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张栻的学术渊源
《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年表》云：“紫岩（引者案：张浚）子，五峰（胡宏）、刘氏（刘芮）、王氏（王大宝）门人，龟山（杨时）、和靖（尹焞）、谯氏（谯定）、武夷（胡安国）得全再传，二程（程颢、程颐）、元城（刘安世）、子文（邵伯温）三传，安定（胡瑗）、泰山（孙复）、濂溪（周敦颐）、涑水（司马光）、百源（邵雍）四传。”[63]此年表清晰地交代了张栻的学术渊源及学统脉络：远承周敦颐、二程，近取张浚、胡宏。究其实，宋代的理学家几乎都把自己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周敦颐和二程，这一方面源于宋代理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对周敦颐和二程思想的继承、诠释与提扬；另一方面是为自己的学说确立学统，在当时学术派别林立的阵营中树立自己学术的正宗性和正统性。此年表中可以看出，张栻的学术渊源十分深厚，具备正宗理学的背景和性质，下面对其进行详细阐明。
一 过庭之训
张浚不仅是“中兴名相”、著名的抗金将领，而且“身兼文武之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64]，据《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他是谯定门人，伊川、东坡再传。全祖望称，由于赵鼎、张浚的倡导，“伊洛之学从此得昌”[65]。同时又师承眉山苏氏，其学统为：苏洵—苏轼—苏元老—张紫岩。谯定“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66]，“苏氏处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67]，因此张浚的学术既秉承儒学之精神，又深受佛学之熏陶。这两方面均对张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浚对儒家经典，尤其是对易学颇为精通，《宋史》载：“学遂于《易》，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68]朱熹有言：“每训诸子及门人曰：‘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又曰：‘学者当清明其心，默存圣贤气象，久久自有见处。’”[69]由此可见张浚的儒学造诣非常深厚，张栻自幼随父侍亲，“忠献公（张浚）爱之。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70]。张浚在官场上几次沉浮，其中有二十余年的谪居生涯，但无论是居庙堂还是处江湖，他都非常重视对张栻的教育和培养，《行状》云：“独挈子侄往……日夕读《易》，精思大旨，述之于编，亲教授其子栻。”[71]因此朱熹说：“自其幼壮，不出家庭而固以得夫忠孝之传。”[72]可见，张栻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儒学熏陶，具有良好的儒学素养，《鹤林玉露》载：“高宗尝问张魏公：‘卿儿想甚长成？’魏公对曰：‘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语圣人之道。’”[73]张浚精于君子小人之辨，明确提出“治道之本莫大于辨君子小人之分”，并对君子和小人作了五个方面的区分：“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也；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志在于为道不求名而名自归之，此君子也；志在于为利，掠虚美，邀浮誉，此小人也。其言之刚正不挠，无所阿徇，此君子也；辞气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颜色之间，此小人也。乐道人之善，恶称人之恶，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过，则欣喜自得如获至宝，旁引曲借，必欲开陈于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难进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篾无廉耻，此小人也。”[74]这一点对张栻影响很大，他秉承父学，亲君子，远小人[75]，“君子小人趣向之异，故所怀不同，大抵公私之分而已。怀德怀刑，好善恶恶之公心也；怀土怀惠，苟安务得之私意也”[76]。并且屡劝孝宗皇帝：“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长，治乱之势，有所未定，皆在陛下之如何耳。若陛下之心严恭兢畏，常如祠之际，则君子小人终可分，治道终可成，强敌终可灭，当如祠事，终得成礼。”[77]同时，张栻将君子小人之分深入、拓展到义利之辨，以“无所为而为”和“有所为而为”进行义利分判。在宋代理学中，张栻的义利观独具特色，朱熹对此评价非常高。由于张栻的义利观在后文详述，此不赘述。
家学对张栻影响之另一方面则是佛学。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中案：“魏公惑于禅宗”。魏公即张浚，张浚不仅有佛学的渊源与师承，而且与禅僧尤其是与圆悟克勤、大慧宗杲交游密切。圆悟、大慧是宋代佛门龙象，尤其是大慧，法席之盛，冠于一时，朱熹说他“能鼓动一世”[78]。据《释氏资鉴》《大慧年谱》等记载，张浚尝问道于圆悟，圆悟勉之曰“公辅相之日，勿忘护教”，并以弟子宗杲荐之。这种家学背景，张栻也深受熏染。遗憾的是，朱熹认为张栻与禅僧的交往及其佛学思想属于“未定之论”，加之朱熹本人对佛教的排斥，因此在编订《南轩集》时对张栻论佛之文字几乎未加收录，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看到张栻本人与佛教的直接关系，也给研究张栻的佛学思想带来一定的难度。目前，我们只能通过朱熹与张栻及其同时代师友的文集和书信等史料，去考察张栻的佛学思想。《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载：“初，南轩见先生，先生辞以疾。他日，见孙正孺而告之，孙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学佛，宏见他说甚！’南轩方悟不见之因。于是再谒之，语甚相契，遂授业焉。南轩曰：‘栻若非正孺，几乎迷路。’”[79]“几乎迷路”说明张栻对佛教不是一般的喜好和了解，这一点，从张栻本人后来对佛教的总结和批判中也可以看出。
