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干政与右文的工具——宋徽宗与宋高宗的石刻

宋太祖崇祀前代帝王陵墓石刻与宋真宗的封禅石刻，都有比较明确的政治文化导向作用，太祖追求效法三代之德政，真宗则更倾向清静无为之治。而宋徽宗的石刻文字则没有这样明确的政治文化目标，而更多反映了石刻的实用政治功能与徽宗的道教嗜好。

一 干政与行政的工具——徽宗石刻

（一）宋徽宗石刻概述

以石刻直接用于政治，宋太宗有《戒石铭》石刻，宋真宗有《崇儒术论》与《御制七条》石刻，《戒石铭》《御制七条》都曾下诏广泛镌刻，流传极广，这些都是以石刻直接行政的前例，但是比起徽宗直接用石刻方式行政与干政而言，则远远不及。兹先将笔者搜集到的徽宗诸石刻，按年代顺序列为下表，再分类作详细说明。

从表4中所列石刻来看，徽宗撰书的石刻实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道教相关的石刻，一类则是直接用于政治的石刻。后者又主要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试详述之。

徽宗初年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后又进用张知白、林灵素，晚年甚至讽道箓院上章，册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因听信林灵素之言，遂建宫观遍天下。又造“青华帝君正昼临坛”等谎言欺世，既而又造《帝诰》《天书》。政和七年（1117）十二月戊辰，“诏天神降于坤宁殿，刻石以纪之”[86]，刻石记异，欺人惑世，恣其所欲以致汴京道士竟敢与诸王争道，人称“道家西府”。表4中《元符万宁宫庆成颂》《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归山诗》皆为道士刘混康而作。哲宗孟后误吞针喉中，医者莫能取，诏茅山道士刘混康入京，服符呕出，遂赐号洞元通妙法师。绍圣四年（1097）又诏江宁府即其所居建元符观。徽宗崇宁元年（1102）又召入京中，礼遇有加。徽宗初因无嗣而有忧，刘以法箓符水进，后渐有子，益宠信。崇宁二年（1103）请归，诏刻“九老仙都君”玉印以宠赉之。崇宁四年因元符观将成，刘又请入京谢恩，未几告归，赐“葆真观妙先生”为号，徽宗亲书道经数卷、画老子像，并作《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归山诗》以宠其行，诗云：

当年问道属高人，曾揽霞衣到紫宸。身是三山云外侣，心无一点世间尘。征鸿望极幽栖远，贺燕归飞洞府新。多谢为传心法妙，此真真外更无真。[87]

至崇宁五年（1106）秋八月，元符观建成，徽宗更名为元符万宁宫，作《元符万宁庆成颂》,“以协成哲宗之志，以安妥明灵，钦崇妙道，昭示后世，乃为之颂”[88]，知江宁府鲍慎辞刻石表进。同时还下诏令蔡卞撰《元符万宁宫记》刻石茅山。大观二年（1108）复召入京，徽宗命道士二百人具威仪迎入新成之上清储祥宫元符别馆，四月十七日化解于此。徽宗当年所受心法为何，已不得而知，但与刘混康之际遇，足见徽宗对道术嗜好之深。

《遂昌寿光宫宸翰碑》[89]则是政和七年（1117）为处州遂昌紫极宫道士项举之而作，项大观中入汴居九成宫，祷雨有术，故而有宠。《神霄玉清宫碑》则是宣和元年（1119）八月所下诏书石刻，当时各地宫观多有摹刻者，此为莆田一本。碑云：“道者，体之可以即至神，用之可以挈天地，推之可以治天下国家。可使一世之民，举得其恬淡寂常之真，而跻于仁寿之域。朕思是道，人所固有，待教而兴。……乃诏天下建神霄玉清万寿宫，以严奉祀。”[90]并令刻诏汴京神霄玉清万寿宫中，以碑本赐天下，摹勒立石，以垂不朽。一面要让百姓得恬淡之真，一面又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徽宗之昏庸，实昧于一己之私欲。

