墓，并在开宝四年（971）平南汉之后大规模刻石立碑，此举前代未见，后世亦无，实深可参究。兹先据《宋史·太祖本纪》《宋史·礼志》《文献通考》、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与《全宋文》等书，将相关事迹以时间为序，汇总罗叙于下。

1.建隆二年（961）四月壬寅，下诏令所属州府遣近户守视先代帝王陵寝，修葺前贤冢墓堕坏者（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宋纪二》,《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宋史礼志八》载于元年）。

2.建隆三年（962）八月诏修武成王庙，与国学相对（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宋纪二》,《宋史·礼志八》）。

3.建隆四年（963）三月丁亥，幸国子监，遂幸武成王庙。六月立汉光武、唐太宗庙（《宋史·太祖本纪》）。

4.建隆四年（963）六月，幸武成王庙，以白起杀降不仁，特下《武成王庙从祀神像事诏》（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宋纪三》,《全宋文》）。

5.建隆四年（963）十月，诏前代帝王三年一享（《全宋文》）。

6.乾德二年（964）下诏令吴越王钱俶祭夏禹陵（《全宋文》）。

7.乾德四年（966）冬十月癸亥，诏前代帝王太昊、女娲等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商中宗等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等十五陵，各给二户三年一祭；周桓王等三十八帝陵，州县常禁樵采。仍诏吴越国王钱俶修奉禹墓，三年一享（《宋史·本纪》,《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全宋文》）。

8.开宝三年（976）九月，下诏重葬并致祭周文王等二十七陵。十月复下诏，令前代勋臣烈士置守坟户（《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全宋文》）。

9.广南平，遣司农少卿李继芳祭南海。开宝五年（972）六月，下《五岳四渎庙长史每月点检，令兼庙令尉兼庙丞诏》。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管祀事。十一月庚辰，诏翰林学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阳赵孚、卢多逊、王佑、扈蒙等分撰岳渎祀及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而刻石，凡五十二首（《宋史·礼志五十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全宋文》）。

10.开宝九年（976）秋七月丁亥，命修先代帝王及五岳、四渎祠庙（《宋史·太祖本纪》）。

从上面的记载，足见太祖对前代帝王奉祭之勤谨，特别是宋太祖于开宝五年（972），命李昉、卢多逊等分撰岳渎祀及历代帝王碑，遣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而刻石。这批石刻在明赵涵《石墨镌华》，清王昶《金石萃编》、陆增详《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金石著作中皆有部分著录，今汇总诸书及《全宋文》中有关篇目，制为下表，计16种。而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开宝五年（972）十一月庚辰，“诏翰林学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阳赵孚等，分撰岳渎并历代帝王新庙碑，遣使刻石庙中，凡五十二首”[51]，则当时刻石之规模实相当宏大。

如此大规模地立石刻碑，目的何在呢?我们不妨先取几例，看看这些碑文的内容。李昉《黄帝庙碑序》云：

天下暴乱，圣人用干戈而靖之；天下宁静，圣人用道德而化之。昔有蚩尤肆残毒，孰能去焉?涿鹿有氛祲，孰能平焉?黄帝所以镇神威而大定也。云官纪符瑞，孰能享焉?土德成运数，孰能兴焉?黄帝所以神明德而致太平也。披史册览五帝之旧记，阅经籍稽百王之大典，以治世之法为师范，以严祀之礼立教化。大宋阐统之十有三祀，开宝纪号之五载，彝伦攸叙，万国咸宁。……惟我皇帝陛下握乾符，受天命，为亿兆之主，居九重之尊。静则端拱凝旒，来八方之琛赆。动则灵旗萃辂，荡六合之妖孽。圜丘展礼，天地享其至诚；万物效灵，人神协其佳瑞。所谓登三皇而迈五帝也。一日御便殿，顾谓辅臣曰：“前代帝王有功德昭著，泽及生民者，宜加崇奉，岂可庙貎堕而享祀寂寞乎?当命有司遍加兴葺。”辅臣承命，拜称万岁，即日颁旨，洋洋德音，无翼而飞腾域中矣。……臣昉谨摭旧史而飏言曰：昔者炎帝道衰，诸侯未制。惟力是恃，伊民何依。黄帝于是，神聪明之德，振威武之气。雕虎一啸，猛暴不觉震惊；神龙未起，陆梁先知悚惧。始以兵法治其乱，次以帝道柔其心。寰海尘飞，一朝尽息。修德振旅，劝农务穑。……为司牧者，能以皇帝修身理国之道以御今之世，而生灵不登仁寿之域者，未之有也。[52]

