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回顾与分析
一 国外有关农村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一）国外关于农村研究的历程
农村研究起始于美国，早在1894年，罕德逊（C.R.Hendeson）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美国乡村生活的社会环境”,1915年，美国乡村社会学家盖尔平（C.F.Galpin）发表了“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析”（The social anatomy of agricultural community），被认为是第一次对乡村社区进行的系统分析。所谓乡村社区，乃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3]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社区变迁及其机制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乡村社区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区变迁中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一是社会冲突，包括社区要素或社区主体的变化导致的内部冲突问题，如农民与农场主的冲突、人地冲突等，以及社区与外界的冲突，如与城市的冲突、与外来者的冲突等；二是乡村贫困问题和乡村发展等问题。
城市化与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乡村——城市空间格局，并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或专制进程。帕尔（Pahl,1965）将大城市周围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边缘称为都市村庄，其中居住着大财产拥有者、秘书、有一定资金的退休工人、农村劳动阶级、通勤者和传统农民等几类人。现在公认的最早涉及城乡边缘带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L.Louis），他于1936年研究柏林城市地域结构时发现，某些原属于城市边界的地区，后被建成区所侵吞，成为市区的一部分，这被称为城市边缘带。1966年，巴林顿·摩尔在其《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个国家农民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决定了他们走上民主还是专制的道路。”[4]从而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在商品化过程中，农民及农民社会需要适应商品化社会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而转变的方式和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国家民主或专制的进程。
国外的农村变迁有先例可循，欧洲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模式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扩张，即强行“占有和剥夺”原有的种地农民。这一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实现了农业资源的集中化和产业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但是这个转化的代价是极大的，变革往往以宗主国农民的生命为代价，且真正能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国家屈指可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均为殖民主义者开疆拓土而形成的国家，而欧洲其他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市场化了几百年，却都没有实现美国式教科书中才有的“农业规模经营”，因为欧洲的农场均以小农场为主。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变迁，同样是各有其办法。印度施行了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自由流转，导致目前的农村游击队和城市贫民窟并存的现状。菲律宾同样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并导致了大量的劳动力外流现象，以削弱本国过剩劳动力。相对而言，中国的农村转型任务更为艰巨，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二是人均耕地面积数量相对较低。1949年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按照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与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工业化的道路逐步进行变革，没有实行集中性的土地私有与急遽的农业规模经营模式，而是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变迁之路。
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认为，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乡村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全方位、整体性变迁，“社会变迁是社会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更替过程。社会变迁有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1）发明，即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2）传播，向社会成员传播新思想的过程。（3）产生结果，由于接受或拒绝新思想而引起社会系统内部的变化。”[5]农村社会变迁也就是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嬗变与重构。
（二）国外关于农村研究的理论
1.区位理论
区位研究源于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 Heinrichvon Thunen）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作为现代西方区位理论的先驱者，杜能依据19世纪初德国的农业与市场状况，探索性地提出因为地价的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布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理论。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Weber）发表的《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标志着这一理论正式诞生。1933年，克里斯·泰勒（W.Christaler）的《南德的中心地》、1939年廖什（A.Losch）的《经济空间秩序》等著作，则将这一理论推向新的高度。区位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一点状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由不同的城镇个体及子系统组成，城镇之间及子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城市的集聚性使得作用力最大，从而创造出一个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就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
2.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指出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工业的扩张输送动力，而且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奠定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乔根森模型”则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产生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的各种假设做了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使人们对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指出，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别以及城市为农村人口提供的就业机会。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虽不能准确概括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但它指出发展中国家要通过现代部门不断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来改变人们的就业、举止方式和消费结构，以实现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
