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影响力分析
（一）贸易协定和全球一体化
要合理地看待全球一体化和市场解放的进程，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贸易协定的影响。尽管一些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潮流重新抬头，但每年国际间的贸易协定数量都有所增加。各国已经认识到，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提供安全且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推动协议国在互利互惠原则下进行系统化的合作。
首先，区分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至关重要。虽然这两种协议都旨在消除商业和非商业壁垒、降低交易成本，但多边协定具有更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并有利于协议国通过对外贸易建立全球治理的基础。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系列多边协定，其中最活跃的是东盟（ASEAN）、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双边协定更多发挥的是技术层面上的作用，注重两国间的具体利益。最常见的双边协定或双边伙伴关系是自由贸易协定（FTA）、经济合作协议（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和战略合作协议（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PA）。
其次，双边贸易合作协定（自由贸易协定）被定义为：通过减少政策上的壁垒，促进贸易增长，提升经济、金融、政治、文化、科学和其他领域融合水平的工具。在该定义下，双边贸易协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建立的，旨在消除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协定。这类协定重视技术作用，往往会制定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贸易政策以推动国际贸易增长。世贸组织成员国在达成新的双边贸易协定时通常会告知该组织。就世贸组织所知，截至2016年，光是已经投入运转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有243个。[3]第二类双边贸易协定实际上包含了第一类协定，不过这类协定更重视政治、经济问题。齐西莫斯[4]和克鲁格曼[5]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打开了大门，他们研究了经济一体化可能遇到的困难，并讨论了这一类双边协定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它们在推动协议国全面一体化中的作用。
就实际运作而言，本章将自由贸易协定按其建立方式分为两类，第一类称为全面协议方法（Comprehensive Agreement Approach，CA），按这种方法建立的自由贸易协定一开始就涵盖双边经济关系的大部分领域（货物、服务、投资、环境、劳工问题等）。这类方法主要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如欧盟）使用。第二类称为逐步一体化协议方法（Gradual Integration Agreement，GIA），即两国先签署某项有关贸易、服务自由化的具体协议，但同时在协议中加入允许其他合作并进行渐进式谈判的条款。这种协议主要由中国使用。这两种方法都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并且都处于1994年出台的关税、贸易和服务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Trade and Services，GATT-GATS）的框架之下。
（二）外国影响力
长期以来，学者对国际政治影响力做了诸多分类和研究，这一概念的定义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最早，国家被看作其所处环境（地方、区域和全球）中活跃的一员，就像人类个体一样，它们会出现、演变、持存，也可能毁灭。反过来说，国家的种种行为往往是出于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并追求某种超越国界的具体目标的需要。在这种语境下，人们通常将“国际影响力”理解为一国对别国政府政策制定所能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其中最常见的是双边协定或多边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
汉斯·摩根索致力于研究国家如何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他的作品是当代第一批理论化研究政治影响问题的学术论著之一。[6]摩根索假定，主导权是任何人类社群的基本追求。因此，无论一个政府的目标和宗旨如何，它的任何行动都与获得权力并将这种权力最大化有关。在这种思路下，国际影响力被看作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权力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的能力。对摩根索来说，对权力的渴望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并不认为一个集中的全球权威或超国家主体会限制主权国家的行为。他重视对民族国家行为逻辑的考察，因为后者才是全球互动的重要合法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将权力的平衡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动态过程。权力在几个国家之间的分配大致上是平等的。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建立并不困难，它不需要多少共同的准则，但不可避免的是，各国会各谋其利。在这一点上，摩根索认为利益冲突是国际体系内在固有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层面）。因此，为了维持一种全球性的共存局面，各国必须采取一系列遏制利益冲突的手段，如建立国家联盟和超国家机构。
在当时，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观点几乎是学界共识。但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全球控制权应该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来掌握，以便维持世界局势的稳定性。这个国家应当成为某种“霸权”，并通过强硬措施、谈判等手段扩大其影响，以便建立国际体系的规则，达成各国间的协调一致。这些观点构成了众所周知的霸权稳定理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HST）的基础。为该理论发声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是罗伯特·吉尔平。他认为，美国在促进国际合作，尤其是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7]霸权稳定理论的拥趸认为，国际政治是由霸权的更迭塑造的。无论何时，世界上总有一个国家作为国际规则的核心制定者而存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都深深地受到这个霸权国家的影响。然而，霸权国家的存在并不足以确保该体系的稳定性。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指出的那样，逐利动机使霸权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战略，历史上常常出现霸权国家的行为取向和全球趋势不一致的时期。[8]