家学确实对张栻影响很大，对此，张栻若干年后曾回忆说：“学圣人必学颜子，则有准的。颜氏之所以为有准的，何也？以其复也。复则见天地之心成位乎中，而人道立矣。然而欲进于此奈何？其惟格物以至之，而克己以终之乎！呜呼！此先公之所以教某者，今并以告陈子。”[80]
二 早期从学
《南轩学案》年表中提到刘芮和王大宝。刘芮（1108—1178），字子驹，宋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南渡后，居湘中。“张魏公卜居长沙之二水，授先生室，宣公兄弟严事之。”[81]据《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刘芮是孙伟门人，其师承为：司马光—刘安世—孙伟—刘芮。另据《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刘芮是胡安国门人，其师承为：孙复—朱长文—胡安国—刘芮。全祖望评价其说：“元城之得统于温公，大抵不出‘刚健笃实’一语。元城门下，其最显者为李庄简公泰发，其厄于下寮者为先生（引者案，孙伟），其骨力皆得之元城……先生之高弟曰刘芮。”又说：“先生（引者案，刘芮）学于孙奇甫，其后遍游尹和靖、胡文定之门，所造粹然。”[82]可见，刘芮既继承了司马光“刚健笃实”的学风，又传承了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学风。绍兴十二年（1142，张栻十岁），张浚谪居长沙，命张栻兄弟从学刘芮。从张栻的学术风格与思想特征来看，可能刘芮对其产生过一定之影响。
王大宝（1094—1170），“字元龟，海阳（今广东潮安）人，建炎初，廷试第二。……赵丰公谪潮，先生从之游，日讲《论语》”[83]。据《宋元学案·赵张诸儒学案》，王大宝是赵鼎之门人，其师承为：邵雍—邵伯温—赵鼎—王大宝。绍兴十六年（1146，张栻十四岁），张浚谪居连州；明年，大宝知连州，张浚“命其子栻与讲学”[84]。但是，王大宝对张栻的影响无法详查和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史尧弼对张栻的影响。据《莲峰集》，史尧弼（1118—？），字唐英，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以诗闻名。绍兴十一年（1141），张浚寓潭州，史尧弼“雅闻其名，欲一见之，莲峰乃以《古乐府》、《洪范》等论贽之。魏公得其文，以示南轩曰：‘此东坡先生之学也。’留馆于潭。明年，试湖南漕，莲峰第一，南轩第二。莲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轩，而尝曰：‘文章一小技耳。’盖每开以正大之学，引而不发也。是以南轩平生尊敬东坡先生，不忘莲峰”[85]。由此可见，张栻青少年时期酷爱文章之学，这一点从史尧弼给张栻的书信中亦可看出。[86]史尧弼认为文章之学为“小技”（盖其以前亦重视文章之学），遂以“正大之学”鼓励张栻：“今岁来绵竹，五收所惠书，三收所著文，眷眷于我厚甚，累年别来无如此慰满也。……近与仲随数数款晤，具言钦夫夙夜孝友，上奉重亲，外接事物，酬酢一切周旋且至之状。……益充此心，放之四海，何往而不可也。文字真小计哉！愿益勉之，不倦不息，深所望者。”[87]张栻不负所望，后来终于成为一代学者宗师。由文章之学到儒者之学的转变历程在其早年所作的《双凤亭记》中有清晰的记载：“古之所为文者，非特言语之工、诵读之博而已也，盖将以治其身，使动率于礼，在内者粹然，而在外者彬彬焉。故其本不过于治身而已，而其极可施用于天下，此之谓至文。”[88]张栻对“文”的理解不仅仅是“言语之工、诵读之博”，而且赋予了理学的“内以治身”“外以用天下”之意。这个转变，为日后形成“深远与平实相结合”的思想特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南宋后期，“文辞”蔚然成风，士大夫耽于其中而昧于明道，张栻对此进行了整顿和纠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扭转学风的作用。
三 问师胡宏
胡宏（1105—1161），字仁仲，宋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因避战乱随父迁徙至湖南，长期优游南岳五峰（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廪）山，潜心儒学，授徒讲论，学者称其为“五峰先生”。胡宏一生无意仕途，“优游南山之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89]。在南宋理学派别林立、学术争鸣的时代，胡宏鲜明地提出了以性为万物之本根的观点：“性，天下之大本也”[90]，“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91]，为性赋予本体意义和宇宙意义，这是其思想的一个创造。同时，胡宏提出察识良心苗裔的为学工夫：“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同矣。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要在识之而已。”[92]因利欲之间发现良心之苗裔，即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此种方法被朱熹列为《知言疑义》的“八端”之一。另外，胡宏对理欲关系亦进行了新的思考，进而提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93]不仅缓解了天理和人欲的紧张和对立，而且贯通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胡宏是一代名儒，从学杨时，又有很多自己的体悟和创造。全祖望曾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94]，牟宗三判其思想为儒家之正宗[95]，皆在不同程度上说明了胡宏思想的成就和影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二十九岁）春，张栻禀父命，从胡宏问河南程氏学，拜师于文定公书堂：“仆自惟念，妄意于斯道有年矣，始时闻五峰胡先生之名，见其话言而心服之，时时以书质疑求益。辛巳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有在言语之外者。”[96]自述中，张栻道出了拜师的曲折历程：时时以书求教，但辛巳之岁才拜师胡宏门下。《宋元学案》载：“初，南轩见先生，先生辞以疾。他日，见孙正孺而告之，孙道五峰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见他说甚！’南轩方悟不见之因，于是再谒之，语甚相契，遂授业焉。”[97]起初，由于张栻家学中有佛学背景，所以胡宏拒见。但张栻心诚语契，后经孙正孺引见，方得以授业胡宏门下。魏了翁亦言：“南轩先生受学于五峰，胡子久而后得见，犹未与之言也。