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电视的特殊属性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

过去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能重建它，物理意义上的“过去”不可以重建，但是人类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继承着“过去”。从形体和符号时代、语言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到如今的电子时代，我们用各种文化传播方式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文明的曾经辉煌进行着传播和继承。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电视不仅是文化本体进步的物态成果，同时也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媒介。即使是强烈抨击文化工业的阿多诺，也“几乎完全承认技术介入带来的某些好处，我们必须指出，他几乎完全承认技术介入在古典音乐领域的好处”^[27]。

1.电视的媒介特性是电视传播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一

电视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拥有不同于一般文化和传媒的形态、创制和传播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符号的复合性。“影视语言由于运用了画面、文字、语言、音乐、音响等多种媒介手段，成为高信息量的媒介综合体，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审美表现力、艺术表现力和思想表现力。”^[28]具体地讲，电视媒介作为复合的话语系统，具有自己立体的、多样化的符号，主要包括画面图像、音乐音响、言语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些符号作为自身表意的构成元素，参与电视的话语活动，承担不同社会实践中相关价值和文化的载荷。电视媒介语言的三种符号本身就是意义和形式的复合体，从这个层面说，电视媒介语言具有庞大而具生成能力的符码库，其图像和音响的鲜明直观，经由多元素、多材料的科学叠加后，可在一瞬间展现真实、生动的全息形象，形成强烈而直接的感染力。这就意味着，受众能直接面对“原生态”对象，从画面和概念合一的同构性世界获得启悟，而无须常规情形下言语交流中的“解码”过程和通过联想、想象重塑客观对象的逻辑思维过程，这使其传播张力空前提升。同时，在科技手段的支持下，电视媒介超越文字传递，借助光波、声波传输，实现着跨越时空的交流，这种高效能、大覆盖、全方位的沟通，表明电视媒介语言的效能非同一般。事实上，电视有着远比一般语言丰富得多、灵活得多的符码元素（如画面、解说、音乐、图片等），它以视觉和听觉方式分别参与描述、分析、揭示和表现，从外在到内在透辟地诠释对象，而各种深具表现力的能指之间的相互叠加往往会产生无穷无尽的表现可能。因此，我们说电视媒介语言能全面地、最大化地满足受众的认知和娱乐需求。所以从现代传播的角度说，电视媒介语言又堪称是一种具有多项重要优胜指标的现代语言。^[29]中国传统文化在流变过程中，除了约定俗成的礼仪和道德规范外，更多的内容是以图画、服饰、器皿、手艺等形式保留下来。电视不仅以其强大的符号系统使传统文化中“物态”内容传播成为可能，而且以其独特的媒介语言形式使精神及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也可以借助电视进行传播。所以说，电视可以将四合八荒、古往今来的风土人情、帝王将相、精神思想等以电视独特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功能非常强大。

（2）传播方式的直接性。正如海德格尔曾经所说，“真理不仅在于言说，更在于演示”。电视传播以声音与画面符号代替文字符号，以其直观、具象的符号系统消解了“能指”与“所指”的思维过程，突破了文字传播形成的障碍，所以只有看不懂书报的读者，没有看不懂电视的观众。虽然传播方式的直接性导致传播有可能浅表化，但是电视传播方式的直接性也使得有感知能力的人都可以通过电视媒介了解世界、接受信息、享受娱乐、欣赏艺术、接受教化、调整思维。在电视出现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媒介可以与电视传播方式的直接性相提并论，能使得文化可以如此广泛地被大众接受。

（3）传播对象的广泛性。电视传播彻底打破了地域、身份等级、职业阶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并为全人类所共享。据业内权威研究公司格兰研究统计，截至2015年2月底，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18802.2万户，有线数字化程度约为81.39%（有线电视用户基数为2.31亿户，数据来源于国家广电总局）。昌荣传播《2013年上半年中国收视总结及下半年趋势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13上半年，中国消费者电视接触度稳定在90%左右，电视依然是目前中国规模化最大媒体”^[30]。另据北京美兰德媒体传播策略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2014年第十六届全国电视覆盖及收视状况调研成果》显示：“2014年，中央电视台排名前五的频道全国覆盖人口均超过12.6亿、排名前五的省级卫视频道全国覆盖人口均超过10.2亿。”^[31]另据徐立军、王京《201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2012年，我国4岁及以上的电视观众总人数为12.82亿人，其中13岁及以上的电视观众为11.56亿人，4—12岁电视观众为1.26亿人”^[32]。虽然互联网已经在2014年超越报纸成为第二大媒介，但是在我国，迄今为止电视依然在传播领域占据着绝对意义的规模优势。虽然据央视索福瑞2014年电视收视市场报告显示，2014年电视人均收视时长和观众平均到达率双双下降，但是下降之后的中国人均电视收视时长依然有162分钟之久，电视观众的平均到达率也尚有64.3%。^[33]