裴丽泽《大宋新修女娲庙碑铭并序》云：

闻羲帝之先，大朴未散。太古已降，淳风尚扇。玄黄之极虽设，高卑之义孰分。及乎大道丧而庶类生，圣人作而万物睹。指龟文而画卦，以龙图而纪官。乃服衣裳，始有文字。由是君臣之道渐著，仁义之风聿兴……今我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抚天下也，功业冠乎邃古，睿圣通于神明。祥瑞荐臻，向应交感。……皇帝尚或日慎一日，虽休勿休，以为受命上玄，庇民下土。弗矜弗伐，惟将百姓为心；无怠无荒，故使九功惟叙。尝谓侍臣曰：“朕以道莅四海，恩临万邦。非先王之德教不敢行，非先王之谟训不敢道。念风雨之咸若，而灾害之不生。……因思前代帝王，尝牧黎庶，居万人之上，为一代之君，盛德神功，民到于今受其赐者，岂可千载之下寂寥无闻?……乃诏诸郡县，应境内有先代帝王陵寝之处，俾建祠庙。……我后事天明，事地察。神道设教，孝治天下。布无为之化，施不测之功。行前王不行之恩，成近代难成之事。化孚区外，泽渗地中。与夫汉武帝起通天之台，惟求羽化；陈后主造迎春之阁，止事荒游。商榷圣宫，何啻九牛毛之远矣！”[53]

这两篇碑文，结构极为相似，先叙天下大乱，必有圣人应天而生，继而颂太祖功业与仁德，实乃应天受命之真龙天子，所谓“惟我皇帝陛下握乾符，受天命，为亿兆之主，居九重之尊”是也。再叙太祖命崇祀前代帝王，诏立庙刻碑之事，颂扬太祖实超越前代，实亘古未有之君王也。正如卢多逊所云：“乃建祠庙，用崇祀典。先王不能有其制，前代未能行其事，出自我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冠绝古今之圣德也。”[54]李莹《新修成汤庙碑铭并序》亦是同一手法，开篇即云：“天不以大宝钟于汤，则愆亢之灾孰为恤?汤不以至仁救其弊，则盛明之道孰为彰?旱者天之数也，仁者汤之行也。数既有时，虽大圣而不可挽。行有于已，虽上天而不可违。则知旱不作，无以施汤之仁；仁不施，无以救时之旱。华夷万国，嗷嗷咸迫于焦劳；寒暑七年，扰扰终逃于殄绝者，则汤大有造于天下也。”[55]此文明显为赵姓天下张本，言天命属汤，乃是授汤以命来拯救百姓于亢旱之中。而汤以仁救弊，遂使天之道大张，进入盛明之世。此无非是说太祖代周实用天之命，而太祖又以仁孝治天下，合乎天道，故太祖大有造于天下也。现存的其他碑文，虽然所祭的帝王各不相同，但结构与主旨皆十分相近，这些碑文的目的不外三个方面：一是证明太祖为应天广运之真命天子；二是讴歌太祖之功绩与仁德，实为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之英主与圣王；三是宣传太祖“推诚心以待天下”、“弗矜弗伐，惟将百姓为心”的仁孝治国方略。这样的文章实在很有说服力，以至于连我们也几乎分不清是太祖乘人之危，夺了孤儿寡母的天下；还是老天可怜这孤儿寡母，把太祖送来拯救他们与周之子民。