3.农村社会变迁的“三维动力模型”
彼得·B.尼尔森（Peter B.Nelson）研究美国西部乡村重构问题时提出了当代美国西部乡村社会变迁的“三力作用模型”，即移民、科技发展导致的经济部门转换和人地关系的变化共同作用，导致整个美国西部乡村社区的巨大变化。彼得·B.尼尔森认为，影响乡村区域变迁的最主要力量是移民，人口的作用力正在改变着社会文化景观；与移民过程相关联的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变化；隐含在移民和经济转变之中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今天，偏远的乡村区位产生的“费用”更容易被克服，而且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时空统一的时代（Janele,1969; Harvey,1989）。人地相互作用的变化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三个重要作用力量之一。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运动以来，伴随着当前日益高涨的发展势头，非农化利用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
区位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三维动力模型从不同角度提出并回答了关于农业区位与工业区位、城市与乡村关系、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动力及机制等论题，也为认识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机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些理论与方法均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 国内关于农村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一）国内有关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
1.国内有关民族村落调查研究的代表者及著作
中国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主要有两个学术传统：一是以与民族学的历史学派有较深厚关系的南京中央研究院为中心的传统，如以凌纯声和芮逸夫等代表的学者，他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民族，涉及边疆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关系的研究；二是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传统，受功能学派的影响较大，在吴文藻教授领导下的研究方向重点关注社区，费孝通、林耀华等学者无论对少数民族社会还是汉人社会，重点都在对社区的组织和结构特征的研究与分析。“这两种传统经过多重变故后都非常曲折地延续了下来，最终大多归结为社区结构与社区发展、民族发展和族群认同的主要研究领域上，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大体上是单一的，而对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经常是将两者混合在一起。”[6]
20世纪早期典型的研究案例如下。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记载了赫哲族的历史，为中国民族学树立了一块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丰碑，堪称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起点，是民族志方面的调查报告。凌纯声和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此书聚焦于湘西苗族文化的展示，通过实地摄影、图画素描、民间文物的搜集，甚至拍摄成影片，加上文字资料说明等，再现了当时湘西苗族社会文化的真实图景。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是第一次用“微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剖析花篮瑶的社会组织的专著，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剖析了金秀大瑶山族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趋势。林耀华《凉山彝家》是研究彝族的经典之作，根据林耀华1943年、1975年和1984年三次上凉山收集到的资料，从区域、氏族、亲属、家族、婚姻、经济、阶级、怨家、巫术9个方面描述了1943年的凉山倮倮，而后从自治政权的建立完善、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级观念的残存和家支活动的兴衰5个角度描述了1949年之后的凉山彝家的变迁。近期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对少数民族社区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更为多见，如徐平的《文化的适应与变迁：四川羌村调查》，在对羌村这一典型社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运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详细描述分析了羌村人的经济生活模式、社会构建和运转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适应带来社会进步的理论假设，在社会变迁和文化交融更为剧烈的今天，人们如何更好地适应急剧变化的世界，该书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7]对各种类型的少数民族村落生活变迁进行描述和研究，探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对本书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典型少数民族社区研究方法对了解和理解少数民族现实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国内有关单位组织的民族村落调查情况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了中国综合社会情况调查，借鉴日本、韩国以及西方国家的问卷调查模式，制订十年中长期调查计划，对全国31个省/区的农村和城市社区进行调查，陆续形成《中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调查研究报告》及《中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实证研究报告》等一系列的调研成果。在民族村落调查方面，2009年，云南大学组织民族学人类学暑期调查实践，向全国招收学员，培训后安排到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针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情况，组织开展关于民族经济村庄的调查，截至2013年4月，已完成87个村庄的调查，出版著作44本；2013年，为给国家调整和制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实证素材和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开展了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5年8月28日发布了首批调研成果《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共包含18本调研专著，其中3本是2013年对16个调研点数据的多层分析报告。该报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民族发展经验以及民族地区现存问题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二）国内有关农村经济变迁的研究
回顾1949年后的农村经济变迁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途径：一是农村城市化，二是农村工业化，三是农业商品化。
