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拉丁美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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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及其对拉美的影响

根据依赖理论,拉美依靠出口作为其比较优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与此同时,殖民国也在对拉美的自然资源进行着开发。为了防止国际市场弹性造成自身经济过于脆弱,同时也是为了尊重自己的主权,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基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强调如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等形式的国内对于经济的控制。然而,这些战略使得该地区无论是从发展水平还是从经济繁荣的角度来讲都进一步落后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许多其他国家。[6]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地区的经济经历了短暂的提升,但到了80年代,大规模的债务负担和经济危机出现了,在这之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就成为了华盛顿全球经济发展框架下“盛行正统”的共识。[7]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也因此备受赞誉。正如格里菲所说,这种模式将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并从与较大的贸易伙伴的出口中获取更多经验。[8]尽管如此,直到冷战结束时,由于拉丁美洲国家仍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出口贸易,它们还在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中挣扎。

直到21世纪初,这一地区的经济才开始迎头赶上,同时通过进行着的外商投资和自由贸易,它们正逐渐走向成功。尽管美国在拉美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华盛顿方面注意力开始集中于恐怖主义,美国和拉美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稳固了,拉美方面的事务也变得不那么紧急了。而在此时中国的国际贸易快速扩张,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中国开始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该战略指出,要在引进投资的同时“走出去”,以保证从国内国外市场中都能获得利益。中国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3年也提出了跨地区外交战略,旨在扩大外交与贸易驱动范围,走出亚太地区,扩大至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其他地区。中国在拉美地区主要进行跨区域产品和能源贸易。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两方面都逐渐成为美国的替代者,并且为了与区域内各国建立和加强外交关系,中国也采取了多种外交与经济手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中国与拉丁美洲的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与诸如里约集团和南方共同市场等地区组织发展关系,建立了对话和磋商机制。21世纪开始,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进入了发展更加迅速的新阶段。2003年,中国的贸易需求改善了与拉美的贸易条件,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帮助它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纪元。[9]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这些需求为拉丁美洲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中国也为这个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地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自21世纪初,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双边贸易额增长相当迅速,从2000年的12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2890亿美元。[10]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6年的数据,中国自2011年以来已经超越欧盟成为了该地区的第二大进口市场。这种爆炸式增长的贸易量为拉美经济带来了局势上的改变。2011年,中国成为了巴西、智利和秘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阿根廷、古巴、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第二大出口市场。[11]

另外,在更加紧密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作用下,中国与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分别在2006年、2009年和2011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到了2015年,哥伦比亚成为了该地区唯一一个还在与中国进行此类协定谈判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区与中国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换句话说,相比拉丁美洲对于中国的意义而言,中国对于拉美的意义更加重大。除了贸易之外,中国在该地区也进行了不少投资活动。在21世纪早期,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还显得中规中矩,但2013年之后这些投资变得更多了,且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提高了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生产力水平,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当地经济的激励作用。

到了2014年中国开始进入经济新常态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亚洲巨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消费和服务领域,即自然资源和能源密集度较低的产业。但是,拉美是一个高度依赖大宗商品贸易的地区,此次中国需求的放缓再次让它们经济的脆弱性原形毕露。与2013年相比,2014年中国和拉美的贸易额下降了2%,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下跌,[12]2014年来该地区对华出口量的下降反映出该地区出口篮子中原材料需求的萎缩,而该地区出口量较大的部门,因此给拉美经济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众所周知,基于自然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会带来“资源诅咒”,换句话说,仅由商品贸易驱动的国家收入的增加最终将导致一系列有害的后果。在产品繁荣时期,大量利润涌入了产品部门,但这并没有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拉美国家的汇率也随之上升,非产品型出口贸易成本变得更高,其竞争力也就下降了。然而该地区还是没有吸取教训。拉美国家的政府现在还没能建立起商品出口贸易部门与其他经济领域明确的联系,可以说目前拉美的经济繁荣完全依赖于中国的经济形势,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们还没能把从中国崛起中得到的收入分配好。加拉格尔从不同的国际组织收集了有关拉丁美洲使用这些利润的数据(如表1-1所示)。[13]

表1-1 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拉美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得利益的不当使用

拉美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本应该建立相应机构对从中国产品繁荣中获得的利润进行合理分配,应当将这些收入多元化地分配到其他部门与产业之中,并用于环境保护。而且,许多拉美国家本来是有机会进行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这些投资本可以提高该国的收入水平并变得有足够的竞争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正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指出的那样,由于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进口需求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放缓,两地的双边贸易也不会再有像先前十几年那样的增长速度了。[14]这也是拉美地区必须努力制定不必过于依赖商品繁荣而能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经济政策的原因。如果有针对性地制定经济政策的话,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也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