泣涕而请，仅令思忠、清未得为仁之理，盖往返数四而后予之。”[98]“往返数四”不一定是实指，但至少说明张栻拜师的经历比较坎坷，多次往见胡宏，胡宏发现其“不可以浅局量”，才终于在绍兴三十一年将张栻正式收入门下。拜师成功后，“宣公欣然归，与人曰：‘如拔除九泉之下，而升之九霄之上。’”[99]胡宏则“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100]，同时在给门人的信中称赞道：“敬夫特访陋居，一见真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幸甚！”[101]张栻受业以后，益自奋励，蚤夜观省，日进不息。对于胡宏给他的指教与鼓励，张栻自己曾说：“某向者受五峰先生之教，浃于心腹，佩之终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岂能尽窥其藩？”[102]遗憾的是，张栻受业时间不长，而五峰病殁，“仅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张栻自己也非常痛惜地慨叹道：“某所恨在先生门阑之日甚少，兹焉不得以所疑从容质扣于前，追怅何极！”[103]
张栻虽然师事胡宏的时间不长，但胡宏的思想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黄宗羲称：“南轩受教于五峰之日浅，然自一闻五峰之说，即默体实践，孜孜勿释；又其天资明敏，其所见解，初不历阶级而得之。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104]张栻吸收了胡宏的性本论，也认为“性”是具有本体意义和宇宙意义的一个范畴；同时，吸收了胡宏的“察识良心之苗裔”的为学工夫，他早期主张“察识端倪说”便是对胡宏为学方法的坚守；另外，张栻的人性论、理欲观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胡宏思想影响的痕迹。张栻思想与胡宏思想的内在联系在其为五峰《知言》所作序中可窥见一斑：“析太极精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务于一源，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体用该备，可举而行。”[105]因此朱熹说：“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106]朱熹此言不仅说明了张栻对胡宏思想的继承和坚守，同时表明了张栻对胡宏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可以说，朱熹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1] 有关张浚的生平和事迹，参阅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五上、下），杨万里《张魏公传》（《诚斋集》卷一百十六），脱脱《张浚传》（《宋史》卷三百六十一）。朱熹的《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云：“手书家事付两子……且曰：‘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不欲归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仲秋）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时，命子栻等坐于前，问国家得无弃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5页。）
[2] 张栻：《答陈平甫》，《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911页。据胡宗懋《张宣公年谱》（胡氏梦选楼丛刊本，载《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该信作于乾道八年（1172），因此其后的经历没有叙述。
[3] 张栻的生年学术界存在着争议：据王开琸《张宣公年谱》（《沩宁汤溪张氏九修族谱》卷一）和高畑常信《张南轩年谱》（中京大学文学部纪要，1974年12月），张栻生于绍兴二年（1132）冬，王开琸《张宣公年谱》云：“宋绍兴壬子二年十二月生。”但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则认为生于绍兴三年（1133）。朱熹所撰《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是记载张栻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等各方面比较翔实可靠的资料，在碑文中，朱熹虽然没有明确标明张栻的生年，只说“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秘阁修撰、荆湖北路安抚、广汉张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又说“然比召下，以公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右观，则已不及拜矣。卒时年四十有八”。（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4页。）以此推算，则绍兴三年（1133）为张栻的生年。
[4] 张栻：《子远使君出守广汉始获倾盖诸官赋诗赠别某广汉人也故末章及之》，《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568页。
[5] 杨世文、王蓉贵辑补：《南轩集补遗》，《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2页。
[6] “实学”一词转录向世陵《张栻“实”学浅论》，《天府新论》1992年第2期。
[7] 张栻：《书相公亲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3页。
[8] 胡宏：《与张敬夫》，《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3页。
[9]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0页。
[10]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11]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南轩辨梅溪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6页。
