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和产品价格的下降对拉美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影响。尽管在大量利润涌入拉美地区时产生了许多的发展机会，但它们没能像工业化国家那样实现繁荣，其经济表现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此类经济放缓还是可以让政府获得制定所需战略的机会，这样可以保证其公民能有更好的未来。毕竟只有拉丁美洲自己能承担起推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摆脱对外部融资来源的依赖。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有必要指出：除非拉美国家重新制定相关政策以激发出一国自主创新的全部潜力，否则将无法达到更高收入水平的经济增长状态。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被列为中等收入经济体，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从那之后就停留在了这一水平。就像之前提到的，只有智利和乌拉圭达到了高收入经济水平，但这也并不容易：尽管它们达到了高收入经济水平，但它们也都表现出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症状。就智利而言，与其他拉美国家相似，它在提高生产力、增加其增值出口量以及价值链升级等方面都遇到了困难。该地区长期的地位基本上取决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理解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

正如本章所强调的一样，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和生产力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有许多理论研究都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机制。对这一范畴下发展速度减缓的解释主要是围绕刘易斯拐点进行的。在这个模型中，一个经济体首先进行工业化进程，并凭借来自农村的非熟练劳动力迅速增长。据阿基诺、卡努托和约勒尼奇所说，起初低收入国家可以使用国外先进技术来生产劳动密集型和低成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获得巨大的生产性收益。^[15]但一段时间之后，工资开始上涨，这就是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拐点，它们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来源来保持人均收入的增长。该国的比较优势被削弱了，也由此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迫使该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16]为摆脱这个陷阱，这些国家需要重新制定其发展策略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水平。

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还包括禀赋错配和创新停滞等方面的内容。阿基诺和卡努托针对这些经济减缓问题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替代解释。^[17]根据他们提出的“隔代观点”，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生产率的增长，包括个人选择获取什么能力、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以及知识网络的外部性。知识网络的外部性是指工人的文化水平越高，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就越多。该模型强调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可以通过在年轻工人身上花时间进行高等教育的方式来获取高级技能。

在这一模型中，拥有基础技能和高级技能的人都可以在制造业中工作，但只有那些拥有高级技能的人才能进行创新活动。该模型还假设只有当创新部门的薪酬相比制造业足够高的情况下，个人才会决定投资于教育。知识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效应的结合将带来与知识量相关的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这对于处于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18]在基础设施的使用方面该模型考虑了两种类型：（1）基本设施，如道路、电力和基础通信等；（2）先进设施，包括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高速通信网络等。众所周知，先进的基础设施使得国内和国际知识网络、研究和创新的范围扩展变得非常容易。^[19]

该模型指出，如果与非竞争知识相关的边际收益以非线性的方式与参与创新的人口比例相关的话，在知识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就可能会出现多重均衡，而较低的增长均衡即为中等收入陷阱所在的位置。阿基诺和卡努托认为这种低增长的均衡状态以人才分配不当为主要特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高技能的工人全都在制造业或其他贸易部门中工作，但他们本可以在创新过程中产生巨大的生产力。^[20]这个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模型是最适合解释拉美国家状况的模型。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迟早会停止，只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来推动政策改革才能激发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通过积极的工业化政策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在亚洲经济体中被证明是可行的，在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都有成功先例，这同时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收入水平并达到高收入状态的非常有效的工具。^[21]

拉丁美洲现在迫切需要能够鼓励内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一系列优先政策。政府有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可以推行，这些政策都是在人力资本和高科技基础设施可以推动创新的理论基础上施行的。关于人力资本相关的政策，首先要明确：要想长期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就要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由于拉美地区一直面临着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许多拉美国家都缺乏受充分教育的劳动力。^[22]这些人力资本和技术的约束限制了各国实现经济多样化和提高经济生产力的能力。这一地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的完成度。

根据经合组织2017年的报告，尽管大学的入学率有所提高，但毕业率仍然很低，除此之外，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在攻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位，而这些专业对于发展更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至关重要。为了使经济不进入低增长的均衡状态，我们有必要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来将技能和竞争力内化。目前而言，竞争力的水平和类型都是不足的，因此无论是通过公共手段，还是与私营部门和其他非营利性部门合作都是有效手段。通过对国际市场所需的创新技能进行培训，该地区可能更容易走向技术前沿，同时也能从模仿与进口国外技术转变为自主创新，也由此由中等收入水平“毕业”成为高收入经济体。^[23]

除了发展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所需的技能外，拉美地区还应考虑其在先进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通信网络上的投资，以提高上述进程的效率并提高生产力，与此同时还要促进知识导向的经济增长。通过努力，最终应当可以让市民用上价格公道且优质的互联网，并将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融合的重要因素。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指出，到2015年，拉丁美洲有43%的家庭用上了互联网。^[24]数字连接对于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融合至关重要。按照阿基诺和卡努托的模型，如果由于先进设施的限制造成较低频率的创新活动，各项工作就将缺乏复杂性，工资也就没法提升，这就意味着个人不会选择对该部门所需的先进技能进行投资。^[25]

没有促进技术升级和创新的能力就无法实现经济升级。优质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促进知识流动迅速传播来推动创新发展，这对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如加拉赫盖尔所说，在21世纪该地区需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基础设施，不仅要扩展信息与通信技术，还要扩展能源、电力、道路、港口、铁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并保证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更加密切。^[26]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只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并且主要以开采资源为目的，而这些都是典型的商品依赖型经济的思维。

为了提高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聚和先进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是拉美地区的首要任务，而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其生产力并改善其经济状况。除了先前提到的一系列方法之外，政府机构可能还需要通过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对涉及创新的活动进行税收激励和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等方式在整个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27]此外，随着这些领域利润的增加，拉美地区还需要将主要税收来源调整到带动经济发展的部门中去，并将这部分收入投资于更多元化的范围并借此促进社会进步，这样也能够避免中国繁荣时期所发生的各种问题。除了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之外，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正确应用也可能创造出与中国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机遇，因为这些措施遵循新的发展模式，它们不仅仅依赖于商品贸易，也依赖于从商品贸易中得到的大量收入，它们是基于创新的多元化竞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