第一个途径是农村城市化。回顾1949年后农村的城市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最早的形态是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它是与农村工业化相结合而产生的。在学术界，自1983年费孝通先生《谈小城镇建设》一文在《社会学通讯》上发表[8]，小城镇建设就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小城镇建设的地域性差异，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大中城市诸如北京的城市化建设浪潮，使得其周边的许多乡村被城市吞并或包围，原来的农民主动地或被动地融入城市生活中去，成为失地农民。当然，城市的扩张也为失地农民提供一定的经济效益。另外，中心城市的扩张与小城镇的发展相互联系与支撑，两者连接并构成巨型城市群，如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等。
第二个途径是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农村手工业对农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有研究者将当时的农村工业划分为家庭工业和作坊工业，并意识到家庭工业和现代化大工业之间的差距，提出中国工业化应该走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道路，认为民族工业应该尽可能地集中在大城市发展，而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工业应该分散在各地乡村。费孝通、张之毅等对江村、易村的调查也提出相似的观点。费孝通对江村（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研究集中讨论了如何将乡村工业和科学的生产技术有效结合起来，倡导可以把不集中的工业放到农村中去发展，以促进资源的平等分配。该观点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印证，这也就是费孝通等学者继续倡导的“志在富民”的道理。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农产品的产出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得到普遍的提高，农产品的富足带来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上下进入了农村工业化时期，各地的乡镇企业纷纷上马，这个过程与费孝通先生当初倡导的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道路相吻合。但分散的农村工业化产生了很大的弊端，无法实现规模经营，资源浪费比较严重，导致大量乡镇企业倒闭。改革开放以后，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生产及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到大力发展小商品经济，农产品更加富足并带来区域经济社会更高程度的发展；再到后来各地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其实这是一个持续发展与克服瓶颈的过程。随着市场的盘活，大量外来投资的引入，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发挥区域便利，优势乡镇企业得以逐步转型，实现规模化和集群化，比如广东南海的铝材、中山的家具等，许多村庄和区域均进行集团化的乡镇企业经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出家族式经营模式，开创了品牌并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反之，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逐步在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并退出人们的视野。如著名社会学家徐平教授所提到的在汶川发展的羌锋公司，发展股份制农业产业之路，如同费孝通所言，这是“在做一件改变当地几千年民族文化的事情”，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区域性的限制，当地农村的商业化、产业化底蕴不强，小农经济的底子较厚；二是缺乏后期的外来投资，资金短缺，没有形成特色型产业化和集团化的经营。诸多研究者也意识到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尝试探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等。此外，还有关于边远地区开发的研究，如费孝通对甘肃定西等地的区域研究。由此可见，学术界在探寻中国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总结出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而分析这些模式背后的制度特征及其发展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这些发展模式推广的可行性。
第三个途径是农业商品化。中国的农业商品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就地发展。农民仍居住在本地，生产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提高产出效率，将本地农业与外地大市场对接起来，实现双赢，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如费孝通在关于农业商业化的论述中，就曾提出“公司+农户”的方式和以专业户、专业村所组成的“一村一品”为形式的庭院经济。[9]在某些地区，还形成了商品化农业经营的发展模式，如河南的民权县等。第二，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当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及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农业的集约化和商品化程度，由此引发了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方式上的争论。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奉行者，其表现为主张土地私有和生产资料按照市场需要自由分配，增加其利用效率，提升农业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利用率，也就是所谓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的规模化经营”的逻辑。此外，还有诸多通过深入农村进行类型和经验比较研究的学者，深刻了解到不同区域的农村发展特点，强调土地私有化对农户和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呼吁建立“农村社区建设+小农生产相结合”的稳步变革的模式。第三，走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之路。无论是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还是农业商品化，都要破除故步自封的传统农业经济模式。如有的农村可以选择“工业化+外来投资”的方式实现转变，靠近城市的农村可以通过“城市化”的道路实现转变，较为偏远的农村则可以依靠“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政治精英”实现转变。
在这些因素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的关系，地方政治精英等因素的相互交错与相互影响等。在发展不均衡的中国，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经验研究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张鲁镇就是众多类型中的一例，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关于农村政治生活变迁的研究
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农村的政治生活，千百年间，关于中国农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方向都是国家政治制度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国外很多社会学家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并建构许多经典的理论架构，诸如马克思的商品化即阶级斗争理论、韦伯的理性化即科层制度理论、迪尔凯姆的现代化理论即分化理论以及莫斯卡和帕累托的精英主义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研究过程中都被应用到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中。
