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创新之处

在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本书对禅宗的发展和革命，青原行思的生平业绩、公案诠释和禅法特征进行详细考辨，提出一系列新看法，曾以论文的方式在刊物上发表或会议上宣读，在此不一一具列。在此基础上，本书提炼出唐代禅宗双重革命的总观点。

通过考察青原行思的身世、公案和作品可知，他出身于“公侯将相府，忠臣学士家”的贵族豪门，其家族“自西晋肇基以来，仙佛将相，班班迭出吉州，共振家声远；由泉陵衍派而后，孝义节忠，承承降美安邑，咸雅世泽长”，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蒙受浓郁的宗教熏陶，这使他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和敏锐的宗教悟性。

从青原行思“不落阶级”和“庐陵米价”等公案可以推知，青原行思发扬了六祖慧能顿悟禅法的精髓；从“圣谛不为”“不落阶级”“一麟足矣”“金针与人”“床下大斧”等措辞，尤其是从其作品《参同契》和《坐禅铭》的内涵来分析，可知青原行思不仅对语言的锤炼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对南禅的把握臻至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对不同文化的熔铸也具有雄浑圆融的技巧；唐代颜真卿为青原行思道场题名“祖关”，五代人称赞他为“泽中孤烛，火里片冰”，宋代赞宁叙述青原行思门下“禅客繁拥”；五代人安排其唯一嗣法弟子石头希迁“鄙夷怀让”，宋代人评价他“杼轴绝岳”，并将他比作“释迦文佛”；以及现代人议论青原行思“粃糠神会”“灭泯西东”“千古绳规”，可以证明青原行思学识渊博，是当时的禅宗巨匠。青原行思是初期禅宗文化整合模式的代表人物。

禅宗在唐代刚兴起时经历了双重革命。其一，是六祖慧能头陀禅的《金刚经》革命。慧能以《金刚经》为依据，坚持菩提达摩以来，将佛教的阶级基础从以往依赖社会中上阶层转而依赖社会低下阶层，与他们融为一体，并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应该是慧能与神秀的根本区别所在。在这一前提下，六祖慧能改变单一嗣法的模式，转向同时多人嗣法，从而使禅宗迅速遍地开花结果，很快适应我国社会重心下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发展机遇，使禅宗在佛教诸多派别中一枝独秀并最终一支独大。这一趋势的发展高峰是洪州宗“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标志着佛教在组织上和制度上完成中国化。其二，是七祖行思文化禅的《易经》革命。六祖慧能的文化素养很低，诸位门徒在坚持六祖顿悟禅法的前提下，在植根下层百姓的基础上，各有所发扬。其中青原禅系以《周易》为基础，出于佛教立场，从文化层面融会不同宗派、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矛盾，试图建立将文化和修行融为一体的“士民合一”的真正禅宗：从理论的角度讲是纵横千古，熔铸百家，会通华梵，淹贯三教，合而为一；从实践的角度讲是智慧双运，禅教并弘，僧国兼济，理事圆融，知行合一。这一趋势的发展顶峰是青原禅系《参同契》和《五位诀》的创立，标志着佛教在文化上和理论上彻底中国化。这就是禅宗为什么只有六祖和七祖，而没有八祖和九祖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致使群众相对贫困和普遍文盲，导致青原禅系势单力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物质生活基本无虞，群众识字率大幅度提升，青原禅在当今社会更值得提倡和发扬，更能适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