《易运碑》《化道文》也与道教相关联。二碑之石刻与拓本皆不传。《化道文》在元陶宗仪《书史会要》、清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书中有记录，称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书。《易运碑》则为徽宗大观二年（1108）秋八月所作，刻之延福殿东壁，可谓郑重其事，亦可见好道之深。其内容据云是以易数卜宋朝之运数，元陶宗仪《说郛》引赵葵《行营杂录》录其文云：

始建元基，绍兴德寿。承太乙循运，尽在阳九之数。祖传甲庚，吉。建炎炎共盛之势。奈何五行逆顺，天地之数，非由人致。朕尝闻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祸起东南。肇动干戈，元冲立劫。壬寅癸卯，亦云哀哉。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内有丙火，天下生灵涂炭至半。江表之虞，莫知何辜。戊申己酉，时正灾劫。庚戌辛亥，偏重势轻。壬子癸丑，后成改建。甲寅乙卯，立应丰穰。丙辰丁巳，朕已何在。祖宗复有中兴之后……[91]

附会为徽宗早已知高宗建炎登基、绍兴中兴等宋之兴衰历史，故演为此文，其实难信，恐碑文为后人伪托，或碑意为后人曲解。从上述分析，可知徽宗此类石刻，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文化导向，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宣传，而更多体现了徽宗的个人嗜欲。

徽宗直接用于政治的石刻，又可细分为三类。

其一是奖谕、训示等诏札石刻。帝王奖谕，臣子立碑，在徽宗之前已有，如苏轼在徐州治洪水有功，曾受奖而作记刻石，但敕文非帝王亲书。而表4中数敕，皆为徽宗瘦金体手书。崇宁二年（1103）《徽宗奖谕敕》，为广西经略使程节平定安化动乱而作。政和八年（1118）《河中龙门县札》乃是政和二年（1112）手诏，八年中书省奏请令监司守令刻石揭厅事，其大旨谓“熙丰诏令俱在，谟训思与天下共遵”“应今日已行法令，三省恪意遵守，无容妄有纷更”，否则以“违制论”[92]。宣和七年（1125）的《徽宗奖谕敕书碑》则为政和三年（1113）到七年，因东京刑狱六十处空五十六处，“奏封来上，囹圄屡空”[93]而下诏嘉奖。这类石刻随事而作，有其具体的行政目的，而无明确的政治文化导向作用，其影响力亦有限。

其二是兴学类碑刻。表4中《赐辟雍诏》《东平州学御笔手诏碑》《八行八刑碑》（又称《大观圣作碑》）都属于此类。据《宋史·徽宗本纪》，徽宗崇宁元年（1102）八月，诏天下兴学贡士，建外学（即辟雍）于国南。至三年（1104）六月丙午，诏增诸州学未立者。壬子置书、画、算学。十一月甲戌幸太学，赐太学论定之士16人以官。遂幸辟雍，赐国子司业吴、蒋静四品服，学官推恩有差。随后又诏取士并由学校，罢发解及省试法，科场如故事。《赐辟雍诏》即作于此时，内容为推行熙丰三舍法，“即国之南郊作辟雍，废科举以复里选之制，非圣贤之书与元祐学术悉禁毋习”，并“临辟雍视学，延见多士，縻以好爵”，号召士子“一道德，同风俗，追成周之隆”[94]。碑所述与史皆合，而且此次入选的16人姓名亦曾被其后代刻石，此即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由汪藻书碑，刻于永州的《太学上舍题名序》，序云：

熙宁纪元，肇兴三舍之法。……当时欲遂颁三舍天下，未暇也。徽宗益新四书季考之法……又颁教法于天下，郡县所在，学馆一新，纷袍肄业，云集响应。……崇宁三年首命太学上舍生赐第者十六人，盖经术之兴，至是三朝矣而得人。……礼行，俄顷之间，风动四海之外，儒生之荣，古未有也。[95]

从序中可以看出徽宗崇宁兴学，将三舍法推广至郡县，在当时颇得人心。而靖康元年（1126）正月太学生陈东等首倡除六贼，靖康二年（1127）太学生徐揆骂贼而被杀，不能不归于兴学之功。