[12] 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5页。
[13] 杨万里：《驳配飨不当疏》，《诚斋集》卷六十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2页。
[14] 张栻思想的分期主要依据其观点尤其是其对工夫论的修正而言，基本上他早期主张先察识后涵养，晚期坚持察识与涵养并进；时间上，大致以乾道八年（1172）为限。乾道七年（1171），南轩作《主一箴》云：“事物之感，纷纶朝夕。动而无节，生道或息。惟学有要，持敬勿失。验厥操舍，乃知出入。”（《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8页。）在同年答胡广仲的信说：“《主一箴》之谕甚荷，但某之意正患近来学者多只是想象，不肯着意下工……故某欲其于操舍之间体察，而居毋越思，事靡它及，乃是实下手处，此正为有捉摸也。”（《答胡广仲》第3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可见，张栻仍坚持先察识后涵养的思想。乾道八年（1172），这种思想有所修正，是年在给吕祖谦的信中云：“某读书先庐，粗安晨夕。顾存养省察之功，固当并进。”（《寄吕伯恭》第1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91页。）此时张栻认为察识与涵养应当并进。但同时应当注意的是，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前后都是相续的，不可能是截然分开的，“分期”只为研究上之方便。
[15] 张栻：《胡子知言序》，《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55页。
[16] 朱熹：《答张钦夫》第10书，《朱熹集》卷三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2页。
[17] 杨世文、王蓉贵辑补：《南轩集补遗》，《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1页。
[18]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页。
[19]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页。
[20]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94页。
[21] 张栻：《静江府学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此记中云：“乾道二年，知府事张侯维又以其地堙陋……侯以书来曰：‘愿有以告于桂之士。’”可见此记作于乾道二年（1166），但杨世文、王蓉贵校点的《张栻全集》中，该记下署“乾道六年春二月”，而四库全书本《张南轩文集》中，该记下无有此时间之标署。
[22] 张栻：《郴州学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83页。
[2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08页。
[2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52页。
[25] “南轩出入甚亲密，满朝忌之。一日，往见周葵，政府诸人在，次第逐报南轩来。周指之曰：‘吾辈进退，皆在此郎之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09页。）“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至东华门。孝宗因论人才，问王十朋如何。……对曰：‘十朋天下公论归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张。臣父以为陛下左右岂可无刚明腹心之臣，庶几不至孤立。’上曰：‘刚患不忠，奈何？’对曰：‘人贵夫刚，刚贵夫中。刚或不中，犹胜于柔懦。’上默然。盖史直翁与张魏公议论不同，梅溪则是张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说而有是言。”（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南轩辨梅溪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5页。）
[26] 朱熹：《答罗参议》，《朱熹集·续集》卷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7页。
[27] 朱熹：《答罗参议》，《朱熹集·续集》卷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38页。
[28] 朱熹：《答何叔京》第8书，《朱熹集》卷四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0页。
[29] 《新修岳麓书院志》，清康熙版，湖南省图书馆藏。
[30] 王懋竑：《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6页。
[31] 朱熹：《与曹晋叔书》，《朱熹集》卷二十四，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7页。
[32] 朱熹：《答程允夫》第5书，《朱熹集》卷四十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33]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1页。
[34] 乾道五年（1169），张栻、吕祖谦同住临安百官宅，过往密切，吕祖谦亦多次提及此事：“八月稍凉，已与张丈约共为夜课，盖日月殊易失耳。”（《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页。）“某所居乃在旧王承宣园……政与张丈寓舍相望，于讲论甚便。”（第503页）
[35] 张栻：《答舒秀才周臣》，《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页。
[36] 张栻：《答朱元晦》第5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59页。南轩与朱子讨论《知言》的书信如下：《答朱元晦》第5书，《答朱元晦》第7书，《答朱元晦》第8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862页），《答朱元晦》第9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884页）。
