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帝王石刻的四大政治功能

前文中曾指出，石刻诞生于廊庙，兴盛于民间，石刻自产生伊始便与政治结下了不解的因缘。宋以前帝王对石刻的政治作用颇为重视，其中最著名的有秦始皇、东汉光武帝、唐太宗、唐高宗与武则天、唐玄宗等人。通过对这些帝王石刻及宋代帝王石刻的研究，可以看出历代帝王运用石刻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巩固政权、辅政治民，但在具体运用上又各有差异。宋代帝王石刻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其运用范围更加广泛，政治目的更为明确，政治影响更加突出。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宋代帝王石刻至少具有宣传、行政、干政及沟通四大政治功能。但首先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帝王石刻，主要指体现了帝王的某种目的与主观意识的石刻，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由帝王亲自撰写并主持镌刻的石刻，第二类是指虽非帝王撰写却是帝王有意识地令他人撰写镌刻的石刻，第三类则是由帝王撰书而由臣子请示帝王后镌刻、甚至未请示帝王便镌刻的石刻。

一 宣传功能

宋代帝王石刻的政治宣传功能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是以石刻宣传天命，即宣传赵宋统治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可称为天命宣传。其二是以石刻来宣传帝王的治国思想，可以称为政策宣传。这两方面的宣传功能主要通过巡狩、颂功、封禅类石刻来实现。

最早运用石刻进行天命宣传与政策宣传的乃是秦始皇。秦始皇一统天下，五次出巡，九次刻石。他是第一位封禅泰山，并有石刻存世的帝王。但始皇刻石并不是为封禅而设，实为巡狩刻石。宋人董逌云：“《史记》载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禅梁父，刻所立石诏书。其叙巡狩以时，不书封禅事，立石书诏，非缘封禅发之。疑《史记》自误。”[3]此论在当时及后代并未产生回应，却近于事实。故秦二世元年（前209），即效法始皇，行巡狩之制，东行至海，南至会稽，在始皇刻石旁加刻诏书与从臣姓名。秦始皇的巡狩刻石有颂功、立威、垂戒、化俗等明确政治目的。顾炎武《日知录》云：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碣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句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泆。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4]

颂功的本质乃是宣传天命正统，而立威、垂戒则是一种政治手段，化俗则含有政策宣传目的。《白虎通义》论“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仪、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5]可见巡狩石刻的政策宣传目的是十分明确的。盖秦始皇以武力威服天下，虽行封禅，但并不很重视天命宣传，而更注重以巡狩石刻来实现其政策宣传目的。

后代帝王无力行巡狩之制，则多以封禅石刻来宣传其天命正统。《白虎通义》论“封禅”云“王者异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迹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6]可见封禅的目的之一即证明天命所归，以巩固政权。如东汉光武帝登岱勒石，反复称述符瑞。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立《受禅碑》，极力称述魏德，皆为此类。其中最显著者为三国孙皓。孙皓荒淫无道，人神共愤，居然也立有《禅国山碑》，祈求修命。该碑首叙孙皓即位后郡国祥瑞之事凡千余言，当年改元天玺。天玺元年（276）七月又刻有《天发神谶文》，赵明诚跋该碑云：“其言可谓妖矣！……孙皓在位凡八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国。盖人事不修，而假托神怪以矫诬天命，其不终宜矣。”[7]孙皓以偏安小国、残暴无道之君，却大肆宣扬符瑞并封禅刻石，乃是对石刻的天命宣传功能的极端运用。

后代帝王中，充分利用封禅石刻的天命宣传作用，同时又有明确政策宣传目的的，首推唐玄宗。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泰山，次年九月亲撰《纪泰山铭》，文中首谢天赐社稷之恩，确定唐王朝天命正统之地位，再颂历圣百官之功，并进一步提出要“以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万人”。并云：“朕惟实行三德，曰：慈、俭、谦。慈者覆无疆之言，俭者崇将来之训，自满者人损，自谦者天益。苟如是，则轨迹易循，基构易守，磨石壁刻金记，后之人听词而见心，观末而知本。”[8]这与秦始皇石刻文中高高在上、垂戒天下的威严语气迥然不同，更多表现出对君王之德的重视与对治国之道的理性思考。早在贞观六年（633）平突厥，群臣上言请封禅泰山时，唐太宗谓：“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9]可见唐玄宗此种治国思想其来有自，唐玄宗的封禅刻石其实质是借此仪式来印证天命，并借机宣传其治国纲领，乃是对于石刻天命宣传与政策宣传功能的进一步发展与运用。