徽宗大观元年（1107）三月立八行取士科，九月十八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郑居中奏，乞以御笔八行诏旨摹刻于石，立之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次年春正月蔡京进位太师，奉敕题额，书学博士李时雍奉敕摹写，各地纷纷刻石，或称《大观圣作碑》，或称《八行八刑碑》，或称《御制大观碑》。

从颁布之日到刻碑之时，最短者只四个月，如《耀州淳化县御制学校八行八刑之碑》刻于大观二年四月十五日，较晚者也在二年十月刻石。而且此碑存世者多达二十四种，分别刻于武功、蓝田、赵州、邢台、平乡、威县、临邑、高唐、泰安、新泰、峄县、菏泽、定陶、城武、偃师、襄城、泌阳、乾州、兴平、临潼、句容、临桂、诸城、章邱等处。刻石之迅速，分布之广，俱可见当时诸州县刻石积极，盖兴学之举人所共愿也。该碑的内容，则主要是推行八行取士法。所谓八行取士，即“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又定“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96]。凡有八行者，由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上其名于州，州第其等，贡入太学，免试补为太学上舍生。学有所成，审考不诬，申尚书省取旨，释褐命官，优加拔用。而不能全备八行者，则定其等第分别贡入州学上舍上、中、下三等以及内舍、外舍。而凡是不孝、不悌、不忠、不和、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为八刑，各系其罪名，县上其名于州，州稽于学，毋得补弟子员。

但是八行八刑名目琐细，较难认定，《宋史·选举志》曾评论云：“然品目既立，有司必求其迹以应令，遂有牵合琐细者。自元祐创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辞艺，间取礼部试黜之士，附置恩科，当时固已咎其无所甄别。及八行科立，则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求与名格相应，于是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者。”[97]大观四年（1110）春中丞吴执中上言：“迩来诸路以八行贡者……而至于毁伤肢体，用是以恤之。士而为此，是不知孝之道矣。燃顶刺血，非圣人之教；常诵佛书，岂儒者之事哉?救其兄之溺，恤其女之贫，皆不足以为异。伏愿下之太学，俾长贰博士考以道义，别白是非，澄去冒滥。”[98]可见当时八行取士之混乱。政和八年（1118），徽宗因当时士人虽学五经四书，但多“诵其言而不能效之行事。深虑薄俗浸渍，士风陵夷，失崇养之旨，害教化之原，为天下后世笑”[99]，遂又下手诏训士，由李邦彦作记，御书而刻石颁于郡县，足见八行取士，效果不佳。至宣和三年（1121）遂诏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唯太学用之，新设学官皆罢，一切悉遵元丰成宪。

综上所述，徽宗兴学石刻主要因推行三舍法及八行取士法而作，虽然八行取士并不成功，但崇宁年间兴学运动对于宋代官学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因而这批石刻亦有其推行政令的实用价值。

徽宗直接用于政治的石刻中，最为直接、影响最大的则是《元祐党籍碑》。在徽宗之世，此碑曾三次刊石，最后一次厘定为309人，到南宋时元祐党人平反，又有党人子孙用此碑旧拓本重新翻刻，以为家族之荣，故此碑实贯穿两宋，从某一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政治的大变迁。而列于此碑的党人人数之多，刻石次数之多，打击面之广，在历史上实无第二种，兹详述之。

（二）元祐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的镌刻始于崇宁元年（1102），据《宋史·徽宗本纪》，是年秋七月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八月诏司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在官京师为官，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这便是第一个党籍碑。

接着，又定“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十二月诏“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行”。崇宁二年（1103）正月以蔡京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正相），三月“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其应缘趋附党人……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四月毁吕公著、司马光等人灵宫与西京绘像，毁《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十一月诏“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100]，这便是第二个党人碑。此次刻石乃由蔡京书碑，内无武臣与内臣，共98人。