[37] 书中云：“祈请竟出疆，颠倒绊悖，极有可忧”，是指范成大为祈请出使金国之事。《孝宗本纪二》（《宋史》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48页）载：“戊子，遣范成大等使金，求陵寝地，且请更定受书礼。”戊子，即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此书作于范成大出使金国不久。
[38] 杜海军：《吕祖谦年谱》，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页。
[39] 张栻《答朱元晦》第9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84页）云：“秋凉行大江，所至游历山川，复多濡滞，今方欲次鄂渚，更数日可解舟。舟中无事，却颇得读《论语》、《易传》、遗书，极觉向来偏处，取所解《孟子》观之，段段不可，意义之难精，正当深培其本耳……《知言》疑义开发尤多，亦有数处当更往复，及后来旋看出者，并俟后便。”与癸巳《孟子解序》所述大同，由该序知此乃张栻乾道七年（1171）由左司员外郎兼侍讲罢归长沙之事，故该信当作于乾道七年底。
[40]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0页。
[41]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3页。
[42]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3页。
[43] 张栻：《答陈平甫》，《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11页。
[44] 张栻：《寄吕伯恭》第1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91页。
[45] 张栻：《答乔德瞻》第1书，《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30页。
[46]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5页。
[47] 杨万里：《张左司传》，《诚斋集》卷一百十五，本引文转引自《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8页。
[48]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1页。
[49]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0—4551页）云：“广西去朝廷绝远，诸州土旷民贫，常赋入不支出。故往时立法，诸州以漕司钱运盐鬻之，而以其息什四为州用，以是州得粗给而民无加赋。其后或乃夺取其息之半，则州不能尽运，而漕司又以岁额责其虚息，则高价抑卖之弊生而公私两病矣。公始至，未及有为，专务以访求一道之利病为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则为奏，以盐息什三予诸郡。又因兼摄漕台，出其所积缗钱四十万而中分之，一以为诸仓买盐之本，一以为诸州运盐之费。奏请立法，自今漕司复有多取诸州，辄行抑卖，悉以违制议罪。其敢以资燕饮、供馈饷者，仍坐赃论。诏皆从之。”
[50] 张栻：《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1页。
[51] 张栻：《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2页。
[52] 张栻：《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2页。
[53]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3页。
[54]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3—12774页。
[55]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3页。
[56] 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张栻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4页。
[57] 张栻在这段时期的著述，主要有《袁州学记》《邵州复旧学记》《钦州学记》《雷州学记》《江陵府松滋县学记》《宜州学记》《尧山漓江二坛记》以及《楚忘记》等。
[58]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页。
[59] 胡宗懋：《张宣公年谱》卷下，胡氏梦选楼丛刊本，载《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29页。
[60] 张栻：《遗奏》，《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664页；又见《张敬夫遗表》，载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卷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4页。
[61]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页。
[62]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54页。
[63] 黄宗羲：《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05页。
[64] 杨万里：《驳配飨不当疏》，《诚斋集》卷六十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1页。
[65] 黄宗羲：《赵张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11页。
[66] 脱脱：《宋史》卷四百五十九《谯定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460页。
[67] 黄宗羲：《荆公新学略》，《宋元学案》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7页。
[68] 脱脱：《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311页。
[69] 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0页。
