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概念的界定

一 散居少数民族

散居少数民族是指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中的一个特有概念，通常意义上是指零星分布且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41]从民族与族群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散居少数民族定义为选择以散居生活方式存在发展的少数民族族群。由此可归纳出其在理论上的两个特点：第一，散居少数民族是零星分布在汉族生活区域或其他少数民族生活区域内发展的少数族群；第二，散居少数民族只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55个少数民族涵盖其中，并各具有自身的特色。从国家政策法规认定的角度来看，在1952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的行政地位，即相当于乡（村）、区、县、专区或专区以上的行政地位，依照其人口多少以及区域大小而区分之”，从此开始确立聚居少数民族的概念。即“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是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就是聚居少数民族”。而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以及195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更改相当于区的民族自治区的指示》《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这三个指示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进行调整，即“聚居少数民族仅指县和县以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反之县以下的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就是散居少数民族”。张鲁镇属于回族民族乡镇，首先其直接管辖县为莘县，莘县不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次其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周围都是汉族聚集区，所以它属于散居少数民族聚集区。

二 农村社会变迁

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既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又特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既指社会变化的过程，又指社会变化的结果。“简单地说，社会变迁就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42]富永健一认为：“社会变迁与‘社会’一词的广狭程度相互对应，需要把它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变迁与狭义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相伴随的广义的社会变迁可以划分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四个领域。经济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产业化，政治现代化可以理解为民主化，社会现代化可以理解为自由与平等的实现，文化现代化则可以理解为合理主义的实现。随着现代化发生的狭义的社会变迁意味着面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变迁，它可以划分为家庭的现代化、村落与城市的现代化、组织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的现代化、国家与国民社会的现代化五个领域。家庭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从家长制家庭到核心家庭的结构转变，村落与城市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农村度的降低以及城市度的上升，组织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组织从家庭以及亲族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目的群体的纯度提高的过程，社会阶层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地位决定的业绩主义化、社会地位不平等程度的降低、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大，国家与国民社会的现代化可以理解为起步于国民国家的统一，经过市民国家的形成之后，在发达水平更高的阶段实现福利国家化。”

“变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43]，史蒂文·瓦戈指出，社会变迁可以被概念化为“社会现象中有计划的或无计划的、性质或数量上的改变过程”。[44]这个过程可以结合五个相互联系的成分来进行分析，具体说来就是变迁特征、变迁层面、持续时间、程度以及变迁速度。本书所使用的“变迁”一词，是在广义“社会变迁”意义上使用的。它包括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量的增长和生产质量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变化与发展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整个社会变迁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具体到农村社会变迁，毫无疑问，“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20世纪初。而且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据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45]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变迁，本质上就是一个从乡村到都市、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46]这一过程包含了由此带来的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人的思想观念等的嬗变，以及与之相生相伴的乡村社会问题。如果将农村社会变迁置于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宏观视野下，那么“一百多年的农村‘社会变迁’是指在现代性的多元力量（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城市化、现代人格与文化）冲击下，一个由农村治理情形、农业地位变化情况、农民身份的变迁、城乡关系演变、农村文化习俗、乡村基本生活单位的兴替等交相组合、演变所构成的农村社会的‘问题表达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