崇宁三年（1104），二月己酉诏王珪、章惇别为一籍如元祐党。这两人入籍的原因，朱熹说得最为简明，他说：“蔡京诬王珪当时有不欲立哲宗之意。珪无大恶，然依违鹘突；章惇则以不欲立徽宗之故，故入奸党，皆为‘为臣不忠’。”[101]六月戊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309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这便是第三次党人碑的刻石。据南宋碑本，首云：“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司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102]可见这次刻石，乃是由皇帝先书丹，刻置文德殿东壁，又令蔡京书写，以颁天下。从崇宁元年（1102）至此，京师文德殿端礼门、文德殿东壁，地方监司长史厅皆有刻石，其总数有多少，史无明载。而皇帝如此大规模地刻石，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都定为奸党，必然招致舆论的不满。史载：“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103]又据王明清《挥麈录》记载：“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勉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穷，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104]时人高之。

正是因为舆论的普遍不满，崇宁四年（1105）五月，徽宗借九鼎铸成的机会，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九月诏元祐贬谪之人，以次徙近地，但仍不得至畿辅。崇宁五年（1106）春正月，以星变求直言，毁京师《元祐党籍碑》，地方上的碑刻并令除毁。复谪者仕籍，令言者勿复弹纠。丁未太白昼现，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庚戌诏崇宁以来左降者各以存殁稍复其官，尽还诸徙者。二月丙寅蔡京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

当时刻碑时原本不得人心，故除毁时必然大快人心，是以崇宁所刻党籍碑无一存者。但到南宋时，一些党人后裔则以镌刻此碑来表彰先人，引以为家门之荣。如王明清《挥麈录》云：“蔡元长相矣，使其徒再行编类党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奸党，播告天下。但与元长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祐之政者，亦饕厕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元长意欲连根固本牢甚。然而无益也，徒使其子孙有荣耀焉，识者恨之。”[105]而今存南宋两刻，皆为表彰先辈而刊，其一为庆元四年（1198）梁焘曾孙静江钤辖梁律所刻，今在桂林灵隐岩，为摩崖石刻。其二为嘉定四年（1211）沈千曾孙权知融州沈暐所刻，此碑在明洪武三年（1370）为广西按察胡寿昌牵出碎之，此事在《明史稿》、郎瑛《七修类稿》、徐纮《明名臣琬琰录》卷十胡广为其父胡寿昌所撰墓碑中均有记载。碑碎后当有重新翻刻之本，此翻刻之石后亦断裂几毁，今存融县博物馆。梁律碑后有饶祖尧跋云：“夫前此一时之屈，而后此万世之伸，其所得孰多?”[106]沈刻后亦有跋云：“高宗中兴，复加褒赠，及录其子若孙，公道愈明，节义凛凛，所谓诎于一时，而信于万世矣。”[107]这都与王明清所云相合。蔡京欲置元祐党人于死地，却事与愿违，反增其不朽之光荣，盖公道自在人间也。

《元祐党籍碑》之镌刻实为新旧党争的结果，陈乐素先生《桂林石刻〈元祐党籍〉》、任崇岳《论“元祐党人案”》均有详细剖析，此不赘述。[108]但诸家论述皆将蔡京作此事之罪魁祸首，而忽视了宋徽宗在刻石中的作用。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崇宁二年（1103）的碑刻，其他两次刻石都是由徽宗先书碑刻石，然后才由蔡京书而颁之郡县；而且考诸史传，徽宗实先有绍述神宗之志，继续进行变法的念头，然后才决意用蔡京，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为邓洵武。史载“洵武为起居郎，恐不为清议所容，常图所以求知于上。因入对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常论其非。今忠彦更神宗之法，是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之志，陛下为天子，反不能绍述先帝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乃作《爱莫助之图》以献。”[109]一向轻佻、没有决断而又好大喜功的徽宗，自然受不住如此言语的刺激，遂决意用蔡京。而蔡京则假绍述之名，大立朋党，打击异己。王夫之云：

徽宗之相京也，虽尝赐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戏也，实则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为其所欲为也，虽奉王安石以为宗主，持绍述之说以大残善类。而熙、丰之法，非果于为也，实则以弄臣自处而已。[110]