不过太祖既得天下之后，“推诚心以待天下”、“弗矜弗伐，惟将百姓为心”的政治宣传实在是深得民心，而且这种宣传的效果也一定相当好。理由有三。

其一，碑刻的数量很多，分布很广。乾德四年（966）的诏书中所提及的首批春秋两祀的十六帝为：太昊、女娲、炎帝、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汉高祖、后汉世祖、唐高祖、唐太宗，而所涉及的葬地则有陈州宛丘、晋州赵城、潭州长沙、坊州桥山、澶州临河县与濮阳县、郓州阳榖林、永州九疑山、越州会稽，河中府汾阴县、京兆府咸阳县与醴泉县、河南洛阳县、耀州三原县等地。[56]

其二，太祖假神道设教，不是空造出神符瑞宝，而是利用了国人重祭祀的传统和老百姓祀以求福的心理与信仰，因其欲而行教化。国之大事在祭与戎，《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57]朱子谓：“问‘祭先贤先圣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当报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后世有个新生底神道，缘众人心向它，它便盛。'”[58]宋京云“民有休戚利病达于君而求伸，明则诉之于吏，幽则祷之于神。吏有贤否且数易，故民之望之也轻。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其居不迁，其享无□，故民之望之也重。”[59]正是如此，宋太祖虽然声称自己只是“以人民受赐而推谢于神贶，为人民祈福而严奉于神府”[60]，但是却正如卢多逊所言：“古者圣人体乾坤，树道德，功济天下，法施生民，历代咸欲称其名，美其事，或乐章以歌之，或画像以赞之，亦以为宣扬前烈，敦厚王化。”[61]这实际是顺应了民心，故其影响力很大。

其三，太祖不仅仅因传统而成事，而且辅之以政令。乾德四年（966）诏前代帝王分等祭祀有差，或春秋两祀，或一年一祀，或三年一祀。开宝五年（972）六月又下诏，令“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管祀事”。这样就使祭祀之事历官有常，成为仁孝之政的一种象征仪式，而“仪式作为象征性的行为与活动，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它不仅可以展示观念的、心智的内在逻辑，也可以是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62]。我们不难设想，在那个信息交流不发达的时代，一年又一年，地方官吏的祭祀活动将会成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所崇祀的前代帝王，实多有功德于民者，故而这种祭祀无形中就是对仁德的一种加强与召唤，其影响人心、移风化俗的力量实为不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批石刻实际参与了宋初政治和文化奠基工程，宣传了太祖“惟将百姓为心”的仁孝治国理想，必深切人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从这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

这批石刻除了上述三大主要目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目的与作用呢?扈蒙的《新修唐高祖庙碑记》透露出了一些信息。该文先盛赞唐高祖开疆拓宇的丰功伟绩，后颂宋太祖之德，谓：“我宋后仪天立极，稽古临人。苍璧黄琮，屡瑾圜丘之祀；金泥玉检，将行岱岳之封。”[63]该文旨在为太祖颂德，却透露出太祖行将封禅泰山的信息，由此可见这次大规模的刻石运动，实为封禅做准备，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此碑撰刻于开宝六年（973）七月二十一日，此时潘美早已克南汉，南唐与吴越俱在太祖掌握之中，此时为封禅做准备，可谓一举多得。一方面通过大量立庙刊石，为自己树立了师法三代的圣明天子形象，尤其是将天命属赵的观念深深植于百姓心中，利用民间信仰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以新修庙宇、重树丰碑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又借机发诏吴越，令其祭夏禹而树立大宋朝的威信；最主要的是当时南唐、吴越都在掌握之中，而大量立庙刊石树碑，实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此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对于开宝八年（975）的曹彬下江南与吴越归地当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借名禅让而实则篡位者，实不乏人，如王莽、曹丕、司马炎等，但是逼宫篡位而能保其社稷传之后世且名声不坠者，实不多见，宋太祖当为第一人。他的成功在于他胸怀广阔，推诚心以待天下，得到百姓拥护。王夫之《宋论》云：“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凡所降德于民以靖祸乱，一在既有天下之后。”[64]而立庙刻石实为太祖“降德于民以靖祸乱”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对石刻政治宣传功能与辅政治民功能的成功运用。