宋代帝王在前代帝王的基础之上，对石刻上述两方面的政治宣传功能运用得更为充分。概括而言，宋太祖以祭祀前代帝王及五岳四渎为契机，以立庙刻碑的方式，极力颂扬赵宋之功德，通过颂功石刻来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宣传赵宋天下实乃天命所归。同时又以这些颂功石刻来宣传其师法三代以及往圣前哲，以仁孝与德政治理天下的治国政策。

唐代帝王石刻，以颂功为多，如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正月亲自撰书《晋祠铭》刻于太原，颂李渊、李世民起兵太原，平定天下之功绩。唐高宗李治则于显庆四年（659）刻《纪功颂》碑，进一步颂太宗之功绩。武则天撰有《述圣记》，令李显书而刻石。唐玄宗为封禅所作的《纪泰山铭》，也有明显的颂功目的。而刻石颂功，其实质是以石刻进行天命宣传。宋太祖则在以颂功石刻宣传天命的同时，成功渗入了治国策略的宣传，这实际上是对唐代帝王颂功类石刻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本无封禅泰山的资本，但听信谗言，为威服辽人而伪作天书，大兴符瑞，劳民伤财，举国若狂。其主要目的是以天书封禅活动及相关石刻证明大宋王朝的正统地位，而这些封禅石刻也含有政策宣传的目的，表明其治国方略由太祖的仁孝德治转向道家的清静无为。至宋真宗，天下已经坐稳，故以后几代帝王则不再以石刻来宣传天命，而更多地以石刻行政与干政。唯宋高宗旁承大统，需要证明其合法性，但此时要证明的并非天命属赵，而是要证明赵构是赵家唯一合法继承人，是当时的真命天子，故赵构只能借助所谓“泥马渡康王”的神话佐证，而不可能通过颂功、封禅类石刻来实现其目的。

质言之，石刻的天命宣传与政策宣传功能，往往在开基定鼎的帝王手中得到最充分的运用，而宣传的方式和内容则各有特点，如政策宣传除上述治国策略外，还有文化政策的导向等内容，这些我们将在本章第二节、第三节中予以具体分析。

二 行政功能

所谓石刻的行政功能，主要是指以石刻来推行政令的功能。早在秦始皇的巡狩刻石中，即含有推行政令的目的，如《泰山刻石》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10]其中含有移风化俗的政令内容，并且要求后世永远遵奉。虽然推行政令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宣传性质，但其着眼点重在具体政令的贯彻和执行，因此我们将它作为石刻政治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单独提出。只是在秦始皇时代，石刻中的政令内容尚只是纲领性的意见，而不是明确的政令条款。

最早明确地以石刻推行政令的是唐玄宗。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二月大宴新除县令，作《令长新戒》一篇赐之，并刻石颁行郡县，这在前代是没有的。戒云：

我求令长，保乂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侵渔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化为富，惠恤于贫。无大无小，必躬必亲。责躬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11]

欧阳修曾跋此碑云：“唐开元之治盛矣，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其后天下为县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犹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玄宗自除内难，遂致太平，世徒以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兴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谓为政知本末矣。然鲜克有终，明智所不免，惜哉！”[12]此戒主要针对州郡令长而发，要求令长保爱下民、革新政治、勤于农事与教化，谆谆教诲，实为警切。宋代苏颂曾论此戒说：“唐明皇除令长亦以敕书训厉，谓之《令长新戒》，当时郡县号为得人。其犹载于金石之刻，或见于诗人之咏歌，以为太平之源，由此其致。”[13]此石之刊刻，实开启了宋代帝王政令刻石之先河。