此论蔡京可谓得实，而论徽宗则并未得其情。作为皇帝，徽宗虽然轻佻少谋，却不至于以国家为儿戏，只是为蔡京所迨尔。当知道为蔡京所骗，遂借星变“夜半遣黄门至朝堂毁石刻，明日蔡京见之，厉声曰：‘石可毁，名不可灭也’”[111]，足见蔡京刻碑之意在于忌恨其人之声名，非为推行新法而设，但为一己私欲而立。而推求徽宗本意，则立碑之意故在推行新法，以为元祐之党遍天下，不打击则新法难行。再者立元祐党籍，编类元祐章疏，哲宗绍圣时已有章惇行之于前，则徽宗之刻碑实继其事而效之于后而已，只是他为蔡京所利用，做得太过头了。毁碑一事，只不过表明徽宗在政治上较以前成熟了一点而已。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真正打击元祐党人的，乃是对党人本身的贬谪和对其家人子弟的其他禁令以及元祐学术之禁。而党人碑石刻的实际影响，只是徒然激起民愤，加速了事情的发展，故其兴也速，其朽也快。质言之，石刻只是一种载体，而其存废则与所刻内容颇为相关，抛开文献、书法等因素，仅就内容而言，则凡是内容有助风教、合于民心者，其存易久，而那些官吏们仅为扬名所刻者，往往为人所耻笑而凿毁。这正是石刻文献载体在内容上与其他载体的主要差异。元祐党籍一事，仿佛一场文化小革命，虽然颇为残酷，却不足以亡宋。而蔡京等人抓住了徽宗轻佻多欲的弱点，引导他走上了一条肆欲妄为、愚民残民的不归路，花鸟、图画、钟鼎、竹石、道院、酒肆、倡门，开熙河、攻交趾、灭契丹，终于亡国。

二 右文——宋高宗石刻

（一）披露心迹

宋代帝王中以石刻披露其个人心情的，大约只有宋高宗一人，这就是高宗保宁寺石刻。保宁寺即凤凰台，高宗南渡，尝驻跸寺中，书王荆公《赠僧》诗：“纷纷扰扰十年间，世事何尝不强颜。亦欲心如秋水净，应须身似岭云闲。”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四载有此诗石刻，下有小注云：“刻石在保宁寺。”[112]而同书《题金华宫石上十二字》注云：“高宗初至建康，为建炎二年（1128）五月，当时驻跸神霄宫，即保宁寺也。”[113]则此诗为高宗所书无疑，但是当时正值金人南下，诸事抢攘，石刻恐非当时所刻，大约为后来寺僧所为。而此石刻的存在，则让我们可以窥见高宗当时的心境。《景定建康志》同卷还记录了高宗书赐张浚诗一事，云：“《御制诗》赐张浚曰：‘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建炎二年至建康时。”[114]但此诗是否刻石，则不得而知。这两首诗皆为高宗亲书以示近臣，前者还曾刻石，它让我们看到了南渡之际，高宗思欲抗战雪耻，又惧怕金人，力不从心、心灰意冷的真实心境。

34年之后，高宗又有三首诗刻石，同样显露了他的个人心情，这就是《赐刘能真御制诗》三首，诗云：

简易高人道，崇元性自真。身常居太极，已自远凡尘。玉陛辞荣禄，瑶台役鬼神。辛勤三十载，羡尔道心淳。

太白垄从东南驰，众岭环合青分披。烟云厚薄皆可爱，木石疏密自相宜。阳春已归鸟语乐，溪水不动鱼行迟。生民无不得处所，与兹鱼鸟皆熙熙。

忆昔长江阻飓风，于今神马又成龙。炎兴指日中原复，胜是茅君翊翼功。[115]

此石刻当时刻于钱塘县吴山[116]通元观，为摩崖正书，但未标明刻石时间，《两浙金石志》同卷有《刘能真创建通元观记》云：“皇宋绍兴壬午岁（1162）中元节日，都录少师鹿泉真人刘能真开山建观，请赐额曰‘通元’，奉安元始天尊三茅真君香火。”[117]则高宗之诗亦当同时所刻。据《宋史·高宗本纪》，高宗于是年六月丙子诏皇太子即皇帝位，自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而诗意正与此相合。第一首云“辛勤三十载，羡尔道心淳”，做皇帝三十余年，一直忍耻偷生、提心吊胆，故“羡尔道心淳”。第二首云“生民无不得处所，与兹鱼鸟皆熙熙”，可见其对自己的投降政策还是十分满意的。第三首对当年渡江南下之险恶，仍是记忆尤深，“炎兴指日中原复”则是将责任推给孝宗而已，内心有没有恢复中原之意，实不得而知。这三首诗乃是高宗退位之际，再一次以石刻的方式，表露自己的个人心事，只是比起建炎题诗而言，大约没那么诚实了。