正是由于电视媒介拥有符号的复合性和传播方式的直接性，电视才拥有了广泛的传播对象。电视媒介本身的技术基础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技术保证。

2.电视社会功能属性是电视传播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二

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大众传播的功能研究一直是传播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传播学者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将传播的功能概括为三类：一是环境监视功能；二是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三是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其中所谓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指的就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对历史的继承和创新总是人类得以发展的基础。人类只有不断将前人的智慧、经验、知识等加以整理、记录并传给后代，人类才能得以继续发展。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只有借助传播才能世代相传，才能够在历史长河中被不断继承并发扬光大。

此后美国传播学者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年）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四大功能”，即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功能。其中，“社会化功能”指的是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人的社会化不只在学校、群体中进行，也是在大众传播的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也被称为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社会化功能”与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相对应。传播学的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曾先后两次对传播的功能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在《传播学概论》（1982年）一书中，他正式将传播功能定为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其中，教育功能与上述两人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社会化功能一脉相承。

此外，拉扎斯菲尔德在与罗伯特·默顿合著的论文《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中，讨论了大众传播的两种正面功能和四种负面功能。其中正面功能是指赋予社会地位的功能和重申社会准则的功能。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中指出，现代传媒首要的文化功能，便是选择建构“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响。大众传媒是通过传媒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

通过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但是正如拉扎斯菲尔德等所说大众传播也具有负面功能，比如大众传播能产生民族文化生存与文化认同危机。那么大众传媒如何实现正面功能而自觉抵制负面功能呢？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便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在李普曼的“拟态环境”以及拉斯韦尔关于大众传播的“环境监视功能”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假说。主要观点之一是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电视媒介因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达者的身份、电视信号覆盖的广泛性、电视直观生动的传播方式，对受众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往往是电视屏幕上某一时期播出什么，在社会上就会有相应的反应。

虽然当前电视的传播效果不是早期“强效果论”时期强调的不管电视播出什么，观众都是一击即中的“靶子”，但是当前我国以电视为代表的传媒对大众的“关注力”还是有一定引导作用的。^[34]比如2015年《我是歌手》的备受关注就使得其中很多原本并不是非常知名或沉寂许久的歌手一跃成为一线歌手，比如李健。李健是音乐界的才子，之前作为“水木清华”组合的一员在21世纪初引起过一些关注，但是在组合解散单飞之后一直没有过高的关注度。虽然其间也创作了《传奇》《风吹麦浪》等优秀的作品，《传奇》在“春晚”上又一次成就了王菲，但李健本人的发展依然不温不火。2013年“春晚”李健和孙俪演唱了《风吹麦浪》，但是观众更多将注意力投向了当年在《甄嬛传》中成功饰演甄嬛的女演员孙俪，李健被隐藏在了孙俪的光芒之下。2015年第三季《我是歌手》中李健补位出场，成功演绎了《贝加尔湖畔》《在水一方》《假如爱有天意》等歌曲，成为《我是歌手》第三季的亚军。至此，李健在收获广泛关注的基础上又得到了“音乐诗人”的赞誉，知名度和美誉度迅速提升。由于节目的成功从而使参与者知名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南京零距离》《非诚勿扰》捧红了孟非，《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所以说电视在当前还是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电视设置的“议题”能引导观众的关注方向，电视对所设置议题的态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观众看待这些议题的态度和立场。

所以，作为社会公器的电视传媒应该主动担当起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历史使命。电视出现比我们早、整个产业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对电视的社会使命的重视由来已久。比如主管美国对外广播电视的媒体大亨杰弗里·科恩在1996年发表的《“美国之音”的六大任务》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美国之音”（含电视台）的职责是“鼓动美国式的新闻自由”“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向全球解释美国的政策”“为美国的文化、贸易、旅游等提供服务”等等。^[35]可见，电视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不传达国家意志和本国本民族文化是不可想象的。电视媒介就是在不断设置符合国家和大众意志的“议题”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社会公器的价值的。马尔库塞也告诫道：“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体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体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体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体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36]

据此，我们说电视媒介的媒介属性和社会功能属性，使它成为当代语境中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