宋代帝王的政令石刻范围更广，规模更大，通常是各州府都要刻碑建亭。如宋太宗《戒石铭》、宋真宗《御制七条》都是为戒饬官吏而刻，而《御制七条》较之唐玄宗《令长新戒》条款更多，内容更细。宋徽宗《八行八刑碑》，则为推行八行取士的教育制度而刻，当时州县莫不刊石，此碑也是历代政令石刻中所存原碑及拓本最多者，令人想象出当年刻遍全国的盛况。宋理宗《牧民训》《字民训》则为训示士民而刻，等等。关于这些政令石刻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后文中展开具体的讨论，此不多述。

宋代帝王推行政令的石刻中还有一类是将帝王的诏书、御笔、手札刻之于石。如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所刻《元丰大观诏书碑》，即先刻神宗元丰五年（1082）训饬官吏的诏书一通，后刻大观三年（1109）四月徽宗诏书一通，“揭诸省台寺监监司守令治事之所，以戒内外小大之臣，各恭乃职，毋相侵紊”[14]。再如宋高宗《绍兴恤刑手诏》碑，戒饬主管刑狱的官员要“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并云：“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15]这一类诏书石刻还有许多，虽然多数为主事官吏们所镌刻，但也反映了帝王的意志，而这些诏书本身即是政令，与秦二世的记事诏书有别，更充分地体现了石刻的行政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地方各级官吏用石刻来颁布法规、推行政令显得更为普遍和积极。如蔡襄知福州时，作《教民十六事》《戒山头斋会》立碑于虎节门下。前者内容涉及市贸、僧院止宿、赌博、官吏执法、官吏受贿等方面，可谓一部小法典；后者则抑制厚葬陋俗。又作《戒船户文》戒船户杀人越货，立碑南台临津馆门外。《戒生口牙》[16]禁止贩卖人口，立碑威武军门左。可见以石刻推行政令，乃是上到帝王下到百官普遍使用的一种行政方式，足见石刻在行政中作用重大。

三 干政功能

帝王石刻的行政功能，主要表现在以石刻推行政令、行使政权方面；而帝王石刻的干政功能，则表现为以石刻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干预现实政治进程。

最早以石刻干政的帝王当推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明确以石刻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其石刻具有树威、垂戒、打击政敌的政治目的，这主要在武则天大称符瑞、封禅祭天的活动中表现出来。据《新唐书》记载，早在高宗乾封元年（666）正月封泰山、禅社首时，武则天就以亚献亲临其事，借以提高自己地位。武则天以皇后身份率宫人命妇在封禅大典上行亚献和终献礼，实乃逾制悖礼，在中国宗法社会历史上也是破天荒之举。正如《礼记·礼运》所言“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17]。这实际是武则天从母仪天下，到君临天下以武周代唐的一个政治步骤。武则天称帝后，又于光宅元年（684）九月改元，易内外官服，大易官名，改东都为神都，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进一步假神道设教，树立自己的权威。垂拱四年（688）又得所谓宝图、瑞石等符瑞，加尊号为圣母神皇。接着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并下诏将有事于嵩山。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最后于天册万岁登封元年（696）亲行登封之礼，改元万岁登封，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其间刻有《封中岳碑》《升仙太子庙碑》《升中述志碑》等，这些碑刻逞其志欲、立其权威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特别是《升仙太子庙碑》，赵明诚跋是碑云：“升仙太子者，王子晋也。是时张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宠，谄谀者以昌宗为子晋后身，故武后为葺其祠，亲铭而书于其碑。君臣宣淫无耻类如此，可发万古之一笑也。”[18]此碑之立，足可见武则天之无上权威，亦可见武则天石刻不仅是政治宣传，更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其政治斗争取得胜利的标志，这批石刻对实现并巩固武周代唐的政治进程，显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宋代帝王中以石刻干预时政最为突出的是宋徽宗与蔡京君臣三次镌刻的《元祐党籍碑》。崇宁元年（1102）五月，臣僚上言：“神考在位十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党臣秉政，紊乱殆尽，朋奸罔上，更唱迭和，气焰熏炙，不可向迩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绍圣追复，虽已窜逐，陛下即位，仁德涵养，使之自新。党类实烦，所在连结……内外相应，浸以滋曼，为害弥甚。今皆坐享荣名，显职厚禄，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尝有罪者，非所以正名也。”又说：“今奸党姓名具在，文案甚明。……罪有轻重，情有浅深，使有司条析，区别行遣，使各当其罪，数日可毕。”[19]八月又有臣僚上言追究元符三年（1100）上书人之罪，于是崇宁元年九月，徽宗以是否反对绍圣措施为标准，将上书人分为正、邪各三等，最终“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端礼门”[20]。这便是第一个由徽宗亲定亲书的党人碑。