[70]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5页。
[71] 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朱熹集》卷九十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9页。
[72] 朱熹：《张南轩文集序》，《朱熹集》卷七十六，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8页。
[73]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高宗眷紫岩》，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2页。
[7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6页。
[75] 《张栻传》载：“其远小人犹严。为都司日，肩舆出，遇曾觌，觌举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棂，觌惭，手不得下。”（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775页。）
[76] 张栻：《论语解·里仁篇》，《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77] 胡宗懋：《张南轩年谱》卷上，胡氏梦选楼丛刊本，载《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92页。
[7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029页。
[79] 黄宗羲：《五峰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3页。
[80] 张栻：《书相公亲翰》，《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3页。
[81] 黄宗羲：《元城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9页。
[82] 黄宗羲：《元城学案》，《宋元学案》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4页。
[83] 黄宗羲：《赵张诸儒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3页。
[84] 《王大宝传》载：“（大宝）知连州，张浚亦谪居，命其子栻与讲学。”（脱脱：《宋史》卷三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856页。）
[85] 任清全：《莲峰集》序，四库全书集部第1165册，第1—2页。
[86] 史尧弼在给张栻的书信中说：“今岁来绵竹，五收所惠书，三得所著文，眷眷于我厚甚，累年别来无如此慰满也。”“三得所著文”说明张栻青少年时对文章之学的喜爱。
[87] 史尧弼：《与张丞相子钦夫》，《莲峰集》卷十，四库全书集部第1165册，第771页。
[88] 该文作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南轩二十二岁，详见杨世文、王蓉贵辑补《南轩集补遗》，《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2页。
[89] 张栻：《胡子知言序》，《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55页。
[90] 朱熹：《胡子知言疑义》，《朱熹集》卷七十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8页。
[91] 朱熹：《胡子知言疑义》，《朱熹集》卷七十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2页。
[92] 朱熹：《胡子知言疑义》，《朱熹集》卷七十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5页。
[93] 朱熹：《胡子知言疑义》，《朱熹集》卷七十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9页。
[94] 黄宗羲：《五峰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6页。
[95] 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一章第四节“宋、明儒之分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96] 张栻：《答陈平甫》，《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97] 黄宗羲：《五峰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3页。
[98] 魏了翁：《跋南轩所与李季允帖》，《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一，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00页。
[99] 刘壎：《南轩契合》，《隐居通议》卷三，四库全书子部第866册，第28页。
[100] 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集》卷八十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5页。
[101] 胡宏：《与孙正孺书》，《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7页。
[102] 张栻：《答舒秀才周臣》，《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页。
[103] 张栻：《答胡伯逢》，《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页。
[104] 黄宗羲：《南轩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5页。
[105] 张栻：《胡子知言序》，《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55页。
[10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606页。