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资本的觊觎
清政府对东北的“龙兴之地”长期实行封禁政策，直到19世纪60年代，东北地区几乎仍不为世界文明所知。而清政府越是遮蔽和阻拦列强进入长白山龙脉及陵寝重地，就越是引起列强的探险兴趣。在不平等条约提供的保护下，西方人等相继来到中国东北，纷纷插足东北地区，将其变成列强竞相角逐的场所，开展了一系列实地探险、勘查、掠夺。范围广泛，包括河流、森林、矿产等，且尤以矿产为重，致使近代东北矿业的开发道路更加曲折。他们在东北展开激烈的资源掠夺，积极谋求筑路权、矿山开采权、森林开发权、河流航运权等侵略权益。其中英、俄、日三国的考察尤其具有代表性。
随着中国对外资办矿的开放，清政府也对东北进行了勘矿行动。因自身不具备勘矿的能力，就委以外人。“1896年，英国著名矿商摩赓（Pritchard Morgan）抵华，其先在上海与盛宣怀商议路矿事宜，不久即北去直隶，受李鸿章之命，勘察热河及山东金矿，并派遣同来的美籍矿师绍克莱（Shockley）至奉天勘矿，足迹遍及盛京、辽阳、凤凰城、通化间的广大地区。”[3]
列强欲实现经济掠夺，必须先要搞清资源情况。况且东北矿业的开发制约因素诸多，土法开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开采技术无法比拟，连勘矿技术都不具备，何谈更好地开发。列强自发的勘查加上清政府的委托，使列强更加清楚地掌握各主要矿产的地理位置、储藏量、矿产质量等，进一步的掠夺更加不可避免。其实，清政府勘矿委以外人之举虽属无奈，但列强的这种勘查，不难预测矿权的丢失现象。同时这种勘矿行为，引起了东北地方官的普遍不满，他们大声疾呼：“俄国矿师络绎来吉，日于深山穷谷中，到处勘寻，专以采觅矿线为事，他如英、德各国托名游历而来者，亦均系留意矿产，险蓄诡谋。”既有如此感言，他们就势必会设法维护东北的路矿利权。
清政府既然允许外资办矿，其他国家当然也谋求染指东北矿业。日本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独占东北的广泛利权非常不满。美国也把东北看作有利的投资场所。1902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最为密切地关注”中国向任何企业或公司割让在东北“开发矿山，修筑铁路等工业”，以及“任何其他方式的独占性权利及特权的协议”[4]。列强对东北矿权争夺的例子很多，据《中外日报》1899年5月11日报道：“美、俄二名矿师勘得盖平县属之火盆山煤矿，插旗为识，恰有英国人扣克，也往该处查验矿务，他发现该矿后，遂将美旗拔去，由此引起美英商人的争执。”同时据日本人记载，俄国已获取的矿权有吉林省采矿权、黑龙江省采煤权、中东铁路沿线煤矿采掘权、奉天省各地采矿权、尾明山煤矿权和五湖嘴煤矿权。
对此，张之洞主张国际开发东三省路矿事业。清政府亦于1902年3月17日制定的新矿务章程中，开始允许外商直接投资办矿。东北富饶的矿藏使列强垂涎艳羡，争相伸手。这种争夺，用汪敬虞的话说就是“我们用不着提那些人所熟知的矿区的争夺，在那里，各帝国主义者对每一个矿区，都像争食着一支骨头的几只饿犬”。清政府虽然制定了新的矿务章程，但其中对于利用外资的规定，漏洞百出，对洋股洋债不加限制，条文简陋粗糙，根本起不到多少保护自身矿业的作用。而列强争夺矿区的出现，使得矿务纠纷不断，东北最富有的几个煤矿、金矿都遭掠夺，丧失了所有权，华商对投资矿业更加多存疑惧，畏缩不前，严重影响东北自身矿业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探险家发现中国东北矿藏丰富，他们深入长白山及东北腹地，广泛调查，形成了价值极高的矿产调查记录，从此，东北矿藏的富足广为世界所知。
俄国在东北查勘路矿的活动，相对较晚，但表现最为积极。俄国企图垄断中国东北的矿产开采权，也使列强在内地狂热的掠夺矿产活动由此波及东北，美、日、英等国纷纷涉足东北矿业，试图打破俄国的垄断趋势。1898年1月，俄国照会黑龙江将军恩泽，要求在黑龙江右岸华境十里内勘查煤矿，被恩泽婉拒。俄国驻东北各地区领事请求地方官保护“游历”人员的文件屡见不鲜，并且，俄国国家地理学会也曾计划派员至东北勘查煤矿。华俄道胜银行与俄国采金公司合组中国矿业公司，拟自勘矿入手，以攫取勘得的各矿。“由于地理位置的因素，俄国在攫取东北矿权上占有优势。它夺取矿权的手段有三种：其一，通过不平等条约。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中俄密约》，条约中规定允许俄国借地建设东三省内铁路，即中东铁路。9月2日，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中第6款规定，在筑路地段内如发现矿苗，中俄应另议办法。这使中东铁路公司获得开矿优先权。其二，以入股方式获取矿权。如烟台煤矿、抚顺煤矿，沙俄在其中都有股份。其三，强占开采。庚子事变后，俄国进军东三省，将华商著名的几处矿区强行占领，如漠河、三姓、观音山等金矿。”[5]俄国又先后与吉林将军长顺、黑龙江将军荫保议定矿务草约，获得在吉林承办全省矿务、在黑龙江承办煤铁各矿的权利。至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东北的矿业经营权上已占有绝对优势。由于清政府的软弱，俄国不遗余力地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俄国的军用火车已经可以直达旅顺、大连。当然，俄国修筑中东铁路不仅仅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且是要在铁路沿线攫取煤矿、森林等资源。
20世纪初，日本发展为富有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它实力不足，但野心勃勃，屡屡同美英争夺亚洲霸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向美英的亚洲霸权进行全面较量的起点，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面对日本的侵略，面对日本的争霸，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没有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惩罚侵略者，反而实行了绥靖政策。“绥靖政策企图用妥协、退让的方式在侵略者面前乞求‘安全’；用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换取‘和平’；用反苏为诱饵，引诱日本进攻苏联，以保持他们在亚洲的霸权。”[6]这种绥靖政策是对中国人民的出卖，是对日本侵略者的纵容，它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无穷的后患。