《宋史》论高宗一生云：“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乎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118]逃跑总是可耻的，为逃跑得一旦之安，而伤天害理，无怪乎高宗之遭人唾弃了。

（二）右文辅政

高宗石刻文字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表露心迹，而在于以石刻佐治，以石刻右文，以石刻为导向来恢复北宋前期的政治文化环境。首先于绍兴二年（1132）下诏刻《戒石铭》，继而又于三年下诏郡县刻《恤刑诏》，至绍兴十六年（1146）又诏刻《籍田诏》。尤其《戒石铭》刻石，对当时收拾民心、稳定江山作用不小。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119]高宗在刻此铭时，同时刻有手札一道云：“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因思朕异时所历郡县，其戒石多置栏槛，植以草花，为守为令者，鲜有知戒石之所谓也。可令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为晨夕之念，岂曰小补之哉。”[120]其刻石佐政的目的十分明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引留正《中兴圣政》评论说：

古者盘盂有铭，几杖有诫，其意盖谓“夫不忘乎目，则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则不忘乎设施措置之间”，此内外交相养之道，而亦其理之必然者也。是铭也，以虐民欺天为戒，其说甚明。使人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于爱民乎?惟其蔽而莫之知，故弃而莫之恤，今斯铭日在其目，则必能隐惕于其心，而见诸行事矣。此太宗皇帝制铭之意，而太上皇帝复俾刻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为守为令者可不念哉?[121]

在下令郡县刻石之后，高宗还派人监督刻石及官吏执行诏令的情况。“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诏遣监察御史五人循行诸路，检察诏令、平反刑狱、观风问俗、宣布德意……臣待罪此邦，躬被诏旨，敢不夙夜自竭，以率八邑之吏，其各悉乃心，共乃事，以承休德，庶使斯民舍刀剑而操耒耜，复臻太平之盛，必自兹始矣。谨记。”[122]可知当时官吏对高宗的刻石目的非常了解，对刻石一事也相当重视，十分积极。他们不仅迅速刊石刻文，为之立亭立台，还为之作记作跋，如郑兴裔有《戒石铭跋》、汪应辰有《记戒石铭》[123]，均为镌刻此铭而作。而廖刚则进一步建议高宗皇帝亲自重书此铭，以免黄庭坚大字在上，而高宗跋文小字反在其下，有悖于君臣之礼。[124]王十朋则先后于两地为官时两次刻此碑，并为之作诗三首，后一次还是与同僚分韵唱和。他在夔州第一次主持刻碑时作的《重刊戒石铭》云：

戒石重刊照眼明，良辰又遇腊嘉平。黄堂坐处天威近，一点欺心事莫萌。淫浸秋潦坏垂成，忍听闾阎愁叹声。抚字催科劳更拙，欲逃吏责负斯铭。[125]

诗中自励自警之意，实足以为官吏楷模。此石刻甚至引起了金人的注意。绍兴四年（1134）十月，金人南侵，宋通问使魏良臣、王绘见金人于境上，其将领亦深为感叹，云：“自泗水来，所在州县多见《恤刑手诏》及《戒石铭》，皇帝恤民如此！”又问“秦中丞何在?”[126]足见此次刻石影响之大。而宋亡之际，士人又往往借此石碑，抒其块垒。如宋末元初人尹廷高《戊子八月邑再毁于冦庠序独存》诗云：“曲突无先见，偷安苟目前。赏奸成养虎，稔祸起飞鸢。戒石眠秋草，空城锁暮烟。民彛终未泯，庠序独岿然。”[127]