从宋徽宗的角度而言，此碑镌刻的目的乃在于打压元祐党人，为尊崇熙宁法度继续推行新法开路，其以石刻干预时政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但徽宗即位之时，本是新党当权，实无刊石立碑强力打击元祐党人的必要，故此碑的镌刻实受蔡京的利用与蒙蔽。而蔡京则借变法为名，打击异己，独揽大权，不仅以此碑污蔑诸贤，甚至欲使其子孙亦有余辱，永世不得翻身，用心极其恶毒。南宋绍兴三年（1133），高宗曾与大臣讨论元祐党人，“谓大臣曰：‘元祐党人固皆贤，然其中亦有不贤者乎?' ……徐俯曰：‘若真元祐党人，岂不贤?但蔡京辈，凡己之所恶，欲终身废之者，必名之元祐之党，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21]徐俯所言，一语揭破蔡京无论君子小人，凡己之所恶，便以元祐党人之名一网打尽，借以巩固其专权地位的真实目的。但蔡京可谓谬用其心，人间自有公道，其诬蔑先贤的党籍碑终成为表彰先贤的颂德碑，《宋稗类钞》云：“绍圣中，用蔡京之请，置元祐党籍，刻石禁中，时尚书省、国子监亦有石刻。国子监有无名子以朱大题其碑上曰：‘千佛名经’。陈莹中题《元祐党籍碑》曰：‘呜呼，汉世得人，于斯为盛。'”[22]后人甚至以其祖先不能名列此碑而深以为憾。总之，无论从宋徽宗还是从蔡京的立场出发，《元祐党籍碑》以石刻干预时政的目的十分明确，影响也极为明显。

宋代帝王中以石刻干预时政且取得良好影响者，则有宋孝宗。宋孝宗以太祖子孙而得继大统，颇思有所作为，但却受到太上皇高宗的无形控制。故即位之初即借助石刻，为抗战派主要将领韩世忠大刻丰碑，并亲自撰额曰“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借以表明自己的抗战立场，在当时产生了极好的政治影响。

同石刻的行政功能一样，石刻的干政功能也同样为各级官吏们所使用，特别是权臣们常以石刻作为打击报复的工具。如宋仁宗时钱惟演谄附丁谓，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不列寇准之名，后经蔡齐言于上，曰：“寇准社稷之臣，忠义闻于天下，岂可令奸党厚诬。”[23]仁宗遂令磨去石碑。再如宋理宗宝祐中，太学生陈宜中等六人上书攻击权臣丁大全，被削籍拘管他州，国子司业却率十二斋生冠带送之，丁大全益怒，立碑太学中，并诫诸生无妄议国政，此后凡有上书者，先令人检查，以牒报检院。[24]可见石刻作为一种干政工具，广泛渗入了宋代的政治生活。

四 沟通功能

帝王石刻的政治沟通功能，主要是指石刻常常用作沟通、调节帝王与臣子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沟通作用的实现方式，通常是由帝王赏赐诗文匾额石刻给大臣以示宠幸，或者由大臣将帝王所赐诗文刻石以表忠心。如宋太祖征太原，路过常山郡，赐李昉羊酒，令于居第宴集，丞相至藩侯皆赋诗刻石。再如宋真宗《御制赐平江军节度使丁谓诗序》云：“卿黄阁同寅，实彰于尽瘁。碧幢临镇，方属于报功。言当入谢之辰，特赐褒贤之作。今成七言四韵诗一首，赐新授苏州节度使丁谓，依韵和进。”丁谓依韵和进，将赐诗与和诗刻石，并刻跋语，谓“材用无取，声猷不扬，徒以遭遇盛明，忝冒荣宠”“建高牙于故里，君亲奇遇，臣子殊荣”“至感至恋，且拜且泣”[25]云云。其他如宋太宗之于赵普，宋仁宗之于吕夷简，宋神宗之于文彦博，宋孝宗之于史浩、陈俊卿，都曾题榜赐诗刻之于石，荣宠有加。最为荣耀的则是淳化二年（991）十月，宋太宗赐苏易简诗与榜书。当时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以《续翰林志》二卷上献，太宗“嘉之，赐诗二章，纸尾批云：‘诗意美卿居清华之地也’。易简愿以所赐诗刻石，昭示无穷。上复为真、草、行三体书书其诗，命刻之，因遍赐近臣。又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书召易简付之，榜于厅额……易简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荣也。'”[26]