在帝国主义的角逐中，由占上风到处于劣势的日本帝国主义，决心投下更大的赌注，“不惜以一场战争重新在中国东北占据优势”[7]。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走向帝国主义道路，特别是“大陆政策”基本形成后，日本便开始有计划地实施侵略活动。所谓的“大陆政策”，就是岛国日本要以朝鲜为跳板侵占中国的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甚至称霸全世界的一项长期外交策略。为此，日本首先与近邻沙俄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日俄战争在1895年结束的中日甲午战争就埋下了伏笔。日本和沙俄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尽管日本赢得战争，据《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但沙俄联合法、德两国通过外交手段使日本同意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进而借1896年的《中俄密约》、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和1900年的庚子国变占领中国东北大部。“日本通过中国政府赔偿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一夜暴富，大力发展军备，欲重夺中国之东北。英、美等国亦担心沙俄在中国的势力扩张会影响到其在华利益，不但在外交上怂恿日本发动对俄战争，还提供了八亿日元的军费以支持开战。”[8]终于，在1904年2月8日，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海军舰队用他们惯用的偷袭战术，袭击了停靠在旅顺港的沙俄太平洋分舰队，日俄战争爆发。在整个战争中，旅顺攻围战最为重要也最为惨烈。旅顺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使它成为亚洲最好的军港之一，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港口三面环山，山上原有清政府为御敌入侵而修建的堡垒和炮台，在沙俄占领后又对这些工事进行了加固和改建。狭窄的出海口易守难攻，而且出海口两侧的黄金山和老虎尾也安置了炮台和堡垒。面对这样“固若金汤”的防守，日本军队在军国主义的感召下，由乃木希典大将率领的第三军对旅顺周边（主要是东北方向）的堡垒炮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肉弹式袭击，还从大阪紧急调来18门在当时世界上口径最大（280毫米）的岸防炮助阵，最终拿下旅顺地区的制高点203高地（今尔灵山）。借助高地上的广阔视野，日军用巨炮轰炸了旅顺城及旅顺港内的沙俄舰队，迫使沙俄驻防旅顺的司令施特塞尔中将投降。随后日军又进行了奉天会战和对马海战，最终日俄两国在1905年9月1日签订休战书。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下，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港的五月花号战舰上签署了条约，战争结束。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战争，并且是在日本、俄国以外的中国领土上进行的。1905年，俄国失败后，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据以获得长春至旅大之间的南满铁路和旅大租借地。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清政府承认这一事实，1905年末还与清政府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日本称霸“南满”，俄国退踞“北满”，形成日、俄南北对峙的局面。
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作为战胜国从俄国手中夺取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地区的一切铁路权益。日俄战争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政治上，日本获得了在华的巨大利益，占领了东北大部，巩固了对朝鲜的统治，借俄国在东北留下的一部分铁路，发展成后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肆从中国掠夺自然资源，为日本三十年后入侵中国做了铺垫，同时也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俄国因军事上的失利而恶化了国内糟糕的政治、经济环境，导致1905年沙俄的第一次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加之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利，最终爆发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苏联成立；英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只是背后的推手，但是它对日本的一再支持、怂恿和退让，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鼓动日德两国的胶东半岛之争，导致其最后丧失在亚洲的殖民利益；美国作为日俄战争中日本战争贷款的最大债主，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军事上，主要的几场海战（蔚山海战、对马海战）巩固了战列舰在海战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近代海战的形式，战壕战和肉搏战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大量新武器得到应用，如马克沁机枪和速射炮，新技术也应用到战争中，比如潜望镜、热气球高空侦察、带电铁丝网等，这些都在以后的战争中被推广。”[9]