到绍兴十二年（1142），和议已成，高宗则开始亲自倡导写经刻石，以此来表达罢武兴文、崇儒重教的政策取向。这期间刻石的有《真草孝经》《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御书道德经》，其中工程最大、最著名的莫过于《绍兴石经》。正如《元祐党籍碑》与权臣蔡京有关，宋高宗的上述诸刻亦多与秦桧有关，但较之于徽宗，宋高宗更有主见，况且在此之前，他就目的明确地大刻过《戒石铭》与《恤刑诏》。

绍兴七年（1137）五月，秦桧进用为枢密使，九月，高宗亲书晋《羊祜传》赐秦桧，秦桧请刻石，颁宰执大将及从官，从之。[128]这是高宗以此传作为讲和的暗示，秦桧心领神会，请求刻石并颁石本给宰执大将及侍从官，广为宣传。而高宗亦曾“手书曹操、诸葛亮、羊祜三事赐”岳飞，“飞跋其后，独指操为奸贼而鄙之，尤桧所恶也”[129]。高宗所书究为何事，虽不得而知，但岳飞斥曹操为奸贼，所书之事显然不是鼓励岳飞努力杀贼。岳飞并非读不懂高宗的意思，只是不肯屈从，故跋中只痛骂曹操，其余置之，不赞一言，结果自然令高宗不喜、秦桧尤恨。此为秦桧赞成高宗之第一刻。

绍兴九年（1139）六月，高宗又赐秦桧真草二体书《孝经》。“桧请刻之石。上曰：‘《十八章》世人以为童蒙之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不出乎此。朕宫中无事，因学草圣，遂以赐卿，岂足传后。’桧请再三，乃从之。十四年七月，从左宣教郎守殿中侍御史汪勃所请，诏令诸州刊石，赐见任官，并系学籍诸生。”[130]盖此石刻先由秦桧在家中刻石，五年后又令郡县刊石。今尝存建康、遂宁、昆陵、兴国四种，有拓本传世，碑后有上述高宗言语一段及秦桧跋语。[131]此为秦桧赞成高宗之第二刻。

“绍兴十三年（1143），内出御书《左氏春秋》及《史记列传》宣示馆职，秘书少监秦熺以下作诗以进。六月，内出御书《周易》。九月四日，上谕辅臣曰：‘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学字，又得经书不忘。’既而尚书委知临安府张澄刊石，颁诸州学。十四年正月，出御书《尚书》，十月出御书《毛诗》。十六年（1146）五月，又出御书《春秋左传》，皆就本省宣示，馆职作诗以进。上又书《论语》、《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系年录》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桧奏：‘前日蒙付出御书《尚书》，来日欲宣示从臣。’时上写《六经》《论》《孟》皆毕，因请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诏可。”[132]可见这次刻石，又是秦桧带头上奏请刊石于国子监。此为秦桧带头赞成高宗最大的一宗石刻，即《绍兴石经》，是为第三刻。

在刻经的同时，绍兴十三年（1143）七月，国学大成殿告成。十四年（1144）二月，高宗从国子司业高闳请，亲幸太学，遂作先圣及七十二子赞，冠以序文，命监学之臣自行宫北门迎置学宫，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庑。序曰：“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继幸太学，延见诸生。济济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赞》。机政余闲，历取颜回而下七十二人，亦为制赞。用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复知‘师弟子间缨弁森森、覃精绎思’之训，其于世道人心庶几焉。”[133]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二月，从言者之请，刻石于国子监，以碑本遍赐郡学。此碑后有明代浙江巡案监察御史吴讷跋文，云：

右《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制并书，其像则李龙眠公麟所画也。……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学，附以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记。桧之言有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发也。呜呼！靖康之祸，二帝蒙尘，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干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议，攘斥众谋，尽指一时忠义之言，为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子谓其“倡邪说以误国，挟敌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134]