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农村政治研究都被趋同于马克思的经典阶级分析的模式范畴，很多学者试图将中国农村政治解释为阶级关系的一个反映。根据此观点，农民的困境和痛苦主要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剩余价值”的剥削造成的，这种剥削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利息来实现。因此，农民对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绅——官僚阶级进行阶级革命，土地革命后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该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生产方式最大的特点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加以改变，这就是后来的集体化、“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
中国农村的研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着眼于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农民在地位上是被动的；另一种是承认农村斗争的存在和农民的影响。
第一种观点认为，党具有绝对权威并具有不可挑战性，且社会上的个体依赖于精英的权力进行经营的分配。虽然为工农联盟，但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村是落后和愚昧的。因此，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是建立在打破传统农村社会而建立一个以党为领导、国家等一切服从于党的框架体系。按照舒尔曼的分析，为期一个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摧毁了三个传统的特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以中国士绅阶层为统治阶层的社会系统、以家庭为前进动力的人格系统。随之形成新的系统形式：新的组织（党组织、集体农业和中央计划下的经济形式）及新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帕斯·威廉及马丁·怀特将其描述为两个重要的转变：其一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土地革命、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其二是社会生活有所改善，比如托儿所及缝纫合作社的出现将妇女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在国家与个体层面上强调国家中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将国家看成改变中国农村一切的根本力量，农民干部被认为是国家意志的忠实追随者，农民被看作是被动的，并接受国家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变化。
第二种观点强调社会力量争取权力的斗争，包括各种形式的农民反抗以及农民寻求他们利益的种种斗争方式。周小凯认为，改革的先锋是农民而不是在北京的权力精英。她的研究以“谁改变了中国”为开始，试图推翻精英角度和“文化大革命”角度的解释，她将农民在包产到户、市场改革、农村工业化、人口流动、对计划生育的反抗和农村妇女的转变等一系列行动概括为“SULNAM行动”[10]，即自发的（Spontaneous）/无组织的（Unorganized）/无领导的（Leaderless）/非意识形态的（Non-ideologi cal）/非政治化的（Apoliti cal）行动，与斯科特的著名概念“弱者的武器”相对比，她将这种行动称为“强者的武器”。
此外，不少研究者致力于用各种不同的模型来描述中国的农村政治，例如多元主义模型、利益群体模型等。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视角，但国家与社会、政策、非正式制度设置和风俗习惯等都作为影响因素成为研究对象。范尔凯姆维克特在《中国的政治参与》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人对于政治地位和利益的追求的种种手段，包括“个人派别”“信仰体系”和“观念群体”的冲突，官僚群体与地域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被引入中国的政治社会研究中。
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倾向于把中国的农民称为中国的小农，其区别于现代农业中的农民，《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通过对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与乡村社会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的变迁和发展存在一些“悖论现象”。他认为，中国的小农既不完全是像恰亚诺夫等实体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计生产者，也不完全是舒尔茨等形式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农民”。中国的小农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他们既为自己的日常消费而生产，同时也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特征。
费孝通则用“乡土中国”概念来形容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中国社会基层的特点是“乡土性”的，费孝通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土”:“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土’是他们的命根。”[11]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描述体现了基于传统农耕经济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特色。
对于中国的农村政治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直选与村民自治成为揭示和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的重要环节。杨爱民认为，村民自治的含义就是：村民依法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形式，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简言之：通过“四个民主”实现“三个自我”而达到村民依法处理自己的事情。[12]冯辉指出：“我国的村民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民主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适合的途径和形式。”[13]相较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在进行了村民直选之后，农村政治变迁的方向似乎明晰了很多，但仍有很多因素影响村民自治的运行与实践。如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村民直选上的影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农村干部是上级政府政策实施的主要媒介，因此上级政府拥有强大的干预力量。唐崇佑认为，村民自治实施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村级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削弱了村组织对村民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旧体制还未消除，新体制还未真正建立，村民自治组织难以真正发挥其作用；村民民主素质较低；农村党组织领导不力，一些干部工作、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难以取得村民对村组织及干部的信赖和支持。[14]此外还有农村宗族势力的影响。有宗族力量存在的村落，宗族对村庄选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继家庭承包之后崛起的农村基层新的治理形式——村民自治，必然会受到家族传统文化的浸润”[15]。首先，在村民选举过程中，宗族很容易联结成为利益共同体，大宗族的人员很容易胜出；其次，不同宗族的利益集团较易形成不同的势力集团，其对民主选举产生不可小觑的力量。
可见，以农村直选为代表的农村政治转型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在国家层面上，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村民自治似乎尚无定论。村庄的情况千差万别，包括地域、经济、宗族等方面，是否也如同经济发展模式那样，走多元文化农民政治转型之路，还需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四）关于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在中国农村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同时，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个体层面上的变化。包括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16]这些研究都表明，农民价值观在很多方面均发生重大变化，体现了政治、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如婚姻观念的变化、宗族方式的改变及为人处世方面的改变等。还有因农村发展的滞后带给农民价值观方面的危机问题等的最新研究。经过几十年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外来新生事物的冲击，他们的观念和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农民根植于土地但是不再拘泥于土地。