但是宋太祖终没等到天下鼎定之日，明赵崡跋《修唐宪宗庙碑》云：“宋祖以谈笑得天下，而于古帝王陵庙，尽加崇饰，忠厚开国，规模宏远矣。其事在开宝六年（973），未几鼎成。使得竟其志，幽燕何足烦一举也。惜也！”[65]此论可发千古同慨。

二 封禅的“道具”——宋真宗的石刻文字

（一）宋真宗石刻概述

宋太祖以兴庙修祠、刻石立碑的方式辅助政教，宣扬了天命属赵的观念，树立了圣明天子的形象，移风化俗，扭转了五代民不知教的陋习，对于宋初社会文化的建构实有重要的作用。只是宋太祖未能实现平北汉、收幽蓟的理想，更没有机会行封禅大典。封禅大典实乃宋初帝王的共同理想，但是正如《史记·封禅书》所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66]宋太宗本欲功至德洽，再行大典，故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北汉之后，改行宫为平晋寺，作《平晋记》及诗、赋，刻石寺中。然后不顾军老师疲、将士希赏怨战的现实，挥师北取幽蓟，以期有为，终大败于高梁河。但太宗封禅之心并未因此而灭，这从太宗崇祀上清太平宫一事可见。《玉海》云：“国初有神降于盩厔民张守真家，守真为道士，即所居创北帝宫。太宗嗣位，真君降言，有‘忠孝加福，爱民治国’之语。诏于终南山下筑宫，凡二年宫成，宫中有通明殿，题曰上清太平宫。”[67]太平兴国五年（980），因太原已平，遂令徐铉撰《上清太平宫碑》刻石宫中。徐铉在碑文中颂美二圣功业云：“今皇帝千年应运，二圣继明。恢大业而惟新，浸深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又云：“元后之德，与天地合；真人之应，将富寿并。亦何必定郏鄏以卜年，禅岱宗而探策者也?”[68]实际正说明太宗因伐幽蓟不成功，而不能行封禅之典。次年太宗封其神为“翊圣将军”，到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复加号“翊圣保德真君”，益加崇祀。真宗大造天书符瑞，太宗实启之于前，故赵崡云：“有神降于凤翔，本无稽之言。而侈大之，其天书之前茅乎?”[69]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0）六月，“泰山父老及瑕丘等七县民诣阙请封禅，不许，厚赐遣之”[70]。次年四月，泰山父老千余人复诣阙请封禅，宋琪也代表群臣连上三表，请行封禅之典。四月甲午“诏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又“诏扈蒙、贾黄中、徐铉等同详定封禅仪”，且因宋琪等所议之仪太过，诏“惟告庙及自泰山下用仪仗，所过亦不须陈设”。[71]但天不作美，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两殿火，乃诏停封禅。实乃仍放不下幽蓟，故端拱三年（990）再次伐辽，而曹彬等大败于岐沟关。终太宗之世，不复议封禅也。

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澶渊之盟成，封禅之事渐渐又被提上了日程。泰山封禅乃是有大功大德的天子向上天告其成功的一种仪式，既含有“敬天保民”、“为民祈福”的思想，又带有“顺受天命”、“威服四夷”的功用，还包含着当时各阶层人士建立丰功伟业的愿望与激情。

宋真宗时大宋江山早已鼎定，且真宗本无乃父恢复燕云的理想，其封禅目的主要在于期望以此来证明自己天命神受以威服四夷。《宋史纪事本末》云：“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72]王钦若诱真宗亦云：“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又云：“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73]由此可见真宗封禅目的主要在夸示外国。