日俄战争对世界影响很大，对中国影响尤其深。有识之士面对这场卑劣、无耻的战争而对清政府失望至极，加快了国内革命的脚步，最终导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建立。战争期间鲁迅先生还在日本学医，他本来打算通过医学增强中国人之体质，然而他看到日本宣传战争的纪录片中，被当作沙俄间谍的中国人将要被砍头，身体健壮但是神情麻木、旁边围着看热闹的中国人，鲁迅先生深受刺激，决心要唤醒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弃医从文，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0]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尽管胜利者能获得土地、资源和金钱，但是也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日俄战争中俄国投入兵力500000人，有115000人阵亡，146519人负伤，80000人被俘；日本投入兵力400000人，有88000人阵亡，173425人负伤。”[11]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
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地质调查，始于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巨智部忠承、冲龙雄等对辽东半岛进行了简单的地质矿产调查。日俄战争中，凡是日军所过的地方，日本政府派了很多的矿师跟着部队前进，四处寻觅矿苗。”[12]战争后期，日本在关东州设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最早进行的矿产调查项目，由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川琢治等十多人参加，分为五个班，对五湖嘴、抚顺和烟台等煤矿开展了调查。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新设立两个殖民侵略机构。
一是关东都督府，日本管辖关东州和南满铁道附近地区的殖民机构。它是对我国东北实行军事、政治侵略的中枢，其活动不限于关东州即旅大地区，对关东州以外的一些日本殖民机构也拥有监督权。
日俄战争后，日本霸占辽东半岛，于1905年10月18日在辽阳建立“关东总督府”，统辖在东北的日军机关。1906年8月1日，将关东总督府改称关东都督府，迁至旅顺。天皇以196号敕令颁布“关东都督府官制”，设关东都督府，规定都督的权限为统辖日本“在满之兵力”，“保护”南满铁道，并监督南满铁道的业务。都督由陆军大将（上将）或中将担任，首任都督是大岛义昌，都督府内设民政部和陆军部。1919年4月12日撤销。4月13日又改称关东厅，从此军政分离，其陆军部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队，实际上独揽军政大权；民政部改为关东厅。[13]
二是“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日本最大的殖民侵略机构，初建时资本为2亿元，临近垮台时，连同社债，资本达40亿元，拥有职工近50万人。“满铁”，除了铁道经营以外，还设立了矿工业、调查、拓殖、相关公司经营等5个所属部门。它由日本政府直接控制，不仅总裁、理事由日本政府任命，而且诸如攫取鞍山铁矿、设立鞍山制铁所等活动，都受日本政府的指挥。它经营的调查事业，自“满铁”设立之日起一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满铁”从事调查活动，是为了向日本侵略者提供殖民地建设的“立法和行政上的参考资料”序言。[14]因此，“满铁”的调查机构一直充当着日本侵略活动的急先锋。
“满铁”成立后，其职能不断扩大，管辖范围不仅是铁路沿线带状用地，也包括有火车站的沿线城市在内，相当广阔的地区被编入附属地。“满铁”的建立及其侵略势力的发展，造成了日本侵略东北的基础。其势力几乎覆盖东北全境，是日本对东北进行资源调查的综合性机构，并积极配合发动侵华战争。“满铁”通过直接经营、间接经营或认股、贷款、补贴等形式对东北的各项事业进行管理和控制。在铁路方面，“满铁”以附属地的名义侵占东北大量土地，非法行使行政权，实行殖民统治。“满铁”同关东都督府密切配合，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文化殖民侵略，还与日本军方一道对中国的政治进行干预。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满铁”实际是效仿沙皇俄国在东北设立的中东铁道厅。沙皇俄国的中东铁道厅是通过经营铁路实现对东北全面侵略的殖民机构。“满铁”又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模板，其实质是“国策会社”，既要遵从日本政权的指挥，也要实现赢利的目的。
