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个案县介绍
笔者之所以选择山西晋县作为个案县，首先是考虑到样本选择的典型性。晋县位于山西东南，紧靠河南省，距离郑州仅120公里，距离太原则有270公里。晋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第一，山西历史上就处于统治的边缘地区，这里土地比较贫瘠，自然条件恶劣，传统的农业生产常常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在当地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易于突破现有条件限制寻求生存的文化和心理。这恰恰是本研究所关注的。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境内三分之二属山地，且东有太行山阻隔），使国家对该地区的统治和治理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环境限制，而这也成为地方阻挡国家进入的独特优势。第二，晋县所处的“河东屏障，冀南雄镇”的地理位置以及距离河南省会郑州的近便，决定了它的位置的重要性。尽管它在地域上归山西管辖，但它的文化特质中又融入了一些河南文化的要素。在当地民间的交往中，晋县人民与河南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历来是国家统治的核心地带，这决定了它在许多方面具有历史的传承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又不断受到来自国家的控制和支配。第三，当地煤铁等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更加刺激了国家对这一地方的控制。这里是共产党开展革命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晋县籍的陈立志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5月，他创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组织工人、农民参加革命。1945年晋县解放后，当地相较于其他地区更早地进入到共产党的控制当中。另外，国民党、共产党、日军、阎系军阀和其他各路匪军，都一度活跃于当地的历史舞台。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煤铁等资源尚未完全体现出它的价值，但到了近代，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对煤铁的依赖决定了国家对这一地区增强控制和资源攫取。这种历史经历为笔者考察基层政治运作的“国家化”特征提供了典型样本。晋县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决定了它一方面处于统治的核心地带，在这里国家可以凭借其强制性权力随意地渗透；另一方面，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质又使其具备抵制国家进入的能力和冲动，为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样本。
其次，进入的方便使我决定选择晋县作为调研地点。2009年11月，笔者导师于建嵘教授在中国社科院主持召开“村委会组织法修改暨 ‘村治在线’开通”会议，晋县一位主要领导受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主动表态欢迎学者和专家到晋县调研。后经过导师的大力引荐，遂顺利进入到当地社会内部中去，并开始了长期的调研。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加之现实政治的敏感性，要对县级政治的现实运作进行透彻的把握，仍有很大难度。于是，本研究选取的时间段为1945年晋县解放至1976年“文革”结束。许多研究在选取个案的时段时，往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起始点。如果个案的历史发展恰恰与国家的宏观政治发展相一致，这并无不妥。但晋县作为老区，在1945年即告解放，共产党人也随之在当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重建秩序和塑造权威的政治运动，后来解放的地区也重复了这一过程。本研究时间段的选取，正显现出了宏观的国家政治与微观的地方政治的差异。但作为学术研究，在具体行文中，可能不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写。笔者希望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描写，能初步奠定今后研究的基础，以期将来条件具备时，再深入县政内部的体制运作与困境中，对它的现实运作有个精细的把握。
（一）地理环境
晋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南端，毗邻河南，为三晋大地通向中原的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称“河东屏障，冀南雄镇”。全县东西宽约62.75公里，南北长约58.85公里，总面积2181平方公里。县城距省城太原270公里，距离河南郑州120公里。全县地形呈枫叶状，柄东南而头西北，北高南低，四面环山倾向中央。境内山岭纵横，北疏南密。按地表覆盖，境内可分为石质山区和土石山区。石质山区分布在南部和东部、西部，其余大部为土石山区和丘陵地带，中间夹着巴奇、高泽、石店、城关、南村等小型盆地。从结构上分，境内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分别占全境面积的65.66%、28.57%，平川仅占5.77%。这种地形地貌很适合早期共产党组织开展活动。