真宗实无大功大德以行封禅大典，只能谎言神人托梦，伪造天书，广求符瑞，而且“深信”不疑，奉若神明，大加崇祀，唱完自编自演的这出戏。而石刻文字则成为这出戏中不可少的道具，比起宋太祖的石刻运动以及唐玄宗的封禅石刻，其政治影响力微不足道，其实是一场并不成功的政治宣传。兹先综述史实并参稽《宋史·真宗本纪》《续资治通鉴》《石墨镌华》及《宋代石刻文献全编》，述其相关石刻如下：

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寇准被排挤罢平章事出知陕州。次年正月，天书现于左承天门，真宗自言头年十一月即梦有神人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今果应其梦，遂焚香望拜，受书以还，改元大中祥符。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兖州父老两次诣阙请封禅，其后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余人，凡五上表，请帝封禅。四月天书又降大内之功德阁，诏十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天书又见于泰山，其文云“汝崇孝奉，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74]，作玉清昭应宫以安奉天书。冬十月辛卯发京师，至泰山，斋戒三日，登山封于泰顶，次日禅于社首，大赦天下。十一月过曲阜，谒孔子庙，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亲制赞，令近臣分赞七十二弟子。当时刻于泰山的石刻，有御制御书《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广生帝君赞》《加青帝懿号诏》《御祝文》。刻于曲阜的有《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次年又追刻王旦奉敕撰《大宋封祀坛颂》、王钦若《禅社首坛颂并序》、陈尧叟《大宋封禅朝觐坛颂并序》、杨亿《大宋天贶殿碑并序》于泰山。又刻李维奉敕撰《承天观碑》于宁州真宁县。三年又有御制《祥符观龙歌》刻石江苏句容，言真龙现身的神异之事。上面刻于泰山的铭及颂碑，皆为骈体，词华语富，洋洋大观，多至五千言，少者也近两千言，与宋初两代帝王碑刻风格迥异。而其内容或述二圣功德而及于其身，或述天书与封泰山、禅社首之盛事，多宣扬老子之道。

太平兴国三年（978）诏次年春祀汾阴，四年春奉天书发京师，二月壬子车驾出潼关，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岳，至宝鼎县祀后土于汾阴，其时有御制《老子度关铭》《汾阴二圣配飨铭》刻石，随后回车驾入洛阳，作《龙门铭》刻石，亦多宣扬老子之道，回汴京后又作《大中祥符颂》刻石左承天祥符门。

太平兴国五年（980）八月作会灵观，奉祀五岳。七年（982）春正月，帝如亳州谒老子于太清宫。八年春正月谒玉清昭应宫，奉安天书于宝符阁，帝制誓文刻石，置于宝符阁下，至此天书封禅告一段落。在此期间石刻有御制《先天太后赞》（七年）、《中岳醮告文》（八年），还有《东岳天齐仁圣帝庙碑铭》（六年晁迥撰）、《中岳中天崇圣帝庙碑》（七年王曾奉敕撰）、《北岳安天圣帝碑》（八年陈彭年奉敕撰）等。当时群臣所撰并刻石者当不只此数。《宋史·王嗣宗传》云：“奉祀之岁，近臣皆为颂记，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发挥盛德，虑为后所诮，乃不许刻石。”[75]又《宋史·陈尧叟传》:“礼成，进户部尚书。时诏王钦若为《朝觐坛颂》，表让尧叟，不许。别命尧叟撰《亲谒太宁庙颂》，加特进，赐功臣。又以尧叟善草隶，诏写途中御制歌诗刻石。”[76]可知当时还有许多御制歌诗石刻。除上述这些石刻外，宋真宗所撰石刻还有《崇儒术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77]《御制七条》[78]等。