“满铁”在中国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其重点始终在矿产地质方面。随着战争的逐渐深入，中国东北逐渐被日本政府纳入殖民体系，阻挠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矿业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东北的矿产资源收入囊中。“满铁”表面上是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普通会社，实际上却是战前日本最大的国策会社。为了其侵略扩张，“满铁”成立之初就专门设立了调查部，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情报搜集活动。对于内蒙古而言，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即所谓的“东蒙古”。通过“满铁”调查机构的多年调查，“九·一八”事变前就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东蒙古的调查资料。这些调查资料不仅是当时日本的种种侵略活动的直接证据，而且对研究当时的东蒙古社会经济状况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满铁”调查机构的创始人是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他凭借在台湾担任民政长官多年的经验和在台湾进行“台湾旧惯调查”的成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认为作为推行日本殖民政策急先锋的“满铁”，需要考察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制度、民俗习惯，调查工矿农商及交通等一般经济情况以及与之有关的亚洲和世界政治经济情况，以便为发展“满铁”，同时为日本政府、军部提供制定侵略政策所必需的参考资料。调查部是1907年3月设立的第一个“满铁”调查机构。其任务是“主要对满洲及其附近地区的一般经济及旧惯例的调查”[15]。1908年12月，因“满铁”机构改组，调查部改为调查课，并将其业务修改为检查业务、审查规定、各种调查统计、从事人员的培养训练、营业报告及年报的编纂等，中心业务是进行以中国的中央及地方政权的动态为中心的情报活动。1918年1月，规定调查课的分管业务为各种调查和统计事项。1923年4月，将原来的调查事项内容扩大，增加了铁路、交通和一般情报事项，同时将以“北满”为中心的调查事项，移交给新设立的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简称“哈调”）。1927年调查课共设置9个系，调查范围涉及社会、资源、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调查课（1908—1932年）在其存在的二十多年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其涉及的范围也极其广泛，成为整个“九·一八”事变前“满铁”调查活动的中枢。另外，与调查部同一时期设立的调查机构有，在东京分社设立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和“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东亚经济调查局”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日本及会社搜集世界各地的经济资料以备参考，并应付其他各方面的咨询。“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主要以满洲至朝鲜的历史和地理为研究对象，精通东方历史的白鸟库吉博士为负责人。1927年4月1日，“满铁”将调查课情报系扩大为情报课，下设情报系和弘报系。情报课在各地“满铁”公所和办事处遍设情报人员，组成情报网，并与陆军特务机关建立了密切联系。“不过这个情报课只存在了一年多，情报系便被并入交涉部，弘报系被并入总务部庶务课。”[16]弘报系是“满铁”也是日本在中国正式建立宣传机构的开端，它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十分活跃，在煽动侵华战争方面起了极大作用。1927年11月，“满铁”设立了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抽调实际业务经验丰富的人员，暂时性地对“满蒙”地区进行大量的调查。其任务是提供对会社事业直接有效的资料，以便改善会社业务，充分发挥各机构的职能。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于1930年6月撤销，它的设立无疑与1927年3月日本的经济危机有关。另外，在各地分布的公所、事务所都是带有调查性质的对外派出机关。但“满铁”的调查活动不只限于这些调查机构，除了“满铁”各营业职能部门自设的调查机关外，有时还从各个部门临时抽调调查员或委托“满铁”以外的人进行调查活动。中央实验所、地质调查所、农事试验场等所谓的自然科学研究机关，有时还插足经济社会等调查。总之，“满铁”的调查业务逐渐发展成为庞大的情报调查体系。有关“满铁”的资料中称：近代企业的合理经营，必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特别是所谓的特殊会社，其业务范围广泛，为了会社业务的推行，设置复杂而庞大的调查机构是必然的。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国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侵略了阿比西尼亚。1935年德国法西斯在基本上完成了对国内的控制，废除了和约对重新武装的限制，并进兵莱茵非武装区之后也转向对外侵略，1936年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这样又在欧洲形成了另一个战争策源地。三个法西斯侵略国先后退出了国联，并结成了以反共产国际协定为形式的侵略同盟。1937年经济危机再次爆发，帝国主义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法西斯国家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面对战云紧迫的严峻形势，英法奉行绥靖政策，纵容了法西斯的侵略，并使苏联对集体安全的努力不能成功。捷克斯洛伐克沦亡之后举行的苏、英、法三国谈判亦告失败。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17]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的经济下降了三分之一，外贸减少了三分之二。由于日本经济基础薄弱，资源缺乏，危机更带有紧迫性。”[18]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加紧了侵华阴谋的策划，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它的既定方针。这时日本之所以加紧侵略我国东北，还有深刻的原因。