第二是家庭组织形式的变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影响下，农村大家庭迅速分化，小家庭在数目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家庭规模的缩小并没有降低血缘关系在农民社会中的地位，血缘关系仍然是农民社会关系的基础，掌控着人民的日常生活，如农民的社会交往和姻亲关系。“这其实是一种与正式家族关系相对应的新的家族社会形态，其内部关系的维系还是依靠传统的习俗得以控制和实现。此外，核心家庭和父母家庭毗邻而居，保留了代际互助的社会功能。”[17]
第三是宗族力量的变化。“三纲五常”在传统宗族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奉行传统儒家文化的宗族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复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传统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很多人认为传统的宗族思想会随着改造的深入及不断的演变而消失。事实上，直至改革开放前，宗族力量一直让位于“革命”。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宗族文化在农村复苏，并且在多个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家族关系网络获取各种资源，宗族关系、业缘关系和正式组织关系混杂在一起共同服务于人民，宗族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理性的色彩。
第四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变化。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留守家庭的数量剧增，农村家庭的主体社会功能遭到破坏。这一社会现象有较多研究：一方面针对劳动力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的研究，包括农民工在城市的聚居方式、农民工的流动经历和城市生活体验对其现代性形成的作用等；另一方面对当今农村社会生活巨变的研究，包括农村空巢化、农村劳动力缺乏、留守人员、农村社会管理空洞化等问题的研究。
第五是农村社会分层的新变化。该研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学界的一个焦点问题，因为中国农业社会的变迁为农业经济变迁和社会分层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本，可用来考察巨大的经济社会层面下的阶层分化与形成。事实上，主导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二元关系很明确，一方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数目众多的贫苦农民，另一方是中国的士绅与官僚阶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士绅作为一个阶层消失了，国家通过强有力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来控制及调配农村大部分的资源，如1958年后在农业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公社体系下，农村人口的分层常常是依据两个体系。首先是个人在农村生产组织中的地位。农村干部，包括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甚至出纳等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并且有权分配资源和获取更舒服、工分更高的工作机会。其次是身份体系。土地改革将农村人口划分为不同的身份体系加以识别：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这个分类同时也规定谁将获得优惠的待遇而谁将丧失先前的待遇，这是在国家政权体系下形成的分层干预。而地主与富农是差的身份识别，他们的待遇普遍很差，他们难以获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业机会，甚至很难找到对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包括个体户在内的小商品经营者，乡镇工业化催生了企业主阶层，农民企业家成为让人骄傲的荣誉称号，如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山东寿光王乐义等。陆学艺和张厚义将农村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治理者、农村治理者八个阶层。[18]其实这些阶层的划分是动态的，会随着国家的政策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但阶层划分的重要关注点在于利益的分配问题。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中，其着重点还是普通农民阶层的利益研究，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模式的农村其未来的发展走向问题，以及在当前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如何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并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五）有关少数民族经济方面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施正一提出“民族经济学”的概念，并在《民族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着重叙述了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区之间，由于地域差别及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衡，长期存在着社会经济领域内先进与后滞的发展差距，潜藏着一定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缩小发展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发展中所必须完成的历史性艰巨任务，并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方针”的西部大开发策略。[19]刘永佶所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上明确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主张，并提出为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而创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这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可以成为本书所研究的散居回族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以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关系为对象，来探讨各民族劳动者自主经济发展的目的、方向、根据、条件和方式等。从承认民族的自主性来看，民族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系统中的必要环节，而资本主义经济学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经济学直接为世界经济学。经济是聚合民族成员，从而吸收新成员的必要条件，只有发展的经济才能成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取决于民族内生的动力和原因，即来自民族内部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素质技能之间的矛盾，这一民族经济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现实的民族内部的经济关系与矛盾，又扩展为民族间的经济关系与矛盾。少数民族族裔人口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统一构成了少数民族的经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要明确并突出少数民族族裔人口经济的主体地位，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已成为该地区各族人口生产和发展的共同体。[20]