从上述跋文可知，此碑后原有秦桧跋文，后为吴讷凿毁。此为秦桧所促成的高宗之第四种石刻。虽然秦桧之为人让人不齿，但就助成这几种石刻而言，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高宗亲书经传的历史，则早在建炎时便已经开始了。据《玉海》卷三十四“高宗御书”条的记载，绍兴七年（1137）之前亲书经传赐臣下者还有许多，如“建炎二年（1128）九月……书《资治通鉴》第四册赐黄潜善”; “四年八月戊寅上手写《郭子仪传》，付范宗尹，示诸将韩世忠等”;“绍兴元年（1130）十月书《赵充国传》赐吕颐浩以下，宰臣乞以墨本赐中外。二年八月十六日癸卯，上出所写《孝经》《诗》《书》”;“二年十二月丁酉，谏议大夫徐俯入对。俯尝劝帝熟读《汉光武纪》，上书以赐之曰：‘朕思读之十过，未若书一遍之为愈。先以一卷赐卿，欲知朕不废卿言耳”;“五年九月二十日，赐赵鼎御书《尚书》一部。翌日鼎奏谢，上曰：‘《尚书》所载，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赐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135]

高宗如此持久地书写经传赐予大臣，一方面固出于天性好书，另一方面，则是有意的政治行为。通过赐书来曲达其义，沟通上下，有时还特意在臣子入谢时点明赐书主旨，如上面赐徐俯、赵鼎时所言即是。从这些赐书中可以看出，建炎至绍兴初年高宗还有些许抗金意识，绍兴五年（1135）以后则以和议思想为主。但是绍兴七年（1137）之前的赐书中，似只有《赵充国传》曾刻石。而绍兴七年后，从刻《羊祜传》始，开始了大规模的刻石，并以碑本颁布天下郡县学校。刻石活动主要集中于绍兴七年（1137）至绍兴十六年（1146）近十年中（《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虽刊石较晚，但制作则在绍兴十四年），可见此次刻石主要目的在于右文，其政策导向作用十分明确。正如高宗自己所言，以“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其政治目的十分明确。

但高宗并不像徽宗那样滥用石刻，“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十八日丙戌，尚书右仆射万俟卨上《皇太后回銮事实》，臣僚上言：‘窃惟皇太后北征，淹留沙漠者十有六年，尚赖陛下圣明，虚心屈己，上天悔祸，和好克成，归我太后，此诚国家莫大之庆，社稷无疆之福。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之伟绩，垂之无穷’，献皇太后回銮赋颂千余人，内文理可采者几四百人。诏推恩有差”[136]。但高宗并没有听从词臣之言，将四百篇谀辞“勒之金石，奏之郊庙”，否则也会如徽宗刻党籍碑一样，遭后人唾骂了。这也许是高宗更明白石刻在内容上的选择性，不得民心、有关民愤者，是不宜刊之于石的。

总之，宋高宗对石刻的运用有极明确的政治宣传和政策导向目的，石刻实乃高宗的右文工具。这在镌刻石经一事上，表现尤为突出。相对于此前所镌刻的石经，高宗所刻主要不是为了订正经书文字的实用目的。当时印刷术已经很发达，经典也广为流传，并不难得，因此如此大规模镌刻石经实没必要性。而且此前石经，皆由众人代劳，此次刻经，则全由高宗一人书丹，高宗此举，实有意为之。说它是石经，还不如说它是高宗所书的一部大型四书五经刻帖更为准确。高宗不辞艰苦亲书刻石，动作如此之大，其崇儒右文、劝学化俗的作用亦可想而知，因而随后便有了臣子们中兴颂一类的石刻出现。

盖石刻总是为宣传什么而作，帝王石刻实乃帝王之心声，观帝王石刻以考察时政之变迁，不失为一条可行而新颖的途径。从宋代帝王石刻中我们实可以窥见当时政治文化的走向，宋太祖的宣扬仁政，宋太宗的拓疆理想，宋真宗的封禅与崇道，宋仁宗褒扬佛理的清静之治[137]，宋神宗的重才求才，宋徽宗的痴迷道教、打击党人，宋高宗的右文崇儒，宋孝宗的拨乱反正[138]，宋理宗的中兴梦想[139]，由此我们可以说石刻乃是宋代政治文化的一根敏感的神经。宋代帝王石刻虽然代有所变，但在重文轻武、崇儒兴教方面则有其共同之处，这正是宋代文学以思理见胜总体特征得以形成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