第一，作为侵略中国的准备，日本人对我国东北已经营多年。日本的对外投资除殖民地外，百分之七十集中于东北。东北对日本的贸易也很重要，既是日本工业品的出口市场，又是大豆、粮食的供应地。特别是随着战备工业的发展，东北的煤、铁供应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然而危机年代，日本对我东北的殖民剥削和掠夺遇到了困难，因为张作霖被炸死后，少帅张学良在东北升起国民党的旗帜，接受与英美关系密切的南京政府领导，这不啻是对控制东北多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头一棒。
第二，经济危机时期日本国内局势动荡。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反日民族运动也正在兴起，学生的反日斗争遍及全国。在中朝边境地区，金日成开始组织反日游击战争。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中部山岳地带的雾社居民1500人举行暴动，台北基隆等城市工人举行罢工，台南发生甘蔗农骚动。因此，日本军阀希望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来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加速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压制国外殖民地的反日民族运动。
第三，占领中国东北可使日本处于进攻苏联的重要战略位置。日本军阀一直把苏联视为假想敌国。“田中奏折”表明，日本军阀已准备同苏联决一胜负。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感到害怕，他们更怕苏联同中朝两国的革命力量联合。因此，日本决心侵占东北以切断这种联系，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
第四，危机年代，帝国主义国家都自顾不暇；在中国，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对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个时机也有利于日本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同时，日本利用中国内战，以“防止赤色威胁”为幌子，也博得了英美的同情。[19]
日本在进犯东北之前先后制造了所谓“万宝山事件”（1931.3）和“中村大尉事件”（1931.6）以煽动起侵略舆论。同时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1931.6）。接着，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日军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坏，反诬中国驻军破坏。关东军遂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北大营进攻。同时按预定计划向南满铁路全线进攻，占领沿线的全部城市。不到一周，奉天和吉林两省相继陷落。
此时，蒋介石忙于进攻苏区而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张学良把军队从东北撤退到山海关以南，要中国人民束手就缚，“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1931年9月22日国联理事会开会，日本代表颠倒黑白，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的挑衅引起的。理事会作出决议，要日中停止冲突，却不谴责日本的侵略，实际上是纵容日本的侵略。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但日本的侵略范围开始还局限于东北，还没有同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发生直接的冲突。日本一再强调反苏反共，也使英美对此抱有幻想。英美领导人一再发表同情日本侵略的谈话。“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同美国国务卿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答应“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但是日本并不受此约束，10月18日轰炸锦州。锦州是东北重镇，一过锦州就要侵入英美利益所在的华北了。于是国联作出了稍为强硬的姿态。10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日军撤回到南满铁路区域之内。11月初，日军进攻北满，英美以为日本要对付苏联，转而对日本的行动产生兴趣。可是，日本还没有发动反苏战争的迹象，在攻陷齐齐哈尔之后，又将兵力转向东北南部。1922年1月2日占领锦州。至此，东北三省全部陷落。这个消息使西方帝国主义大受震动。[20]
日本为了给侵略中国东北的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便策划成立伪满洲国。1931年底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打电报给日本驻华武官田中，嘱他在中国制造事端，以便“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东北容易“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