综上所述，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其核心应该包含：制度与体制、经济结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探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成因，应该结合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制度，必须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经济现代化的政策支持。
（六）散杂居回族问题研究
从民族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关注回族的民族源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研究。比如胡振华教授的《中国回族》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不同省区的回族发展史[21]，马启成教授的《回族历史与文化暨民族学研究》是关于回族学、回族历史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国西部及宁夏地区研究、民族及宗教研究的多学科研究，涉及理论性概括、综合性阐述及问题性探讨[22]。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散杂居民族工作丛书》，均涉及回族的经济社会研究，主要针对西北回族聚集地的研究，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视角研究民族关系，并从社会生活层面展开调查分析。杨文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回族的形成加以分析，提出回族的形成过程是基于共享的“既定资赋”，即以Ummah为民族文化范式，在汉文化的宏观语境下，在与不同族群交往、对比以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和重构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民族。[23]
此外，也有研究散居回族的，如马寿千、赵宏庆的《当代回族经济掠影》，介绍全国各地回族脱贫致富的典型[24]；杨怀中教授的《回族经济研究》涵盖对中国不同地区回族聚集区的经济研究，包含回族经济变迁史和当前各个地区回族经济发展概况研究[25]。良警予教授的《牛街：一个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以北京牛街的实地调查及文献研究资料为基础，以国家与社会关系、文化变迁和城市社会空间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北京牛街这一中国典型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历程。在叙述框架上，该书从清真寺为象征的社区民间权力和权威的形成与变迁历程、牛街回族的经济生活变迁等六个部分探讨了牛街回族社区的形成和变迁历程。[26]杨晓纯《散杂居回族经济与回汉民族关系研究》以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回族为研究对象，凸显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案例与实证方法以及对回族经济发展与回汉民族关系的研究。[27]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主任马宗保教授的《回族聚居村镇调查研究——单家集卷》通过微型社会学视角，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单家集回族农民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与研究，阐释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兴衰与国家体制和区域性社会历史变动之间的关联性，展现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创新与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乡村民族社区发展的推动作用。[28]南开大学马伟华《生态移民与文化调适——西北回族地区吊庄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对西北吊庄回族移民在移民地的生产适应、生活适应、观念调适、宗教文化调适等方面进行论述，以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为切入点，探讨西北少数民族（回族）的文化变迁问题，并且阐释促使移民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29]
对本书所关注的华北地区及山东省域内的回族聚落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丁乐春就山东回族的分布状况、徙居、斗争史、1949年以后山东回族的发展变化、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进行追溯，还原山东回族的迁徙与生存发展史脉络，是较早对山东回族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之一。[30]杨玲对元明以来的山东回族经济进行考察，揭示其既能够与汉族经济同步发展，又形成显著民族特征的历史过程。[31]杨湛山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山东回族教育进行分析，指出山东回族教育获得长足发展的经验是党和国家的支持、回族人民的自身努力、各级民委在具体运作中甘当配角争当主角。[32]王孟从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角度出发，借助山东回族族谱，揭示山东回族在追溯自己族源上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但族源与伊斯兰教或西域人有关是不变的，其背后是他们利用“结构性的记忆与失忆”来维护族群的延续与认同。[33]范景鹏对山东回族历史及回族社区的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合一的寺坊制度、山东回族的宗教信仰、“附儒以行”的山东回族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山东回族文化的“回儒文化结合”的特色。[34]
在区域研究方面，李彬以淄博市张店区为个案，分析回族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并指出回族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源于回族传统文化的内聚力，且是这种传统的内聚力对现代化城市的一种适应。[35]邢培华、雷凤芹、孙建华对近代山东聊城回族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特征，回汉杂居与回民独居的特点，以山西移民、历史留居、回军将士留居为主的族源分布，回族人民的生产与文化教育等进行梳理。[36]宋彤分析山东济宁回族家庭的日常交际网络，济宁回族家庭日常交往网络具有整体略小的网络规模、较高的亲缘比例、交往空间临近以及交往频度高的整体特点；济宁回族家庭日常交往网络作为一种网络和规范，既受济宁回族文化环境的潜在指引，又受济宁当地社会生存环境特征的强烈影响，日常交往网络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模式的影响下，回族家庭依其对所处日常生存环境的理解而做出的行为选择，它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发挥其特有的功能。[37]刘太玲以山东青州回民为个案，从择偶方式、择偶范围、择偶标准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以来回族婚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转变，以及族际通婚所带来的问题。[38]马佳也从回族溯源、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角度论述青州回族文化变迁。[39]周传斌从明代以来临沂回族的入迁、临沂回族文化教育状况、宗教信仰以及20世纪革命中临沂回族的贡献等角度分析山东临沂的回族历史发展与变迁。[40]
学界的上述研究，既有对农村社会变迁的理论研究，也有从农村经济政治发展与变迁——尤其是少数民族聚落地区的经济社会变迁方面的调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回族历史文化的宏观梳理，也注重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综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这些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