另一位当代作家肯尼斯·华尔兹则采取了一种与传统的霸权理论相去甚远的思路。[9]他研究了影响国际格局的新主体，并且阐述了“系统性力量”是如何影响国家间的相互作用的。他预测了国际组织的发展，并且前瞻性地指出，国际组织的建立可能并不完全符合参与国各自的利益。国际组织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国家争夺利益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其争夺利益的原因，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不仅是一个调节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实体，也是各国间新的利益冲突的关键因素。华尔兹打开了一扇通向新理论的大门，这一理论将时间变量考虑在内（与现实主义学派的假设不同，后者认为人性本恶，并且不会随着时间改变）。他认为，新现实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解释国际体系的第三层面（也称系统层面）上。他提出，作为国际体系构成单位的国家之间为了寻求生存发生互动，从而形成了全球的主导结构（称为无政府状态），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权力分配的过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华尔兹将国际政治描述为这样一种系统：系统的稳定性和持存性通过其结构的安排才得以保证（国际体系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而存在）。我们必须意识到，华尔兹的学说诞生于冷战时期，那时的世界正处于两极格局。然而，他的理论的确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他帮助人们认识到，霸权国家的产生不仅依赖其军事力量，还源于其他方面的实力。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上建立了全球领导力，并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影响，那么它就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说在国际事务领域的话语权日益增长。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平衡不是必然的，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的现实罢了。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开始萌芽，首先是欧洲的复苏，然后是金砖国家的崛起。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各国普遍联系且经济上相互依存的观点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它强调，相互依赖有助于各国之间的和平。[10]根据科普兰（Copeland）的理论，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流派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唯一起到关键因果作用的因素。考虑到成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贸易比战争更有利，这使得国际贸易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即使当前贸易量很低，甚至根本不存在，对未来贸易的预期作为一种积极的愿景，也成为了国际间持续和平的动力。[11]
同时，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能够推动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化，并且推动建立起经济、政治交往的规范化格局。[12]在这一新的视野下，“外国影响力”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使用日益增长。继基欧汉、[13]奈（Nye）、豪加德[14]和哈斯特[15]之后，“国际影响力”被定义为国际组织或国家通过战略和协同互动间接施加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政治或文化影响。首先，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基奥内的观点。他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正如他更加重视国际合作而不是国际冲突一样。其次，该定义还包含着豪加德提出的“协调一致”（concerted power）的概念，豪加德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协调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或追求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和共赢战略）上。最后，国际影响力的定义还引入了哈斯特的观点，他提出重新考虑“影响力范围”这一概念。我们必须用后冷战的思维重新思考这一概念，不再将国际影响力看作强制施加的，而是共识性、协商性、承诺性的。
无论是施加影响力的国家还是接受这种影响的国家都是国际影响力传递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在这种情形下，一旦其他国家跨入国际化行列，许多国家也会积极地参与其中。这种逻辑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选择参加世贸组织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显然，这不是一种普适的原则，但它的确适用于许多竞争或合作的情形。在社会促进论中，这一现象被称为“协作者效应”。[16]在国际体系下，这一效应表现为，某些协议的实施能够刺激一个国家做出反应。这一理论认为，各国能够相互引导、相互学习、追求共同目标并实现资源的有效交换。该理论有两条原则。第一，被施加影响的国家能够意识到这种影响，并且有可能同施加影响的国家展开谈判并启动相关评估。第二，各国会努力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行为规范。
大卫·鲍德温提出了一种介于依赖关系理论和社会权力学说之间的方法，赋予权力以多维的特性。[17]他引入了稳定社会关系理论以深化对该问题的讨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某一个体或群体对他人的控制是通过另一个人对他人的控制从而达成平衡的。从这一理论出发，经济上的单向/双向依赖成为“影响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相互依存可能带来不同形式的影响。换言之，作者认为，世界各国可以同时处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鲍德温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通常都可以向另一种动力源转换。
综上所述，本章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素与外国影响力扩张模型结合起来（后者确定了新兴力量与小经济体之间进行合作并达成均衡的条件），通过考察各国战略性和协调性的相互作用，阐明外国影响力如何传递，并在国际层面上对社会关系理论作一些补充。在本章案例中，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允许两国在战略和制度层面上进行有效的资源交换，以实现共同目标。这种合作形式不仅旨在推动初级产品贸易，还能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所以它能让智利这样的小型经济体也获得发展机会。例如，智利是全球主要的硝石储备国，而硝石是制造电动车电池和储存太阳能的关键原料。通过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得以开采智利的硝石资源并将制成的电池再销售到拉美市场。同时，中国提出加强智利的金融服务，从而使其成为人民币新的区域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