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拉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优先

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实现和维持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同一个拦路虎，那就是经济脆弱性和潜在的结构性缺陷。一些国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在这之后经济内部融资及增长就开始放缓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商品价格的上涨或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减少。这两个原因解释了一些拉美国家在2003—2013年与中国经济实现共同繁荣时的经济增长特点。在中国对拉美商品的消费作用下，这些产品更加稀缺了，全球市场价格都出现了上涨，该地区的商品贸易开始繁荣发展，同时它也被视为一个使贸易关系多样化并摆脱长期对美国依赖的机会。拉美地区的贸易量很大，中国在拉美地区产品部门的直接投资水平也非常高。

到了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中国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放缓，一系列关键商品的价格开始下滑，而以石油和铁矿石为代表的产品的供给还在增加。全球多个产品市场上的产量过剩和需求放缓加剧了市场弱势趋势，这就导致了产品价格的下跌。这种增长减缓对商品密集型出口国的商品和投资都造成了冲击，而拉丁美洲地区存在大量的商品密集型出口国。随之而来的价格下跌也打击了对制造品的需求，这也就进一步降低了局域内大部分地区的出口价值。进出口交换比率的负面冲击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也导致政府账户和政府预算出现赤字。^[1]来自中国的收入暴利所掀起的拉美热潮是始料未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怎样，尽管得到了来自中国的暴利，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表现依旧疲软，而原因就在于该地区缺乏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生产能力的资本投资，同时税收和版税方面也有所不足。^[2]

换句话说，中国带来的商品繁荣降低了拉美地区在竞争力差距方面需要尽快取得进展的必要性。来自中国的大量直接投资的流入、高于100美元的油价以及由此带来的出口和政府收入增加都让拉美地区提高自身竞争力的议程变得不那么紧急，而这些议程本是能够促进新的部门和创新进程出现的。按照珀斯所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工资变得过高之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就没有办法在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中进行国际竞争，而它也不能参与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由于缺乏竞争力。在拉丁美洲只有智利和乌拉圭被列为高收入国家，但我们仍要指出，尽管分类如此，但它们也面临着与其他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相同的问题。^[3]

只有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更加复杂且增值更多的生产过程之后，经济增长才会在中等收入国家中实现。这种生产性的转变是由中等收入水平转向高收入水平的核心内容。^[4]一国在创新压力越来越大的同时其生产和创新的国际竞争力却发展缓慢，这种情景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内容。因此，拉美国家现在应该自主进行更多的有关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便实现产业转型，同时还要将工人从制造业生产活动中转到服务业和其他增值产业中去，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摆脱这一“陷阱”。

只有努力推进以创新能力为基础的增长战略，拉美国家才能确保其国际竞争力并找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本章内容主要以阿基诺和卡努托提出的“隔代观点”（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Perspective Model）为前提进行讨论，这一模型主要关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先进基础设施的获取等方面的内容。^[5]鉴于限制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是教育、技术技能和创新，这一方法将主要被用来确认拉美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以及为避免随着中国商品繁荣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它们应该在政策和制度方面有所调整。

另外，拉美国家需要确定与中国和区域内的经济伙伴关系在哪些领域中还可以被重塑，因为拉美国家现阶段需要接受中国需求减少的事实，并且现在世界经济已经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成了消费型经济。中国不仅为该地区提供了贸易和投资机会，还为拉丁美洲提供了诸如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的援助，而这正是拉美国家最需要的。但该地区首先要做的是实施适当的政策改革，通过这种方式来推进创新和科研进程，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利润中蕴含的机会才不会被浪费掉。

本章首先概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情况及其对于拉美经济和中等收入地位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对“隔代观点”进行了概述，并以此来确定拉美国家需要关注的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政策调整，这些政策调整可以保证拉美国家的高增长率并创造出新的竞争力，从而使拉美国家摆脱中等收入的标签。最后我们阐述了在产品繁荣阶段之后能够提高中国和拉美之间经济关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