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与主要概念

（一）研究方法

1．微观实证研究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探讨基层权力整合问题涉及政治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单从理论的角度无从展现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差异性，必须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置于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在确定以县为研究单位后，笔者选取了山西晋县作为个案县。[94]山西是具有丰富红色文化基因的地方，围绕该地的研究产出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韩丁对“张庄”的研究，成为透视中国革命进程的学术经典。晋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隶属于晋市。笔者通过多方渠道，获准进入当地档案馆查阅资料，当地领导在查阅档案和调研中也给予了大力帮助，这使笔者得以顺利地进入现场。

近年来，晋县实行省管县改革，晋市将晋县城区部分划归市政府直接管辖。这样，晋县档案材料也分为两部分保存，一部分在晋市城区档案馆（政府卷）；另一部分在晋县档案馆（党委卷、土改卷、整党整风卷、四清卷、国土卷及各村镇档案等）。本研究所采用的文献材料主要来源于这两个档案馆，以及晋市档案馆、晋县图书馆、晋县组织部、晋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部分资料。地方志包括《晋县志》（乾隆卷、光绪卷、1962年未刊卷、1999年卷）、《晋市志》（三卷）和清朝编辑的府志、《中国共产党晋县历史纪事》《中国共产党晋县组织史资料》等。在查阅基本材料的基础上，笔者对县里的一些人员进行了访谈，掌握了丰富的口述资料。

这些材料清晰和完整地展现了晋县1945年后的政治变迁历史，为我们研究和探讨国家政治整合与基层干部行为提供了丰富素材。将基层权力变迁过程置于“晋县”这一场景中，可以清晰地展现国家权力在地方的运作过程；通过对晋县这一个案的生动表述，可以将我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融入到那些复杂、琐碎的材料中，以及基层干部的日常行为中。这些材料和行为往往隐藏着解释和回答中国政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钥匙。通过微观实证分析，笔者力图总结出一般性的理论和经验，回答现实政治和学术研究中的难题。

2．历史动态分析

与以往村庄研究动辄以百年变迁史为研究时段不同，本研究选取的时段为1945—1976年3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许多人而言，“1949年”已经成为一个标签和符号，许多涉及地方社会的历史研究，皆是以此时间点进行界分的。在此前后，整个中国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象和体制，而1949年后的中国更是被深深地打上了新政权的印记。然而，地方政治的发展与国家政权结构的变迁往往呈现出差异性，在时间上也不同步。1945年，晋县解放，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各项政治运动并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过程。作为老解放区，共产党活动的时间比较早，是国家统治力量比较强大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它的政治变迁进程要早得多。以具有典型性特征的晋县为个案分析基层权力的整合机制，更能凸显研究结论的一般性。通过纵向的历史分析，可以将本选题置于动态变化的场域中。本研究力图通过挖掘、整理史料，展现国家对基层干部的整合与改造过程，以及基层干部以变通性和侵蚀性行为对整合的消解逻辑，避免从村庄整体历史变迁的维度造成的考察对象过多和模糊的现象[95]，从而将叙述对象置于一个场域相对宽广而又带有同质化的历史时段中，这降低了确定研究框架的难度。同时，许多村庄研究多以时间的延展和历史的变迁为线索进行单线式的叙述，这很难对不同时期具有比较性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类，并总结出其演化的一般性逻辑。本研究在时间上遵照历史演化的时间顺序，但又不拘囿于历史序列的限制，而是将具有类似意涵的研究内容纳入到比较考察当中，以从中寻求一般性，打破单线式的叙述结构。为此，在对晋县材料的利用上，本文并不以叙述其政治变迁的历史为目的，而是在掌握基本材料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进行甄别、挑选和援引。

（二）主要概念

1．基层干部

基层干部的思想与行为所展现的场域是基层社会。中国政治体系是一分为二的：一是来自社会又控制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二是受国家权力统辖的基础性政治社会。“基层社会是与上层社会相对而言的，一般指与经济基础联系较多的社会领域，包括直接从事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民众及与民众直接联系的管理者，如通常所说的基层和地方干部。基层社会是一个社会学用语，是由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层出现的一概念。它与之相对的上层社会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一致、合作的一面，由于矛盾激化可能会恶性对抗，更多的是治理得当而出现的良性互动。”[96]

基层干部是基层社会经济政治事务的领导者和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处于国家与社会中间。他们可以分为被纳入国家正式体制内的干部（如县级干部[97]与公社干部）和未被完全纳入正式体制的干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根据与国家政权（或与地方社区）接近的程度，他们的行为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与一般农民相比，他们与国家权力的距离更为接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来自上层权力体系的知识和信息，并以执行国家政策为主要目的，是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其行为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同时，由于他们在执行具体事务时必须面对基层社会的广大农民，因而与农民具有较多的联系。很多干部本身就是农民出身，其思想和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农民”身份特征，具有“乡土性”。基层干部作为一个整体做出具体的行为时，这一特征必然会侵蚀其作为国家代表所具有的国家化特征，而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未被完全纳入正式体制的非正式干部更是如此。在集体化时期，随着公社体制的建立，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它却无法完全消除基层干部对地方利益的追求，以及利用乡村社会的潜在规则侵蚀国家的政策权威。