（二）宋真宗石刻文分析

通观宋真宗的石刻文字，主要围绕三个方面。

其一，“天书”封禅与祀汾阴的石刻，这一类数量是真宗石刻中最多的，但是这类石刻仿佛封禅大典中的小小道具，其文虽词华理富，内容则一味歌功颂德，丝毫没有宋太祖“受命上玄，庇民下土。弗矜弗伐，惟将百姓为心；无怠无荒，故使九功惟叙”的政治理想，唯叙其清静守成，以期和平长久之意。如《汾阴二圣配飨铭》云：“今予冲人，踵兹盛则可以追美于二代，交欢于三神。唯当竭寅畏之心，增乾巩之志。事明祗而如在，视黔首而如伤。居安思危，无忘于斋栗。守成如始，常冀于和平。一以继庆灵，一以达眷佑，至若刊乐石，镂信辞，亦期昭锡类之仁，传乎不朽；奉持盈之训，保乎益恭。”[79]赵崡跋《登泰山谢天书碑》云：“帝既侈言天书之妄，复为泰山之封，而作此铭，述太祖太宗以及其身。语多浮夸，文亦拖沓。正书仅能方正，无少钩磔。想帝亦不能办此，或王旦辈为之润色，而尹煕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广几埒开元帝《泰山铭》，字减小不能强半，而文笔手腕，则不啻泰山之于邹峄矣。”[80]赵跋虽就一碑而言，但可以作为真宗封禅石刻的总体评价。真宗封禅石刻的政治宣传显然不太成功，文化导向作用也远不及太祖所立碑刻，但却明确显示了清静无为的政治取向。

其二，以推尊儒学、辅助时政为主的政策宣传类石刻。如《文宣王赞》《崇儒术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御制七条》等均为此类。特别是《文宣王赞》和与君臣共作的七十二弟子赞以及《御制七条》，都曾广泛镌刻于学校和官厅，实上继宋太宗的《戒石铭》，下启宋高宗《先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理宗《道统赞》《牧民训》《字民训》一类石刻。其《御制七条》实为文武各七条，是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述大中清净为治之道，申诫百官”所作，其文如下：

文条赐京朝官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府军监通判、知县者。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勿竞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武条赐牧伯洎诸司使而下，任部署钤辖知州军县都监、监押、驻泊巡检者。一曰修身，谓修饬其身，使士卒有所法则。二曰守职，谓不越其职，侵挠州县民政。三曰公平，谓均抚士卒，无有偏党。四曰训习，谓训教士卒，勤习武艺。五曰简阅，谓察视士卒，识其勤惰勇怯。六曰存恤，谓安抚士卒，甘苦皆同，当使齐心无令失所。七曰威严，谓制驭士卒，无使越禁。仍许所在刊石，或书厅壁奉以为法。[81]

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令诸州以御制七条刻石，从夔州路转运使陕人臧奎之请也”[82]。到徽宗宣和年间仍有官吏将其中的文七条刻石。[83]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知道州李佾，言真宗御制七条，仁宗庆历中常再举行，乞下诸路于守令厅揭示。己酉，诏从之”[84]。宋真宗这类以辅政治民、推行政令为目的的石刻，影响较封禅石刻更加深远。而观其主旨，实以清静养民为要，与宋真宗在位后期清静无为的政治大方向相合。

其三，宣扬道教的石刻文字，如《老子度关铭》《龙门铭》《先天太后赞》《承天观碑》等，皆宣传清静无为之治。其实真宗最早所受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词类《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85]而大中祥符元年（1008）所制《御制七条》也极言清净为治之道。总之，宋真宗石刻文字实以道家无为之治为其内核，以声势浩大的天书封禅刻石为其主体。封禅石刻虽只是天书封禅运动的道具，但对于封禅大礼却必不可少。宋真宗的天书封禅石刻，虽然在证明赵宋王朝的“天命”方面没有多少说服力，但却与真宗的另两类石刻一起，有意识地宣传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宋太祖重振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倡导师法三代以仁孝德政治国的方略，但到宋真宗时则渐渐变为道家清静无为之治。可见真宗的天书封禅刻石运动，是赵宋王朝初期政治文化趋向转变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