随着高山的分布，形成了众多的山谷河流，主要有丹河、沁河、长河三条由北而南的中心河流。丹河居东，长河居西，沁河流经西南，这几条河流都经河南汇入黄河。晋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0℃—11℃, 1956年气温最低，为9℃; 1965年、1978年最高，为11.7℃。气温总的分布趋势是由南向北递减，盆地由平地向山区递减。1956—1984年多年平均的年降水量为625.8毫米，1956年降水最多，达1010.4毫米；1965年降水最少，仅295.9毫米。降水量的区域分布总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递增，山区多于平川、丘陵；南部和东南部山区大于北中部地区。降水量主要分布在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60%。境内无霜期平均为194.5天，1966年最长，达230天；1958年最短，仅138天。
晋县土地资源较为稀缺。清光绪八年（1882年），晋县有耕地137.7万亩；光绪十三年（1887年），人均耕地为4.7亩。民国年间，因长期战乱旱灾，大片田地荒芜，耕地面积急剧下降。1949年时，全县有耕地85万亩，占总面积的35%；人均耕地2.8亩。后因基本建设项目增多等原因，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到1984年，耕地减至83.18万亩，人均耕地减至1.37亩。全县有天然牧场、草地67.8万亩。晋县是山西省人口较多的县份之一。1949年全县总户数为77798户，总人口为303339人，1984年增加到142360户，606652人，增长了1倍。
晋县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是全国重要的煤炭产区，素有“煤铁之乡”的美誉。全县煤田面积45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1%，煤炭地质储量约为47亿吨，属该县开采范围的有24亿吨左右。而且煤层厚、煤质好、埋藏浅、易开采，素有“白煤”“香炭”之称。铁矿在全县分布也很广，储量约为6亿吨，品位在25%—40%之间，大多为鸡窝矿，适宜小型、分散开采。另外，本县还有铝矾土、石灰石、石膏、瓷土、大理石等多种矿藏，以及少量银、铜、锰、硫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强化了晋县的重要性。在历史上，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力图控制该地区，以攫取战略资源，更加深了当地的战乱和困苦。
另外，晋县的自然灾害非常严重，旱、涝、风、雹、虫、地震、瘟疫等灾害频发。据县志记载，自明代以来，晋县共发生旱灾100次，涝灾52次，风灾17次，雹灾34次，虫灾19次，地震16次，瘟疫7次，其他自然灾害19次。[100]光绪三年（1877年），晋县大旱，人口减少3/4。20世纪40年代的连年灾荒，全县逃亡人口达8.2万人，死亡达2.7万人。为了生存，晋县人民养成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文化性格。该地哺育了大批杰出人士，载入史册的就有1700多名。清朝编纂的《梓州府志》记载：“梓州学者如牛毛野处”,“性质豪岸，少委曲，重儒术”。[101]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的生存环境，逼着山西人背井离乡，踏上从商之路，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晋商”群体，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尽管晋商足迹遍天下，但却讲究“叶落归根”，这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特点。
（二）经济状况
晋县的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冬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豆类、薯类等，经济作物有棉花、油料等。晋县东南以豆谷杂粮为主，北部为平原农作区，是全县主要的粮食产区。这里聚集了多数的农业人口，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高粱等。1949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7552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为6511万元；粮食总产量为8560万公斤，平均亩产73公斤。1978年总产量为14751.5万公斤，平均亩产144公斤，比1949年增长了一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1984年，总产达到21090万公斤，平均亩产205公斤。林业方面，到1984年时，全县成片林达10多处，共63.5万亩，全县覆盖率达19.8%。经济林发展尤其显著，到1984年，全县各种果树达720万株。山楂是晋县的特产之一，产量居全国之首。畜牧业尤其是生猪养殖业，也有了较大发展。蚕茧、棉花、油料等的产量也稳步提高。
在历史上，粮食是国家所要攫取的主要资源。明清时期，除州、府、县均设有常平仓、义仓、社仓外，晋县县城与周村、东沟、大阳镇等粮食集散地也都设有粮仓。抗战时期，晋县抗日政府也设有粮仓。晋县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开设了公营粮店，太岳军区、太行行署也在晋县开设了德太合作社和永胜合作社，用于储运粮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晋县成立了粮油支公司，1954年更名为晋县粮食局，并在城内大十字北和南关设立了国家定点仓库。六七十年代在全县分片建立了粮食管理站和粮食仓库。到1984年，全县有粮食仓库20多处，总容量为5万立方米。