另外，帝王还常常为已故大臣撰写碑文，以示荣宠。这种情况在唐代尤为突出，如唐贞观十七年（643）魏征去世，太宗亲制碑文并御书刻石，停于将作北门，一时公卿士庶竞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再如唐太宗撰书的《赠司空魏郑公碑》，人以为二绝。唐高宗撰书《英国公李绩碑》，唐玄宗所书《豳国公窦孝谌碑》《黄门监卢怀慎碑》，唐德宗制《赠太尉段秀实碑》，等等。而宋代帝王直接为臣子撰写碑文的极少，多数都只是为臣子之碑题写碑额。如北宋时司马光去世，哲宗亲为题额，表其墓曰“忠清粹德之碑”，南宋孝宗为韩世忠题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等[27]。宋代帝王为大臣亲撰碑文比较少见，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仅有宋太宗为赵普所撰《赵中令公普神道碑》、宋神宗为韩琦所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两种。此外神宗还为狄青撰写过祭文。[28]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宋代虽然推行右文政策，但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及唐代亲密。盖帝王为大臣作碑，乃是对其一生功业与人品的总结与肯定，表达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平视角的评判；而赐以诗文，则是在上者对在下者的一种赏赐。唐代帝王宰相坐而论道，君臣之间更多一份友谊；宋代自太祖杯酒释兵权，武将文臣皆在掌控之中，专制更强，故而唐代帝王多为功臣将相亲自书碑，而宋代帝王则仅为功臣将相题额。唯有宋神宗这样欲大有为之君，才会惜才爱才，亲为大臣撰碑文。可见石刻不仅具有沟通君臣的政治功能，而且反映了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

石刻沟通上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臣子们将帝王诏札刻石表进，作为一种政治诉求，达到上下沟通的目的。岳珂《金佗稡编》卷二十六载有《进高宗皇帝御札石刻表》[29]，是岳飞之孙岳珂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4）十一月将高宗赐岳飞的手札刻石，表进于朝廷时的上表。考岳飞在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追复原官，但未赐谥。孝宗时议谥，初号忠愍，旋更武穆。至此时岳珂上表进石刻，其政治诉求颇为明显，于是宁宗嘉泰四年（1205）六月，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岳飞的加封当与此石刻的上进相关。[30]又《宋史·王岩叟传》载：哲宗即位时，岩叟为监察御史，“入台之明日，即上书论社稷安危之计，在从谏用贤，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钱敛法太重，民力不胜，愿复差法如嘉祐时。又言河北榷盐法尚行，民受其弊，贫者不复食。录大名刻石《仁宗诏书》以进上。以河北天下根本，自祖宗以来，推此为惠，愿复其旧”[31]。此处所谓《仁宗诏书》石刻乃是指仁宗天圣八年（1030）十月，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人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自由通商买卖。[32]时贾昌朝镇大名，“圣语至即刻石于府园骑山楼瘿木亭上，魏人以此深德贾公”[33]。明道二年（1033）知解州张仲尹还作有《放盐商颂》[34]，刻石解州。此时王岩叟进《仁宗诏书》石刻，无疑是搬出老祖宗来说话，其政治诉求可谓别具一格，同时也达到了与君王沟通对话的目的。

以上从横向出发，对宋代帝王石刻的四大政治功能作了一些分析，但帝王的某一石刻并不一定同时具备上述四大政治功能，往往只重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且宋代不同的帝王对上述四大政治功能的需要及运用也各不相同。因此，下文我们将从纵向出发，以石刻运用最为突出的太祖、真宗、徽宗、高宗四朝为主线，详细论述宋代石刻的政治功能及其在当时的影响，从一个特殊角度去把握宋代政治的大趋势以及宋代文学艺术滋生发展的背景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