这是由于基层干部摇摆于国家的正式权力与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权力之间而导致的。尤其是中国官僚体制的特征，导致他们的行为存在根深蒂固的、国家难以消除的“官员”特征。基层干部既是国家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要求选拔和培养出的干部，同时又是受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深刻影响的“官员”。即使在力图铲除经纪体制的集体化时代，官员所具有的官僚化特征也以极为隐秘的方式存在于基层社会，并内化为基层政治运作的日常形式。这样，面对国家的整合和改造，基层干部在遭受巨大的群体性失语时，又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国家展开隐性的“博弈”。这种“博弈”并不是采取直接的对抗方式，而是采取婉转隐喻的方式进行。这种行为的存在，并不表明国家的整合能力不足，而表明这种行为的存在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些行为影响着整个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同时，不仅基层干部，上层政治结构也在潜移默化中渗透着这种影响，难以摆脱它的约束。

2．政治整合

国家的整合又称国家的一体化，即通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将国家内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98]国家的整合是基于国家的目标，服务于国家治理者的利益需要，其手段是利用国家掌握的政治权力。自政党产生后，政党所掌握的强大的组织力量，成为最重要的整合主体。国家整合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制度形成过程，同时也是秩序和权威的重建过程。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孙立平20世纪90年的《异质性社会·政治整合·政治稳定》一文，“政治整合”第一次成为学者的关注对象。近年来，关于政治整合的研究对象和问题论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学界对政治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政治整合，主要运用的是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强调通过一个主导性的权威力量，把不同的政治单元统一到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国家把处于分离、分散、分裂状态的多元利益群体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统合进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保持和实现政治系统良性有序运转的过程和状态。”[99]二是政党的权威性整合，指政党把有分歧的政治力量联合、团结起来，形成协调稳定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并取得各阶层和群体力量认同的机制。三是纵向间政府整合，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央政府如何有效领导和协调地方政府，使中央的政令能够得到有效贯彻。四是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研究在社会群体分化的基础上，怎样通过有效的政治整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五是研究统一战线的政治整合功能与发展。但是，当前学术界对政治整合问题的研究过于宽泛，主要还停留在抽象层面上的对一般性现象的论述，缺少用深入到一般性现象背后的个性材料及分析来论证和探讨转型期政治整合机制的变迁规律。对这种研究，需要重新界定“政治整合”概念，并构建系统化的政治整合理论。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政治整合行政”这一分析概念，用于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行政吸纳政治”相对照，但两个概念中的“政治”与“行政”都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中国而言，“政治”主要是指政党及其所支配的力量，“行政”是指官僚体制及其成员对决策的执行，其主体为技术性官僚及其为官僚体制服务的成员。“政治整合行政”是指政党及其组织力量对传统官僚制进行整合的过程，也就是将传统的官僚制改造成为国家现代转型话语情境下适应政党政治的现代官僚制的过程。就中国的政治现实而言，它首先是指改变以往官僚体系在国家政权中的支配地位，而赋予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治中以领导者的核心地位；其次，共产党针对晚清民国时期因官僚体系的“经纪体制”运作而导致革命的产生这一根本弊端，试图以具有先锋性质的党组织体系来改变官僚体系对乡村的攫取和掠夺（尽管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关“国家政权建设”的相关知识和理论需要进一步厘清并重新界定。在既有的知识体系中，我们常常把“行政渗透”与“政治整合”不加区分地混糅在一起进行论述。在这一概念体系中，政权与“行政渗透”相关联，政党与“政治整合”相关联。政党与政权作为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国家政权建设中所遵循的行为和逻辑是不同的，不能认为两者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平等主体，并在乡村发挥着同等的作用。

“行政渗透”是国家政权下乡所依靠的主要手段，也称“权力渗透”。它是一种纵向的上令下行的行政传递过程，主要解决的是政令畅通的问题，目的是把国家的意志尽可能完整地贯彻下去，减少在行政传递中的走样，尽可能地压制地方行政在贯彻政策中的自主选择性空间。它凭借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施，在组织形式上依靠的是国家行政体制。在近代，它导致了县政体制的半官僚化和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并造成了地方精英的蜕化、传统农村的解体和国家权威的丧失。因而，“政权下乡”在何种程度上达成了国家的目的，或者说是否真正下到了乡村社会，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仍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政治整合”解决的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盘散沙”的问题，它是一个横向整合与纵向渗透相交织的过程。它的目的是把一个个“马铃薯”装到一个“袋子”里，它依靠的是政党及其所掌握的力量（包括它的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党组织服务的行政科层体系及其所支配的强大军事力量）。它采取说服、灌输、宣传、教化和组织渗透等方式将统治者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信仰输入到农村社会，从而建立起合法化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威。在传统国家，它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为国家单方面攫取民众的效忠和服从。但到了现代国家，这种单纯的索取行为转变为互换方式，即由国家为民众提供秩序，提升民众的福祉，而民众则对国家表示服从，整合的方式也由强制转化为利益刺激。在这一过程中，它与政权的行政渗透紧密配合，因为国家必须借助于行政体系的力量和手段，并通过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才能达成国家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整合”这一概念要比“行政渗透”宽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