晋县的手工业起步较早。春秋战国时即采用鼓风炼铁，唐代即设有管理煤炭生产的“乌政观”，宋代煤铁大量输往中州，明代为全国十三冶之一。品牌产品“泰山义”剪刀远销全国各地；大阳的手工制针，在“洋货”进入中国之前，几乎供应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民国期间，日本在县城内开设公司和洋行，利用定货的方式，控制市场和物价，使全县冶铁业倒闭40%。1938年，日军侵犯晋县后，大量掠夺、外运晋县的生铁，全县的2575个冶炼铸造厂全部倒闭。1945年晋县解放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县有炼铁炉383座，年产生铁3382吨。1950年代，三大改造完成后，晋县建起了一批县营厂矿和二轻企业。1958—1960年“大炼钢铁”期间，晋县钢与生铁产量都有了较快增长。1970年代初，境内的小煤炭、小冶金、小机械等“五小工业”名列全国之首，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等领导曾亲临参观视察。到1984年，全县工业生产单位达13531个，主要行业有煤炭、炼铁、铸造、电力、机械、化肥、陶瓷、食品、皮革、印刷、服装、塑料、化工等。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84年占到八成。1949年，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为8922万元，而1978年则达到了72022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7.07倍。
为了管理晋县的矿产和工业，国家不断对晋县进行干预和控制。隋代，晋县设有“铸造局”。明初设“冶铁所”，为全国13个冶铁所之一。清光绪年间，晋县创办有“保晋煤矿公司”。抗战期间，民主政府设有工商科。1952年7月，晋县手工业联合社成立。1954年4月，县政府工商科分为商业科、矿业科（1954年7月撤销）。1956年4月，始设统一管理全县工业的工业局。1958年11月，县工业局改为重工业局，县手工业管理局改为轻工业局，冶炼、煤矿、机械等属重工业局管理，其他小型工业归轻工业局管理。1961年5月，增设公社工业管理局。1963年4月，重工业局和交通局合并改称公交局，不久即撤销。全县工业由县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手工业管理局和公社工业管理局仍予保留。“文革”期间，全县工业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管理机构有名无实。1976年1月，县革委会设县工交建办公室，工业局、手工业管理局和社队企业局仍然保留。1984年，撤销县工业局和手工业管理局，新成立了冶金矿山工业联合总公司、煤炭联合工业总公司、机械电子工业联合总公司、化学工业联合总公司、二轻工业联合总公司、轻纺工业联合总公司、物资总公司和建材建筑工业联合总公司共八大公司，直至1985年8月实行市管县体制止。
（三）政治变革
晋县历史悠久，早在两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尧、舜、禹时期，晋县为冀州之域，且处“帝都畿内”。春秋时，晋县属晋国。战国时，晋县初属魏，后属韩、赵，尔后属秦。秦汉时，晋县属上党郡。东汉时曾于境内之大阳置阳阿侯国。北魏置建州。隋开皇年间，境内为丹川县。唐武德元年（618年），以丹川析置晋县，始称晋县，后数易其名，或称晋县，或称丹川。唐武德九年（626年），县城始移至今地，此后直至民国废州、府之前，晋县一直是所在州、府的治所。
明洪武元年（1368年）曾省县入州，晋县为梓州州治。清雍正六年（1728年），梓州升府，析郭置凤县。民国二年（1913年），废凤县，复称晋县。[102]
抗日战争时期，太岳、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在边缘地带分置三个县。1945年4月28日，晋县全境解放，三县合一，恢复晋县建制。1948年初，陈毅从河南焦作来到晋县，看到该县地理重要，交通、资源都较好，市面也很繁华，为了取得城市工作经验和培养城市干部，建议太岳区党委在晋县建市。10月，撤晋县城关区置晋市（县级），与晋县并存。1948年8月撤销晋市（县级），复归晋县。1958年11月，临近的高、陵两县并入，仍称晋县。1959年7月，陵县分设；1961年5月，高县分设，晋县遂恢复原建制。
1983年9月，撤销晋县，改设晋市（县级），由晋东南行署代管。1984年，全市（县级）设1个办事处、9个镇、20个乡、703个行政村，自然村共有1350个。1985年，新设晋市（地级），原晋市（县级）划分为城区、郊区，隶属于新设立的晋市（地级）。199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晋市郊区，置晋县，而城区则由晋市（地级）管辖。省管县体制给晋县带来了一些麻烦。尽管晋县党委、政府及其他主要部门仍然在晋市城区内办公，但他们在城区管辖的范围仅局限于办公的院落。用晋县一位领导的话说，晋县是一个“有县无城”的县。晋县党委政府前面是一条极为狭窄的小巷，路两旁都是破旧的民房和杂货店。这里平时车辆人流较多，交通比较拥挤，路面也崎岖不平。虽然晋县领导平时经常抱怨，但多次与市相关部门协调，都未获得许可整顿县委政府前面的街道房屋。本研究所截取的时间段为1945—1976年，其间晋县所辖范围虽有少许变动，但时间很短，行政区划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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